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

我在电影院里看着电影，看到小金智英问妈妈说“所以妈妈现在是因为我所以没能当老师的吗？”的时候，突然哭出声。母亲生养女儿，女儿变成母亲，在金智英这个故事里面，在这个我们都正在经历的循环里，太五味杂陈了。

当女孩子被性骚扰，“你看看你裙子这么短”“干嘛要天天嘻嘻哈哈的冲别人笑”。当女孩子站在成人世界的门口，“嫁人得了”，“我看你就最适合找个人家嫁了”。当女孩子遭遇不公和变故，“现在时代变喽，女孩子事儿越来越多了，多希望生活在朝鲜时代，哪还由得她们”，“啊，疯婆子”。当女孩子成为母亲，“拿着老公的钱在家待着多好”。是因为女孩子孱弱无能吗，也并不是吧，因为当你顶天立地，可能会有人自作聪明地夸你“嗨，你要是投胎成男人就好了”。

金智英是个典型的韩国女性。走在路上迎面擦肩的都可能是她。韩国整体文化氛围是特别开放而保守的。一方面坚持千百年来儒家思想体系的影响，强调着社会关系中的次序，家庭关系中的男女有别等等。另一方面受西方文化影响，在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上以一种非常强烈的态度和方式表达意见。

这个片子好，甚至不是因为能让多少男性幡然醒悟，而是让更多女性抽离生理上的定义，审视你身处的世界，自己，到底在经历什么，经历过什么。以及，作为女性你是否忽略了自己除了女性这层生理意义之外，首先是一个人。

《82年生的金智英》首映日拍摄于电影院

在梨大（梨花女子大学）这几年可以说是强行体验了女权运动的一段经历。上大学的时候对于女权这个概念还云里雾里，以为只要女性在社会地位和财务状况上反超男性就会迎来传说中的女权的胜利。

梨大教给我的是—女权不是变了性别的男权，女权的胜利应该是女性以独立人格存在并获得尊重，与男性共同实现这个社会的平衡，扮演同等重要的社会角色，公平竞争等等。女权可以是宏观而抽象的概念，也可以是非常微小的细节。

之前和我上同一门课的一个博士前辈就把女权问题浓缩进了女性卫生用品安全问题中，通过采访很多女性消费者和业界人士来关注女性权益保护问题。me too运动最高潮迭起的时候，身边很多人把这个事件作为研究课题，当时特别冲击我的是某位上年纪并事业有成的男性受访者说他们男性也很疑惑—“现在的小姑娘们都怎么了？以前从未遭受过非议，甚至非常普遍的一些举动怎么就成了性骚扰了？”

2016年，参加那场著名的大游行

我觉得，可能因为身为女性，并且同样也是在人格和知识结构形成的最重要阶段在梨大度过的缘故，小说原作者把这个社会语境中最习以为常的相夫教子孝敬公婆的画面，不藏着掖着，将已经习以为常的日常，放在每一个试图避而不谈，甚至压根儿还未知觉的人面前—是的，你在经历这些，是的，你可能还未觉察，或者你正在试图忽略，但你知道吗，亲爱的，在作为一个家庭的，甚至整个社会的女性角色存在之前，你首先有权利是一个独立的人。

去年原著在韩国最畅销的时候，我买了书看。特别震撼于作者风平浪静的口吻讲述了最俗套也最忿忿不平的故事。好的故事不见得有多出奇，剑走偏锋讲什么奇谈，也不非得用最惊天动地泣鬼神的表达，但至少得让读者懂，让读者能够共鸣共情。我觉得最让我有冲击感的是写金智英大学时候的青春洋溢，在职场上的斗志满满和结婚生子之后的手忙脚乱迷失自我的落差。

《82年生的金智英》韩文原版

环顾身边的女性，大多数让步，搁置对自我的追求也确实都是源于要扮演社会主流认知中要求女性扮演的角色，以及基于对于女性形象的普遍认知继而提出的对女性形象的要求。是不想做自己吗？不是，是现实在时间和空间上压缩了为妻为母的绝大多数女性几乎所有追求自己独立存在价值的可能性。然而小说和影视化作品有的选择，可以选择最理想主义的解决方案，可以借戏剧化给出最漂亮的答案，当然也可能是种暗示，试图给大众提供另一种可能性—让金智英拥有一个愿意看到“不妥”，愿意走出自己的舒适帮她找回自我的老公。

其实，甚至这些都不需要上升到女权。无非就是搞清楚自己面临哪些不公，因为哪些外力而不便，直面，不逆来顺受就够了。既不需要什么高深知识体系支撑，也不用非得为这些事贴上标签。

看完金智英，一方面心里空落落的，一方面觉得幸运，庆幸有人把这些讲出来。俗话不是说吗，说出来就好了。希望因为有人替我们把故事讲出来，我们就都好了。

花开时节的梨大。希望每一位女性都能在自己的生命中花开灿烂。

82年生的金智英，很多人批评它不切实际，把所有对待女性的不公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怎么会有那么倒霉的女人啊

其实，她已经足够“幸运”

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但是还有妈妈爱她，她还能上大学，找到心仪的工作，和心仪的对象结婚，生病了妈妈也能理解她，爸爸和弟弟也试着关心

稍大一些在公交车上被变态男尾随，还有善良的大妈愿意帮她，爸爸批评她不应该穿太短的裙子，去太远的地方学习，但至少接到她的信息愿意来接她

工作后虽然对女性的不公随处可见，但还有不错的女性同事和上司

婚后婆婆不理解，但已经比我们见过的太多作妖的婆婆好很多，更不用提还愿意试着去理解妻子的丈夫

是啊，我们想到那些因为性别一出生就被丢弃的女孩，那些像智英妈妈一样为了哥哥弟弟不能受教育的女孩，那些被性骚扰的女同事，那些被婆婆当成生儿子的机器、被丈夫家暴的女孩，还有那些仅仅因为长得好看或者不好看被伤害的女孩，是不是觉得智英其实也算幸运？

可这“幸运”，给你你要不要啊？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更感到悲哀。

本文来源公众号“老虎来喝下午茶了”。

金智英，生于1982年4月1日，一个有点尴尬的日子。

此外，她的一切就像智英这个名字一样平常。35岁的她，貌不惊人，学历尚可，家境也就过得去，就连运气也是不好不坏，人生普通得就像落入大海的一滴水。

直到有一天，智英得了一种怪病。

无缘无故地，她会突然以丈母娘的口气和老公说话，有时是老公死去的前女友，语气动作惟妙惟肖，像鬼附身了一样。

就在中秋节的家族聚会上，智英又发作了，这次是亲家母附身。

她对婆婆说：“啊呀，亲家母，每次我们家智英过完节都会忙得全身痛。你们全家是团圆了，我们家就不想团圆吗？”

婆婆惊呆了，小姑子的汗毛直竖，公公气不打一处来。

这是谁家的媳妇，是要成精吗？

《82年生的金智英》是韩国2017年最佳小说，一本现象级畅销书，销量突破100万册。韩国总统文在寅，还有许多当红艺人都读过。

《熔炉》《釜山行》原班主演孔侑、郑有美出演同名电影，电影上映后首日就冲上票房冠军。

然而，不喜欢这本书的人却恨之入骨。被称为“韩国第一美颜”的Irene就因为分享了这本书，被网上围攻，烧照片。郑有美因为出演金智英，被嘲为82公斤的郑有美。

什么书啊，这么邪性。

其实《82年生的金智英》只是平淡如水地讲了一个普通韩国女孩的成长经历。读完却给人一种大热天冒冷汗，无声处听惊雷般的震撼。

这本书，我最有共鸣的还是育儿部分，一边读一边就会如同看到自己的昨天和今天。

还是普通妈妈的故事最有力量。因为，她承受的压力也曾窒息着我们的胸膛，她走不通的隧道一样锁住了万千个妈妈的未来。

真是边看边感叹：果然，女性人生的转折点就是结婚生子，谁都绕不过去。

1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会帮你的

智英31岁那年生下女儿，然后就当了全职妈妈。在韩国大约有46%的已婚女性因为生育不工作，所以是再正常不过的。

虽然中国女性生了孩子大多还可以工作，但是如果没有老人帮忙就难说了。我们拥有的权利，其实是父母牺牲了自己的晚年换来的。而且孩子上学了，老人渐渐退出，投入更多精力和时间的终究还是妈妈们。

一生下孩子，是专注工作还是顾家带娃，这个问题就会摆在你面前。大家最终都会不知不觉地顺着一个方向走去。好像有人在我们后面悄悄地驱赶，或早或晚地走成了一个个金智英。

并不是说妈妈顾家不好，不好的是：在这件事上我们没有多少选择。

看到智英担忧，大贤给她打气。他说：“你担心什么呢？我会帮你的，帮你冲奶粉，换尿布，做饭，这些事我都可以做。今后，你不用工作，让我来养家吧。”

老公如此贤惠，可智英还是心里堵得慌：“为什么总是说帮我？难道这不也是你的家，你的孩子，你的责任吗？”

还有那句“你不用工作，让我来养家吧”就更让人不舒服了。

一个受过教育，可以自食其力的人，宁愿整日在家喂奶，抱孩子，换尿布，做辅食，给孩子洗澡，抱着娃做家务，推着婴儿车去超市，一夜要起来好几次……就在她最辛苦，付出最多的时候，怎么就活成了一个需要被养的人，不用工作的人？！

当妈妈得从早忙到晚，付出那么多，得到的却是一个“被养”的标签。

真不用说母亲有多伟大，咱们只要肯老老实实地承认全职妈妈和爸爸一样也是养家之人就是进步了。

这本书之所以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就在于它的平常平静底下涌动的辛酸，在于它发现了那些深入到生活细节里，不被察觉的委屈。

厌恶这本书的人一致认为，金智英这个女人太矫情。没有家暴，又不是底层，丈夫体贴，生活已经待你不薄了，你为什么还要抱怨。

千百年来，好妈妈的形象就是吃苦耐劳，不抱怨。如果你不肯忍辱负重，还一付苦大仇深的样子，马上就会被嫌弃为怨妇。

2 现在当妈妈有什么辛苦的

智英一手抱孩子一手干家务，伤了手腕。她去看病，老医生却教育她说：唉，现在的家务活哪有那么辛苦！

我婆婆也说过：“我们那会儿，哪有全自动洗衣机，还要换煤气罐，一周才歇一天。每天晚上手里织着毛衣，嘴里还要把电视剧的对话翻译成老家话讲给奶奶听……”

说的也是哦，年轻人再苦还能有老一辈苦。

智英却矫情地认为：现在的医生连处方都不用写，什么都是电子的，有什么辛苦的；现在的农夫种地有各种机器设备，有什么辛苦的？无论什么行业都受益于高科技，但人们依然会说医生很辛苦，当老师很累啊。

唯独当妈妈，只能默默忍受，喊累的资格都没有。

当妈妈做得好是应该的，吃再多苦也是应该的，这是把优秀当作底线来评价一个妈妈！那些说当妈妈有什么辛苦的人，无论你是干什么工作的，请问如果有人敢给你定这么高的职业标准，你会不会骂他不要脸？

到底是智英矫情还是这个世界偏心眼？是智英得了怪病了，还是社会荒唐？

3 我也是大学毕业啊

好不容易，孩子上了幼儿园，智英想再就业。可是她一天只有四五个小时不用带娃，半职的工作机会很少，能找到的不是售货员，就是服务生，薪资低，没合同没保险。

智英去一家冰淇淋店打听了一下，店员也是位妈妈，临走前她对智英说：我也是大学毕业啊！

是啊，都当妈了，要想开点，有份工作干就不错了。

看看我周围，孩子上小学前后，很多妈妈会换一份便于接送陪读的工作，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

一晃七八年，职业生涯的黄金期就没了。都是好不容易来地球一趟，男人30岁以后事业蒸蒸日上，50岁迎来人生巅峰，而女性大多从生育起停滞不前，甚至成为“被社会淘汰的中年妇女”。

这是我们的错吗，是女性不够努力吗？

从小我们就被教育男女平等，和男生一起上体育课，做同一份试卷，同一分数线上大学。可为何结婚生子后，女性的路上就多了那么多的绊脚石？

作者写这本书的本意就是，希望女读者可以明白，身为女性会就受到各种限制，千万不要因为自己“无能”而深感自责，因为这不是你的错，根本无须自责。

4 妈虫真好命

一天智英推着女儿去公园，孩子睡着了，她买了一杯咖啡，打算享受下难得的休闲。

碰巧听到有人议论：我也好想用先生赚来的钱买咖啡喝、整天到处去闲逛……妈虫还真好命……”

“妈虫”是近几年韩国流行的网络语言，指那种把孩子送幼儿园自己去喝咖啡做指甲逛百货的妈妈。然而现实中的妈妈们却是，把孩子送幼儿园后，去咖啡馆给别人端咖啡，帮别人做指甲。

尽管如此，不少人还是会想当然的认为，当妈妈好轻松自在，甚至活得像寄生虫。

这件事成了最后一根稻草，从这天起，智英就得了那种怪病。她的身体里住进了各式各样的女性，她们的共同点就是统统为智英抱不平。

因为智英就是你我，她的命运就是所有女性的困境，为别的女性说话就是为自己发声。

金智英最后怎样书中没有答案，但它还是一本好书。然而，如果我们不能给自己一个答案，还会拥有好的人生吗？

话说上次，朵爸不知搭错哪根筋了，跟我说“唉，我的工作也有你的功劳啊”。当下我心中一喜，好激动啊。

孩儿他爸，你这么体贴，让我实在太激动了，心潮澎湃无法平静……怎么办啊？唯一的办法就是狠狠地打一笔钱给我，才能冷静下来!

传统美德好是好，温柔敦厚，包容奉献，很了不起，但是，我就是jiao得自己远没有强大到可以做无条件的牺牲。当然了，要是嫁给孔刘的话，也是可以商量的。

老实讲，爸爸们工作压力山大也在为家庭付出，大家都不容易。只不过同样是为家庭出力，女性只有播种、劳作，收割却没她的份儿。

这是问题的关键。

社会上总说什么女性需要理解和尊重。我觉得更要紧的是，大家应该有意识地，在生娃前就得讲好将来地里的庄稼怎么分，有必要的话找个律师按个手印也没有什么不好。

因为没有这个，一切理解和尊重就如同一块悬空的地板，随时都可能从你脚下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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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微信公众号、微博上似乎刮起了一股剖析韩国的风，这股风大概从李胜利事件开始兴起，到几天前雪莉自杀事件达到了顶峰，诸多大v或高流量公众号摇身一变成韩国问题专家，共同营造出一种高度雷同的韩国国家形象——一个“被财阀和美国操控蹂躏的傀儡国家”。其春秋笔法难免令读者产生幻觉，仿佛“财阀”或“美国”是解释所有韩国问题本质的终结理论，继而一改以前对韩国社会的漠不关心转向积极嘲讽。

视频链接：//weibo.com/7060281712/IbTV7gQF9?pcfrom=msgbox&type=comment

几天前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官方微博发布了一条名为“韩国娱乐圈需要的不是女权，而是社会主义的铁拳”的视频，嘲讽韩国女性地位低下，中国还能讨论“什么是健康的两性关系”、“什么是直男癌”，而韩国人却毫无作为，因而需要的不是女权，而是“社会主义的铁拳”，底下评论一片叫好赞同，“财阀”、“殖民地”再次成为高频词汇。如此权威平台发布如此低级视频，引来如此多共鸣，不难想象任由这股风气吹下去，中国普通民众将形成一种如何扭曲的韩国观。

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上映之际，我决定谈谈韩国女性地位问题、近些年来韩国社会的厌女、仇女问题及女权运动，在铺天盖地的“伪真相”中，发出一点微弱的声音，亦为大家观影前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识。

韩国女性地位为何低下？

讨论韩国女性地位问题，需追溯到韩国近代女性最初登场的时期，也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近代转换期。随着近代开化思想传入朝鲜半岛，俞吉濬等启蒙知识分子开始讨论女性的教育问题，主张女性应接受教育，肩负起生产民族下一代、教育国民的责任，以“母亲”和“妻子”的身份，也就是“贤母良妻”成为民族的一份子。

值得注意的是，“贤母良妻”或“贤妻良母”常被误解为一种儒家传统女性美德，然而这却是一个现代概念。“贤妻良母”的革命性在于它承认妇女作为国家一员的政治权利，通过确立女性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将其从严格由男性主导的等级制度中扮演母亲、妻子、儿媳角色的前现代习俗中解放了出来。在启蒙知识分子的眼中，“良妻”是男性的伴侣以及操持家务的主管，“贤母”是为了养育更好的国民，实现富国强兵。换言之，“贤妻良母”的核心理念是民族主义，而非儒家家庭伦理——这是“贤母良妻”与传统女性的根本区别所在，然而两者的相似之处，则在于均将女性限定在家庭范围，并肯定父权。

1910年韩国进入日据时期后，“贤母良妻”论成为了殖民当局培养顺从统治的忠诚女性的手段。殖民地男性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思想驱使下，热衷于将女性推崇为民族的象征，在现实中却仍将后者捆绑在传统父权压迫地位，借此遮蔽殖民地“男性”的缺席与无能。

换句话说，在殖民地的特殊背景下，父权对女性的压迫在“保存民族固有主体性”的名义下被正当化了，这使得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帝国主义与父权社会形成了一种共谋。“贤母良妻”仍是该时期韩国男性对理想女性的规范，接受现代教育并日渐觉醒的新女性则令其产生抗拒感与反感，其反作用便是对传统女性的赞美，及对以女学生为代表的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的批判。在当时男性知识分子占多数的舆论界，后者时常被刻画成虚荣、轻浮、奢侈、堕落的形象。

图为日据时期韩国著名“新女性”舞蹈家崔承喜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韩国成为了“总后（方）”，多数韩国女性在“贤母良妻”的教诲下，遵循军国主义对母性的需求，期待通过将子女献给皇军、参与生产劳动、保障战争后勤来成为“帝国国民”的一份子，她们也因而被“尊称”为“总后夫人”。

光复后，尤其在由军事政权推动的现代化建设中，韩国对国民的动员是高度性别化的。在冷战对峙格局下，国家安保的重任压在每一个成年男性之上，他们通过义务兵役制、退伍后参与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建设而直接成为了现代化的“主力军”，而女性则通过参与新村运动及计划生育运动，以家庭主妇的角色间接参与到现代化建设中，这种性别化的动员机制形成了一种“保护者、抚养生计者=男性”与“家务劳动、养育子女者=女性”之性别社会分工，亦在很大程度上延续至今。

经由上述简要勾勒，可知韩国自近代以来，女性未曾有机会作为运动主体开展过妇女解放运动，从“贤母良妻”到“新女性”的污名化，从“总后夫人”到“家庭主妇”，女性主义从来被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冷战、性别化的现代化动员机制所牢牢压制或统摄，其结果是，妇女解放一而再再二三地被“民族大义”、“大东亚共荣”、“经济建设大业”、“民主主义”等所谓“更重要”“更紧迫”的宏大议题所搁置——这便是当代韩国女性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而绝非单一地出于儒家道德观念的禁锢。

当代韩国社会的厌女现象

回到当代韩国。

首先，厌女（misogyny）现象不是新鲜事，不是韩国特色，亦非东亚特产。纵观人类历史的绝大部份时期，在大多数地区，女性都是所属或交换的对象，这是一个世界问题，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偏见。按照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的定义，“厌女”是男性为了维持自身的主体性和优越性，而将女人置于客体，将女人“他者化”，并加以蔑视的一种意识。在上野《厌女：日本的女性厌恶》一书的译后记中，译者用了一句民间俗语清晰地解释何为对女性的“他者化”，那就是，“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裳”——男性同为主体而结成“手足”同盟，而女性则是不可缺少却终究属于物品的“衣裳”。

在当代韩国社会， “厌女”超越意识范畴、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兴起，始于本世纪初。在上世纪，通过发动军事政变上台的朴正熙，为了补偿义务服兵役的男性为国家的付出，自1961年起，政府曾对所有退役男性在公务员考试、企业面试等多种重要考试中给予5%的加分，然而1999年12月23日，宪法法院宣判该加分制度“违宪”，并于2001年正式将其撤销。

当时正值韩国刚走出金融危机、全面转向新自由主义的初期，随着企业雇佣灵活化制度的推行，就业难、失业问题成为了社会常态。加分制度的取消，加剧了男性的就业压力，部分人开始将矛头指向呼吁取消加分制度的女权主义者，斥责后者借牺牲男性来追逐私利。此后，韩国相继出台了废除户主制度、性暴力/家庭暴力特别法、生理期休假制度等一系列保障女性权益的政策，愈发加深了男性“特权”的被剥夺感，厌女气氛因而弥漫开来。

厌女情绪最初盘踞在匿名的网络空间，形成了一种颇为主流的叙事框架——“作为被害者的男性” vs “作为加害者与剥削者的女性”，前者辛苦服役、保家卫国，后者则安于享乐、过度争取女权。近两年“Me Too”运动兴起，女性对性骚扰、性暴力的反抗，复又激发了前者的被害意识，在反对me too的言论中，被侵犯女性时常被描绘成诱骗纯真男性犯罪的加害者。

臭名昭著的极右网络社区“日佳일베”是生产厌女情绪的大本营。该网络社区成员多为年轻男性，在现实世界中，他们多为店员、快递员、学生、无业人员等，其中不乏文静、彬彬有礼之士，然而在网络世界中，却化身为语言暴力分子，大肆发表歧视憎恶女性、左翼人士（尤其是已故总统卢武铉）、全罗道居民、外国劳工及一切社会弱势群体的言论。

有学者指出，在韩国这样一个尤为强调“男子气概”的文化中，身处霸权地位的男性角色一旦在竞争中落败，往往会转化为对比自己更为弱势群体的歧视与愤怒。这种心理不难理解，用鲁迅的话来讲，便是“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刀向更弱者。”

上图中艾莎的手被电视台内部人员偷偷P成了“日佳”成员的专用认证手势，播出后引起轩然大波。

随着“日佳”成员的不断扩大，其影响力也从线上转向线下，制造了诸多超越常识、令人发指的“事迹”——光州民主化运动33周年前后，上传大量侮辱民主化运动牺牲者遗体的照片；世越号沉船事件后，在绝食抗议的遇害者家属面前举办嘲弄式的“暴食行动”；将日据时期慰安妇斥为“性买卖婊”……

“日佳”成员的“暴食行动”

“日佳”最突出的倾向是厌女，并创造了一大批指代特定女性的嫌恶网络用语，如上文视频中提到的“妈虫”（家庭主妇），以及各种“XX婊”：“大酱婊된장녀”（奢侈品爱好者）、“泡菜婊김치녀”（虚荣的女性）、“狗屎婊개똥녀”（自私的女性）、“啊不知道婊아몰랑녀”（无知无逻辑的女性）、“逼婊보지녀”（所有女性）等等（相比之下，我国特产“绿茶婊”算得上小清新了）。

厌女情绪在2016年韩国民众反对朴槿惠政权的烛光集会中再次发酵。作为韩国史上第一任女性总统，朴槿惠本人并未成为推动韩国社会男女平等的践行者，反而由于崔顺实干政事件，印证并加固了“女人不能从政”的偏见。烛光集会上许多海报与歌曲对朴槿惠的批判，往往并不指向其作为“总统”的失职，而将其刻画为一个虚荣的整形美容爱好者、无理性的消费狂、放任世越号沉没的无脑且无责任心的“女人”——一个“日佳”成员口中典型的“泡菜婊”。

讽刺朴槿惠和崔顺实的海报“身着普拉达的顺实”

讽刺的是，“烛光革命”最初由韩国“最女权”的高等学府梨花女子大学学生的顽强斗争所引爆，然而在后来旷日持久的集会中，却频频爆出女性被趁乱性骚扰的问题，这令女权主义者不得不宣布抵制集会，并单独辟出一块女性专属的场地集会——女性在呼吁民主主义的广场中不得不为了自身安全，而与外界划清界限，这是对民主主义本身的讽刺，广场革命终究仍是男性的专有物。

“烛光革命”最终胜利了，2017年3月朴槿惠遭弹劾，在旋即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文在寅阵营格外着重刻画文在寅阳刚的男性气质，及其夫人金正淑女士贤内助的女性特质，这不得不说是又一种讽刺。

迟来却从未迟到的妇女解放运动

对于韩国而言，女权主义运动是一场迟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其抗争对象是近代以来未曾真正动摇的儒家礼教规范，是社会长久累积下来对女性日常的嫌恶与仇视，是排斥或边缘化女性的新自由主义劳动市场，以及消费女性的流行文化。

正如厌女情绪最初兴起于网络空间，韩国女权主义运动最初的战场也是网络。网络女权主义者活跃在与“日佳”战斗的第一线，展开了对网络上蔓延的厌女、仇女现象的抵抗性反击(strike back)。

女权主义运动在现实空间全面兴起的契机，是2016年发生的江南站杀人事件。一名20多岁女性在位于江南站10号出口附近商街的卫生间内，被一名陌生男性杀害，被杀原因是，“因为她是女人”。这一事件令长期潜伏在网络空间的厌女现象浮出水面，事后，江南站10号出口前贴满了呼吁正视厌女现象的海报与市民留言，女权主义也因而从线上走向街头，从精英讨论扩散至大众议题。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亦出版于此时。

2018年是女权运动高潮迭起的一年。首先，兴起于美国的“Me Too”运动席卷韩国，从司法领域迅速蔓延至政界与文化艺术领域，并最终进入校园，涉及范围之广，前所未有。令公众重新审视从来被默认为“正常”的性骚扰，尤其是权力型性骚扰。

5月，弘大偷拍事件被披露后，6万余名女性在惠化站附近游行抗议无处不在的偷拍，此次游行成为了韩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女性游行。反抗社会对女性外貌规范的“脱下塑身衣탈코르셋”、“不穿胸衣no bra”运动也同时兴起，许多年轻女性丢弃或毁坏化妆品、素颜、甚至不穿胸衣上街（已故的雪莉便是该运动的践行者）。

11月，受到两年前波兰女性反堕胎罪的黑色抗争的启示，为对抗保健福祉部宣布的对终止妊娠手术（堕胎）的处罚规定，首尔举行了大规模的“黑色示威”，示威者身穿黑色服装、举黑色标语牌“如果堕胎有罪，那么罪人是国家”，反对堕胎罪、捍卫女性权利。

这场席卷韩国的女权运动，展现了女性改变社会的力量，亦展现了年轻一代女性建立在共同经验之上的姐妹连带，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梨花女大毕业生声援在校生抗争时的那句：

“别害怕，姐姐来了。”

韩国社会亦随之悄然发生着变化。女性内衣广告开始采用不同身材的模特；卫生巾广告不再沿用以往对女性生理期隐晦的称谓（如，“魔法的那几天”），而直言“生理期”，并在示意视频中，放弃蓝色液体改用红色液体。

照片来源：유한킴벌리 화이트

新闻女主播在直播时戴起了框架眼镜，力图改变“男主播可以戴眼镜，女主播不可以”的偏见。

照片来源：MBC 뉴스

对于韩国而言，年轻一代女性的抵抗才刚刚开始，女权运动是当下的进行时，对于中国而言，也绝非完成时。

相对而言，中国之所以能够比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韩更为彻底地推进男女平等，首要原因在于五四期间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思潮。因而中国近代的女权运动具有鲜明的“男性主导女权主义”的特征，男性知识分子积极推动妇女解放，源自其对传统女性所象征的作为“万恶之源”（傅斯年语）的儒家家庭制度与传统思想的不妥协态度，因而将女性从传统家庭中的解放视为衡量中国现代化的指标，女性主义因此成为了民族现代化话语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后来在亡国危机中，中国女性在救亡图存的动员之下直接参与救国运动，解放后，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终将五四时期提出的“妇女解放”话语落实到现实。

以上历史过程难免令人产生“中国女权高于日韩”的幻觉，甚至沾沾自喜。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被动”、而非“主动”发生的，是来自自上而下的精英、国家的推动与动员，而非自下而上的觉醒。这意味着，如果未来不再存在自上而下的动力（抑或这种动力发生转向），或面临经济危机，失业情况加剧，中国女性地位极有可能面临大幅崩塌。

回到最开始提到的视频。对于中国而言，目前与日、韩同属女性地位世界排名垫底的国家，我们有何立场嘲笑邻国？

“中国性别差距在全球排名第100名” 资料：《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17》（The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17）

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在韩国上映了。金智英是80后韩国女性最常见的名字。

期待这部反映当代韩国女性所遭受的“无差别”性别歧视的作品，能够成为一面镜子，照到他们，也照到我们自己。

作者申明：本文原创，谢绝挪用。若转载此文，请文首尾标明作者姓名及原文链接，并保持文章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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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不少豆友对文末所列排名表格公平性的质疑，建议质疑之前，先移步世界经济论坛网站 http://reports.weforum.org/global-gender-gap-report-2018/ 研究一下其测算标准、数据来源与权威性（顺便说一下，2018年的报告中国排名又掉了三位，排名第103位；韩国更低，排名第115位），莫仅依凭个人主观经验张口便说“这排名有问题”。另外，列举该表的目的，并非为了证明“中国女性地位低”，而是为了说明“中国女性地位并没有我们（或你们）所想得那么高”，尤其须反驳评论中出现的此种言论：“中国依然是世界上女性地位最平等的国家，没有之一”。

对于质疑仅凭一个排名缺乏说服力的豆友，由于主题篇幅所限，我无意针对中国女性地位问题展开进一步论述，相关学术论述汗牛充栋，权且推荐一篇今日读到的文章：《女性受害事件背后：暴力、权力与要求顺服的无形之网》//m.jiemian.com/article/3768233.html。在该文中，作者提到：“当只考虑男性自杀率时，中国在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跌到146位，然而如果只对女性自杀比率排名，中国则跃身为全球第19位。此外，还有一个统计上更值得注意的现象：几乎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中，男性自杀比率都远远高于女性，唯独我国，女性自杀比例高于男性。对此学界的解释是，这与中国社会家庭结构中的矛盾相关，包括婆媳冲突、男性家暴，以及性暴力等方面。”

再次重申我的观点：不可怀着莫名优越感鄙视男女不平等之邻国，而应以后者为镜，照到我们未经审视与反省的性别偏见，以及居安思危，守住来之不易、业已获得的一些平等。

如同这部电影一样，本文无意挑起所谓“性别战争”，借用20世纪初中国第一代女权主义者何殷震（1886-？）的话，“故今日之女子，与其对男子争权，不若尽覆人治，迫男子尽去其特权，退与女平”——女权斗争并非追求女性凌驾于男性之上，或拥有与男性相同的特权，而是为了让男性再无压迫女性的特权。

与诸君共勉。

本文首发何日君回来，转载约稿请联系：hehua499。

《82年生的金智英》薄薄的一本，大概一两个小时就能翻完，最近韩国拍摄的同名电影上映，郑有美孔刘主演。

电影还原了小说中金智英成长的全过程，生于1982年的她在社会规训下，以女性的身份活着，她是重男轻女的父母所期待的「好女儿」，也是职场上温顺隐忍的「好女人」，和以家庭为重的「好妻子」。

在社会赋予的身份之下，有一天，她忽然不堪重负，生了病，言行如同自己的母亲一般，说出那些之前不敢说出的话。

原来在重男轻女的东亚文化下，身为女性的我们遭受到了如此多的歧视，为了男性做出了如此大的让步和牺牲，但是既得利者男性还在疑惑，为什么家庭主妇这么轻松的事还能生病呢？

是啊，为什么呢？

因为琐碎的家务让人看不到身为人的价值，因为育儿本来就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 而实际上，在《82年生的金智英》的电影中，金智英可以说是一名幸运儿了。

相比母亲美淑，金智英的牺牲算很小的，母亲小时候的梦想是当老师，而为了兄弟放弃了。

而姐姐不想上师范学校，因为弟弟妹妹而妥协。

而金智英却可以上大学 ，并有小说家的梦想，后来并实现它。

金智英从小要让着弟弟，和姐姐一起做家务，而母亲美淑作为家里学习最好的孩子主动放弃了学习，用踩缝纫机的辛苦钱来供养兄弟们读书，牺牲的程度到了连外婆都无法心安理得的地步；

母亲还因为只生一个儿子而被婆婆催生，希望再生一个儿子。

而在金智英的婆家，大姑子会给小女孩买漂亮的衣服，她的婆婆会送她小礼物，虽然是非常具有压迫女性的意象——带花纹的围裙。

在她生病后还会叮嘱她好好生活，不要因为看孩子而伤身。

相比母亲，金智英不得不说，她是幸运的。

不仅是家庭氛围，和母亲和婆婆的丈夫相比，金智英的丈夫也是算得上是好男人，会关心她累不累。

他会为了减轻她的负担而早点下班给女儿洗澡；吃饭时，丈夫会注意到没拿她的碗筷，想要起身帮她拿；

看见她手腕戴了东西，也会问她，手腕怎么了？

甚至会因为医生对金智英的不友好而和金智英一起抱怨医生的莫名其妙。

在婆家，丈夫会让母亲少包些饺子，以免老婆太累；也会看见有太多碗没洗而抢着去洗碗。

他体谅金智英的不容易，在婆家会早早收拾行李准备先走，甚至在老婆发病后，迅速拉着老婆离开，然后打电话给姐姐，让她劝妈妈不要给金智英打电话。

在她生病后会去医院找寻心理医生的帮助，会照顾她的情绪而小心翼翼地询问她，没什么事吧？

在婆家和娘家，丈夫和父亲形成了完美的对照：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同样作为丈夫的爸爸，他的状态是作为背景板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直到丈夫说了一句有点带黄色的笑话时，父亲才来劲儿了，问孙女想不想要个叔叔。

而岳父也是如此，他和岳父高高地坐在沙发上闲适地吃着水果。

这样的丈夫在传统女性看来，实在是标准的好男人了，毕竟奶奶的好男人观是这样👇

而爷爷这辈子从未徒手抓过一把泥土，始终养尊处优，既没有养家的能力，也没有那份责任心。但是奶奶从未对爷爷有过任何怨言，她真心认为，丈夫只要不在外偷腥，不动手打妻子，就已经是不可多得的好男人。

难怪这样的丈夫会被婆婆阴阳怪气地感慨，我的儿媳妇有个好老公啊。

和父辈们相比，丈夫是“好一点”了，但他的好，也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了。这个看似很好的男人，被同事揭开了画皮。

丈夫的好不过是点滴之好，根本难以滋润金智英干涸的心田。

他的好仅仅体现在嘴上。

在家里，他和金智英说话的场景永远都是，金智英在做家务，而他坐在一旁无所事事。

顺着之前的细节深挖下去，便会发现丈夫行动的吊诡之处。比如，他以为生孩子只是一件小事。

而他会好好帮老婆带娃的，生子的影响对他来说只是这样👇

而金智英呢？我们都知道对女性来说，生孩子不亚于走一趟鬼门关，这一切，丈夫无法体会。

他只会轻飘飘地对金智英说，只要累就给他打电话，但金智英的下一句便让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确实发现了金智英没拿碗筷，他想起身去拿后，金智英一句“没关系”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打消行动，但是我们都知道，吃饭没有碗是真的没关系吗？

金智英的手腕受伤了，医生的诊断确实很莫名其妙，但是作为丈夫，他的反应是嘴上帮着金智英骂医生莫名其妙，行动呢？拜托，金智英是做家务做太多了啊，症结点在这里啊，丈夫却只会diss医生。

在节日里，他因为太累就想不回家，但是之前明明金智英早已告诉过他，每次回家很累，他当时的想法是，这点累不算什么。

那为什么又撺掇金智英不回家呢？因为他知道不回家这件事需要金智英的同意，他也清楚地知道，不回家不会对他有太大的影响，因为母亲的怒火不会对他，而是会转向儿媳妇。

当他小心翼翼地提议金智英去看医生时，金智英答应了，他立刻面露喜色地说，“我给你联系方式。” 听到回应的金智英脸上的笑容立刻没有了，是的，她原本以为，作为伴侣的丈夫是会和她一起去的。

在家人面前小心翼翼地掩盖金智英的病情，无人处却在网上搜索，“妻子鬼上身”。

相比小说，电影对丈夫的处理更温柔，丈夫心疼金智英的辛苦，想起育儿假，但是职场是残酷的。

如此残酷的氛围之下，金智英的丈夫为了金智英还是想请育儿假。

但还未等实施，就有人来阻止。

当幸运金智英的“好老公”实质是这样，那么，那些不幸运的金智英呢？关于这一点，其实这一点原著作者写得很精妙，而导演这么拍出来也让人觉得可怕。

在青春期遭遇小混混，金智英有公交车大妈借她电话，有父亲来接她回家。

虽然父亲在回家路上骂她，是因为她的不检点才遭受了这一切。但那些没有父亲，没有得到大妈帮助的女孩子呢？

大学毕业的时候，她因为毕业事宜而发脾气，爸爸骂她让她安静呆着嫁人，而母亲却非常愤怒，拍着桌子告诉金智英，不能这样。

前一个场景相比作为女性的我们很熟悉，总有父辈对着我们说，别工作了，嫁人吧。不止一个叔叔和我说过，“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每当处于人生抉择的时刻，女性消失了，一直照顾我们日常生活的母亲，她的话语消失了。

而金智英幸运就幸运在这里，有人给她撑住了主心骨，告诉她，不能这样。

为金智英发声，甚至是为自己发声的母亲强势话语，让父亲惊呆了，他只能打嗝来掩盖自己的虚弱。

金智英姐弟三人的笑消解了父权的权威，但是，像金智英母亲一样强大的女人，又有多少呢？换句话说，大多女性拥有的都是沉默的母亲，金智英何其幸运。

到了生孩子的时候，金智英顺利产子，但是却得病了。就算如此，她也是幸运的，因为丈夫的大学同学，正是因为生子而死亡。

金智英成为家庭主妇，专业带孩子很辛苦，但当公司女同事遭遇到公厕偷拍时，她却因辞职而躲过这一切，甚至不再信任公共厕所而可以憋着回家上厕所。

而那些职场女性呢？难道真的不上厕所，穿着尿不湿上班吗？

当三个人正在谈论偷拍问题时，镜头前有个虚化的人正在玩手机，也许他就在和朋友分享着女同事光着屁股上厕所的照片，在群里边发照片边点评着女同事的身体。

想要找工作约见之前的女上司，女上司也很痛快地给了offer。

知道她生病，母亲立刻赶来看她，帮她解决了带娃问题。

甚至在她生病后，弟弟也变得懂事起来，将她一直心心念念的钢笔送给了她。

就算确认了生病，她还能用笔写作，破除心中的屏障。

而故事的最后，幸运的金智英找到了自己的发泄通道，通过写作来宣泄情感，像她或者像我自己这样的女孩，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幸存者”，还有很多没这么幸运的女孩，其实都被牺牲掉了。

如此幸运的金智英在这样的世界尚且病了，产生了臆想症，那么，那些不幸运的女性呢？她们的精神状态呢？细思极恐。

更无奈的是，你就是明白了社会运行的规律，可也一点办法都没有。

因为对抗之下，最轻的受伤程度就是金智英的病状，所以我们只能安慰自己，唉，算了吧，就这样吧。

就是说，其实你知道了和你不知道，在实质上，还是一回事。

《82年生的金智英》的可怕之处也就在于此。

这部片和它的原著，听说了很久，然后，终于找来看了。

作为电影，它不算十分高明。或者说，它的意义主要在于“启动议题、引起思考”，附加价值远大于艺术成就本身。

可转念觉得，这样也挺好：朴素、通俗、简单易懂、门槛低廉，反而能完成更大范围的共情，实现近在咫尺的切肤之痛。

毕竟，性别平权任重道远，而那些触目惊心的鸿沟与天堑，往往就埋伏于无数个平庸到足以让你置若罔闻的生活瞬间。

饶是韩国人如此擅长用类型片来触发现实反思与改革，可性别歧视依然是社会性盲区，此书此片一出，众多男网民甚至发起《90年生的金智勋》的众筹小说项目，要以此来揭示“男性才活得更加不易”之结论，有人在电影上映前就跑去门户网站刷0分，与本作相关的几位艺人，也持续遭受着恶评暴力。

我不是女性，可我在观影过程里，依然有某种强烈的“被代入”的痛苦感。那大概是一种被生活摧折之后、熟悉的无从言说。

也许很少有谁真正能意识到，东亚文化里最符合主流价值和集体审美的东西：其乐融融的阖家团圆、父慈子孝、妻贤夫旺氛围，常常建立在对个体生活追求最大程度的剥夺与侵蚀之上，以对个体生活选择的驯化、遮蔽与无视，为其最大前提。

他人即地狱，偏偏有一种他人叫做亲人、家人、自己人、你理应为其无条件牺牲和付出的人。

于是，你明明已经失去了整个自我，却依然不被允许拥有控诉的可能，一句“谁不是这样在过日子”，再加一句“你知不知道你有多幸福、多少人羡慕你”，直接能让你失语一生。

这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是什么？是被永恒地囚禁？不，是被那种人人公认的幸福，所永恒地囚禁。

说回两性话题，必须承认，在这种剥夺里，女性所遭遇的，自然更多、更深、更强烈、更直接、也更无处遁逃：

生而为母亲（妻子、女儿），这就是你原该承受的重量，你要相信，这重量，恰恰是你的荣光。

这样的逻辑，就像“没有生儿育女过的女人生命都不完整”&“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另一半的军功章”一样，无趣、无聊、无耻、无稽。

电影基本是一种元素整合式的写法，把一个女孩（女生、女人）一生可能遭遇的，尽数列出。

职场的惯性歧视与想当然不信任，婆家庞杂而事无巨细的劳动，舆论的裹挟和道德绑架，妈妈群体里乐此不疲的攀比压力，童年“女孩子要文静一点”的叮咛和“赶紧来帮忙做饭”的提点催促，产后抑郁，熊孩子公共场合里的失态，公交车上的猥琐男，洗手间里的摄像头，遭遇了尾行与骚扰后得到的，也无非是“穿衣服要得体一点”的友情提醒。

总有人认为你们不能达到一般工作的标准，总有人在你做得很好时评论你不像个女人。总有人在对一半人类的力量进行否认、畏惧和阉割，然后这种否认还是社会支柱之一。

一个晴朗午后看着太阳落下时独自忧伤的权力，都会随时被自家娃一声带着哭腔的妈妈猝然打断，你若有所失地回头，来不及多想，就要凭本能挤出一个符合好母亲标准的慈祥假笑。

确信自己生病的那一刻，你问出的第一个担忧却是“所幸雅英现在还小，她如果懂事了，一定会觉得我奇怪“。

那个泼辣的不婚主义姐姐，那个干练的女强人上司，那个处处维护你的支柱般的母亲，其实，也都有着不比你好多少的处境——“早饭吃了吗”“喂雅英的时候一起吃的，妈你呢”“你爸的早饭都是按时按点吃的，我当然也会顾着吃了”——你们的日程都附着在别人的日程里 。

点点滴滴的日常性内部，温水煮蛙、钝刀割肉。

特别欣慰的是，本片并没有太刻意地去塑造一种道德上的对立面作为狗血情节来源——渣男丈夫、极品婆婆、吸血鬼娘家人、心机婊闺蜜、老色棍上司，等等等等，他们都没出现。

相反，对女主身边的大部分角色，作者与导演都做了相对柔化的处理，在直击其潜意识乃至无意识里的自私之余，也并没有完全避过其应有的善意：

弟弟的霸道傲娇里也偶然心细，爸爸的重男轻女里也不乏自省，母亲和姐姐更是保护伞型的助力，婆婆虽然让人厌恶，可言行也还没过度逾矩（既没住进儿子家、也没逼着生孙子）。

尤其是丈夫，许多时候，他还显得孱弱、克己、颇为通情达理。

所以，这就在更高的维度上，深化和升华了主题。

因为这不再是一个遇人不淑、私德有亏而引发的具体悲剧，这是一整个观念系统和一整个文化样式的扭曲，是一整个民族性和一整个世界性的失衡。

“别再说什么为我着想了，你和婆婆，还有我家里人都一样！”

这句忍无可忍的控诉没有错，可这些人并没有比其它另一些人更坏，他们只是在早就失去公平的压迫系统和伦理偏见系统里，扮演了顺理成章的属于他们的位置。

没有具体对象可归因可指责的困境，才是真正的绝境。

因为没有人能对抗无物之阵，对抗“约定俗成”。

比渣男更可怕的，是丢给你一个“这就是幸福生活”的默认，然后让你按部就班去完成。

为了维系男性集团的主体性与优越性，需要将女性客体化、他者化、视作欲望的潜在对象加以警惕和鄙夷，用性别权力宰制来确证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宰制，用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宰制来换取性别权力宰制，二者就成了一种鸡生蛋蛋生鸡的因果无限循环率，这才是社会性别秩序生生不息的核心逻辑。

有人说，金智英其实也不是最惨的。

那是自然，一个丈夫也愿意疼你、母亲也能够护你、上司也曾经提携你、读了大学受了高等教育、头脑和知识水平够用、经济上没有危机的女性尚且如此，那么，其它起点更低、资源更少、能力更短缺、性格更懦弱的人又该如何？

略感遗憾的，是“女主角的精神疾患与臆想症”这个设定，它多多少少地回避了矛盾、弱化了主题。

仿佛是她而不是世界患上了难言的恶疾，仿佛她需要的仅仅是作为一个患者去“被治愈”，仿佛该调适的仅仅是自己看待生活的方式和角度、是恢复健康后努力振作重新走到阳光下，仿佛之前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不能正视自己的精神隐秘，外加没有“不忘初心”、把写作梦这个“出口”重新捡起。

于是结尾的和解，也确实轻省、突兀、粉饰太平、鸡汤并且犬儒。

最后，也许很多人会问，你作为男性，有什么资格写这样的文章，或者，以什么样的立场写这样的文章。

其实我想说的是，在庞大的歧视结构里，男性（尤其是相对善良和体贴的那些），往往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看看《82年生的金智英》里进退两难的丈夫郑大贤，多少就会明白。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这样的话，是挺解气的，连我都常拿它来自嘲，可是，起不到啥实质作用。

所以，女权运动的本质，肯定不是女性揭竿而起消灭男性，而是女性和男性一起作为盟友，去对抗一个困扰我们所有人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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