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往事1984

尽管这是一个关于欺骗与背叛的故事，但叙事人并未将努得尔斯呈现为一个愚忠者或弱智儿，他始终以自己的方式洞察着事实与真相。他甚至明确地推断出麦克斯的行为逻辑：“今天他们雇你去杀掉约翰，明天也许会让我来杀掉你。也许你能这样做，我可不行。”他同样看清了麦克斯不断膨胀的野心，他讥讽一心做人上人的黛布拉：“我从你嘴里听到了麦克斯的声音。”他甚至告诉麦克斯：“什么时候想清洗我，通知一声。”但他对麦克斯的洞察不可能超越兄弟情谊的神话。他永远不可能想像的是，当清洗降临的时候，不会有“通知”，不会有预警，甚至在麦克斯的大行动实施前片刻，在努得尔斯的视点镜头中，仍是麦克斯三兄弟拥抱在一起、共赴凶险的情境。当他面对这一事实的时候，它仍包裹着“生不同时，死当同穴”的表象。在序幕的滂沱大雨中，麦克斯三兄弟的尸体并排暴尸街头(一如麦克斯所说：“泪水迷住了你的眼睛，你没看清被打死躺在街上的不是我。你太痛苦了，以至于无法认出我。”和努得尔斯一样，在这一时刻，观众也必然忽视了那具被挂上“麦克斯”识别牌的尸体，只是一个面目烧焦的不明死者)。在豪华墓室里，作为努得尔斯视点的平移镜头依次展现出洁白的大理石墓碑上的铭文：死期为同一年份，同一时刻。“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似乎除了努得尔斯，他们都以骤死于华年的事实实践了友谊的承诺，只有努得尔斯是一个卑怯的苟活者——直到另一个借尸还魂的生者露面。
        影片中另一个重要的叙事修辞策略，是将麦克斯的视点存在有效地隐藏在努得尔斯的第一人称叙事之中。在影片的观片过程中，人们毫不怀疑，一如原作，这是一部“自传体”影片。故事的讲述、事件的呈现，都不仅内在地限定在努得尔斯的视点(目击、在场)之中[参见笔者：《电影与视点叙事》，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函授教材。笔者认为电影中的人称叙事所呈现的场景必须以此人物在场、目击为前提]，而且作为努得尔斯的回忆，它还为努得尔斯的忧伤、追忆之情所浸染。事实上，这只是影像的类比结构所呈现的，而在影像的独立结构中，始终存在着麦克斯的视点镜头，在一些重要的场景中，是麦克斯而不是努得尔斯的视点镜头充当了叙事的施动(agent)者。早在麦克斯第一次闯入了努得尔斯的世界，叙事人已将优越视点赋予了麦克斯：一个由高处——麦克斯所在的马车顶端俯拍的视点镜头，将努得尔斯和他的小兄弟呈现为一群鬼鬼祟祟、难成大器的街头游荡儿。与此同时，麦克斯、努得尔斯间俯仰拍的对切镜头，已然确认了未来的权力与位置关系。而努得尔斯与黛布拉第一次约会这个极为隐秘的场景则暴露在窥视者麦克斯的目击之下。
　　在组合段15中，20世纪20年代故事的结束处，隐含着一个重要镜头段落，其中包含了一个视点镜头的反转[参见笔者：《对切镜头与电影叙事》，《电影创作》1991年第3期。笔者认为在电影叙事中视点镜头的分配，一如福科所论述的，是社会生活中话语权力的分配；换言之，电影中的视点权和话语权的等价物。]。在押解努得尔斯的囚车缓缓驶过街角的全景陈述镜头之后，是囚车铁窗后努得尔斯的近景镜头，他依恋地望着窗外的远方。反打为他的大远景视点镜头，在监狱对面的高墙下，麦斯三兄弟站立在那里，莫胖子也匆匆赶来。再次切换为努得尔斯的近景，他含着泪，努力对朋友们展露出一个微笑。视点/反打：摄影机缓缓地平移拍摄远景中四个患难兄弟，努得尔斯的一次无限深情的凝望与饱含留恋的告别。第三次出现努得尔斯的近景，他抬起手向朋友们挥别。再次反打为远景中麦克斯等人时，画面以囚车铁窗和努得尔斯挥别的手为前景。但接下来，却是全景中的囚车，似乎是一个客观的陈述镜头。可此后麦克斯的近景，却将前一镜头定义为麦克斯的视点。反打：囚车缓缓驶入了监狱，沉重的铁门似乎在我们的面前关闭了。再次切换为麦克斯的近景，同时摄影机渐渐推为大特写。在这一颇长的镜头中，麦克斯若有所悟地抬起眼睛，将目光投向远方的未知处。这不仅是一个视点反转的时刻，也是意义反转的时刻，同时是麦克斯心路历程的转折点。在这一时刻，麦克斯从努得尔斯的遭遇中否定了街头小流氓/黑帮强盗的道路，这条路只有两个目的地——一个是巴格西般地暴尸街头，一个是努得尔斯般地锒铛入狱。这无疑是电影叙事人、影像的独立镜头的特定呈现：因为此时，叙境中的叙事人/努得尔斯已不在现场，他已被关闭在铁门背后，这扇门要到12年后才会对他开启。然而这一明显的麦克斯视点镜头，再度被成功地遮蔽在文本之中。接下来，是仰拍镜头中白色大理石墓室上的金色铭文：“你们年轻而强壮的人将倒在刀剑之下。”似乎是前一个镜头中麦克斯的视阈。但镜头反打，画面呈现出1968年老迈的努得尔斯，他百感交集地仰视着铭文。
　　而更为更要的一场，是悲剧的解除禁酒令之夜(组合段25)。事实上，这一段落是以麦克斯的大特写镜头开始的。在这一镜头中，麦克斯的面孔大部分隐没在阴影中，只有他的双眼冷酷地闪烁着。这一段落的视觉叙事，建立三个人彼此交错、而又彼此回避的目光。首先是焦虑而负疚的努得尔斯，他拒绝与任何人交换视线。为了实践生死同心的诺言，为了救他“沦入疯狂”的朋友，他必须去做他最为不耻的勾当：向警察告密。其次是卡萝焦虑、尽力掩饰的目光，她一次次地将目光投向努得尔斯，敦促他去做他“应做”的事情。而最为重要的，是麦克斯敏锐而似乎若无其事的目光，努得尔斯和卡萝两人的目光与行为始终在这目光的监视、控制之中。麦克斯如同一个导演，在监督着这一剧目的每一个细节的执行。事实上，甚至努得尔斯与卡萝的共谋、努得尔斯的告密，都是麦克斯行动与计划的一部分。卡萝正是从他微妙的暗示中获得了“灵感”，从而向努得尔斯提出建议的。(所谓“我是从你的朋友那里得到这个主意的。他老是取笑你，说你每次经过这里，都要尿湿了裤子，说你总是想尽办法让警察戒备，好搞不成这次行动。”)于是，通过努得尔斯，麦克斯将不露一丝痕迹地假借警察之手消灭他的全部同伴，夺取他们的财产，同时成功地“消灭”私酒贩子、黑帮麦克斯，以便他能改头换面、平步青云。而在这一段落中，正是卡萝的目光遮避了麦克斯的视点以及他真正的动机。此刻，观众在努得尔斯的视点及影像的独立结构的认同中，倾向于将麦克斯的目光指认为某种疑虑。实际上，当努得尔斯痛下决心，走向办公室的时候，是麦克斯的目光目送着他，直到他带上了身后的房门。一直等到时间足够充裕之后，麦克斯才去敲门，他走进房间，似乎随手将努得尔斯慌乱中挂反了的电话听筒摆正。此时，他完全放心了：一切已万无一失。影片《美国往事》由此成就了一部迷人的故事，一个关于美国的神话，同时成为了对美国神话的拆解。

Ⅲ．男人·女人·结构

　　在影片《美国往事》中，莱昂内依照主流话语的另一重要参照系——女人——结构起努得尔斯/麦克斯这一美国梦的正反面。在经典叙事的动素模型中，女人作为客体这一动素最为多见的扮演者，始终是男性/英雄扮演者的追求、寻找对象。“英雄救美”——英雄为了美丽的女人去战斗、去历险，而女人则是英雄获胜的锦标，一种仅次于圣杯或王冠的锦标。对女人的成功征服与占有，是指认、衡量英雄成功的潜在参照系，同时直观地成为法勒斯(Phallus)权力的行使与实现。而在《美国往事》中，女人同样成了莱昂内“成人寓言”中重要的参数。
　　在叙事的表层结构中，努得尔斯始终是一个粗野的、极具攻击力的强暴者，他不断出现在色情场景里，两次被呈现在强奸场面之中。这似乎是通常意义上的男性性格、男性力量的表露。与他相比，麦克斯则“文弱”或冷漠得多。然而，正是在与女人的关系式中，莱昂内在一个完整的男权话语系统中将努得尔斯呈现为一个彻底的失败者。首先，在《美国往事》这一强盗片叙境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女人，都曾以种种方式与努得尔斯相关，都曾为努得尔斯所占有或强暴。但他却不曾真正“获得”或“占有”她们中的任何一个。而每一个“努得尔斯的女人”，最终将为麦克斯真正获取并彻底占有。努得尔斯旺盛的欲望、野蛮的强暴行为与其说是一个男性英雄的业绩，不如说是对他失败的印证。在第九组合段，努得尔斯/麦克斯凭借敲诈成功地从路段巡警手中接管佩姬，从而获得了他们的第一次性经历。然而正是在这一场景，影片叙事人极为含蓄地使努得尔斯、麦克斯一现其“优劣”。尽管是努得尔斯急匆匆、兴冲冲地率先进入楼顶的棚屋去占有他觊觎已久的佩姬，但片刻之后，他便一脸沮丧地“败退”出来。继而进入的是麦克斯，他久久地滞留其中。由棚屋轻拂的帘子(后面久久地传出佩姬的笑声)的中景，镜头切换为近景中的努得尔斯，少年的脸上泛起一缕不无酸楚的、无奈的微笑。接下来，是在钻石劫案中，努得尔斯野蛮地强奸了卡萝。但这与其说是粗野的冲动，不如说是努得尔斯的一次“道德行为”，一次“好男人”对“坏女人”——背叛丈夫、向情夫出卖商业情报——的惩戒行动。然而这一被努得尔斯首先占有的女人，却在此后不久成了麦克斯忠贞而痴心的情妇。也正是麦克斯最终夺走了黛布拉，努得尔斯生命中惟一的爱与寄寓。
　　不仅如此，努得尔斯作为本文意义结构中的失败者，还在于他非但不是一个成功的女性的征服者，事实上，他经常处于性别角色倒置的尴尬情境之中。他对女人的窥视、侵犯性行为，不仅常常是为女人所诱发的，而且女人的大胆与主动，则不断使努得尔斯处于被惊吓、遭侵犯的境况里。努得尔斯对黛布拉的窥视，实际上是为黛布拉所默许、鼓励并期待的，而且黛布拉有意地在努得尔斯的窥视中裸露出自己的身体，有如一个稳操胜券的、残忍的猫在和老鼠玩游戏。而当努得尔斯在厕所的锁眼中看到佩姬走来，有意拔开插销，暴露出自己时，换来的只是佩姬的轻蔑、戏弄。当卡萝毫不掩饰地表达她对努得尔斯的兴趣、欲望，并采取了一种无耻的主动时，努得尔斯的全部反应只是厌恶和退缩。在《美国往事》的叙境中，对于女人，努得尔斯是富于魅力而又无足轻重的。除却作为一个强悍的男性，他全无价值可言。
　　显而易见，在影片所呈现的人物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一组是努得尔斯/黛布拉/麦克斯。事实上，《美国往事》是一个关于超越性的男性情谊的影片，同时也是一个令人心碎的爱情故事。在影片的双重主人公努得尔斯/麦克斯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联系与障碍：黛布拉，三人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微妙的三角关系。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故事中，少年努得尔斯躲在公寓厕所中阅读的书籍《马丁·伊登》，作为一个文化符码，不仅已清晰地确认了努得尔斯在本文的男权话语系统及意义网络中作为失败者的位置，而且暗示着努得尔斯/黛布拉故事的结局。在杰克·伦敦这部著名的小说中，来自下层社会的马丁·伊登爱上了一个富家女。前者有着强健的体魄，后者则柔弱纤细，如同“一枝淡金色的细茎花朵”，但她背后的金钱、权势和女人的无常无情，终于使马丁·伊登备尝了在心理上遭挫败、被阉割的命运。当然，努得尔斯/黛布拉的故事并非对杰克·伦敦小说的重述。在故事之初，努得尔斯和黛布拉之间，并不存在着任何阶级的沟壑，两人都是纽约布鲁克林贫民区长大的孩子，一对尽管说不上两小无猜，但毕竟青梅竹马的伙伴，而且他们显然深刻地相互吸引。这是一个或优美或凄婉的爱情故事的开端，这个爱情故事确乎在努得尔斯那里延伸开去，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正是这个爱情故事，使努得尔斯呈现为强盗片/情节剧中的经典美国英雄：一个粗汉，但柔情侠骨，心细如丝。在他残暴、粗野的黑帮生涯事，他的心中始终保持着一处圣坛、一块净土。从影片的第三大组合段开始，叙事人已然将少年努得尔斯对女人的行为呈现在双重标准之中。一边是他对黛布拉的痴情，一边是他对佩姬的欲望。黛布拉始终是他心上的女神，纯洁的恋人，而洗衣女佩姬则是他发泄青春期骚动欲望与好奇的对象。然而，略去了史前史，在20世纪20年代故事的第一个“爱情”场景之后，麦克斯立刻闯入了努得尔斯的天地。在回瞻与追述的视野中，十分明显的是，麦克斯和努得尔斯一样深深地为黛布拉所吸引，但在努得尔斯和麦克斯之间，并不存在着任何真正的竞争，更不必说公平竞争。因为对努得尔斯的情感，麦克斯和所有的人都洞若观火；而对麦克斯的隐情，努得尔斯和其他人却近乎一无所知。事实上，这正是通过叙事的类比结构对独立结构的遮蔽来完成的。对于麦克斯来说，他不仅将努得尔斯对黛布拉的迷恋一览无余，而且他更为深刻地洞察了努得尔斯本人也不甚了了的、他与黛布拉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一如影片的独立结构所呈现的，在故事的开端，努得尔斯与黛布拉之间已然存在着比马丁和富家女之间更为深刻的鸿沟。它并不显现在现实之中，而是呈现在未来的设计里。除了一份赤诚的爱，努得尔斯不能给野心勃勃的黛布拉提供她所需要的一切，因而他也难于在这幅未来图景中拥有一个真正的位置。麦克斯对这一隐秘的深知，同时也成为他的一份自知。他比努得尔斯远为清醒地意识到，对于黛布拉说来，一份一往情深的爱和一个坚强有力的怀抱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在这种意义上，他显然不是努得尔斯的对手)，如果他不能彻底改变他的现实，他永远不可能真正得到或占有黛布拉。于是，他并不去着手进行类似“无用功”式的尝试。他所做的一切，只是有效地隔离开努得尔斯和黛布拉就足够了。他隐秘地将黛布拉安置在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未来图景中，也只有在这幅未来图景中，黛布拉才具有她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他可以等待，而这正是另一种经典“男子汉”的品格。在影像的类比结构中，观众可以清楚地意识到麦克斯不断在离间着努得尔斯和黛布拉，但我们和努得尔斯一样，倾向于将麦克斯的动机理解为情深意笃的朋友对异性恋人的忌妒。在努得尔斯/黛布拉/麦克斯这一微妙的三角关系中，有趣之处在于，黛布拉的情感无疑是倾向于努得尔斯的。她爱努得尔斯，尽管从一开始就极为无奈而清醒地意识到这爱的无望，一如少女黛布拉的那首情诗：“我亲爱的，有着水晶般的心灵，有金子般的头发，他永远洁白无瑕，他的眼睛又大又亮，他的身体如象牙一样洁白坚实。然而他永远也成不了我的爱人，他是个穷光蛋，哦，多遗憾！”但她仍忍不住要倾吐，“努得尔斯，你是惟一的，我一直……关心的人。我总觉得亲切……”而对于努得尔斯来说，黛布拉是他心灵中最重要的支点，正像他对黛布拉的倾诉：“(在监狱里)我每天晚上都在想你，没有人能像我一样爱你。你不能理解我是怎样地想念你。我想，黛布拉活着，她在外面活着，她给我活下去的意义。”但和努得尔斯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黛布拉远比努得尔斯更为清晰地洞穿了麦克斯的离间和这一行为的真正动机。正是她两次用：“去吧，你妈叫你呢！”回答了麦克斯对努得尔斯不近情理的呼唤。不仅如此，她对麦克斯的洞悉还在于那是一种同类间的深刻的相互理解与默契。他们同样野心勃勃，同样出身微贱而不甘居人下，即使成了无冕的黑帮之王或布鲁克林的舞蹈女王，街区的小天地也绝不足以满足他们做人上人的欲望。在黛布拉一无返顾地前往好莱坞/“太阳城”(在失魂落魄的努得尔斯的视点镜头中，列车窗旁的黛布拉决绝地拉下了窗帘，并不把一线留恋的目光留给故乡)之后，麦克斯花费8000块钱买来一把17世纪教皇的座椅，只为了“我坐呀”，正是作为一个阐释符码定义着麦克斯恶性膨胀的欲望。他和黛布拉与努得尔斯一样，也有着丰富的情感和记忆，墓室大门上菲利普的排箫曲和麦克斯/黛布拉之子的名字：大卫(努得尔斯的名字)似乎成了另一组重要的阐释符码，但他们绝不会为这一切所束缚。一如美国影评人S.卡明斯基所指出的：在莱昂内的影片中，“家庭生活很渺小，不断被自私的恶人所毁掉。这些恶人不是出于仇恨，而是为一种冰冷无情的利己兴趣所驱使而行动。”[〔美〕斯图华特·卡明斯基：《评莱昂内》，《美国电影作者词典》，转引自北京电影学院《教学编译参考》，1991年第1期]在全片最为温情、豪华的场景(组合段22)之后，努得尔斯粗野地强奸了黛布拉。这与其说是男性极力/暴力的行使，不如说更像是一种孱弱而绝望的哀鸣。正是那种深刻的理解与默契，而不是情感，使黛布拉最终投入了麦克斯的怀抱，而且事实上成了麦克斯罪行的“事后从犯”，以更为残忍的方式参与了、至少是默认了麦克斯对努得尔斯的劫掠、欺骗与叛卖。麦克斯成了最后的胜利者。是麦克斯，不是努得尔斯彻底地实践了美国梦的全部：富甲一方，跻身高位，并拥有了少年、青年时代可望而不可即的姑娘。
        然而，莱昂内显然不曾认同于实践了美国梦的成功者：麦克斯和黛布拉。一如努得尔斯是片中人物化的叙事人，是影片的空间视觉结构与叙事结构的中心，他也是莱昂内的认同点。于是，在影片的结局中，莱昂内设置了两个重要的场景，以呈现35年之后——1968年，努得尔斯与黛布拉、麦克斯的重逢。第25组合段的最后一个镜头，是摄影机缓缓推成贝里慈善院奠基留影上黛布拉的特写镜头，伴着忧伤的音乐，镜头叠化为剧院化妆室内、镜中的黛布拉。与贫穷、衰老、孑然一身的卡萝形成对照的是，豪华剧院的化妆间、名剧《埃及艳后》的巨幅招贴、室内的无数鲜花所包围着的黛布拉。但有趣之处在于，在这一特定场景中，刚刚结束演出的黛布拉，头上戴着假发、脸上涂着厚厚的油彩。在整个段落中，她一直在卸装，但始终未能完成。于是，黛布拉浓重的化妆犹如一张假面，遮蔽起她真实的情感，并如同一个标示符号，喻示着她试图继续掩藏的、沉没于35年岁月中的真相。而一个与之对应的重要的修辞手段，是此段落中镜中像/谎言与镜外像/真实间的交替使用。在黛布拉不无伤感的镜中像之后，努得尔斯出现在这一镜中的、双人中景里，这对少年时代的恋人在“镜中”相逢，他们并没有四目相向，相反他们只是在镜中彼此凝视。尽管这是努得尔斯揭秘之行的起点，尽管从这里开始，努得尔斯的一生、他的全部记忆与历史将重新估定，但此刻，这幅双人镜中像，只是一次感伤的重逢，只是久远的过去、一次“水中月、镜中花”式的、少年之恋的指称。此后，在这一段落中，努得尔斯的多为镜外像，岁月书写在他苍老、疲惫的脸上，但他专注、几乎是痛楚地要求答案与真实；黛布拉的镜头则多呈现为化妆镜中的中景，岁月几乎没有在她脸上留下痕迹，尽管不无温情，但闪烁其词与微妙的疑惧使她失去了应有的雍容。用努得尔斯的话说，她“现在的演技很拙劣”。终于，当她和麦克斯的儿子来到门外，当努得尔斯的追问已不能再回避，黛布拉被迫艰难地面对真相，摄影机缓缓地以一个180度的摇拍，由镜内而至镜外，由镜中的黛布拉摇至镜外、对镜而坐的黛布拉。此时，也是此段落中惟一的一次，黛布拉对着镜中的努得尔斯，说出了她所能说出的告白：“努得尔斯，我们都老了，多少保留着一些美好的回忆。如果你出席星期六晚上的派对，这一切将荡然无存。那是后门，从那儿出去，一直走，别再回来。我求你，请你……”当黛布拉意识到她已无可回避时，她并没有忏悔或直言，她只是以哀恳和告诫的方式肯定了努得尔斯的猜测。而正是这一段告白，第一次暗示出黛布拉和麦克斯一样，对努得尔斯其人有着深刻的洞察与理解，她深深地懂得：对努得尔斯说来，即将发生的一切比曾经发生过的阴谋更残酷。也正是在这一告白中，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黛布拉试图在麦克斯的网罗面前保护努得尔斯，试图阻止麦克斯最后一次实现他“冰冷无情的利己兴趣”。但是，当完美的谎言的景片既经撕裂，当返归旧日、探明真相的旅程既经开始，努得尔斯已不可能停下。因此，尽管他的问题“如果我从正门出去，我就会变成石头吗”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他仍毅然打开了前门。答案已昭然若揭：伴着忧伤、凄婉的音乐，台口，站起一个红发的少年，仿佛少年麦克斯的再生，强烈的逆光为他勾勒出了一道眩目的光环，摄影机缓缓地推上去，如同旧日岁月的重现，犹如一个心灵的幻影，同时是对那一切的粉碎。泪水无声地淌过黛布拉的面颊，“他是贝里部长的儿子，叫大卫，和你一样。”大卫的近景镜头缓缓地叠化为长岛贝里宅邸一扇半掩的窗口，窗子半推开来，近景镜头中，露出贝里/麦克斯苍老的面容，他望向画外。第一次，未经任何掩饰与遮蔽，影片出现了麦克斯的视点镜头，并将他指认为一个仍强有力的控制者，一个真正高明的、隐身的恶魔“导演”。
　　极为有趣的是，如果说，在组合段26努得尔斯与黛布拉的重逢时刻，镜中像与镜外像形成了谎言/真实、追索真相间的对抗，那么，在组合段27、努得尔斯与麦克斯重会的场景中，努得尔斯则成了记忆/谎言的护卫者，是麦克斯在无情地暴露着真相。和前一组合段一样，在这一段落中，努得尔斯和贝里/麦克斯之间不存在真正对视，他们彼此回避了对方的目光。而且，在这一段落中叙事人的重要行为之一，是几乎摒弃使用努得尔斯/麦克斯之间的双人中景。如果说共有画面空间意味着共有心灵空间，那么，此时，在人物化的叙事人/类比结构的中心/努得尔斯那里亦不复存在那一同生共死的幻觉与谎言。此外，在这一段落中，努得尔斯/麦克斯间的对切镜头，不存在着任何意义上的对称，甚至不存在着人物间对切镜头所必需的视觉上的均衡。与努得尔斯的正面中近景镜头相对应的，是大景别中被置于画面边角处的麦克斯，而且特定镜头的选用，在视觉上拉开了麦克斯与努得尔斯之间的空间/心理距离。在这一段落中，记忆与真实的对抗，被结构为称谓使用上的抗衡。麦克斯使用了“努得尔斯(面条)”这一少年时代亲昵的绰号，因为他希望抹平35年岁月的鸿沟，联结起记忆与现实；而努得尔斯则自始至终使用“贝里部长”这一尊称，他拒绝承认面前的这位要人是他35年前死于风雨之夜的挚友，他必须固守他为血泪所浸染的记忆，否则他将一无所有，他生命的意义将被呈现为一个悲惨的笑料。似乎是一次公正或报应，麦克斯将惩罚、处决他的权力交给了努得尔斯；似乎是一次忏悔或人类良知的发露，麦克斯至为清晰地描述他对努得尔斯的全部作为：“我夺走了你全部生活，占据了你在世界上的位置，夺走了你的一切。我抢了你的钱，抢了你的姑娘，让你忍辱负疚35年，以为是你杀了我。”但是，如果说这是一次机会，那么一如昨日，它是属于麦克斯，而不是努得尔斯的。所谓“给我一次机会来了结我欠你的”，因为“我已经是一具僵尸”，而且“他们要清洗我了”。对努得尔斯来说，这与其说是一次公正，不如说是一个更为残忍的剥夺。因为不论是真相还是金钱，都归还得太迟了，而他将失去的却是惟一的“财富”——他生活赖以支撑的信念以及他的全部记忆。麦克斯将再一次成为胜者，他将获得他“惟一能接受”的处决者，全无屈辱并内心安然地死去(因为他已无法逃离逼近的“清洗”或审判)；而努得尔斯则必须一无所有地继续活下去，并且继续绝望地背负着杀死自己“生死朋友”的痛苦。于是，是麦克斯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唤起记忆，这记忆指称着背叛、索求着复仇。为了彻底地在唤起记忆的同时改写一切，麦克斯甚至取出了那块怀表——它正是麦克斯与努得尔斯友谊的开端，同时也是麦克斯对努得尔斯的第一次掠夺和胜利。事实上，当麦克斯把手枪推向努得尔斯，并诱导：“你为什么不开枪？”时，对努得尔斯说来，诱惑太强烈，以致和麦克斯一样，他必须借助于记忆——“真实”的记忆，洗净谎言和为谎言所编织的记忆。于是，当镜头缓缓推成手枪的特写之后，切换为努得尔斯的推镜头。特写镜头中，努得尔斯朦胧的泪眼似乎穿过了岁月的暮霭：坐在马车上的麦克斯(组合段7)；努得尔斯焦虑地在哈德逊河上寻找着“落水”的麦克斯(只是这一次，画面上方，划向驳船的手臂消失了)(组合段13)；建立基金时，五兄弟拍叠在一起的手(组合段14)；小多米尼克最后的话：“我要睡了。”(组合段15)有趣之处在于，他的回忆终止于1921年。事实上，一如影片的独立结构所呈现的，正是在1921年组合段15的结尾处，在那一重要的视点反转的时刻，麦克斯开始了他朝向“贝里部长”的攀缘。努得尔斯必须再次从记忆——“真实”的记忆中汲取力量，20世纪20年代的故事成了他最后的防线，他必需在麦克斯——谎言的制造者面前护卫谎言，因为那便是他的一生及其全部意义。他以自己的“故事”(仅仅是一个“故事”、一次“叙事”)向“贝里部长”/麦克斯告别：“你看，部长先生，我也有一个故事，跟你的故事很像。很多年前，我有个朋友，一个生死兄弟。我想救他的命，没想到却杀了他。要说报复，对我对他都是。别当真，贝里部长。”他成功了，只有这一次，在麦克斯面前，他成了一个胜利者，一个因拒绝审判而宣判了麦克斯的胜利者，以拒绝真实的方式，努得尔斯绝望地挽救了自己满盘皆输的生命记录。于是，在一个情节剧/强盗片所必需的、惩恶扬善的“大团圆”结局中，麦克斯自戕于垃圾车中。然而，悄然驶去的垃圾车的尾灯，在努得尔斯的视点镜头中幻化为一辆迎面驶来的汽车的前灯，车上，挤满了三十五年前废除禁酒令之夜狂欢的青年男女，他们高唱着“上帝保佑美国”，沿路抛掷着酒瓶。当车灯眩目的光环随汽车远去时，镜头反打为贝里部长后门旁，努得尔斯苍老、恍惚的面容。努得尔斯终究惨败了：他已不能分辨，这究竟是长岛部长官邸中的重聚与永别之夜，还是35年前那个狂欢而惨烈的夜晚，得而复失，他再一次失去了他的“生死兄弟”。这一次，他没有“错”。同时因“没有错”而两手空空，一无所有，甚至不能痛悔、不能自责。
　　影片《美国往事》有着首尾相衔的封闭结构。影片的第一组合段开始于1933年那个废除禁酒令的暴雨之夜以及幸存者努得尔斯的翌日。而从第一个镜头起，时空交错的情节段落中始终贯穿着一声似乎全无来由的、尖锐刺耳的电话铃声，直到场景6，才显露出声源：一间无名的办公室，办公桌上的一只电话响了，桌上的身份牌上写着：哈洛因警长。继而，电话铃声在场景7中变为了一声尖啸，“中国剧院”中的努得尔斯疯狂惊惧地翻身坐起。而当影片结束时，场景再次回到了“中国剧院”，回到了1933年，那个暴雨、暴力之夜的翌晨。所不同的是，刺耳的电话铃声已悄然消失，同时洗去了这一场景中曾无处不在的噪动、威胁，在舒缓、忧伤的音乐声中，一切显得宁谧、从容，甚至有几分寂寥。于是，这序幕和尾声，成了努得尔斯心灵的告白：序幕中，那贯穿了不同场景的刺耳的铃声，无疑是努得尔斯向警方告密的电话。它如同一个无所不在的无情的指控，贯穿了努得尔斯此后的一生，贯穿了他35年间漂泊流浪、埋名隐姓的绝望生涯。那是努得尔斯对1933年那一悲剧之夜的惟一解释：由于他的“出卖”，他的三个情同手足的兄弟一道暴尸雨夜的街头。对努得尔斯来说，这尖锐的铃声，甚至比复仇女神的追逐更为残酷而恐怖，那是永恒的痛悔、负罪和绝望。然而，35年后的“还乡之行”彻底地倒置了一切。似乎是一个来得太迟的赦免，实际上，却是一个更为彻底的摧毁与剥夺。宣告努得尔斯无罪的同时，是宣告他人生意义之根基的崩塌。于是，努得尔斯必需为保有他痛苦的记忆而搏斗。他必需执著于这一谎言与“幻觉”，于是，在一个更为荒诞、残酷的夜晚之后，他再次让记忆停泊在35年前那个心碎的雨夜和清晨。但这终究是一个改写过的记忆：滤去了绝望与惊惧，留下的却是无尽的留恋与怅惘。那一夜成了努得尔斯最为珍视的时刻，那一夜的心碎与痛苦成了努得尔斯难于再度拥有的幸福。因为那是一个笃信友谊的时刻，那是一次为兄弟情谊而献身的实践：为了挽救友人的生命，努得尔斯竟可以向警方告密；而为了兑现同生共死的誓言，麦克斯三兄弟共同赴死；此后努得尔斯行尸走肉的生活则是苟活者的自我惩罚与赎罪苦行。因此，影片的尾声，终止在努得尔斯的特写镜头之上，画面中，年轻的努得尔斯突然绽露出一个灿烂的微笑。画面便定格在这张幸福的笑脸上。如同一个反讽，一次对迷人的美国梦的倒置与拆解，同时又是对这一迷梦的一次饱含辛酸的流连。
　　莱昂内用《美国往事》成就了他影片序列的一个高峰，一个为欧洲文化的“悲悼”意味所改写的美国故事。一个好故事：“从前在美国……”一部“成人寓言”，关于友谊与叛卖，关于成功与失败，关于男人与女人。“美国梦”在展露了它的正反面的同时，展露出这一特定文明的残忍与无情、病态与颓败。
                 （完）

【作者简介】戴锦华，1982年毕业于北京中文系，曾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现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教授。从事电影史论、女性文学及大众文化领域的研究。


本文引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f5f9190100blxs.html

35年前，为了她的野心，为了她出人头地梦，她永远离开了那个最爱她的男人，即使她心里比谁都明白，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人会像面条那样爱她。

35年后，那个男人居然不速而访，她刚刚演完一场戏，脸上蒙了厚厚的妆，坐在化妆室内，一边平静应答，一边动手卸妆。

表面上的平静，掩藏不住内心的不安。但她还是在演戏，她在期待，期待面条还不知道真相，期待面条还是蒙在鼓里，期待面条寒暄过后就赶快离开。

但她错了！那个垂垂老暮的男人早已不是为旧情而来（毫无疑问，最开始她还真的以为面条是为旧情而来）。他之所以造访，完全是因为他已经猜到了太多真相，与她会面，只是要当场验证真相。

而诚如《美国往事》导演所言，演员只能是面具或机器人。做了35年的演员的她，早已经迷失了太久，她已经不知道自己的原始身份，也无法更不愿再用自己的原始面目去面对面条。面具她戴了太久太久，已经脱不下来了。

所以时隔35之久，当他突然造访，等于将她从虚幻之中毫不留情地推出，置身于真实面前，所以她会说“我从没有想过还会见到你”（这当然是她的内心希望）。但处于演员的本能，她虽然毫无准备却还能故作镇定地逢场演戏，寒暄，闲聊，甚至微笑……

直到他提到了“长岛的party邀请”，她面色变了；直到他逼问白利部长到底是谁，她已无法自控的慌乱；直到他毫不留情地问她为什么不干脆承认她自己就是白利部长的情人？而恰在此时她的被叫做“大卫”的儿子也来到了这个验证真相的现场（这个孩子是她和另一个深藏黑幕之后的男人所生的）……她知道，这场戏她终于再也演不下去了，她崩溃了，终于露出了“演技拙劣”的演员的本来面目。

她开始苦苦哀求，哀求他赶快从另一扇门离开，“别回头”的离开。表面上是为了不想让他面对残酷的真相，而事实上，其实是她自己还想逃避，是她自己不敢让真相展开在他和她共同在场的这一时刻。

可笑的是，还有什么真相残酷到他不能面对？作为一个被欺骗者，其实他能够面对一切。反而是自欺欺人者如她这个演技拙劣的演员，才不敢面对真相。

是的，“演技拙劣的演员”，这是那个曾经如此深爱她的男人时隔35年之后，见到她后给她的评价。

35年前，当她离开他时，就已经告诉了他，她真正只属于她自己的野心和好莱坞梦。但是35年之后，恐怕不仅是令他始料未及，甚至是连她自己都万万没有想到，这35年里，她居然会把自己的人生之戏演到这个份上……为了特殊的目的，甘愿给一个她曾经最讨厌的卑劣之徒做情妇、生孩子，只因为那个躲在黑幕后的卑劣之徒手握财富、权力和地位？

终于，她，在那个曾付出全部身心去爱她的男人的眼中，定格成了一个复杂的“影像”、一个拙劣的演员、一张厚厚的面具……

终于，他毫不犹豫地推开门，看到了一张年轻的脸，也看到了真相。尽管已经有所心理准备，但不可否认，他的心里还是多少有些震惊。

但他终于走了，步履沉重而轻松。

而她，这个演砸了这场戏的演员，斜靠在门框上，垂下头，无限愁容，脸上卸了一半的妆容，让整个本是美丽的面孔显得一片狼藉——天呐，这到底是个什么人？

最后，在贝府的宴会上，以女主人身份出现的她看到了他走了进来，而他的视线只是若有若无地看了她一眼，就再也没有再投向过她。

那个演技拙劣的演员，终于与他再无关系。

而此时，尽管她的面上已经卸完了妆，但那脸上厚厚的面具，真的卸下来了吗？

恐怕连她自己也不知道。

也许从35年前，她决绝离开他的那夜起，她的人生早已注定，将是一场演不完的戏，是一个永远也卸不完的面具。

   多年以后，亡命天涯的面条回到了纽约，在老友的酒吧里，忠诚憨痴的肥摩，缓缓问他：“这35年你是怎么过的？”这个为背叛朋友负疚半生的人，平静回答：“我只是每天早早上床睡觉”。一言难尽了，满眼沧桑。他的鬓角生满了白发，他不再是恣意街头的黑帮少年了，也不再是如日中天的黑帮老大了，他只是个面容平静、步履蹒跚的老人。除了回忆，他什么都没有.........

   他的一生，是关于几个出生入死的兄弟，和一个美仑美奂的姑娘；是关于友情和梦想，是关于青春和爱恋，是关于忠诚和背叛。那么些年，一个人沉默的颠沛流离，远走他乡，他心里耿耿于怀的，究竟是什么？是经年萦绕的电话铃音提醒的背叛么？是懵懂少年门洞里偷窥的天使般舞蹈的姑娘么？
    多年后他终于辗转明白，他背负了35年的愧疚，原本是纯粹的忠诚和友谊；他毕生忠于和维护的那个兄弟，原来欺骗了他35年。
    
------人生有多少年少轻狂？
    当年年少轻狂，少不更事的小伙伴，莫名地走上了小混混的道路，是因为贫穷吗？是因为底层社会“邪恶战胜善良”的扭曲规则吗？是因为贪婪吗？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面条的家里太穷了，穷到用不起电；街上的警察和黑帮“霸哥”狼狈为奸，却对这帮孩子不依不饶；小派希满怀希望地坐在“梦中情人”佩蒂的家门口，等着呈上美味的蛋糕以博得美人的青睐，却终于忍不住蛋糕散发的诱人芳香，一口一口地吃掉了自己的筹码......
    街上黑帮“霸哥”的一顿毒打并没有让年少的他们害怕，这群小兄弟们马上“以暴制暴”还以凶猛报复。但他们满满的自信，张狂的青春换来的却是死亡........当霸哥的子弹穿过多明尼克稚嫩的胸膛，年纪最小的多明尼克，就这样永远地在倒在面条的怀里，“面条，我滑倒了”，闭上双眼的那一瞬间，多明尼克想到的，可是他永远来不及的明天？
    他的兄弟去了，面条疯狂了；霸哥和警察死了，面条入狱了。
    当年年少轻狂，这一切，并不能影响面条，和明哲保身的兄弟们，日后的如日中天。

-------冷酷的美国式梦想，可否敌得过时间？
    面条最亲近的两个人，麦克斯和黛博拉，却都是美国式的梦想家。他们目标远大，行为坚定，他们无比狂热，更无比自信，他们无比冷酷，更无比坚决。他们不为任何事物所动，一切的阻碍都将被抛弃甚至践踏，包括爱，包括友谊。
    梦想家的眼里没有爱情和友谊，风骚的卡罗尔从不是麦克斯的爱人，她是他的感情附属品；面条不是麦克斯的兄弟和友人，只是他曾经的最好搭档。强者麦克斯，清楚地知道如何选择每一个阶段的合作伙伴，比如年少时勇敢机警的面条，后来的乔（？），再后来的工会积极分子和政客。当他的朋友们成为他狂热梦想的障碍时，他毫不留情地葬送了他们，并让最浪漫多情和仁义的面条背负了半生的悔恨和愧疚。
     黛博拉和麦克斯是一样的人，除了梦想，她不爱任何东西；除了面条，她不在乎任何人；但即使在面条给了她一个完美的夜晚，她爱的柔情已经被唤醒时，她仍然理智地选择了梦想，选择了明天。

    时光流逝了35年，梦想家麦克斯和黛博拉都达到了人生的顶点。麦克斯政治家的阴谋败露，唯有一死。面条终于面对了他为之“愧疚”一生的兄弟，麦克斯依然冷酷而坚定：“我夺取了你的全部生活，占据了你在世界上的位置，我夺取了你的一切。我夺取了你的钱，夺走了你的姑娘。你为什么还不开枪？”在他缺乏人性关怀的价值观里，他求面条杀死他，一是因为他必死，二是因为他抢走了面条的一切世俗幸福，他欠面条的，他不够虔诚地渴望面条的救赎。这个缺少人性温情，不懂得爱的美式梦想家，不明白，自己最欠这个将他看作兄长，看作“导师”，甚至“妈妈”的兄弟的，是情谊。面条对麦克斯，选择了不去仇恨，并没有选择原谅，或者说，他原谅的是作为美国梦想家的麦克斯，而不是他忠诚一生的至交好友麦克斯。当年的怀表又出现了，它见证了两个轻狂少年初相见的友谊，却也见证了背叛，时光从不曾停留。当这个绝望的美国梦想家最终在垃圾车里化为灰烬时，在昏暗的灯光里，面条和我们都看到了垃圾车上巧合的数字：“35”，粉碎麦克斯梦想的，是垃圾车？还是无比强大的时光？

   35年后面条和黛博拉的会见，是片中最为经典的桥段之一。到达人生顶峰的黛博拉真的像她所饰演的埃及艳后一样青春不老吗?没有，卸了妆的黛博拉终究显出了老态。她对面条和同叫大卫（面条的真名）的她和麦克斯的儿子相见的深深恐惧，说明她对这个用尽一生迷恋她哪怕是玷污过她的男人，心里仍然有爱。人们在梦想没有实现的时候，以为梦想就是全部，等到梦想实现了，回头再看看，丢在身后的爱同样让人梦萦魂牵。一切都逃不过时间的检验，一切都敌不过时间，除了一样东西，爱和宽恕，黛博拉终究是老了，但从已然垂垂老矣的面条眼中看去，黛博拉，仍然是他心中永远美仑美奂的姑娘。爱在这里战胜了时................

------救赎的是自我，破碎的是友谊和爱
    麦克斯和黛博拉一生践踏的，正是面条一生所求的。他从不曾是英雄，从不曾是圣人，他只是渴望友谊和爱的随波逐流的血性汉子。
    当年那个在后仓曼妙起舞的姑娘，还以为是懵懂少年的插曲罢了，谁能知这份爱，用尽了面条一生呢？

黛博拉，是他贫穷、混乱的少年世界里，闪亮的美好；两次面对黛博拉时，不管是12年前，还是12年后，“听，你妈妈找你来了”，麦克斯都急急出现，像“妈妈”一样，怕自己的孩子心有旁骛，紧张地召唤回家。麦克斯深深明白，面条是随波逐流和茫然的，当年的麦克斯数度害怕会失掉这个“胸无大志”的合作伙伴。
   面条的茫然和随波逐流有好些桥段。在抢劫珠宝商时，是应麦克斯的命令和卡罗尔的要求，机械、茫然地QJ卡罗尔；在不赞同跟乔合作时，他也不曾想过采取一些行动阻止；哪怕后来为挽救疯狂的麦克斯抢劫银行，也是从了卡罗尔的请求，善意地告密。
   在剧院的狭长廊道里，面条无言地、长久地凝视着那个长相酷似少年麦克斯、身份像谜一样的男孩，面条可怕的平静背后，是被践踏的爱么。
   当麦克斯的出现揭示了真相，完成了自身心灵救赎的面条，又是什么样的梦破碎了？影片的最后，面条来到中国烟馆，在无穷无尽的烟雾缭绕，面条不再听见代表纠缠经年的铃音了，那麻醉过后致为奇幻的微笑里，面条寻到了破碎的友谊，和爱么？

    有人曾就《美国往事》的主题做了如下概括：“这部电影融合了童年友谊、爱情、失去、贪婪、暴力、时间的逝去、关系的破裂，昔日美国犯罪团伙等等主题。”在这里所描述的所有主题中，显然除开最后一项，其余的主题都直指人物的内心。作为一部将近四小时的电影，它确实有着所谓“独白型”长篇小说所拥有的一些显著特征。 它将众多人物性格和个人命运编织到一个统一的世界中，层层展开，鸿篇巨制。
　 所以有人会认为这样的故事，甚至可以作为一个类型题材，它可以不拘束于任何的历史和地域的语境。它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犯罪巢穴的大都市，可以是伦敦、香港、东京或者上海。所以在影片开头描绘诺德斯童年的那组镜头里，当我们看到二十世纪初正迅猛夸张的曼哈顿，当我们看到熙熙攘攘的犹太区，我甚至有回到《教父》中的西西里的那种似曾相识的错觉。但可惜的是这样的故事毕竟只是在纽约，正如同影片的片名《美国往事》所想要反复强调的那样，它像是要尝试回溯一段特殊的历史，一段“往事”，一段在“美国的往事”。它不得不让我们回到二十世纪初的纽约，回到美国一个特殊时代——爵士时代。
　 “爵士时代”取名自美国著名作家弗兰西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他一生写作了大量的长短篇小说刻画了二十世纪初新生中的美国。这位因《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夜色温柔》等小说出名的作家与另一位大名鼎鼎的美国作家海明威的纠葛正体现了他们作品和个人之间巨大的差异。海明威帮助了菲茨在文坛立足，但反过来菲茨却并不买海明威硬汉类型的写作风格和生活态度。菲茨“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生哲学在海明威看来不过是美国社会的纸醉金迷。但菲茨却用他的作品和生活生动地描绘美国的那个特殊的“爵士时代”。
    二十世纪初期的纽约，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1918)，但经济大萧条(1929)还没有到来。传统的清教徒道德已经土崩瓦解，享乐主义开始大行其道。用菲茨杰拉德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奇迹的时代，一个艺术的时代，一个挥金如土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嘲讽的时代”。菲茨杰拉德称这个时代为“爵士时代”，他自己也因此被称为爵士乐时代的“编年史家”和“桂冠诗人”。
    《美国往事》的故事就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拉开了序幕，对应影片中相对应的情节，这也是诺德斯入狱之前的部分。如果对应到美国相应的时代社会背景，我们会发现影片故事跟美国禁酒法案之间的联系。1919年2月，一位酒鬼丈夫暴力侵害了自己的妻子，其妻将其诉至法庭，这桩诉讼案随之引发了美国的社会禁酒的浪潮。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和女性政治地位的提高，美国数百大小城市禁酒运动声势浩大。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哈丁不得不出台禁止出售和消费酒精饮料的法案。1920年2月29日，在短短一年之后，第十八项宪法即广为熟知的沃尔斯特法案开始实施，美国瞬间变成了没有酒的国家。然而此时，饮酒者不仅未被禁止却反在不断的增加，城市成了纵欲、犯罪的温床。一种新型的组织犯罪——究竟走私随之兴起。这个国家已经长期受到贫富差异和混乱的社会秩序的压抑，这一举动无疑将它推向了一个犯罪帝国的统治之下。 电影中的诺德斯一行人就是通过这样的酒精走私发家的。
    然而犯罪帝国已经渐渐地走向了失序。随着黑帮组织的空前发展和各级官员、警察的腐败无能，势力相当两股黑道势力之间的对抗就在所难免。在1929年2月14日，对应到影片当中便是诺德斯将要出狱的前几年，芝加哥爆发了一场空前黑帮的对抗，即著名的情人节大屠杀。当时芝加哥艾尔·卡彭帮派装扮成警察射杀了7名由乔治·莫兰领导的另一派黑帮组织成员。然而在电影中我们仿佛也可以看到大屠杀中黑帮头领乔治·莫兰的影子。乔治·莫兰更为熟知的昵称为巴格斯·莫兰（Bugs Moran），而影片开头一直追杀打诺德斯和马克思，也是最终杀害了小多米尼加的黑帮头子的名字恰好也是巴格西（Bugsy）。当然乔治·莫兰有一个更简单的外号“疯子”，在影片当中诺德斯前前后后至少三次对马克思大吼到“你疯了么？”也像是在暗示这马克思的某种蜕变，变为了如同乔治·莫兰那号冷血的疯狂的人物。
    当然，我们可能早已熟悉在这类残酷的黑帮斗争中，想要在当时那个环境中稳住脚跟并且跻身上层，没有点残忍、凶狠的手段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影片同时却展现到这种对任何人不择手段的残忍与他们童年纯真的友谊至少是互相矛盾的。对于诺德斯更是如此，他亲眼目睹了小多米尼克死，他因入狱多年也并未参与马克思血雨腥风的打拼。他无法接受这份残忍，他也不如马克思前后的内心斗争。所以正因为这两人一面是软弱，一面是残忍，影片的才可以依靠如此宏大的时代背景实现人物内心挣扎的细致刻画。
　 所以，这部影片的每一个片段都仿佛被烙印下了美国的痕迹，而且它的每个片段都如此值得咀嚼。比如黛佩拉在年老之后对诺德斯讲起马克思的那句话。她说他只身来到了美国，一无所有，却依靠自己的能力打拼到了舒适的生活。这当然也算是典型美国梦的陈词滥调。但如果我们细想，这其实也是在爵士时代的美国每一个人都向往的美好愿景、一种对物质富裕的憧憬、一种把未来掌控在自己手中野心。这就是美国梦在爵士时代的变调。当然，要说爵士时代和菲茨杰拉德的联系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要说禁酒令和美国黑帮的联系也有很多很多。不过到现在显而易见的是，这部电影自开场之时就已经和美国的社会历史深深地捆绑在了一起。

已刊载

原来导演是意大利人，费茨杰拉德之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大概都不会再有这么高的口味。

本来想查一下导演，演员和制作方面的信息，结果不小心看了无数弱智影评，大概都是关于男儿情，往事如烟之类的，爆T_T

对我来说，好的电影在于“叙事的艺术”。讲好一个故事并不容易，美妙的叙事可以成为一种艺术，但议论却不行。就好像小说可以成为艺术品，但杂文不行，即使杂文也可以写的很过瘾。

电影选择了悬疑式，倒叙的结构，这个不新鲜，甚至于不成为电影真正意义上的线索，这个设计其实只是一个手段，它的成功之处在于启发了观众的好奇心：Noodle究竟为什么要告发MAX？ 这两个人存在什么样的利益和感情关系?

这个疑问成为观众追踪4个多小时的动力，这是一个关乎人物深层情感的悬念，与它相比，“究竟谁杀了兔子罗杰？”之类的悬念就相当单薄，无论设计多么精巧，后者都会随着谜团的解开而剩下一片“射精后的空虚”；前者却不同，它在意义在于让我们仔细体味每一个过程。

不愧是拍了13年的电影，电影是从截断主人公整个生命历程的一个告密事件开始的，以电话铃声为标志对整个事件进行了叙述，展现出美国黑帮的冷酷干练与当年的社会文化气氛，其中却完全没有泄漏一点关于人物之间情感关系，以及动机的线索。for example,当Noodle躲在人群里去看朋友们的尸体的时候，他的表情并不带有暗示性，如果他明确地显示出悲伤，观众马上可以意识到这起事件是一个误会，“悬念”即刻失去意义。

当事件的叙述结束之时，我们根本不能推断Noodle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他做了这样的事，为什么他做了这件事之后他的朋友还在保护他？我们要解开这个悬念，唯一的办法就是去了解noodles这个人，他的生活，他的回忆，他生命的一切——而这，正是电影真正的精华所在。

就此，叙事可以顺利地展开了。讲解某人的一生，实在是太过枯燥而老套的话题，但本片却成功避免了由于影片时间过长，较为平缓的叙事等因素令习惯了好莱坞大片的观众失去耐心的可能性。 既然观众乐意看了，那么就有余地慢慢雕琢，不必为了拴住观众眼球不断搞噱头而破坏电影自身的优美节奏，这一手做的堪称精彩。

不能不说，罗伯特德尼罗在出演Noodles的时候可谓惊艳。在大量近镜头中，他表现出一种沉着的静默，而不是依赖激烈的喜悦，悲痛，自责等等外向型的表演来传达人物内心。这种沉默令观众深入角色的内心，被人类心灵的巨大质量所吸引，却永远不可能窥觉其中的全部秘密。

Noodles和Deborah关系破裂后在大烟馆人事无知了一段时间之后回到朋友们中间，那一场我个人是觉得百看不厌，仅仅通过一些细微的表情，简单到几乎没有含义的对白，和几个毫无目的性的手势，就全然表现出不同人物的内心状态，几个朋友之间相互关怀又相互试探的关系，空气里可以感受到每一个小小的情绪波动，每个人都揣摸着在这个微妙的时刻应该如何应对……对于整个剧情来说，这可以是一个简单的过场戏，就如开篇时的电话铃声，在婴儿房的喜剧等等，用某种富有趣味的形式来做，并不会对故事发展有所影响。 但电影不仅仅是要讲故事，所谓叙事的艺术也不是单纯把一个故事讲通顺，更重要的是人——它让我们在这个故事中如何去感受人。

如果把这一场跟之后揭示Noodles告密原因的那些场戏并列起来看，前者可以细细品味，非常经得起推敲，每看一次都会对人物内心的某种抗衡有所发现，而后者含金量就比较低，只是一种交待式的叙事，看过2，3遍之后就乏味了。 我们也可以顺便对比一下演员的表现力，MAX在庆祝禁酒令取消的宴会上，同另外两个兄弟干杯——为了这十年的生活。那时，MAX已经下决心牺牲他们，当他与他们举杯相庆，如果表演到位，MAX的言情举止本该有多重的深度，但事实上效果一般。

电影很长，在没有粗俗噱头和泛滥煽情的情况下，却没有沦为文艺片的单调和自我中心。可以说，每一个镜头，每一场戏都有不同的趣味性，或活跃或深沉，或俏皮或细腻，导演很懂得在不同内容切换不同手法，且运用的不留痕迹。这是我最赞赏此片的一点：在我看来，真正优秀的电影决不在于它表达了什么主题思想或宣扬了什么样的人文情怀，那不过是垃圾影评的标高手段，好电影的价值在于“真正不失水准的有趣”。

不是我耸人听闻，在任何时代，放弃有趣和低级趣味无疑都是毁灭性的灾难。它的后果就是文化的毁灭，无论你塞进去多么高深的思想都没用。

说点个人爱好，noodles在车后座强插deborah一段相当有趣（这大概是成年deborah唯一到位表演），德尼罗在这里充分表现了一个本色的男人，我们在他街头小混混式的粗野中感受到一个男人的热情，任性，悲痛与心碎。直到被司机轰下车，当司机拒绝了他的钱，这无疑他一生中遭遇过的最大的藐视，但某种巨大的失落与懊丧已经整个包围了他，令他感受耻辱的官能都迟钝了，这几种多层次的心理状况，被德尼罗演绎得自然天成。令我们也对他满心怜爱和遗憾。

我喜欢真正的男人，因为我知道，当你遇到一个人，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那么他决不会是一个完美的人。

当然，本片最大的失败莫过于成年Deborah的演员选择。那个女人不但看起来五官有些别扭，而且神情呆板，毫无表现力。只有胸部和屁股还不错，可惜车里那一段没有拍的更越位，非则这个女人真是毫无看头。当我看到成年deborah在noodles的身体下面苦苦挣扎的时候，不仅回忆起少女时代的deborah，那真是一位天使，当她准备独自在店里见noodles的那一场戏，镜头开始于她独自走在街上，步伐坚定而充满活力，带着一种早熟少女对生命的信心。她那样美丽，神情纯洁却潜藏着放荡，那是一种要把自己的一切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女人特有的眼神，当我们看着她稚嫩的面孔，我们不仅会觉得她注定会成为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但无论她如何放纵都丝毫不会损害她身上的高贵。当她独自面对少年noodles的时候，可以想象她大概已经准备好要跟心上人初尝禁果了。遗憾的是，后来与noodles去海边约会以及抵抗被查的那个成年deborah看起来完全像一个不解风情的老修女。而35年后老年的Noodle回来找Deborah，询问“白利先生”的事而Deborah突然张皇失措那一段非常突兀，我简直怀疑是特意为了配合她那糟烂演技而特意设计——她没有能力通过一种微妙的表演把信息传达出来，不用这种办法情节就进行不下去。 女演员里面倒是演MAX女姘头的那位，把自己的角色发挥的相当不错。

电影的核心是在Noodle这个人物身上，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单纯，诚挚，富有热情。作为黑帮一员，他无疑是手段最敏捷干练，杀手最狠的一个。但他却不愿意接受更好的条件，做更大的生意，这无疑是有悖于时代发展趋势的。这是为了什么？ 他所做的一切不也是也为了挣钱？既然是黑帮，做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并没有在他身上看见有所谓原则性的东西令他拒绝这些。MAX说他是“街头习气”，或者“不想被人管”听起来都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但是在我们慢慢体会这个人物之后，我们发现，就如同他自己说的：

“It's just the way I see things.”

尽管杀人，犯罪，但从内心深处他是一个纯粹而情谊当先的人。他讨厌政治家，或者说，他厌恶的是那种一切都建立在单纯利益关系之上的生存方式。

从表面上看，MAX是明智的，他选择的方向符合时代的趋势，他成功了。

但是他忘记了Noodles曾经对他说过的话：

“今天他们让我干掉乔，明天他们就有可能让我干掉你，你觉得这无所谓么？我可觉得有所谓。”

直到终于有一天，Noodles的话成为现实了，他发现：

“They gotta get rid of me.” （他们要干掉我了。）

而此时，真正属于他的朋友们都已经不在了，奢华的房间里他孤身一人。

（与此相比，即使35年未见，Noodle还有莫胖子亲切的招呼。）

MAX对noodles说：我夺走了你的一切。

noodles人生的后35年也许一无所有，但MAX难道不是一样么？

最后一次相见，nooldes 自始至终称呼他为“贝利先生”，对于Noodles来说，一切并没有改变——他最好的朋友MAX早在35年前就死去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能够理解MAX所追求的。所以最后他说：

It'd be a shame to see
a lifetime of work go to waste.

noodles地回忆贯穿着他与max两人的关系，MAX作为一个重要人物，故事对于他本身的设定过于戏剧化了，却没有对这个人满是冲突的内心世界详细刻画，人物真实感相对虚弱，只能算是noodles的坐标，缺乏像noodles身上那种天然养成的实在感。而MAX设的这个局，也只是电影本身的一种手段，作为卖点和叙事的基础，真正跟这个局有关的戏份都比较单薄。无论从合理性还是从人物的深层心理上讲，并无深入推敲。

once upon a time of America, 美国的往事，其实正是经历那一场场时代变迁，已经生活其间企图抓住机遇，创造奇迹的人们的故事，他们之中的的大部分被时光刨成粉末，融入大气，而美国却在向前奔跑。这正是我所喜爱的马克吐温，海明威，费茨杰拉德，以及邓肯们所代表的19世纪初至中叶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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