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派报告

如果预知了未来因而改变它，我如何还能宣称已然预知未来？
举例来说，我倘若经过某种方式，得知在待会儿我出门为了肚子打算的时候，会在经过街边的档口被一架史坦威平台钢琴自五楼掉下来砸成肉泥，于是决定今天晚上就自个儿煮碗泡面顺便在里头打两个蛋解决一餐——虽然略嫌寒酸，但不会遇上从天而降的平台钢琴。因为我知道出门会有意外，所以我不出门；因为我不出门，所以意外没有发生。但，如果这个意外没有发生，我如何预测得到？
《少数派报告》故事的主干，其实就源于这么一个矛盾情境。
姑且不论斯皮尔伯格在人物设定上对于菲利浦·迪克原著小说所做的更动，《少数派报告》的小说及电影版本，说的都是在近未来的社会里，有个预防犯罪的机构。这个机构利用了三个具有预知能力、但心智发展有点问题的异人为基础，依他们所预知的内容得知某人在某时于某地将犯下刑案，于是就能够提前将此人逮捕，防止刑案真正发生。因尚未犯下的罪行逮捕公民此事是否合理暂且不论，城市里趋近于零的犯罪率其实已然替这套系统提供了最佳的背书。这个原因也许是：因为一般公民并不会知道未来如何，所以这些预言异人的预卜结果都是正确的，就如同我并不知道头项上会掉下一台平台钢琴所以还是出门吃饭结果发生意外一样；但如果这些未来式的罪犯知道了自己将会犯罪，那么，他们还会决定犯案吗？
故事里的主角就面对了这么一个状况。
预防犯罪机构的核心份子，就发现自己将会在若干天之后，杀害一个同自己素未谋面的人。审判者在刹那之间成为受审人，于是我们有机会同主角开始检视整个所谓“完美的预防犯罪系统”，看看这个系统是否真的如此值得信赖？三份预言报告是否总是明白地指出同一件发生在未来的刑案？三个预视未来的先知异人是否总是做着相同的噩梦？
倘若不是，那我们该如何看待预言报告里的相对少数？
在电影和小说中，三份预视报告中都有一份提及，主角不会杀人；这份少数报告，究竟有没有它存在的价值？三份预言报里的多数，当真就代表了肯定发生的现实；而代表少数的那份报告，就一定是错误的预视结果？关于这个问题，斯皮尔伯格与菲利浦·迪克采取了完全不同叙事焦点，于是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
先来瞧瞧斯皮尔伯格的电影版本。
少数报告是三个预知者中最重要的、居领导地位的那人所预见的未来。于是主角设法劫走了这个预知者，希望利用她提出这份少数报告来为自己翻案。斯皮尔伯格在故事里掺入大量与亲情有关的元素：主角之所以全心投入预防犯罪的工作，是因为自己的孩子数年之前被绑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预视者之所以获得预知能力，是因其上一代的药瘾所致，而关键预知者一再重覆的噩梦，则与自己母亲被弑的案件有关。这些亲情元素在剧中纠葛成一团，最后在结局揭晓之后，斯皮尔伯格进一步否定了这样的系统，甚至替三个预知者安排了幸福平静的生活模式。
再看看迪克的小说情节。
三份报告虽然有两份的结果相同，但事实上每一份都是少数报告——结果相同并不代表过程相同，如果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的话，这三份报告其实都是不一样的。迪克的焦点集中在我们之前提及的矛盾：如果主角知道了自己未来的罪行，是否还会照着预言犯案？第一份报告里的主角将会杀人，而第二份预言报告将主角得知第一份报告结果一事纳入考虑，于是得出了主角打算不照第一份报告的结果行事、将不会犯案的决定。在这两份报告之后，故事的主角已经在种种情节之中得知了被害者的身份等等原来所不明白的资讯，于是最后做出杀人的决定。也就是说，最初及最末的两份报告虽然结果相同，但通往这个结局时点的过程却不一样。迪克虽然提及了政治权力的倾轧、中年危机及夫妻感情的猜忌，但并未花费太多力气在这些问题的描写上头；他甚至不质疑这个系统，只是聚焦在这个矛盾的特例上头。
在斯皮尔伯格的手里，菲利浦·迪克惯写的脏乱、拥塞、混乱型式近未来，自然不可能呈现如同雷德利·斯科特的《银翼杀手》那种潮湿沉闷场景，或者保罗·范赫文的《全面回忆》里那种工业单调都市，是故，这不但不是我在意的重点，事实上我还得承认，斯皮尔伯格使用偏蓝灰色清冷色调还蛮对我脾胃的。而他一向被批评的太过商业手法或者太过滥情表现，我都觉得无所谓，甚至连最后童话般的结局场面，我也能勉强忍受，但是似乎他并没有把题目“Minority Report”处理好。
读迪克的小说就会发现，在并不算长的故事走到结局时，迪克回到了“预知报告里的少数”以及“预知未来是否会影响当事人的判断”这两个主题头来。预知未来是否会影响当事人的判断？答案是肯定的；于是这个变数再度回头影响预知报告，三份预知报告其实各自加入了不同的参考值，每一份都是题目所谓的“少数报告”。而在电影剧情推衍的进程之中，斯皮尔伯格以“少数报告其实出自最关键者之口”的方式处理原来迪克故事的情节，再让预防犯罪系统的准确度一次比一次松动，最后否定整个系统——如此动作虽大，却让我有点无法满足。
因为我老会想到一些缺漏。
比如说：为什么明明知道有某个预知者最关键，但却轻易地舍弃其报告？如果预知者的能力有高有低，那么也许他们提出来的预言份量就各有轻重，遇到三份预知报告内容不同时，是否简单地取其大者即可？虽然概数原则如此，但这事儿可同某人是否得在牢里过下半辈子有关，如何能够轻率为之？虽然用了别人的骨架再加进自己擅长的部份，但在经营自身专长情节之余，似乎反而没把原来的故事讲得完全。简而言之，我觉得斯皮尔伯格的故事结构有缺陷，收尾也没给一个完整的交代。
但话说回来，电影或者小说创作，是否一定要替人性啦、宿命啦、社会结构等等提出最佳的定义？
我相信，用太大的帽子扣在创作品头上，都可能是不公平的；创作者对自己的作品负责最要紧——亦即，我的满足与否，其实在于故事是否被完整的说出来。在《少数派报告》的小说里，迪克不提系统是否正确，只提出会产生矛盾的特例，这种作法似乎比较谨慎负责；而斯皮尔伯格一举推翻了整个系统，我们不知道这系统之前到底有过多少误判的可能？是否有可能在特例之外，这个系统真如影片刚开始时宣称的那么完美？把系统否定了之后，原来的那些罪犯如何处理？这些疑问让我在步出电影院的时候，不得不替这个故事可惜了起来，觉得银幕里的那个世界似乎在我爽完了就走之后还留下太多烂帐没有处理。
是的。这是商业电影似乎很难逃脱的命运。
但我相信，不要给不负责任的结果，故事还是能够找到一个结局能够符合商业电影的市场考量层面、甚至令更多人满意的。

很多年前看的片子，印象不错，但剧情大都忘记。今因故看了原著，又重新看了片子——再来审视，竟让我大跌眼镜。也许，第一遍看时，还刚从CCTV中解放出来视一切洋货如高端；而今天，显然已对这些好莱坞模式的商业元素彻底免疫。

我不介意电影改编小说；这里之所以说是“篡改”，因为这些改动都只是让一个本不错的作品变成了烂片。

小说的逻辑清晰，没有硬伤。
电影的逻辑大换血，改动后无法自圆其说。

小说结构精简、短小精悍，虽然涉及了权力斗争的因素，但核心仍然是科幻。
电影参入大量的心理剧、感情剧、动作片来填充时间，大打人性牌、政治牌。与其说它是一部科幻片，不如说是披着科幻外衣的权力斗争剧。



小说的逻辑：


第一份报告：安德顿杀掉卡普兰
第二份报告：安德顿得知了卡普兰的阴谋，改变主意，没有杀掉卡普兰。
   （此为被摒弃的“少数派报告”）
第三份报告：安德顿面对第二种情况，再次改变主意，杀掉卡普兰。

【具体如下：
    唐娜的报告：卡普兰绑架安德顿，威胁他自愿取消预防犯罪系统。参议院为避免内战，拒绝了安德顿的求援。安德顿最后将卡普兰成功击毙。
    杰里的报告：安德顿得知将要犯罪后，取消了犯罪。此为被摒弃的“少数派”报告。
于是卡普兰决定公开杰里的“少数派”报告，以此来证明该系统无效。
    迈克的报告：面对这种情况，安德顿再次改变了注意。而卡普兰因为相信被摒弃的少数派报告，没有做好防备，而是试图和安德顿一起出现在公众面前。安德顿为保护系统，杀了卡普兰，并被流放在人马星座。】


因此，三份报告是各不相同的。虽然唐娜和迈克的报告结局一样，但实际是在叙述着不同时间进程的事件。第三份报告使第二份无效，第二份使第一份无效。迈克的报告是最正确的，没有第四份报告让它无效。

而这种特例只会发生在能够看到报告的少数人身上，譬如安德顿和他的继任者维特沃。整个系统继续运作。



小说并没有涉及太多法律和道德问题，于是留下了几个未处理的疑问：
1. 法理上如何论证，尚未实行犯罪的人是“罪犯”？
2. 如果“未来犯罪者”得知了预测结果，结局会有怎样一连串的改变？是否需要更多的预测者，来推翻前一个时间线的报告？谁才可以是最后的final minority reporter? 情报的不公开，对这些“罪犯”是否公平？





电影的补救与应对：

    插入神学理论。把预防犯罪比喻为祭祀，把预知者比喻为神或先知，来解决如何使民众信服的问题。这一点其实很棒。
   但紧接着，电影就迅速把主题引入对迷信科技的批判之上。落入了科技VS人性并最终人性战胜科技的窠臼。

   为了回避多个时间线的难题，电影将小说的重要逻辑进行篡改：
小说中，少数派报告存在，且三分报告皆为“少数派”报告；
电影中，三个预知者的结果相同，所谓的“少数派”报告实则不存在。
在小说中，安德顿一定杀人，乃不同时间线的同一结局，科幻剧。
在电影里，安德顿一定杀人，是因为为子复仇，心理剧。

换言之，去掉影片的科幻因素，只表现普卡兰如何设计并使得安德顿最终杀人，反而更合理。
在影片中，小说的精华被篡改为一个大bug。如先知和他后来自己所强调的，他仍然有选择。小说中，知道预测后的再度“选择”依然可被预测，而电影中因为不存在多条时间线，导致这个二度选择无法被预测。于是，安德顿的杀人并不代表预防犯罪系统的正确，而卡普兰最终与预测相反则再度宣告了预测系统的失效。

即使如此，导演依然不过瘾。为了表达人性&科技二元论且前者完胜后者的主题，导演不仅赋予了男主角以丧子之痛的“人性”心理，甚至赋予了“先知”以人性。引导观众一边倒地对此系统进行道德谴责。


如此依然不够。为了迎合广大观众科技虽完美但违背人道主义（其实如上所言，这个科技其实并不完美）、人有缺陷但有英雄气概的期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设置和之间的相互关系，也被篡改的面目全非：

小说中，安德顿和维特沃起先有矛盾假象，后来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二人的共同志趣和关注都是此科技系统本身。
而且安德顿是一个典型的中年知青加小领导形象，而影片的安德顿简直形同超人。
电影中，安德顿和维特沃的志趣和关注点不同。安德顿在乎的是科技如何避免悲剧，而维特沃在乎的是法律公平。
而安德顿，简直成了一个力战群雄的超人。
【于是这里又出现了一个bug：一个如此依靠人力的系统，为保证其运作，难道不应该有一个后补随时上场的吗？小说中维特沃的设置就是先以安德顿的助手出现的，而电影中是直接外行夺权。另外，做为维护司法公正的维特沃，为何不只是来监督系统，而是要亲自指挥？那他自己做了领导了，又如何客观评估此系统？依赖他本人的完美道德么？】


小说中，对手卡普兰属于军方，不属于系统内部人，是利用系统的纰漏进行夺权；
电影中，对手卡普兰属于系统内部人，是利用人为的纰漏进行控权。

【于是电影又出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为了突出导演心目中高大上的正义，最后只能将之前的罪犯全部释放。卡普兰的表演秀失败了，安德顿的复仇愿完成了，正义的小天使维特沃也壮烈牺牲了。于是其他打龙套的群众们就各回各家了。整个故事像一个joke，充满了好莱坞自娱自乐的英雄主义情结。
人云，没事莫装逼，装逼成煞笔。】





其他出于商业目的的改动有：

在小说里，预知者能够预知过程，并转换为文字方式输出；
在电影中，预知者仅能预知结局，且转换为视频方式输出。
这样不仅使视觉效果更炫，且如此，在确定谋杀者的具体位置时，警察的作用就无比大了，我们的两位英雄和一大枭雄就可以有用武之地了。这里又出现了很多问题，譬如，如果仅知道杀人结局，为何不需要对未来杀人犯进行审讯？如果警察的定位如此依靠人力，是怎样保证万无一失的呢？譬如在开头的那场案件中，what if杀手的门是关着的？

再譬如，预防犯罪系统是设定为不属于政府部门，明显是为了迎合米国观众自命民主与政府唱反调的舆论调子。


另外还有，
譬如，电影也试图把系统推广，而系统却建立在三个意外存活的畸形人身上。先不论法律公平的问题，仅此点就可以把系统方案否决了。
小说中的畸形人有专门的训练学校，暗示了此系统可以持续运作。

再有，如果先知可以预测全国，那应当有很多“多余”的真实信息；反之，如果没有这么多其他州的信息，又如何可以预测全国？
小说中并不是以州、国来划分行政单位的，并且有其他星球。



不以科幻片论，仅从悬疑片的角度，也有太多不通之处，
譬如，卡普兰亲自杀女先知母的策划。既然知道先知有人性，又能储存信心与体内，他这样做也太过侥幸心理。完全有很多更好的办法。
譬如，卡普兰暴露杀死先知母之后，安德顿老婆的反应竟然是当场指出，不怕遇害吗？而卡普兰的反应竟然是离开，不试图控制她？
譬如，小说中的安德顿既是长官也是学者，是他一手研究并缔造了预防犯罪学及其相应的系统。而电影中的安德顿对系统原理了解有限，他的角色被分给了电影中的安德顿和那个女巫婆。你相信一个貌似业务娴熟的长官竟然对机制的了解如此有限吗？
更譬如，安德顿竟然可以单枪匹马力敌群雄，不知道是他的护卫队太弱，还是米国的众罪犯太弱。




除此之外，个人认为电影中的未来芯片、立体放映、立体公路、个性化广告、眼球外科手术等设计还是蛮有观感的。
另外看在原著的份上，给个三星。

《少数派报告》改编自美国科幻作家菲利普•迪克的同名短篇小说。影片讲述于2054年的美国纽约，当局利用能够预知暴力犯罪发生的“先知”建立起一套“犯罪预防系统”，对即将发生的罪行进行阻止并逮捕可能或正在犯罪的人，此系统使当地的刑事犯罪率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而故事的展开就在于“预防犯罪局”的探员被预见自己即将枪杀某个陌生人，便千方百计证明自己的清白。
原则上这是一部科幻电影，但是其中却涉及到极其基础的法理问题，笔者作为一名法学与犯罪学方面的学生，自然会在这方面把玩品味一番：犯罪是什么？思想犯也是犯罪吗？未发生的犯罪可以被视为犯罪吗？如何惩罚未发生的犯罪？如果对思想犯进行刑事追究，社会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犯罪的“必然性”？
我无意对整部电影的具体剧情进行逻辑上的梳理和分析，也毋须再讨论预知未来这种超能力存在的可能性及合理性，因为针对该片逻辑漏洞的影评已经足够多了。电影中整个剧情均建立在“犯罪预防系统”上，而预知未来虽是科幻片常用的桥段，但是仅仅预见了未来的犯罪，又如何证明其即将发生的必然性呢？
对于这个问题，片中汤姆•克鲁斯扮演的探员利用地球引力打了一个比方——他把一个木球从桌上滚到边沿，木球被接住了，没有掉到地上；这个球在重力的作用下，掉到地上是必然发生的事情，因为存在外力的介入，这件“必然发生”的事情中止了，但是你无法否认木球落地的必然性。同理，即将发生的犯罪被警察介入并阻止了，也不能否定在另一时间线上该罪行如常进行的必然性。因此，犯罪预防局对于未发生的犯罪进行事前的打击，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在这部以概念为主打的科幻片里，所有的理论支撑仅仅构架在这不负责任的譬喻之上，这一点可谓备受诟病，我们不妨从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来进行讨论。
客观方面，从刑法学的理论来看，犯罪的形态包括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及犯罪既遂。根据电影中的说法，“犯罪预防系统”能够在时间上提前两周预见有预谋的犯罪，基本上可以将其扼杀于犯罪预备阶段；对于临时起意的犯罪，“先知”则只能提前一段较短的时间预知，而且预见的画面是暴力犯罪“即将且必然”既遂的情景，警方也只能根据片段里零散的线索定位犯罪嫌疑人，以及时制止犯罪、逮捕嫌疑人，这就是电影开场铺垫的一幕。
如此一来，实际上这个系统可以预见的只有两种：处于犯罪预备阶段、经过预谋与准备并最终既遂的暴力犯罪，以及临时起意、最终既遂的暴力犯罪。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刑法所惩罚的犯罪包括了上述四种犯罪形态，这是由于无论实害结果如何，犯罪都在某种程度上侵害了受保护的法益，即使是犯罪未遂、犯罪中止的形态，也应该被评价为侵害法益、应受刑事追究的行为，这些却统统都无法为“先知”所预见。
主观方面，以目前法学界与犯罪学界的理论来看，犯罪的主观要件包括犯罪故意、犯罪过失与无罪过，犯罪故意又分为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犯罪过失又分为过于自信的过失与疏忽大意的过失，无罪过事件中有意外事件与不可抗力事件。除此以外，在德日刑法理论中还存在关于事实认识错误的讨论，具体包括打击错误、对象错误与因果关系错误等。通过上文的分析，能够被“先知”预见的罪行便只有部分直接故意的暴力犯罪案件，与刑法的整个范畴相比可谓九牛一毛。
另外，犯罪中止还存在着实行行为未终了的中止与实行行为终了、实害结果出现前的中止，而“预防犯罪局”警员的出现却彻底抹杀了这两种形态的存在，而犯罪中止的情节在审判人员判断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时是极其关键的，因此这对于行为人自身来说也是十分不公平的。况且人类的内心世界瞬息万变，不可能用木球落地的理论进行阐释，而“先知”展示的仅仅是案件发生的最终片段，无法感知当事人的心理变化，更遑论整个案件的全貌了。警方仅以此为依据即行对公民实施逮捕，无怪乎片头的中年男人在被制服时高呼自己“什么都没做”，因为他的确没有实际犯下任何的罪行。
即使“犯罪预防系统”如何吹嘘自己的完美，如何卓有成效地降低了犯罪率，但也无法针对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保障实体正义，更加不是终结犯罪的终局手段。况且，电影中的一个情节，即局长利用“先知”的既视现象犯下了不为人知的罪行，这本身就已经证明了该系统存在着致命的漏洞。

“先知”与陪审团
 “犯罪预防系统”还有一个值得留意的地方：这个系统并非一套简单的机器，它依赖于三名具有预知能力的人类发挥作用，而且这三名“先知”缺一不可。然而，这三人的意见，即他们所预见的内容并非总是完全一致，而且往往是由能力最强的女性“先知”预见到不同的片段，但为了保证入罪，这些“少数派报告”被人为地删除了，这也是本片名称的来源。
我觉得有趣的是，电影里三名“先知”的设定可以比拟为英美法系中的陪审团制度。陪审团的成员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一般都不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而陪审团制度要求他们根据关于案件的已知事实进行判断，以社会的普遍道德标准为准绳，对被告人作出有罪或无罪的判决；而且基于历史的渊源，陪审团成员的意见必须全体一致才能产生法律的约束力。
同样地，“先知”们自身并不具有任何的法律素养，他们仅仅拥有的是预知犯罪发生并向国家暴力机关呈现的能力，而非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以及道德标准对某一行为进行评价，然而他们却成为了国家机器对某一公民实施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依据；更有甚者，为了保证行为人被判刑，为了维护“犯罪预防系统”的完美表象，当权者竟然将预示暴力犯罪存在另一种可能性的“少数派报告”私自删除，此举毫无疑问已经与美国标榜的人权至上、法治独立等原则彻底背离，甚至在全人类的基础道德观看来也是一种邪恶。
当然，“先知”并非法官，也不是陪审团，但他们的权力已经囊括了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的范畴。“犯罪预防系统”，也许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是一个飞跃，但是对于法学理论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倒退。

惩罚思想犯的法律
再退一步，从宏观的角度观察，这部电影中对刑罚的描述已经是对古今中外所有法学理论的颠覆——将这些未犯下任何实际罪行的“罪犯”判刑，然后交由监狱对其实施自由刑，而且是某种处于休眠状态下的徒刑，你绝对无法在任何的法律著作中找到这样的体系，即使是最偏激的理论。
法律调整的是社会关系，刑法惩罚的是犯罪行为，而非从未付诸实行的思想。在社会关系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犯罪仅仅存在于意识当中之际，国家暴力机关却已经对社会成员实施了制裁，这便是赤裸裸的意识犯、思想犯，如果刑法对犯罪意识也进行处罚，犯罪行为实施与否的结果都一样，将会有更多人把犯罪意图转变为实际的犯罪行为，这样一来，刑法岂不有鼓励犯罪之嫌？
基于这种刑事政策，我们不妨设想一下，除了电影里那种近似于乌托邦的理想状态，整个社会更加可能出现的巨大变化：犯罪率不再具有实际意义，因为犯罪只存在于人的思想以及未来的可能性中，警方为了逮捕思想犯疲于奔命，街头巷尾人人自危，每个人都可能在下一刻成为被追捕的“罪犯”，而权贵政要们则可以利用系统的漏洞逍遥法外，如此的国家还可能正常地存在一天吗？

回归到影片中来，“犯罪预防系统”在结尾难逃破产的命运，这也是一种必然性，如同“先知”预见犯罪行为发生的必然性一样，因为这是法治的退步，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倒行逆施，其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其实电影里早就给出了解释：再完美的系统也有纰漏，而问题往往不在于系统，而在于人自身。
撇开种种吹毛求疵，能够让人在各个方面浮想联翩，不就说明了《少数派报告》是一部成功的商业电影吗？对一部科幻片作了如此啰哩啰唆的法律评价，只能说是一名法学学生的过度解释，各位看官见笑了。

预防犯罪系统这一完美的构想，当被付诸实践的时候还是难逃破产的命运，终究其深层原因，在于——再完美无暇的系统都要靠人来操控，而人则是最不稳定的活跃因素。也就是说，人的因素是这个系统最致命的瑕疵。即使给系统制定了一套完善的法则来施行管理，但仍究无法杜绝管理层的舞弊的可能。审计理论中，当识别内控系统无法识别的重大错报及风险时，cpa需考虑其潜在的广泛影响以及管理层舞弊的可能。

制度可以起制御防范作用，但其本身不是无懈可击的，它的弱点和限制反过来可以被利用。就像电影中，预知的未来误当作回想片段而被错误的处理一样，造成内部有权识别预知图象的高层人员在现实中蓄意制造与其相似的犯罪现场实施犯罪，而逃过法网追踪。

预防犯罪系统本身有法理上的瑕疵——一个人还没来得及实施犯罪就被制止，那么他还能被逮捕吗？如果可以被逮捕，是因为他的犯罪意念还是他即将做而还没做的事？

如果不预防制止，他就一定会在几分钟后的“未来”犯罪吗？难道未来就像离弦之箭，没有一个alternate future？

用阻止的武断方式强行掐断“现在”通往“未来”的一条路径未来就被像气泡一样破灭了吗？未来没有消失，只是被另一种可能性演绎。（突然想起博尔赫斯的小说名称——《小径分叉的花园》，未来就是存在无限可能的分岔花园）。

  
C：why would you catch that？

F：it was going fall.

C：but it did’t fall.you caught it.preventing it doesn’t change the fact that it was going to happen.

  
阻止有没有改变之后的事实，取决于未来的发生是否具备必然性（predetermination）。汤帅用地球引力来辩解，是非常强词夺理的逻辑，因为人的犯罪意念不是地球引力苹果落地那么强大的不容置疑—— 一个人一分钟前产生了杀人意念，并不能100%确信之后他会付诸行动。而这个系统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家机器，是出于安全保险起见。也就是不管你会不会真的杀人，我先制止你再说。制止本身没有错，但被制止的人因此而锒铛入狱在针筒管里过一辈子就大错特错了。

说到底，预防犯罪系统是以杜绝可能发生有害社会的行为为道德借口，对人的精神自由设定法律疆界。它硬生生的把一道多选题篡改成只有一个错误选项的单选题，尽管这个学生还没有填写答案，但考官已经宣判他答题错误被扣分。

我喜欢最后皆大欢喜的结局，这看起来很随大流。但是能让人感到温暖的东西，我希望来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