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劫

这片子总体来说不错，服装道具真.良心无误，别说国内，放到国际上能还原到这种程度的古装片也没多少，当然这些在预告片里都能看出来，我在这里主要说剧情。
片子两条线，一条线吴又可治瘟疫，另一条线孙传庭准备出征，两条线都挺有意思。
吴又可本是太医院里的一个医官，前途无量，但看不惯太医们趋炎附势、贿赂成风的丑态，故而辞官，成为游医。第一场戏就是被一个患者家属抓走说他治死了人，最终在大堂之上证明是那家人自己换了医生换了方子，因此吴又可被判无罪。只是由于他用药与传统药理不和，因此被勒令不准在当地行医。对比现在，患者家属直接捅死医生，本朝⑨年义务教育，识字率高达95.9%，结果素质还不如“万恶的封建旧社会”，我真是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之后一场戏也很有意思，吴又可先是误遇官军，结果在给军官治伤的时候又遭到叛军袭击，官军全灭，他又给叛军头目治病。叛军头目是个秀才，因为大旱粮食歉收，朝廷赋税不但不减反而增加，老百姓没活路了他才带着百姓去投闯王。看来笔杆子领导枪杆子真是个真理，是个连淳朴的农民伯伯都懂的道理，比如本朝太祖虽然口口声声“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取得的”，但自己终其一生没有开过一枪...
吴又可遇到了他的老师，跟他一起到军营里治病也很有意思。他的老师坚持使用伤寒杂病论作为依据治疗，却全然不顾他的徒弟提出的此病与伤寒存在差异的意见，而且把吴又可的邪气理论斥为巫术。结果在他孜孜不倦的努力下，瘟疫果然越传越厉害，士兵们因此拒绝吃药，这老头只能一遍一遍的哭喊“快让他吃药啊，他们怎么都不吃药啊”最后自己也感染了瘟疫，临死前绝望的呼喊“我按照老祖宗留下的方子治病，就算治不好吧，也不至于治死啊，难道真是他们来索命了吗，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啊”然后七窍流血而死。对此我就一句话，中医到底能不能治病我不知道，但是死抱着祖宗的方子来面对新的病情只有死路一条。

之后“吴又可の奇幻漂流”，然后领悟了庐山升龙霸，啊不，瘟疫的成因的过程我就不叙述了，当他回到军营的时候就与他命里的贵人（怎么好像怪怪的）孙传庭相遇了……
孙传庭线远比吴又可线精彩，虽然他一出现是在天牢里…什么，这个斩杀闯王高迎祥，把李自成打的全军覆没只剩18骑的男人被下了天牢？崇祯你早上吊几年大明估计就亡不了了好吗？孙传庭装逼的表示只要5000精兵，加上潼关的兵马足够了，事实证明装逼的下场只有……。那么在潼关等待着他的是谁呢？贺人龙。

贺疯子也是一代猛将，但是早已腐化堕落。在见孙传庭之前，贺疯子在干嘛呢？答案是洗劫村庄，强奸妇女，屠戮百姓，之后拿他们的人头邀功。这一现象是如此的普遍，以至于人们专门创造了一个词汇来形容这一现象：杀良冒功。当然，在某个“屠杀狂人”眼里大概这些闯军活动区域的老百姓也是该杀的，不过此逗比已经不在了，我就不鞭尸了。言归正传，孙传庭杀他倒不是因为他杀良冒功，而是崇祯的密诏要杀他。“开县噪归，猛帅以孤军失利而献、曹二贼出柙，迄今尚未平定。遇敌弃帅先溃，致使新蔡、襄城连丧二督也”这就是贺疯子的罪状。当着甘陕之地的文官武将的面公开处死贺疯子，也是孙传庭为自己立威。与此同时，贺疯子的亲兵也全部被杀。那场戏里面明军的手炮队因为没来得及后撤，还被叛兵杀了几个，这个细节相当好。

杀了贺人龙，孙传庭以为自己的日子会好过，但是他错了。让士兵们操练，火绳枪打不中靶子，五门大炮两门哑火，有的火绳枪甚至是坏的，然后，还有瘟疫。武器是首要问题，孙传庭质问工匠，为何武器坏了不修？答案就两个字：没钱。之后孙传庭又视察粮库，结果粮官企图用装着泥土和沙子的粮袋蒙混过去但是玩脱了，孙传庭在盛怒之下杀了他，却被他的幼女目睹…如果看到这里的小伙伴觉得这粮官真是胆大包天，大朙真是腐败透顶，请自行百度1998年南陵粮库造假事件，那可是当面欺骗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朱镕基自己的评价“不久前我到安徽省南陵县去察看粮食仓库，在我没去之前粮库都是空的，后来他们把一些粮站的粮都搬过来，摆得整整齐齐。连我都敢骗，真是胆大包天！”当然最牛B的是，这一造假事件的主要策划者，时任芜湖市委副书记的倪发科，居然没受到任何处罚，两年后还升官了，直到2013年才被处理，已经官至安徽省副省长…粮官你太苦逼了，得罪个小小的陕西总督就被杀了，要是生在本朝，你可以当面欺骗内阁首辅，不但死不了，还能继续升官发财哩。

缺钱是问题的核心，孙传庭去找土豪做朋友。土豪确实愿意跟他做朋友，但是不愿意给朝廷出钱，孙传庭张口要10万两白银，土豪们多的给出500两，少的只给50两。孙传庭气愤不已“门外那些是你们给孙传庭的，这些是你们给大朙朝的，大朙朝要是亡了，你们给孙传庭有什么用！”同上，要是小伙伴觉得这些土豪真是胆大包天，大朙真是腐败透顶，想想本朝，土豪们不是照样给官员豪车豪宅现金珠宝，却偷税漏税吗？

至于瘟疫，孙传庭倒是一开始没当回事，医官不行就杀了换一个呗，当然，当最后一个医官也被他杀了之后，真正的问题就来了…幸好这时候，吴又可来了。
吴又可和孙传庭这一文一武开始分工合作，吴又可治病，孙传庭秘密清查被土豪们占领的军屯，一切貌似走上了正轨。但是崇祯隔三差五催孙传庭出兵又不给播一文钱一粒粮食却为大朙的覆灭留下了伏笔…言归正传，在吴、孙二人夜♂里♂畅♂谈之后，吴又可又被绑架了，而且绑架他的就是之前那个秀才，话说他也是官军了，只是听说闯王有令，活捉吴又可有重赏…当然孙传庭最终搞定了他们，但这一事件，以及一个绝望的患病士兵绑架了孙传庭的老婆这一件，导致了孙传庭对于患病士兵的不信任，他开始建造牢房一般的隔离区…

随着崇祯越催越紧，影片逐渐进入高潮部分。孙传庭在与土豪们的宴会上提出要收复他们侵占的田亩，并且把与他们勾结的总兵任琦抓了起来给他们看。谁知土豪不以为意，反而当面肛他“就凭任琦的空口白话，孙传庭你想干什么？你能干什么？”其实有那么一瞬我都有点敬佩这个土豪了，我等当着吧务的面作死大不了换个号又是一条好汉，但是当着陕西总督的面作死，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精神？但是，土狼说过“人作死就会死”，于是孙传庭一句话“问得好”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他的副将拔出短刀割断了土豪的颈动脉。孙传庭命人宣读罪状，47家土豪处死，家产充公。风水轮流转，这回轮到土豪抱着他的大腿求做朋友，结果被他一脚踢开。之后他的台词可谓经典“天下糜烂，百姓从贼，皆因饥饿。百姓饥饿，皆因无地可耕。自古道得民心者的天下，你们知道民心是什么吗？民心就是粮食，就是源源不断的后备兵员，这就是为什么李自成可以输个十回八回，而我孙传庭一回都输不起”这就是为什么我党哭着喊着也要死守18亿亩红线的原因，希望那些动了歪脑筋的土豪引以为戒。

大军就要开拔，百十个重病号却还没好，如果随军开拔可能会导致瘟疫死灰复燃。这一问题让吴又可头疼，孙传庭却不以为意，他的解决方案是和吴又可喝酒…他问吴又可，“大明朝是否气数已尽？”吴答曰“本朝积弊已久，非一剂猛药可以治愈”但是孙传庭没时间了，他需要猛药。夜里让任琦进入隔离区防火，然后再令士兵包围隔离区，手炮火绳枪一通上，问题解决了。吴又可苦笑道“将军控制疫情的方法真是远胜于我”之后夜间逃离军营。孙传庭制止了手下前去追杀的提议，大军开拔。然后，“传庭死而明亡”。

这片子总体来说相当不错，吴又可线平淡如水，要是剪短一点把重心放在孙传庭线上就更好了。这片子是明粉拍的，但是明朝吧却把这片子黑粗翔，反倒是我等天天抽朙粉的洋奴力捧此片，真是患难见真情，谁才是良心一目了然。至于此片，总结起来就是“一文一武企图扶大厦于既倒，可惜虽有报国之心却无回天之力，大朙病入膏肓，气数已尽，早已在劫难逃”
人文气息不可谓不传统，但是身为现代人的我们又怎能不动容呢？

核心提示：当时在北京的明朝军队，名义上说有十来万，大疫过后，少了一半。按一位明朝遗民张怡的说法，当时李自成的队伍杀过来时，能上京城城墙上防守的军人，连一万人都凑不齐。

本文摘自：北方网，作者：佚名，原题：《老鼠是压垮明朝“稻草”？ 明末北京鼠疫流行》

1644年的中国，正是明清交替。历史舞台上有三位主角：明朝皇帝朱由检、农民起义军闯王李自成、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或许还应加上一位，明朝的辽东总兵吴三桂。其实，还有一位主角一直为人们忽略：小老鼠。

1644年，农历3月15日，闯王李自成率大顺军抵达北京城北郊的居庸关。这里是北京城的最后一道天险，然而关隘却无人防守，明朝总兵唐通出降。接下来发生的事，人人皆知：李自成的队伍势如破竹，在3月18日攻破北京城，朱由检吊死在景山一棵老槐树上。

然而，1644年3月李自成所面对的北京，实际已是一座疫病蹂躏的鬼城。这场大疫，是从崇祯六年到崇祯十七年间流行，发源地大致在山西的兴县，然后到大同，再到潞安。接着，鼠疫传到陕西的榆林等地。崇祯十四年时，大疫传到河北大名府、顺天府等地，那里的地方志上，都有“瘟疫，人死大半。互相杀食”的记载。崇祯十六年，也就是北京城破的前一年，北京也发生大疫。

为何判定北京的这场大疫是鼠疫？明人当时的笔记称这场大疫为“疙瘩瘟”、“疙疽病”，这实际是对腺鼠疫患者淋巴结肿大的称呼，而当时的传染性之烈，“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只有鼠疫才能有如此烈性威力。

到崇祯十六年四月时，北京每天死人上万，以至于城门都被运出的棺材堵塞。沿街的小户居民，十之五六死去，死在门口的最多，街头连玩耍的孩子都没有了。有一个统计数字，这场大疫夺走20万北京人的性命，而北京城当时的人口，估计在80万到100万，也就是说，每四到五个北京人中，就死掉一人。“堪称是一场超级大瘟疫”。当时的北京城里盛传种种白衣人勾魂的流言，一到晚上，民间整夜敲击铜铁器驱鬼，“声达九重”，官方也没法制止——这是怎样的一座鬼气森森的城市！

这时候，政府还能做点什么？当时的皇帝似乎已经顾不上这事。虽然在崇祯十六年二月疫情就爆发了，直到了七月，驸马巩永革上疏说，请皇帝“轸念孓遗，亟赐拯救”，这时朱由检才下了一道谕旨，拨银两万两，令五城巡城御史收埋死尸，再拨一千两银子给太医院，医治病民。然而病人、死人太多，这点银子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

即使贵为宫廷官宦，也不能幸免鼠疫的肆虐。开始宫中每死一人，还能得到四千钱的抚恤，后来，连这个钱也没了。

可以想象，这时驻在北京的明朝军队怎能幸免于瘟疫。当时在北京的明朝军队，名义上说有十来万，大疫过后，少了一半。按一位明朝遗民张怡的说法，当时李自成的队伍杀过来时，能上京城城墙上防守的军人，连一万人都凑不齐。不但是士兵、小贩、雇工大批倒毙，北京城连叫花子都找不到了。当时的守城将官低声下气求人来守城，“逾五六日尚未集”，朱由检下令让太监三四千人上了城墙。到了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北京内城上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而且都是老弱病残，“鸠形鹄面，充数而已”，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已经到了西直门时，京城还没什么像样的防御，而士兵们每天只有百余文钱去买粥充饥，怎能抵挡李自成的精锐之师？

有史料说，当时的明朝军队打仗时，士兵躺在地上不肯动，军官“鞭一人则一人起”，可是这个起了那个又趴下，说他们是军心涣散也罢，全无斗志也罢，或许，这都是一群半死的病人。

但是，这里仍有疑问。首先就是，李自成的队伍攻进一个大疫之城，他们自己难道不会被传染？专家对此的解释是，李自成进城的时刻恰逢其时。正好到这个时候，北京的腺鼠疫已经基本平息，而肺鼠疫，因为天气转暖，还没能流行开来。

这里要解释一下腺鼠疫与肺鼠疫。一般人们都知道，鼠疫是一种由老鼠传染的烈性传染病。具体说，是由老鼠身上所带的跳蚤，将鼠疫杆菌传染给了人。这是腺鼠疫。腺鼠疫的显著特征，就是淋巴结肿大溃烂。而肺鼠疫，常常是由腺鼠疫转化而来，表现为剧烈胸痛、咳嗽、吐血。肺鼠疫的厉害，在于它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染，已经不需要老鼠作为中介。但是肺鼠疫的流行一般都是在冬天，需要在气温低的条件下。

每一种疾病，有每一种疾病的机理。腺鼠疫的流行，到了老鼠和人都死到一定程度时，它就会平息下来。这个时候李自成来了。如果李自成早几个月进来，他们也会被鼠疫消灭掉，不过，到最终清军还会进来，这个大趋势不会变。历史的演变真是非常有意思。

如果没有战事，或许明朝政府还可以集中精力去应付灾荒。但明朝末年的时候，明王朝面临着强大的外敌入侵。为了应付辽东防务的沉重负担，于是加紧对社会摊派苛捐杂税，这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激起一轮又一轮的民变。战争，又导致灾荒和疫病的后果成倍扩大，无法收拾。

灾荒、疫病、战争，1640年代的中国，这几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得神州大地生灵涂炭，山河破碎。据学者统计，明清易代之际，因非正常死亡，中国的人口减少了约四五千万。

谈到中医话题，互联网上两派人马争锋相对，争论如火如荼，几近势不两立，但以著名中医学家为主角的《大明劫》，却不会因此迎来两极分化的评价。无论你是中医理论的支持还是反对者，都能从影片中得到情感上的满足。《大明劫》有一条颇体现“普世价值”的故事脉络：名医吴又可不盲从师长和圣典《伤寒论》，独立求索，锐意创新，以实践出真知，战胜顽疾，著出《瘟疫论》，为后世造福。

你可以看作，这是拿传统中医当引子，讲一个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励志故事，放之于四海都能引起共鸣。对中医的大段描述，也并未流于“天地阴阳”等术语充斥的玄之又玄，而是脚踏实地做了切实的阐述，对于病症描述、医治原理，都条分缕析，通透分明，几场中医论述能叫外行也没有隔山之感，最起码我这个医盲听得十分过瘾，是现实知识化作银幕语言时深入浅出的典范。

《大明劫》的标题气势雄壮，英文名《Fall of Ming》（明朝的覆灭）更是直接点题。影片犹如把一个烂摊子一层层剥开给你看，兵士战力生疏，粮草紧缺，火器是废铁，朝廷拨款不至、日日催兵，东墙还没补好，西墙又开了口子，已足够让人头痛，更有乡绅逐利，内奸作乱，反贼偷袭，瘟疫侵扰，良将纵有三头六臂，也回天无力，只得左支右绌，背水一战。

中段对开封城内可怖景象的一瞥，篇幅虽短，却深刻揭示了什么叫内忧外患，什么叫大势已去，弥漫其间的末世恐慌气氛，不比那些反乌托邦科幻片来的逊色。大明王朝是个病人，观众则成了望闻问切的大夫，无需上演大部队怎么溃败，李自成怎么进京，崇祯怎么上吊，单看一幕幕的惨状，谁都会摇摇头，叹一声：病入膏肓，没治了。

也正因为性质上的相似，种种亡国症结中，瘟疫一项被单独拎出来，大书特书，和整个局势形成了比照。军中瘟疫肆虐，只需一个思维活跃、经验丰富、不循规蹈矩的游医，痛下一剂猛药，便得治愈；而一个国家已入肌理的顽疾，却绝非一个铁血将军呕心沥血可以挽救。聊天时我向朋友推荐此片，他们问我故事讲了什么，我回答，医生治病，将军打仗，各司其职，干的事却是同一性质，对方十分好奇，这两者怎么能成一回事，我笑道，这就是立意所在了。

因看片前不知道历史上有此号人物，冯远征饰演的吴又可一出场，我还以为是个神秘莫测的高人，哪知他一开口，满身市侩、圆滑的江湖气，进入抗疫大战后，其小人物的怯懦、恐惧、坚忍和使命感逐渐显露，终于升华为一个医圣般的光辉存在。另一主人公孙传庭是个儒将，一句“投笔从戎十几年”勾勒出人生轨迹，导演王竞选择台湾的戴立忍，大概也因为他的宝岛口音比较“儒”一点，只是这份儒在一把大火后荡然无存，本就杀人如麻的孙传庭变本加厉，摆起屠杀乡绅的鸿门宴，部署对染病部下的血腥围猎。

勉强是个双雄戏的结构，吴孙二人其实对手戏并不多，寥寥几场对话，印象最深的是出征前那场《黄帝内经》的谈话，表面上是“只谈诗情，不谈疫情”，其实表达了两人做事理念的冲撞。这分歧难以抚平，为后来吴又可的逃离埋下了伏笔。影片认可吴的观点较孙更具长远和全局眼光，所以《瘟疫论》流传千古，明朝却大厦倾覆。

故事自然是与史实有大量出入的，王竞在制作花絮里说，穷尽了所有关于那段历史的记载，因此是有理有据的改编，而非许多古装片信口戏说的胡闹。剧情丰富，改编成几十集的电视剧也没有困难，为了适应两小时的电影篇幅，适当的演义处理是必要的。吴又可通过观察阳光灰尘，推断戾气的传播方式，当然是十分传奇化的桥段，有点像武侠片里打通任督二脉，这里不必较真，戏剧效果是出奇制胜的。

难得的是片里还有些笑料，赵提领那句“早知道就把女儿许配给……”，一个士兵踩灭火把的动作，都引发了阵阵笑声，赵提领一再质问“为什么不喝药”，也让我想起某句网络用语，扑哧了好几回。即使是悲剧，也不必从头到尾哭丧着脸，能从惨绝人寰中播撒一点幽默的种子，未尝不在预示着劫后余生的希望。（文/方聿南）

社会是个复杂集合体，认识这种复杂，不同观点因经历和眼界看到的只是有限方面。历史则是尘封的社会，探讨历史兴衰，答案不在历史课本里所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或者玄乎的天道气数，而是细节层面的个体命运、具体事件和社会症候，若干个这样的真实细节拼图出来，就能够描述一段历史，并力趋还原。

表现当下的社会，人们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新闻，从领导人会议到股市房价，这种充满现实感的一手二手材料随手拈来，大家不以为意，甚至在当下信息爆炸的时代，都显得有些重复和冗余；表现一段历史，除了不太大众的学术研究，主要手段就是讲故事了。一般历史故事，选材更多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政经形势飞机大炮这样宏大的东西，一俟宏大则便于扭曲，仅成一种话语，而且不好理解。因此，能选择独特社会症候作为切口，能够体现具体环境中个人、集体命运的历史题材文本，价值较空洞的宏大叙述来得更高。

就普通观众而言，名将孙传庭的知名度或许不低，但吴又可和《瘟疫论》这样专业的东西就非人人知晓。真实历史当中二人可能并无交集，电影当中潼关瘟疫、吴在孙的军营治病的故事或许只是编剧需要，但能够选择这么一个独特的切口探讨明亡旧事，算是别出心裁，以身喻国，以病喻乱，将孙吴二人置于以“挽救”为主题的同等历史使命下，可谓以小见大的极好隐喻。这种戏剧化呈现虽不是信史，但这种以一管窥见全豹，在个别社会事件当中集中展现明末社会诸多矛盾的手法，比那些整天讲朝廷官员和政经局势的文本，高明许多。

著名汉学家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可谓个中典范，此书算是费正清一脉中国研究的扛鼎之作之一，近年知名度颇高。老孔以翔实的史料和扎实的论证，选取了“妖术”这样一个社会症候作为切口研究乾隆晚期的中国，让人们对当时中国社会病灶和传统中国的政治有了一个很具体的认识，毫无疑问这是严肃历史研究，但其精彩程度远超任何编剧的故事，因为它将中国传统社会的问题落地到了具体的事件上，不仅可信而且便于大众理解。《大明劫》在精神旨归和方法论上至少和《叫魂》有些交集，因此注定这电影在智力水平和三观上起码属于中上水准，甩拜金商业大片和一些无脑电影N条街。

明亡的原因在老百姓眼中无非是又一次兴衰交替的改朝换代，在官方意识形态里则是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固有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加上其他各方观点，众说纷纭，《大明劫》从主题上无疑也要处理“明因何亡”这个大问题。基于历史的复杂性和电影叙事的限制，在两个小时内说清这个问题殊为不易，但我个人觉得此片通过将恰当的戏剧化处理（设定瘟疫的背景和孙吴二人共处的环境），给出了说得通的答案——片中的不少情节，实际上反映出来明末社会存在的严重问题，加上片末孙吴二人总结性的台词，“明因何亡”的答案已经揭示：明亡，实则亡于传统中国社会发展到明代难以解决的基本问题导致的社会溃败：

1.中央权威和地方势力的固有矛盾在极端条件下的激化。

自秦代正式确立郡县制开始，中央和地方的分权、以及双方事权和财权匹配的问题就出现了。简而言之，中央自然希望地方能以更少财权承担更多事权，而且帝制天生又是倾向于中央集权的，但中央集权越严重，地方就越少财权，承担事权时只好变相横征暴敛，削弱朝廷合法性。这在王朝强盛没有太多紧急情况时，尚能控制，不致威胁政权稳定，但在明末内有流寇外有异族的艰难岁月，就成为无法解决的问题。片子一开始崇祯皇帝放孙传庭出狱剿匪，一来孙确实精明强干，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贺人龙这样的地方军阀借剿匪之名行自身坐大之实，古代山高皇帝远，时间一长则无法掌控。剧中崇祯在京开始担心孙传庭在陕西稳固势力，对中央形成威胁，因此不断发信催促出潼关与农民军作战。明末的战争、自然灾害和严重积弊导致朝廷打仗财政吃紧，自然要地方出粮出钱，而地方又是战争的直接受害者，更无钱粮，于是和中央矛盾重重，再加之总有不少奉行实用主义的地方大员以战争绑架中央，自己坐山观虎斗，这无疑会把整个朝廷置于更大的风险当中。

2.帝制条件下专制皇权和官僚集团无法克服的矛盾。

中国悠久的中央集权体制里，皇权和官僚之间相互利用和博弈的关系，皇帝靠广大官僚管理国家，官僚靠皇帝提供自身行为的合法性。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官僚内部是层层向上负责，而非对百姓负责，因此鱼肉百姓远比得罪上级要好办；官僚集团整体则为皇帝办事，只要能够有效帮助皇帝坐稳位置，那种不致激起农民起义的横征暴敛和贪污腐化，皇帝是默许的，康熙深谙此道，他公开讲过“天下没有不贪的官”——这也算是官僚集团为主子卖命的红利。由于科举制度和封建土地关系，官僚集团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器和中坚力量，皇权会随改朝换代变更，但官僚集团异常稳固，皇帝换了自己则仍旧为官做事，支撑整个社会。这种矛盾在历代体现为皇权和相权的博弈，众所周知，明朝是专制皇权的高峰，朱元璋废相导致皇权和相权更无法平衡，这样的政治体制是无法处理棘手问题的，因为没有一个稳固的地主官僚集团，很多事无人做，很多社会矛盾无法缓冲，遇到明末的极端历史条件，只有死路一条。片中马精武饰演的潼关豪绅头目，就是这个官僚集团的代表，他们既是大地主同时也是官僚集团利益的代理人，孙传庭在捍卫皇权需要征缴军饷时，他们可以阳奉阴违，甚至售卖官军烧掉账册，这就是皇权和官僚集团的利益你死我活的冲突。中国历史上无数的改朝换代让整个官僚集团认清了这一点：皇帝可以随便换掉，但自己才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人。事实如此，到了清兵入关，首先投降的就是这些满口忠君爱朝廷的官僚集团，而凭借这个掌握话语权和生产力的阶层的投诚，清朝迅速坐稳了江山。

3.现代意义上“想象共同体”的缺失导致无法实现社会动员应对危机。

中国在20世纪建立现代化民族国家之前的漫长的历史当中，人们观念当中只有江山而无国家，只有朝廷而无政府，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民族、国家、政府的概念完全是西方的舶来品，正是这些产生在近代西方文明中的概念，可以有效地将人组织动员起来推动社会进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中的共同体》一书论述了形成诸如“民族”这样身份认同的重要意义，没有现代概念里的民族、国家、政府这样的概念和身份认同，意识不到大家是生活在一个社会当中的共同体、他人的命运和自己相关，人们思想上就没有集体的观念，进而社会形成不了组织机制，无组织机制则整个社会就无法实现动员，遇到自然灾害、外敌入侵、疾病瘟疫则不能集合最大多数人去应对。《大明劫》设定了一个将传统中国各种艰难情况至于一体的环境（战乱和瘟疫是直接表现，明末的自然灾害和外族入侵则是大的历史背景，没有突出而已），人们在乱世当中根本没有身份认同，这种情况到了抗战时依然存在，不少老百姓认为日本人来了也只是改朝换代而已，这样思想水平的民众自然无法实现有效动员，社会危机根本不能应对，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一书详细考察了鸦片战争，结论是：这是一场前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的战争，双方不在一个发展程度上，前现代国家根本无法有效动员国民，而现代战争是个大规模动员的复杂行为，因此中国的失败，败于没有社会发展阶段的落后。片中出现的李天佑的角色值得玩味，他是个读过书的人，应该算是接受传统士大夫意识形态洗脑的底层知识分子，但由于明末社会矛盾加剧，他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下行，生活无着只好“官逼民反”，他的台词体现了“有江山而无国家”的观念，他对吴又可说：“你不如随我投了闯军，将来打了江山，也好衣锦还乡。”李天佑的角色实际上和闯王帐下的谋臣李岩很相似，李岩是历代农民起义当中底层知识分子的代表，和他的前辈吴用、朱升、刘伯温一样，他也提出来“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这样能够直接反应农民诉求的斗争口号，如果李自成没有失败，他将又是一段开国元勋的传奇。这些底层知识分子是受过代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洗脑的人，他们渴望成为官僚阶层的一员，但是面对朝廷的危机，他们选择站在造反派一边，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无疑在扇传统中国意识形态当中忠孝仁义的核心价值观念的耳光，同时恰恰证明了传统中国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破产，固然有文天祥史可法这样意识形态的捍卫者，但绝大多数人都是吴三桂和洪承畴这样“有奶就是娘”的选择，所谓“天道、气数”这些词，或许只是这些意识形态卫道士用来投靠新主子的借口。靠这样的意识形态和这种意识形态教育出来的知识阶层，自然极少其舍身取义，不会引导民众完成建立想象共同体，更不会承担领导和组织社会动员的重任，这一任务，留给了近代国门洞开被迫学习西方的现代教育、科技和制度的中国人。

4.传统中国社会专业分工、行业进步和科技积累之无法实现

电影中设定一个以身殉职的医生赵川，固然起到了衬托主人公吴又可英明神武、反映瘟疫杀伤力巨大的作用，但这个角色更多让人体会到了中国传统技艺在面对社会重大问题时的无力。吴又可这个角色，外表是一个明代游医，实则灌注的是现代人的思维，其实也是现代观念和观众观影愿望在“穿越”到历史环境中的投射。他大胆否定传统医方，敢用猛药，知道病毒可以通过空气传播，知道将病患隔离分类……这完全是是一个现代医生的做派——但这种现代文明的做派，恰恰令人感到中国传统技艺的悲哀。正如“李约瑟之谜”：中国文明悠久科技发展很早，不少科技和发明长期引领世界风骚，但元明以后中国社会和科技几乎停滞不前，这是因为中国的科技成果多停留在经验总结水平上，没有向抽象世界和规律探讨的跃升。此言不虚，中医就是这种情况的集大成者，所有中医的验方基本都是常年累月的治疗经验，对这种经验的解释，都是些“气血寒热”之类比较难以理解的说法，必须通过长年的积累方能得到，而西方医学强调试验和观察，无疑更利于学习普及和学科本身的积累，解决现实问题的效率更高。片中最后说吴又可开创的瘟疫学研究领先西方200多年，其“达原饮”配方在非典当中收到奇效，这实际上是令人颇感悲凉的事情——中国人不乏先进的科技成果和聪慧的大脑，但这些智慧结晶只是被少数人学习或者束之高阁，知识根本无法实现有效积累、普及和提升，罪魁祸首则是家天下的专制主义：因为任何的知识普及、行业发展都会导致民众智力进步和社会多元化，这些都是专制统治之梦魇。

西方的科学所具备的分工、专业和便于系统化学习的特点，无疑是西方文明领先的重要原因，但这种西化的特质，吴又可居然神奇地具备，活脱脱一个现代医生。关于“李约瑟之谜”的陈述，中国在漫长的传统儒家意识形态指导下，将科技商业手工业这些和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直接相关的领域斥之为“奇技淫巧”（尤其是程朱理学之后人为“人心”第一，轻视技术进步），从业人员被划为下九流，社会优质的智力资源投入不到这些领域当中，政府不提倡加之人为阻碍打压，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则是科技水平在宋元之后几乎很少实质进步——而这从根本上和专制集权更有关系，皇帝要消除老百姓造反甚至进步的可能性，于是愚民，以道德伦理内容垄断教育、以科举钦定内容固化知识结构、以焚书坑儒和文字狱实行文化专制，在这种环境下，文化不得昌明，而科学和技术这些生产力的推动因素长期处在简单经验积累的原始状态，无力解决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片中医生赵川固守组训，以伤寒药房治瘟疫，最后死无葬身之地，他的命运实际上是以中医为代表的传统中国技艺的命运，在长期固步自封和因循守旧当中，毫无解决实际复杂状况的能力。

电影结尾吴又可和孙传庭讨论大明前程，孙说大明朝是否真的已经无药可医？吴则引《黄帝内经》说：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大明朝积弊已久，非一剂猛药可以医治。细细想来，积弊已久，实际上不是明王朝自己的问题，而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到明代，其社会运转和文明内部无法克服的根本问题呈现出的严重溃败。中国传统文明也和这个老迈的庞大帝国一样，自身更新和重塑的能力慢慢消减下去，甚至统治阶级还在极力扼杀促成这种自新能力的种种可能，这些颓败之势，当然明末的一些思想家如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已经看到问题所在，也努力发出了自己呼吁革新的声音，但社会整体未启蒙，顽固势力又及其强大，于是有清一代也延续明朝衣钵，将残酷的专制皇权推向顶峰，清代这个表面上看起来疆域广大、开创盛世的王朝，实际上始终麻烦不断，财政亏空、官员腐败、农民起义、民族矛盾等问题迭出，而凭借传统中国儒家意识形态和智力资源，根本无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于是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中国社会开始被动地接受西方文明，后来算是奋起觉醒的洋务运动还是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终败于全面西化的日本，才导致新文化运动一代知识分子对传统中国文明的全面反思和鞑伐。有趣的是，近代中国面对西方文明始终强调保留中国文化本位，结果是非但西方没学成，自己的传统也没有很好保存，反观日本，从器物到制度全面西化，自己的民族传统却完好留存下来——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个问题：传统的中国文明发展到明清，已经开始全面拒绝吸收和更新外来元素，所谓“中学问题西学为用”只是一种抱残守缺的借口，但中国文明和中华民族一样，从来都是一个不断吸收和融合外来的动态共同体，在汉唐时期这种吸收融合做得好，对待多元化的态度比较宽容、专制程度较轻，文明得以快速进步。当然，为何宋以降中国的这种大气和多元不复存在，文明进入固步自封的阶段，这个问题更为复杂，一个简单的理解则是唐之前中国在文明形态和生产关系上是全面领先周边的，但随着周边民族吸收中国文化的进步，双方差距缩小，中国文明的优势不复存在——而这种结果，或也反证了传统中国儒家意识及文明形态本身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

电影《大明劫》设置是极端条件下的一个事件恰恰是明末中国社会发展程度的一个症候；一叶而天下知秋，名医吴又可只能做到有限控制乱世里的一场瘟疫，最后还要靠孙传庭毁灭性的杀人来彻底根除，名将孙传庭面对一个内忧外患的孱弱王朝也只能疲于奔命内心痛苦，去奔赴一场注定失败的棋局——无论是吴又可还是孙传庭，个人再英雄也无力对抗社会积弊已久的系统风险和固有问题。大明没有亡于崇祯、李自成或者多尔衮，大明亡于传统中国儒家意识形态及相应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发展程度，如果要简单归因，程度不断加深的专制皇权和中央集权帝制统治就是终极原因，一个敌视民众、不能为大多数人谋普遍福利、视天下为一人所有的制度，不会让所有人对它共同拥戴、贡献智慧力量，只会导致争权夺利和改朝换代，大明因此而亡（此后的大清也不能幸免），这才是大明之劫，同理，如果任何统治者继续行愚化民众、敌视进步、固步自封的策略，必将重蹈大明之劫。

就像电影《大腕》里关之琳问葛优什么是“境界”，葛优扔石子说：“你能看这么远，我看的比你远，泰勒看的比我远，佛看的无限远。”诚如此言，以我现在的水平，或许只能理解到如上所述的浅薄境界，我一个业余观众没有实力去评判这电影的演员演技如何，镜头如何、电影语言等专业问题，但这部电影能引发思考，在我心里这就是好片，一部值得多看几遍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