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教室

- 从西德媒体对匈牙利球员普什卡什的失实报道，到施瓦茨校长对同学们的最后一问“你们这样算是给了匈牙利什么支持吗”，很显然，这部电影从头到尾要表达的，都不是某一种主义与另一种主义的对比和对抗，这远比姓资好还是姓社好的探讨更有意义。

- 被挑衅的苏联士兵问学生们几岁，得到答案后说“我21岁，我也没兴趣待在这个地方”，看，政治只是权力阶层的游戏罢了。

- 基督教不支持同性恋，但是Erik的牧师继父希望他能收回对Edgar不利的证词，因为“在我们的监狱里，同性恋者是非常难熬的”，在正直善良的人性面前，信仰也不是铁板一块。

- 面对Kurt的未来，因纳粹军人后代身份一直小心卑微的的母亲难得坚定地支持儿子出走，而一直强势的父亲最终也选择了默许和协助——这必然是以他的仕途为代价的，车站办公室里那个不舍的握手看得人好难受。

- 那位始终没有站起来表态的女生。相对于整个学校来说，这些站出来的学生是少数派；而相对于站出来的学生来说，那名坚持坐着的女生，更是少数派。成为少数派都需要勇气，不管站哪边或是不站边。

- 西行列车上，除了Paul，其他同学都没有太过欣喜的表情，尤其Theo，连笑容都那么勉强，也许预感到和家人的那声Tschüß其实是再也不见的意思吧。

- 至少，那一年，他们还能自由前往西德。

1956年，两位高中生提奥和库特在去西柏林看电影的路上见到了匈牙利十月起义的新闻报道。为了对起义的死者表示悼念，他们和同班同学们决定，一起在课堂上无视老师，突发沉默一分钟。然而这短短的一分钟彻底改变了班上同学的命运，许多人从此被东德安全局视为眼中钉，加以监视和迫害。在 班级被强行解散后，他们却决心在西德重新结集，不过是以作为逃亡者的新身份。

或许不告密的自由才是最大的政治自由。这是德国电影《沉默的教室 Das schweigende Klassenzimmer (2018)》留给我的最大观感。

告密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关乎利益，有时甚至是生存。由于同情1956年匈牙利十月起义，东德一所中学的毕业班学生公然在课堂上以“默哀”的方式来表示抗议示威，这被当局定性为“反革命”。当局要求学生们供出事件的带头人，否则全班同学不得毕业。这种以“告密”换“前途”的损招，没有吓倒学生们，但却吓坏了学生们的家长。学生们虽以“迫不得已的谎言”拒绝告密，但在与当局的对抗中却牵出家长的“告密史”来。

泰奥的父亲参与了1953年的动乱，为何被给予在斯大林施塔特重新来过的机会？库尔特的父亲为何能成为城市委员会主席？显然这是他们告密换来的。故事不可谓不精彩。然而，正是在这种精彩中，我们看到人们对待告密的态度：告密就是告密，无论基于什么理由；以及告密对人精神的折磨：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也无论是为了生存还是为了其他的利益，那都是时刻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耻辱。所以，当泰奥问及他父亲参与1953年动乱的事；库尔特问及他父亲关于埃里克父亲被吊死的事，为何他们的父亲都避而不谈或选择沉默，我们就能理解了。

当我们看到这班中学生坚决抵制告密时，我们是该蔑视他们上辈的懦弱还是应该庆幸他们这辈人的勇敢？其实可能都不该。人性到哪个时候都是一样的。当有选择时，人们不会轻易触及道德底线的，当无选择时，为了生存和利益的行为又何须予以指责？在这个问题上，应受指责的可能永远是外在的环境，因为当有地可逃时，没人愿意选择告密而让内心受煎熬的！（文/石板栽花 2019年4月24日星期三）

当一个死水般的体制内出现一个活跃的变数时，所有的腐臭都站在了光明的对面。1989年，旷世巨作《死亡诗社》横空出世，在无数影迷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那句“Captain，my captain”，总是会点燃情绪，激活心灵，那怕它们早已沉睡良久。

这是电影留下的感动，是佳作带来的奇迹。《死亡诗社》讲述一位不按常规教学的老师，来到一所专制保守封闭的传统学校，他激发自由人格，提倡创造力的教学方法如投入死水的一粒石头，引发了难以预测的涟漪，在学生和学校之间制造了“新与旧”的冲突。最终，老师离去，学生留下。学校管理层以为风波就此平息，可当老师被迫离开教室的一刻，学生们纷纷站立于校桌之上，宣布对老师的支持，对自由的态度，对陈旧的反抗。那播下的火种，洒下的希望，深入脑髓，印上心灵，从内而外的改变早已悄然发生。

近30年后，德国新片《沉默的教室》，再度呈现这幕令人亢奋的奇迹时刻。

相比于《死亡诗社》的委婉和诗意，《沉默的教室》显得更加的纯粹和直接。

《死亡诗社》饱受非议的地方在于，它挑战了传统，反抗了守旧，但它只是点燃了象征着未来的学生们的希望，却没有给出具体的方法。

它游走于危险的边缘，带来了强烈的戏剧性冲突，却没提供释放和平衡冲突的结尾。结尾的“绝杀”是人性的闪耀，它超越了理性，是感性的膨胀，是电影制梦的眩晕。《沉默的教室》不需要寄希望于人性和感性，时代在背后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压，沉默或者发声，必选其一，且影响深远。

《沉默的教室》不仰赖温吞，只期望鼎沸。1956年，离柏林墙建起还差几年光景，冷战的铁幕还未完全拉上，被分离为几块的柏林依然保留着微弱的联系。居住在苏占区和美占区的德国人还可以自由跨越，但种种对立让一群苏占区的高中生愤愤不平。

需要及早声明的是，《沉默的教室》的重点不在体现当时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它的枪口对准的是专制，反抗的是控制。片中，学生发泄的朝占领区的苏联军人扔去了花生，触怒了军人，一场追逐之后并没有引发暴力冲突和欺压。

苏联军人告知这群恣意妄为的学生，其实他们自己也不想留在这里。故事的激励事件来自匈牙利事件的不断扩大。这群学生耿耿于怀的是自己的国土上停留着他国的军队，只是一种占领，也是一种耻辱，他们幼小的心灵难以接受这种身份撕裂，他们希望自己是纯粹的德国人，而不是苏占区的德国人。

匈牙利事件引发的暴力冲突，让数百位匈牙利自由战士命丧黄泉。学生Kurt提议，用上课时两分钟的沉默作为悼念。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口头计票后，沉默计划顺利开展。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场沉默将这群学生拖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当一个这场2分钟的沉默，就是死水中偶然出现的活跃变数，一时间所有的腐臭都站在了光明的对面。

先是老师的抗议，然后是校长的介入。来自劳动阶层的校长，希望此事在警告处分后就此平息，劝慰各位学生好自为之，不要浪费接受教育，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可这件不太起眼的小事，却不断升级到令人窒息的恐怖程度。一场似乎无关大碍的默哀，不断层层递进，牵动至政治的恐怖，自老师到校长，再到女督导，教育部科员，直至教育部长亲自过问。

看客们似乎觉得太过小题大做，可深知学生背景们的官员却依旧要锱铢必较，穷凶极恶地要找到那个开始的源头，第一个想出这场默哀抗议的学生头领。

外界的压力不断摧残着学生们稚嫩的心灵。对于自己未来的前途，家长对于孩子的寄托和希望。

还有学生之间，朋友之间的友谊，纷纷遭受了考验和压迫。一方面是亲情的温柔一击，另一方面是教育部官员的穷追猛打，我们看见了那些熟悉的手法，挑拨离间，分化击破，利益诱惑，威胁恐吓，一个精通权力技术的官僚系统对于学生发起的打击，是一个以统治为目标的团体对维存自我合法性的应当之举，这是没有意识形态区分的手段现象，以电影的手法可以填上不同的组织、社会、国家，大家因而可以感受到相似的惊悚。

背叛和告密，揭发和自保，这是所有权力系统，利用人性来摧毁人性的惯用手法。这也是影片可以时刻抓住人心，提供情绪恐吓的根本所在。

由此，影片设计了三位性格迥异，负责不同功能的男主角。学生Kurt的父亲是中层官员，来自权力体系之内，让他享受到了体制带来的便利，但遭受知识诅咒的他同样生出了反抗之心，这场沉默由他发起，但不受他控制。

Kurt的发小，同学Theo是整场行动的执行者，他组织了同学，并且事件不断升级时想出各种方法应对，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教育部官员一度认为他才是幕后主谋。

来自劳动者家庭的Kurt需要得到毕业证，改变家庭的命运，父亲的管教，家族的窘迫让他倍感挣扎，临时退缩，想要保全自己。全片最大的悲剧是学生Erik，他期初反对默哀，但因为投票的结果，他只能顺从，他揭露了整场事件，并最终告发了Kurt。可家庭出生的悲剧，让他踏上了毁灭之路，一路下来，竟然成为了最后的牺牲品。

Kurt，Theo，Erik是三种思潮的代表，激进的，妥协的，保守的，我们以为三人在这场默哀行动中会有不同的结局，可权力造成的伤害是集体性的，全面性的，没有一种人能全身而退。

本片真正临摹的恐怖，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对立，而是一种全景式的权力控制技术，一种递进威胁的专政之能。法西斯这种类反派，一直长存在那个世代东西德乃至东西方对官方之敌的宣传里，以至于本片在不那么严苛的生活环境中无意渲染两大主义的优劣与否，而以东德为例点出了专制之恶。

是专制而不是主义。影片最为讽刺的是，学生和教育局官员都以纳粹为耻，他们大声疾呼纳粹的恐怖，可不想他们正在正在施行的手段，不过是纳粹的变体。手握不可控的权力，最终都会走向纳粹式的极端。权力只生产屈从，只施行控制。它分裂主体，通过生存的欲望，让人“宁愿在屈从中存在，也不愿不存在“，这种对于权力的强烈依恋，加上权力对精神的管制，让主体彻底陷入了“他者化”的陷阱中：主体参加了它自己的自我阻碍，完成了它自己的服从，并渴望和精心制作了它自己的镣铐。

《沉默的教室》以学生的集体出逃作为结尾，但它并不认为西方就是光明的一面，学生嘴角的微笑只是一种自由后可以畅快呼吸的表征，而不是对于另一种意识形态的肯定。

《沉默的教室》最不落窠臼的地方在于，跳出左右思潮，集中火力呈现权力的踪迹。学生只是其中矛盾的主体存在状态。被强加于一个人的权力是那种激发一个人的出现的权力，而且，似乎无法逃脱这种矛盾关系。实际上，不存在没有矛盾的“一个人”，要成为自我，必须进行虚构的自反，排出严格认同的可能性。

自由和依附总是那么暧昧不清，可就在矛盾和暧昧中，我们看到了权力留下的，转向的痕迹。

Based on a true story.

简单的故事却给我很多思索。

同学们真的是为匈牙利的牺牲者默哀吗？

在当时环境中他们不能确认东西方两边的报道哪个是真实的。那么基于真假不定的信息的行动是正义的吗？也许，反抗是西边鼓动的结果，而坚信共产主义是东边洗脑的成功。我以为，那个时代的普通人不应该有任何轻举妄动，毕竟自己的行为不仅波及自己还会影响他人。盲目的激情只会把自己变成无人在意的棋子。

即使真相是“前苏联军队血腥镇压匈牙利手无寸铁的平民，足球明星在混乱中牺牲”，我以为，同学们更多的是想借这个事件表达隐藏已久的对西边“自由”、“开放”、“先进”的向往。

也许我是一个自我保全、自私的人，与其因为两分钟默哀引起冲突、逃难，更佳的选择是尽可能接近真相、养精蓄锐在大势所趋时扬起正义的旗帜打它个措手不及。

从泰格尔国际机场到查理检查站，我便认定柏林是欧洲一干城市中最不能令我打起精神的了，与空旷的街道，燥热的天气甚至是沉默的的哥无关，在古城林立的欧洲经历了二战与冷战摧残后新生的柏林颇显得鹤立鸡群，既没有华沙式的重建，也少了巴黎风的典雅，经历了世界杯的大辱，唯一能令这座城市骄傲的足球霎时间成了每位柏林人心照不宣却又闭口不谈的话题...我居住的酒店离查理检查站只有不到一百米，这里曾是东西德的的边界检查站，自1961年以来，这里历经长达28年的封锁，经历与见证了多少悲欢离合；现在伴着第一缕晨光人们鱼贯穿行在路口，真是幅奇特的场景，仿佛那里从不曾有过隔阂；伤疤或许早已柏林人生活的一部分：列车穿行在曾经的界线，人们悠闲地倚靠在残破的柏林墙，波茨坦广场早已高楼林立...他们从未刻意隐瞒，也未曾忘记曾经的耻辱与悲欢......当“真实事件改编”几个大字赫然出现在屏幕上，总能带我回到这里，无法忘记在柏林的回忆，也无法忘记那些看到的听到的故事，那些鲜活又残酷却是真实的故事。

东德某毕业班学生临时以课堂静默一分钟的方式悼念匈牙利革命的亡者，全体学员由此沦为政治刁难对象，其家庭与个人命运被彻底改变；以学生、家长、校方和当权者四重视角强调事件复杂全貌，更细致展现集体内部分歧，延续德国二战史造成的代际冲突和政治迫力作暗线，个人与集权体制的矛盾关系制造张力；全片偏向性的视角（西方视角）是有目共睹的，在东西德题材的电影中屡见不鲜，遗憾的是本片没能找到最佳突破口，可谓是成也在此败也再次：有真实事件作为基础的改编显得非常有力，是极具有戏剧的煽动性与表演的爆发性的，虽然导演有意降低门槛，可依旧是站在现今的立场之上，也许因由历史的残留，营造出一种控诉层面的反思，在无意之中却扩展增强了故事的普适性，在剧中“纳粹”和“社会主义”总被相提并论，试想如果故事背景不是发生在某个前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在任何制度、主义、国家与地区都同样显得合情合理，观众轻易的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和感觉，然而这样的弱化并没有持续太久，蓦然堆积的镜头打破了戏剧的平衡感，“不可动摇的真实性”在末尾居然有了戏剧性的转折，仓促的收尾和一些理想化的设定让刚刚到来的高潮戛然而止，特别是洒在提奥脸上那道高度理想化的“资本主义之光”；他们是你我一样的青年学生，为了继续生活被迫抛下一切背井离乡，他们投入的何尝又不是另一种未知呢？

青少年既能成为国家政治机器，也能成为国家政治敌人，因为他们年轻、有活力、热血、敢做...青年学生极易沦为各种形式的“工具”煽动，政治宣传，甚至是艺术！本片在真实事件的选材改编以及事件的可信度上都下足功夫，演员们的表演也为剧本锦上添花，但是除此之外电影留给我们的思考深度却有待商榷，少了一份观察，多了一份控诉；沉默的力量是无形的，全面客观的目光显得更加的难得、必要，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在绝对意义上优于另一种制度，资本主义的欺诈煽动，和社会主义的镇压抑制有什么不同呢？“我永远无法理解人怎么会用枪把另一个人打死。”“因为找不到开枪的理由吗？”“不，因为死了就是死了再也活不过来了。”整齐划一的军人公墓和他们生前的主人没什么两样；21岁的俄国士兵与18岁的德国少年又有什么区别呢？父辈的奸佞与子辈的背叛，父辈的呐喊与子辈的沉默，父权的压抑，两者看似冲突的表面却有着内在本质的统一，“我们都生活在这片共同的土地”都曾有着共同的初衷与理想；个体的服从总被视作一贯的美德，信仰自由者是文化与制度的异类，遗憾的是，大多数，最终向现实屈服，朝着父辈们口中所谓的光明前途大踏步前进（早已习惯于无视路旁的白骨与哭喊）隐忍痛苦，却不知他们亦在谎言与背弃中成长，随着时光和呐喊一并消失埋没在长河的抗争中。

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给本片注入了意想不到的活力，片中的一众人物都代表着丰富多元的立场（简析）：

子辈 埃里克：一位有着西斯拉夫姓氏的男孩，他那曾属红色革命卫队为革命捐躯的父亲是他心中的骄傲，并坚定不移的以此作为精神支柱；坚定的信仰者（以为）活在自己或他人编织（甚至可能是善意或无意的）的幻境，所有的疑虑都被积压，自我安慰也只是粉饰太平，真相引发的轩然大波，随之而来的是信仰崩塌带来不可逆转的毁灭；信仰危机是二十世纪欧洲非常突出的问题（特别是夹在东西阵营间的国家）以他为首代表经历了战争和混乱的人民，固守坚定，却面临信仰崩溃后的无所适从。

库尔特：富家子弟不知人间疾苦，为本次事件的核心人物，可以说反叛力量的中坚来源，有情有义的自由信仰者，缺少全面和对于事件后果的长远思考与目光，戴有典型的理想主义的光环；风暴的中心反而是最平静的地方，我们有更多的余地可以思考却无法拥有更多的选择与权衡，意义的衡量不在于怎样么想而在于怎么做。

提奥：在此我更倾向于将其认定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上述自由的自由象征，这是一种更随性甚至伴随着动摇的自由，出于某些原因他们对于社会的残酷有更深刻的体会，人性的怯懦使他们容易动摇（也许是因为他们本就没有坚定的立场），主张保全精力养精蓄锐（群众中的代表），却也作为活跃分子和替罪羊。

父辈： 库尔特的父亲：光鲜亮丽的父权形象代表者，对于纳粹出身的岳父嗤之以鼻；却还有战争中“卑鄙”的幸存者这一特殊身份，背叛、出卖、卑微...却没有人能狠狠地唾弃他们，在残酷的背景之下所有的“幸存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卑鄙的”。

校长：工人阶级抓住某种机遇翻身做“主人”的代表，未曾忘记自己的出身也暂时没有被权利所侵蚀，却也是典型的利己主义者，懂得自我保护，妄图据守自己最后的一丝利益，不存在坚定的政治观念和立场，“维护利益的主义都是好主义”，他气愤地说道：“你们这么做能帮到匈牙利人民什么呢？”若是从利益而非本质出发来看待事件，那么多数事件看上去都毫无生机也就是“没有意义”，是非对错的界限也就变得不能么分明，他们管这叫成熟，我却不这么认为。

提奥的父亲：曾经的革命者，亲历53年工人革命动乱，却遭惩戒流放，宽大处理的背后却是今生都无法洗刷的“污名”；反抗无望，生活举步维艰放弃出路，满怀的一腔热血逐渐被时间平息；我们所期盼改变的一切最终被生活的残酷压倒转而消融在家长里短的辛酸。

老埃德加：在更迭的政权中被迫害的边缘人物（由于其同性恋者身份受到宗教、纳粹、入侵者、社会主义者的多重歧视迫害）饱尝疾苦，在青年学生身上寻得渴望已久的“自由”光芒，被抓时反而释然。

埃里克的养父：神父本应是庇佑众生的角色，却显得软弱；伴随着信仰危机神的地位逐渐动摇，政治的头脑容不下佩戴十字架的脖颈；宗教是统治者的工具也是叛逆的起源，最好的解决办法只有发扬光大/赶尽杀绝。

基于本片主要作为男性主义标杆视角的观点，女性角色的存在被削弱，但是我们也能从中注意到几位看似隐藏在男性角色背后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角色： 莱娜：本片最为突出的女性角色，坚毅勇敢，但是比较遗憾的是个人认为塑造不是特别成功，在男主和基友的“光环”下游离，显得有些刻意，沦为一个依附的角色。

库尔特的母亲：女性总是最先觉醒的，因为有一个党卫军出身的父亲，她处处碰壁饱尝辛苦，沉默寡言，也不敢与自己的丈夫对抗，表面上言听计从战战兢兢，却是她，建议自己深爱的儿子远走高飞...“妈妈，真相有多重要？妈妈，为什么你什么都不说？”“离开这里，再也别回来。”

P.S：1956年匈牙利十月事件爆发时，匈牙利球星费伦茨·普斯卡什等人正随洪韦德队在欧冠首回合比赛中客场挑战毕尔巴鄂竞技队，球队得知国内局势动荡不安，球员们决定暂不回国，普斯卡什和柯奇士等选择留在西班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