2012

这部电影的本意，决不是仅仅想表达人类在面临灭顶之灾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同舟共济，自我献身的精神；相反，在整部电影里充满了精英对大众的背叛，精英已然成了大众的敌人。

在印度学者们发现了由于太阳的异常活动导致地壳运动失常开始，这个社会的精英们就用那些他们已经驾轻就熟的惯用手法来封锁了消息。他们将大众看作需要监护者的未成年人，他们不相信大众，认为不成熟的大众在知晓这些消息后会变得无法控制自己，会发生暴乱，会损害那些所谓的文明。所以，他们会让那些地质学家和经手此事的工作人员们三缄其口，同理，他们也会毫不犹豫的封锁另一些在他们看来会让这些愚民发狂的“谣言”。03年某国作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这部电影进一步延伸了那些精英们令人发指的行为。在预测到毁灭性的后果之后，他们采取了更加严密的措施控制这个精英共同体的利益。任何敢于向大众揭露真相的人都被暗杀。在这个共同体中，强力领导者们自然是肆无忌惮的履行着自己的信念，他们是获选者，他们将延续人类的文明。然而，那些表面上看来被强硬派裹挟的温和派精英们，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可以原谅的吗？他们即使只是从犯，也背叛了大众。特别是和那些深具牺牲精神的无畏者们相比，他们同样也应该感到汗颜。

于是，精英们利用大众的劳动成果，利用纳税人的资金，建造了2012年的诺亚方舟，并自我推荐为延续人类文明的火种，最后，他们满怀“悲伤”的生存了下来……他们最后会说：死去的人啊，你们的死是有意义的，你们是为了人类文明的延续而献身的。这一幕是如此的滑稽，就像一个肉食者对这盘中的火鸡，说：火鸡啊，你死的是有价值的，你的死使我活了下去，另一个更高等级的物种得以存在。

写到这里，我不禁要问，是什么使精英背叛了大众？精英必然是大众的敌人吗？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每个答案也可能都不禁相同。在此，我想说出我的粗浅看法：导致精英背叛大众的原因是代理人道德风险和信息的不对称。由于种种原因，大众和精英之间形成了公权力的委托——代理关系。代理人便利用种种的便利条件和信息不对称的优势为自己谋取更多的福利，甚至不惜以损害大众的利益为代价。在灭顶之灾面前，他们竟然团结一致，抛弃了大众。

怎样改变这一现状呢？或者说是怎样使精英不必然变成大众的敌人呢？建立更好的激励机制，抑或建立更加有效的监督体系，等等。无疑，这些都是有所助益的。但是，作为一个目睹了现代信息传输革命性的发展的人来说，我更加倾向于在消除信息不对称方面进行努力，我们可以善用网络，手机通讯，以及将来可能出现的新的信息传递形式。试想：当时如果可以流出可考的信息束，以网络的传播速度，被精英控制的当局是无法封锁的了的。因此可以这么说：网络就是大众监督精英的有利武器！

但是，现在某国政府的所作所为……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

最后，再次回到电影本身，我认为这不是最好的结局。我心中的结局应该是这样：所有的灾难都如以前一样的发生，所有的精英们也如期登上了方舟，而且强硬派们始终控制着局势，那些由于故障而没有登船的“精英”，最终被更加优秀的精英所抛弃……最后，洪水如期而至，但是方舟没有抵抗住洪水的冲击（也许是因为中国人建造的），所有的精英全死了，洪水退去，在西藏的角落，在非洲的角落，抑或这在其他什么地方的角落里走出了劫后余生的人们，他们将延续人类的种族——最后的选民不是由于背叛而产生的，我始终坚信这一点！

电影很好看，特效就不用说了，小小说“这个电影是灾难打包大奉送，地震、冰雪、海啸、火山，地裂，楼塌，人灾，要啥有啥。”除了没出现巨型怪兽凹凸曼哥斯拉。
要我，就拍尼斯湖水怪，尼泊尔雪人都经不住地壳运动，到城里来讨生活了，那岂不是更热闹。
多视角多线索多地点的叙事确实是最恰如其分的结构模式，尽可能大格局地展现末日来临的全球同步感。从前的灾难片大多让人感觉这只是美国的事，令我这种不怀好意的观影者有一种，或者幸灾乐祸，或者唇亡齿寒，兔死狐悲的抽离感。

但是这部片子还是犯了大而不当的毛病，拍得尽力，看得过瘾，却总让人感觉哪里不对劲。
人家卖力拍这么一片子容易吗？我笑也笑了，哭也哭了，吓也吓到了，怎么还是装B不满意呢？回家苦思冥想半天，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1.也许是因为《2012》时间点太近的关系，说是人类在两三年内自己搞垮地球可信度低，所以地球毁灭只能源于太阳耀斑，磁极转变，地壳位移这些巨大的纯天然不可抗力。
无论是《圣经》中索多玛城的毁灭，诺亚方舟的由来，还是《后天》中人类破坏生态环境造成的全球变暖，都是突出了人类自作孽不可活的原因，才给了人们警示，反省和修正自己的震撼。
而《2012》让人感觉，世界末日就是一个由物质规律决定的时间节点，命中注定到那一天地球会重新洗牌。那人类还去保护环境干什么呢？维持道德美感干什么呢？无论如何，人类的未来是会终结的啊，有了末日，就没有可持续发展了。
我相信，命运的无力感面前，大多数人都会选择今朝有酒今朝醉吧。无法亲手掌握命运的人，就是没有希望的人。
这部电影首先放弃了灾难成因上的警世意义，剥夺了人类反省和改正的可能性。

2.导演罗兰·艾默里奇不是个没有想法的人，不是个一味美国英雄主义的德国人。但是他很明白自己的专长和局限，叩问人性，悲天悯人不是他的强项。他的世界观并不体现在深度上，而是在于，他有一种单纯坚硬的家国感，一种接近于物种平等的价值观。灾难背景对他来说，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可以让因为国别，人种，语境，个性而变得隔阂的人心重新贴近，团结在一起；让所有盲目追求经济利益而变得铜臭而混沌的血液重新沸腾起来。这一点在《独立日》中美国总统那段振奋人心的精彩演讲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本片中则是由失婚作家杰克逊代言，在现实生活中，他由于过于理想化而混得很失败，但是在灾难面前他有了在妻儿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
或许因为题材和结局的注定，或许是年龄的增长，艾默里奇这种单纯勇敢的价值观越来越多地掺进了怀疑和反省。当艾德里安和杰克逊谈到他的新书，问他是否相信在大灾难面前人们能够无私互助？杰克逊说，是的，但评论家都说我幼稚。
这就是导演的矛盾，他不愿放弃自己的信念，却又怕别人说他幼稚，所以抢先自嘲，并因此手软了。

3.承上，《2012》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鸡肋式的含糊不清的尴尬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的体现几乎全部都压在科学家艾德里安身上，于是这个角色清高得非常惺惺作态。
导演通过艾德里安怀疑，否定的眼神去表达对政客们的蔑视，批判和愤怒，但又出于谨慎和中庸而畏缩退让，不敢动作，不知如何动作。因为他也想不出在这种情况下，更人性的，更人道的选择是什么？？从一开始就把问题抛出来，哆嗦到最后才颤颤巍巍地搞了个开舱门事件，拯救的也不过是那些花了十亿欧元的富豪和少数工人。这个群体本就不是出于公平选择出来的，通过拯救他们来表现生命平等的人道主义精神不是自己扇自己嘴巴么。
科学家艾德里安，靠印度天体物理学家的发现成为总统第一科学顾问上了方舟，最后这个印度学者却死于海啸，他愤怒了，可要不是这个朋友在生命最后一刻打电话给他，他又几时想起过他的安危？一直轻蔑地瞟着白宫参谋长卡尔，也没见他顶个嘴揍他一拳呀，要知道这在美国电影中很平常。他气愤客房修得太豪华最后还不是舒舒服服躺在里面和美女热吻。他很关心杰克逊一家，可连身边的人都在说去修电缆就是送死的时候，他却适时地沉默了。光说不练，坐享其成，还要表现得一脸愤青样，搞得自己多清高多纯洁多人道主义似的，是这个人物最惺惺作态的地方。
而艾德里安的这种惺惺作态的怀疑和顺从正代表了影片的贯穿始终的价值基调。

4.人物塑造得太平庸，不肯着力。艾德里安还不如准反派白宫参谋长卡尔来得有劲呢，卡尔看似冷漠钻营，可从实用论来说，没有这个人，美国就完了。抗压能力，反应速度，决断力，外交手腕……都超一流，他在他的位置上，做了最应该做的事情。其实这个人物明贬暗褒，完全可以更专横更油滑更个性些，最后来一个尤里大叔似的升华就完美了，可惜导演一再错过了塑造经典人物的机会。
男主杰克逊等一干人等的角色都很卡通化，一路被剧情在后头咬屁股，丝毫没有余地来挖掘人物思想深度，最后，来了个个人英雄式的拔高。当大家为杰克逊脱险而欢呼的时候，情绪上很真实，逻辑上却不正确。别忘了，船就是杰克逊这帮人弄坏的，他的行为没有啥可颂性。只不过是人们暂时脱险之后急需更多的精神鼓舞罢了，说是情绪惯性也好，精神鸦片也好。
照例是小配角出彩，比如说俄罗斯富豪尤里大叔，个人觉得他非常棒。不多的镜头让这个冷酷，吝啬，聪明，狡猾，爱家，爱拳击的俄罗斯大叔在最后的奋力一举成就了永恒。是的，他很自私，但是他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他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用尽所有力量，包括金钱权势和臂力保护着自己的孩子。他不相信别人，不依赖别人，也不批判别人。我喜欢这种很“独”的人物。

除了人之外，狗在里面作为动物的代表也给足了戏份。一向是非常喜欢动物的，这回我却有点反感。宠物狗完全没有派上过什么用场，连自己下地走路都很少，有一种附庸在有钱人身边的寄生虫的感觉，是另一个版本的娜塔莎。穷人家的孩子不行，有钱人的狗却可以随意在方舟上溜达，看得我大为不爽。

5.究竟什么人应该上船？片子给出了一个矛盾。艾德里安质问“我们卖票了？”没有富豪的钱，怎么造得了方舟？难道你们美国科学家做了学术贡献应该上船，人家那十亿欧元就该被当做羞耻悄悄抹去吗？有钱不是罪。用钱买自己和亲人的命不是罪。就拿尤里来说，不管坑蒙拐骗还是怎样，人家白手起家赚来三十亿欧元，就该被白白征收了吗？
人人平等很对，仇富是另外一种歧视。

地球上的60亿人死得很冤枉，因为少数人控制了权势和信息，所以大多数人失去了知情权和选择权。干掉卢浮宫馆长等一干人等之后，美国总统又跟拉家常似的告诉自己女儿（这片子的保密机制非常有问题）：“下面我要说的事只有十几个人知道……全球四十多个国家参与了。”（这话真2啊不提了）。

可见，大多数的人类，以国家为单位被蒙蔽了。
如果少数富豪秘密进行方舟计划，那无可厚非。自私是一种道德错误，不是法律错误。但国家就不同了。国家是民众选举出来的权利代理机构，不该有自主意志。国家不是人民的父母，更不是上帝，不能替他们决定生死未来。国家之于民众，不是救得了或者救不了，而是整合大家互救，自救。G8这几个大佬完全把自己当凹凸曼了，他们的行为根本是独裁啊。

虽然我想，提前告诉人民，引起的恐慌可能会提前把地球毁灭，但没有谁比别人高明些，基于任何个人观点的预判都只是个体立场。任何人都不见得看得透人性和命运，任何人都没有权力褫夺其他人的权利。在我个人看来，如果为了繁衍，就连个人基本的权利都可以剥夺，那么人类稀里糊涂活下来又有什么意义？？

我很感慨于美国总统最后的发言“起码，我们可以和所爱的人道别。”他是对的，到最后，他把选择的权利和自由还给了人们。

6.导演很看重家庭，但却不是很懂得情感。艾德里安和总统女儿贯穿始终的不失时机的调情非常不合时宜，透着一股子高高在上的自以为是。全世界都忙着毁灭，忙着自救的时候，你俩仗着特殊身份始终优雅地看看书，谈谈情，还时不时装处装文艺青年，自吹自擂两句。
小沈阳都说了“别人在吃菜喝粥的时候，咱们在吃肉，咱们没有能力分给别人，但是咱们尽量不吧唧嘴，这也是一种善良。”
女主角凯特是爱着前夫杰克逊的吧，可是在杰克逊两次出事时都只是大声喊喊，完全没有冒险前去营救的意思（儿子不见了也是这样，这个女人很惜命）。白白浪费了煽情机会。
导演有一种不大必要的克制，说白了，地球末日这么大的情都煽了，小处干嘛又要节制呢？包括，艾德里安的父亲翻船前爬到船舷外，看着几十年的老搭档说了声“对不起，比尔”。有必要在这个时候用这个人物来表现人性的恐惧和绝望么？

和琴子说起《泰坦尼克》里面最令人感动的，相拥死去的老夫妇，坚持演奏的乐队。理想到梦幻化的人性光辉表现得那么自然，优雅，毫不做作。而本片游离暧昧的叙事态度最后都落到了渲染恐惧上，几乎每一个人临死前眼神中都是无限的恐惧。包括本应慷慨就义的美国总统，一脸白霜，眼窝深陷，鬼一样地，无限恐惧，支着救护床，被航母拍死。导演您就不能让个别人死得从容优雅一些么？

7.说到这儿，必须要赞扬一下伍迪·哈里森饰演的电台主持人查理，他是本片里最有范儿的人物啦，也恐怕是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人物。
对抗不可逆转的死亡来临，只有梦想，信仰能让我们不朽。基本上来说，面对末日，你不怕它，你有比它更重要的事去在乎，死神上门的时候你看都懒得看它一眼，你就赢了。不论你信仰的是家庭，事业，爱情，神祗还是共产主义。
鉴于本片没什么可歌可泣的爱情，我唯一感动的重点就落到了敬业上。敲响大钟的老喇嘛，集结祈祷的教徒，奋力救护伤员，维持秩序的消防员，救护员，和人民共同面对的总统，以及总统身边的秘书，带着悲伤的表情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在死亡袭来的一刹那，他们没有余地思考死亡和恐惧，他们和内心的信仰一起，瞬间静止了。
这样的死亡，很美。

8.忍不住说一下，看到某些影评把影片里，每一个出现东方面孔或出现中国的时刻都细致深情地分析成电影在深情赞颂中国，还说这片儿是导演写给中国的情书………… 这种巴结的姿态太可悲了，中国人自己伤害自己的自尊心。

有一些无伤大雅的小bug，一再重复的特效场面造成视觉疲劳。但妨碍这电影成为经典的，其实还是思想层面的含糊其辞。也难怪，面对这样一个巨大的题材，谁也不敢妄言什么。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驾驭灵魂拷问这类深度，其实导演要是就像杰克逊的书一样，只单纯地表现人们团结互助，守持信仰的主题就好了，就算幼稚，也坚持用这理想化的美好去震醒人心。

一如既往，《2012》是我和牛逼陈一起看的。

两个大龄傻逼男青年一如既往揣着学生证，一如既往的在中央大街上最便宜的电影院高度警惕的检票员狐疑的目光审视下，一如既往地坦然任由胡子茬上挂着冰糕屑昂首直入放映厅，一如既往地摸着对方的大腿哀怨无比的看电影～～

青年才俊有车有房J无比感慨道：“两个大老爷们混到如此凄凉，这是种什么精神？”

哥看的不是电影，看的是落寞。

这个电影多傻逼就不讨论了，我们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本着物种延续的角度，如何甄选出有资格上方舟的人？

政客、有钱人肯定是不行的，平时被人伺候惯了，现在跑到非洲饭都不会做碗都不会洗，是活不下来的。而且本质上他们所擅长的领域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社会的一个层面，奥巴马口才再好，巴菲特炒股再牛逼，跟着非洲野人打猎恐怕也不行。要知道非洲人打猎往往是和动物赛跑，就凭借人是所有动物中散热系统最发达这一点，活生生把动物们累中暑。

有人力推科学家，这个也不太现实。现在不是牛顿、希尔伯特、庞加莱的时代，一个牛逼人单枪匹马转一圈，科技噗噗涨三级，科学家们就懂自己那一点屁事，相互之间还瞧不起，带搞科研的不如带两头猪。江湖故老相传，费曼爷爷当年考虑过一个问题，就是万一人类葛屁，要留下一个一句话的信息，以期对下一个文明的发展进程产生最大的帮助，费爷爷认为是“物质是由粒子组成的”最重要，剩下什么牛顿定律、相对论都好说，也就是说我们目前这些狗屁科技全鸡巴自娱自乐，没啥了不起，就算全灭了，过了几千年还能再搞出来。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抽签绝对是个好方法，至少他比大部分方案要不差。请注意，我不是从公平的角度出发，而是从物种延续的角度出发。因为中奖的是四五万人，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所以抽中个把糖尿病老太太、同性恋青壮年是完全可以承受的。人类本来就是个很多样化的物种，面对的问题也难以预料，任何人为的优选都未必能够应付未知的挑战，人类的发展在更大的尺度范围内取决于基数的大小而非质量的高低，更何况，四五万人的基数已经远比东非时代人类最低谷的人数要多。

如果抽签在政治上无法实现的话，那么我唯一的建议就是多带农民。亚当斯密爷爷在《国富论》中有很大篇幅是在分析农民收入上的劣势，原因就是农业分工远不能像工业那么明显，再辛勤的农民效率也达不到一天做几千只钉子的工人，因为农民一天干的工作的种类要远远多于一个产业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劣势其实正是优势所在。他会种地，可以自己做点木匠活，盖房子，饲养牲口样样都不在话下，相比一些什么研究纳米技术的博士教授，应该更具有生存能力。

《2012》这部电影，仿佛人族基地被神族航母端了，亏好选手操作好，手里紧紧攥着四百水晶，一对枪兵护士配合六个机器人四个隐形飞机保护科技球披荆斩棘杀出重围来到了一个新矿区准备东山再起力挽狂澜的时候，发现自己忘了带一个农民～

007第一集，大反派诺博士是个中国人，这部电影上映于1962年的10月5日，之后15天，中印边境冲突爆发，4年之后，文革中的中国进一步封闭了自己，谜一般的红色风暴自东方而起，席卷了整个世界，而那些嘶喊吼叫着的左派学生们其实并不知道当时的中国在发生着什么。

文革过去33年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始终挑动着所有中国人的心，我们就如同一个少年，有着让人自豪的成绩，也有着不可忽略的缺点，毛躁地期待着，期待着所有人都为那些成绩喝彩，所有人都放过那些缺点。我们在每一部大片中寻找着中国的影子，在每一个应该有大国出现的大场面中寻找那红色的旗帜，在每一次世界面临奇思异想的灭顶之灾时都期盼着中国的出现。我们等来的是什么呢？是破旧野蛮如集中营一样的监狱，是中国熊猫的美式减肥之旅，是旧式的军服和冷酷的军人，是挥金如土的黑帮富商，是质朴善良却吃不饱的人民。我们是如此在意西方媒体对我们的看法，所以《参考消息》销量甚高；我们是如此在意好莱坞镜头里的中国是怎么样的，所以在失望后我们愤怒，我们谩骂，我们沮丧。

好像一个少年，用穿着球鞋的脚踢着街边的垃圾桶，发泄着他看似有理却其实无关紧要的愤怒：这一切，都是成长的烦恼而已。

何必在意好莱坞镜头里的中国是什么样呢？不需要在陨石撞击地球之前拉着中国也发射核弹，我们知道自己能毁灭世界；不需要让蝙蝠侠在香港跳来跳去，我们知道自己有摩天大厦；不需要一个外国导演的感动，我们知道在2008年的5月，汶川、映秀、北川闪耀着怎样的光辉，那光辉足以在人类不长的历史上留下璀璨的一点。不需要，其实我们从来都不需要好莱坞的肯定和西方世界的赞赏，我们有《南方周末》，有简光洲，有卢广，有×××，有×××（请随意填空，只要可能被豆瓣删除的人名都符合条件），我们能够发现自己的问题，我们也有有勇气说出这些问题的勇敢同胞。

但是——是的——没错，如同那个少年一样，我们希望那肥大的校服能够衬出自己一下子蹿高了8公分的身材；我们希望那千篇一律的、人人一样的发型能够有点变化；我们希望自己成为同龄人中最有魅力的那一个——尤其是和西南角那个黑乎乎的表弟相比；当然，我们最希望的是那些前辈们能够说一句：小伙子，不错！

哪怕那些前辈们虽然有的富可敌国，有的学富五车，却已老眼昏花，跟不上时代，也泡不到美眉了。

少年中国啊，少年中国，当我坐在电影院中，不可免俗地费力寻找你的身影时；当你的名字出现在那张地图上，我惊呼出声心中暗爽时；当我和所有观众一样，看到直升机上那八一星徽会心一笑时，我们都是你的一部分——你的少年心性，你的故作深沉，你的不成熟，你的早熟，你的活力，你的不完美，你的冲劲，你的不自信，你的勇敢。

好莱坞的镜头里永远不会有我们眼中的中国，我们眼中的中国只会出现在中国电影的镜头里。西方媒体的笔下永远不会有真正的中国史，中国历史的记录者永远使用汉字，那汉字从前存在于史官怀中的竹简和市井小民的传说中，今日则被坐在电脑前的每一个你和我敲击，那些西方记者们漏掉的每一个欢笑和每一场苦难，都被我们忠实的记录。

所以，无需费尽去寻找“中国方舟”了，无需为那一句“只有中国能在短时间内做到”而受用无穷，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说中国“壮丽浓郁、翩翩绝世”，不是吗？在那些白皮肤的老朽们已经爬到山顶的时候，等待着他们的只有下山的路，而攀爬未半的少年中国，抬起头，前方是久违300年的绝顶风景。

好莱坞，不如遗忘中国吧，不当大反派，也无意成为救世主，更不想如你们镜头中俄罗斯的寡头、沙特的王储、印度的科学怪才那般脸谱化。如何编排你们的配角由你们自己高兴，但真正的中国，存在在中国人当主角的电影里。

好吧，善良的中国人民都同意了，以后俺们的灾难片里，也给你们美国人留一艘船。要减肥哦。

——瞎写于UME华星憋尿两个半小时之后，目睹中国电影欣欣向荣，作为影迷有感而发，BTW，拍《三体》吧！

我并不真喜爱《2012》——实际上，很遗憾，它完全不符合我的观影喜好。豆瓣上有很多人为了这部片子（以及很多新片）吵架，对此我没有一种必须要坚持的立场，也无意去谈论它。这里我要谈的是另一件事，是由《2012》的背景设定联想到的。如果有一部类似的片子叫做《1999》的话，那么我在这里要讲的，在最开始，大概就是这部电影的剧情简介吧：

1990年时我8岁，当时读过一本书，很厚，不过名字已然模糊（细想想，可能是《世界未解之谜》之类，但我不保证是，因为豆瓣里没搜到那本书，我也想不起封面来了），里面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描述关于诺查丹玛斯给出的末世预言，即收录在诗集《Centuries》中的那段：

1999年7月，
恐怖使者从天而降，
使安哥摩阿大王为之复活，
之后马尔斯借幸福之名统治四方

8岁时的我当然不知道谁是恐怖使者或者Angoumois大王，也看不懂这段话（成年人也看不懂吧=。=）究竟蕴意为何。该死的是这本书，他自作主张地将各种各样的相关推测都如实记录了下来，具体说的什么我现在也忘记了，唯一确切记得的，是在读完之后有了一个确信无疑的念头“这个世界还有9年就会毁灭了”。

于是赶紧将书的这页折好，从外公提醒起，一直到让全家都过目了这则伟大的预言。我的神态焦急，他们却只是笑笑了事（孩子嘛）。当时我怏怏将书放回书架，不过却下了很大的决心，打算为了这并未来到的危险做好万全的准备。

我的想法是：家中一共有6口人，等到1999年7月时，只要能整个月都坐飞机在天上飞着，当恐怖使者从天而降时，便能够逃过一劫了。

那时的我自然考虑不到通货膨胀率以及人类面临末世危机时的混乱状况——假使一切在末日前都井然有序、假使通货不膨胀、假使大家在1999年时都还在（实际上，当时家里的6口人，到99年只有4人了。外婆的母亲，还有外公都在94年前后离去）……那么，我需要想办法承担6张长程飞机票，必须筹到足够的钱才行。

在九十年代初期，坐飞机的经验是很难得的。我当时唯一坐飞机的经历，还是在大约5岁时，全家一起到广州去见几位某国来的朋友（关于那次旅行，我现在唯一就记得白沙洲的白天鹅宾馆、广交会、五羊公园和广州的湿热了）。机票价格我不可能知道，而且事情也已经过了三年多，国内的飞机里程大约也不算“长程”，所以这样唯一的一次经验，很可惜，应该是无用的。

但家里也不是没人可以问：我的外公是法属毛里求斯的归国华侨，就在90年前后曾受时任毛里求斯总理的弟弟邀约，坐飞机到那里探亲了几个月。这件事和我看到末日预言之间，现在再想起来，似乎是有某些冥冥间的巧合的——我曾想象外公乘坐跨洲飞机，就像是那种横跨星际之间的太空船一样，在平流层外经过印度洋，最终抵达毛里求斯的路易港……这应该就是我需要在1999年搭乘的专机：外公告诉我那样的一张机票大约值人民币2000元。现在我也还不知道，这个价格是否在当时是真实的：现在我知道的是，外公当时的机票是作为外事处理的特殊机票。当然，当时的我肯定是不知道的——权当这是真的吧（当时肯定是深信不疑的了）。

世界没救了，我得赶紧挣钱。

我存起所有的压岁钱，收集所有的零花钱，甚至和朋友们玩洋画和斗贝壳来赌钱……这件事是我童年时坚持时间最为长久的一项规划、一个基金计划。到了1992年，才有其它更有趣的事情让我抛弃这一计划，当时离想象中的世界末日还有7年。

1999年7月我在书山题海里渡过（我被一张红纸保送到了一所每周都要大考一次、每天都要做题无数的神奇学校），如果世界末日就是这样的，那么诺查丹玛斯算是说得一半对。

转眼现在10年过去，看过《2012》之后我在想，如果这次的末日是真的了，以一个成年人的角度去看，我将会做些什么呢？囤积预订长程飞机票这样的幼稚想法显然需要彻底抛弃，诺亚方舟式的太空梭，或者辐射中的避难所vault科技，到时就算有，也多半是要留给富豪、精英和影帝们。在3年的时间里，纵使我怎样去努力，在学术和文学上恐怕也很难创造出一张具备资格认证印戳的登机|入场卷来；即使有幸拿到了，我也会选择将它让给我的亲人。远离现世的旅程甫一开始就太过残酷，我根本没有什么独活的理由。

于是就是等死了，其实现时的我对求生并不执著，对死也并不恐惧。生亦何欢，死又何苦，反正总是从虚无到虚无，没有改变。我想到时我一定会想办法回到祖国，再看看朋友和亲人，去给故去的人扫一次墓，然后一道道吃遍还能找到的每样美食，哪怕一碗米饭就要花费一叠票子，一碟小炒就需要倾尽所有。我会去想去的地方旅游，也可能整天宅在屋子里打机——我会好好想想此生想要完成却仍未完成的事，小心计算剩余的时间，做好一秒都不能浪费的计划。那时豆瓣拖延症小组大概会解散（重症不治者可能有些会自杀吧，我不清楚），大部分人应该会充实而忙碌，或者颓废而幸福，或者勇敢而直接，或者绝望而憔悴，或者烦躁而焦虑……我想，改变的人会有很多，不改变的人大概也不少。

我不希望有恐慌，但这很难。所以到时肯定也有很多作乱者，趁火打劫的暴徒在中国从来不缺：政府已经去了外星，或者去了地底。我想到时如果看到这种禽兽，我会想办法弄一柄枪爆了他们的头……如果我有幸没有被他们杀死，接下来，我就会去找一所当地最大的图书馆，读完所有最想读但又总是抽不出时间来读的书，电影院还开放的话，每晚我都会去。我希望到时能用空防喇叭播放海菲兹的小提琴曲或者春江花月夜，黄昏和黎明时放几支德沃夏克，贝多芬和巴赫等到最后的几天可以放，或者也可以放唐曲，但应该给人们选择不听的权力；最后的几天我想大家愿意在安静里渡过，可能会洗个澡，喝点酒，换上最喜欢的衣服，坐在摇椅里看着星空或者太阳——如果我们还坚持活着没有自杀或被他杀或因种种意外死去，而它们还在的话。

我不想再写下去了（我甚至不知道我为何开始，或许早已经偏离了观影完毕后写评的初衷了吧）——这就好像是，明天世界就要毁灭，而我现在仍在敲打键盘记录末世几日所做所闻所感的总结一般。活着总归是太累，末日来了倒未必一定是件坏事。在我们或许是被各样的人为污染弄得罹患这样那样的癌症、或许是被猪流感或者H1N1疫苗给整死、或许是被某种以“飞起来|跳出去|不见了”之类迹象体现的伟大神奇干掉之前，有机会率性自在的活两三个月，倒也不错。

人生苦短，及时行乐——此乃颠簸不破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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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其实我有时候还在想，某些人究竟是执著到了怎样的境地阿...发完文修改过之后，不过两分钟的时间，“没用”的评价早已在了...为什么人和人之间总是如此难于互相理解呢...^^ 《2012》页面显示的最低“有用”数已经在150以上了，我的文不会被顶上去的，而且我显然也没有这样的打算，唉..真是猜不到您的想法，有任何不满的话，不妨给我发个豆邮直说，谢谢。

美国科学家走进飞船，看到逃生用的豪华标间，他怒了：这里至少能容纳10个人。我不得不嘲笑他没见过世面，兄弟你要是站过西安的公交车，这里至少可以放一百人，你要是经历过中国的春运，这一艘飞船放100万人没问题。

最早发现人类面临灭亡的是一位印度科学家，但是收获成就的不是他，是他同为科学家的美国朋友。因为国籍，印度科学家和他的家人都挂了。他是承受恐惧最多的人，因为他最早知道人类的命运，最早开始等死怕死渺茫求生的痛苦历程。

相反，印度科学家的美国朋友活了下来，而且成为了人性光荣的典范。飞船重开舱门的刹那，解救众生。他牛逼的像个耶稣。在美国科学家动人的演讲里，印度科学家全家的罹难只是一个背景，衬托美国科学家人性的伟大。

阿拉伯人卖石油有钱，买得起船票，可是卖船票的人是哪的？是政府的，所谓G国家里哪个国家的政府买票时候说话最算数？我猜测是美国，因为没见选举美国官员就成了诺亚方舟的船长，因为美国总统的女儿不用掏钱就天经地义的得到了那张船票，然后正义声称，人和人的生命是平等的。
    
中国人是干活的，即使这是个拯救地球的工程也需要我们的农民工来完成。拿到工资的工人也许还舍不得花这钱。他们不知道，这些人民币再不花的话，就去掉人字成为冥币了。令人欣慰的是，他们的工钱应该在被拖欠当中。

最后走后门的也是中国人，这后门还险些害得人类彻底玩完。幸好拍电影的是美国人，如果我们中国拍这个部分，人类是断然要玩完的，

玩完的瞬间是这么个场景：甲：你先走，我是党员，我留下。乙：不，你先走，我留下，你还年轻，我们祖国需要你。甲：不，我不能走，你还记得三个代表么？ 乙：不，我不走，八荣八耻，我不能走… 最后海啸扑来，飞船没开，人类和地球拜拜。

海啸漫过喜马拉雅山顶，为人类送终的是一位相貌形似达赖的喇嘛。可是人类没有玩完，火种还在，还有大象，猩猩和有其他为活下来的人进行马戏表演的动物。

结尾，一个因为中国人走后门，破镜重圆、家庭圆满；一个因为印度科学家的发现，功成名就、抱美人归。他们都是幸运的美国人。

做美国人，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