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是高山

张桂梅老师的故事本身就足够伟大，不需要任何“艺术手法”来改编、演绎、创造。一切无中生有的东西，都是对她本人精神的歪曲和侮辱。 张老师的信仰是共产主义，是天下大同，这是她无数次对外表达过的，华坪女校的建立和发展，源自于一个坚韧不拔的共产党人团结基层党组织、长期奋斗、为人民服务的实践结果。

张老师的偶像是江姐，在她遇到困难的时候，她眼前浮现应该是英雄烈士，耳边响起的应该是《红梅赞》，而不是胡歌那张脸。

如果你的电影不表达这个，或者遮遮掩掩顾左右而言他，把伟大理想弱化成个人的小情怀，这部电影就没有灵魂，你是在指鹿为马。

他们不但不明白共产党人的信仰和理想，他们更不理解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和水平。

他们嘴里只有“兄弟”，没有“同志”；他们心里只有个人情感，没有集体主义的大爱。

真正的共产党人，都是深入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他们的心，和群众的心是相通的，他们懂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也懂他们，“张老师”们离人民群众很近，而影视圈的“贵族”们，离人民群众很远。

这部片子最牛的是妆造，近乎还原了张桂梅这个人，以及演员海清为贴近人物形象对自己的狠劲儿也足够充分，但角色塑造终究不是cosplay。

一个人物是否成功、可信，关键在内里健全的骨相，皮相当然可以加分，一眼真的话会迅速和观众建立起联系，影片里这个点做得很优秀，可这竟成了唯一优点，作为满心期待的观众着实有点懵。

演技完全不必担心，看看演员表，出场的都是定心丸，最终怎么就结出了这样一个外观饱满，实际敲开后纯纯空心的果子呢，脑子里飘过“浮躁”两个字。创作者没有深挖人物，而是专注于制造矛盾冲突，他们要的是最大化的戏剧性，噱头都有了，唯缺真诚。

魔改的依据和意义是什么，明明是两位女编剧，女性自身的强大让人难以启齿吗？女性自我意识的建设和完善必须有指引吗？

女性并不是天生为家庭而生的，只是性别差异下，女性的温柔细腻似乎更适合“家”这个柔软的词。当今社会中女儿妻子母亲是她，职场上征战的也是她，打拼时并不需要一个男人的影像来照明，而是“我知道，我要这样做；我知道，这样做是正确的；我的心脏因为信念和坚持而跳动”。

故事里，那座厚重的深扎在土地里，让女孩儿们可以安心依靠的山不见了，变成一个做作的人工花园。

抄一段张校长写的校训：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

如果真的想了解张桂梅老师的生活和内心，还是去看有关张校长的记录片以及访谈吧。

我感觉大家是误会《我本是高山》电影剧方了；有没有一种可能，它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生动形象地告诉大家，《隐入烟尘》为什么会被下架； 之前疑《隐入烟尘》被很多农村地区的观众骂不符合农村现实、它拍的不是我们的农村真实的状态，还有很多人怼他们：“中国的农村不穷吗？”“穷的农村里没有坏人吗？”“我的家乡就是这个样子的！”； 对农村不了解的观众夹在两种声音里一脸茫然； 现在《我本是高山》出来，而张桂梅老师的故事国家已经宣传了很多遍，大家都知道她正确的形象脉络是什么样在，而娱乐圈电影人把她拍了出来：“当地的女学生不是没书读吗？”“张老师没有开女校吗？”“我认识的张老师就是这个样子的！”； 同样的配方同样的味道复刻一遍，观众就明白了：哦内娱这帮逼人就是这么消费苦难糟践英雄的，赶紧下架，最好连编剧带演员一起封掉！

我是去看海清的演技的，预告片看起来真的很好看，我去了电影院，看下来就一个感觉“太像了”，所以我看完是满意的，直到看到网上的评论的时候，后知后觉，真的太刻意了。

其实对于山区的孩子逃学，调皮，以及老师是因为丈夫去世为了麻痹自己才这么拼的初衷，我一开始是不感冒的，一个是因为山区孩子知道的少，孩子调皮我也能理解，然后胡歌我只认为是丰富了张老师的人设，最后我以为是张老师自己说她是因为怀念丈夫才投身教育电影才这么拍的，但是这并不是，结合其他几点来看，这就是电影团队，完全自我的，狭隘无知骄傲自大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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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点，“酗酒，家暴，农村，母亲”真小众啊，这个人设。。。。

2.第二点,有抱负的男老师和没有责任心的女老师。

3.最后知后觉的一点，影片就交代了两个学生家庭，一个是酗酒母亲，还有一个就是小女主，她的情况，看起来是爸爸和哥哥要嫁了她，但是，最后是奶奶把老师的大衣还回去，要带走山英，哪怕再多一个男性问题家庭呢，事实是并没有，电影中的所有的问题家庭，都在女性的主导下的。

回到张桂梅老师的初衷，这时候再看，改编成怀念忘夫，真是对张老师甚至整个女性极大的恶意，拍出这样电影的人，他不是蠢就是坏，

我更倾向于是愚蠢，是那种傲慢的愚蠢，他们打心里认为，女性在事业上的杰出，一定不会是因为她们本身的信仰足够强大。

在友人的强推转发下看了一些剧情与剧透。看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个社会对女性的尊重到底会来自哪里？

你看，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哪怕像张桂梅那样了不起的、为了心中的理想与对孩子们承诺的善行付出一生的女性，依然要被拍成一种令人悲伤的“客体”与“依附”——就更别提，那些原本是日日干活的农村女性，还要替那个现实生活里有家暴倾向的酗酒丈夫，背上“酗酒”的名头。

我想起我家过去的某位住家阿姨，在跟我们吃年夜饭的时候，家里人看她吃得匆忙，便给她劝酒，说“阿姨你也喝一点点，喝一点点，过年了，放松放松！”

那位来自河南农村的阿姨，紧张得满脸通红地拒绝： “ 不了不了，喝完酒没办法帮小王带孩子，过年了，她平时很辛苦，要多休息。”

听她说这话，我是很羞愧的。比起她帮助我身体力行照顾孩子所付出的劳动，我觉得我每日动动嘴皮子和手指头的劳动根本不值得一提。

我不知道别人对女性的尊重从何而来，但我对女性的尊重（起码是一部分关于尊重的思考），是我家的历位阿姨们教给我的。

这些普通的、平凡的农村妇女，为着各种各样的原因，从乡下走出来，到大城市，居住在一个又一个临时的房间，她们像家人又非家人，与每个人相处，照顾别人的孩子，清理别人的房间，甚至还要参与别人家庭的家长里短和鸡毛蒜皮。

问及她们自己的生活与家庭情况，都是一言蔽之，叹一声物质与心灵匮乏之下的生活本质，然后继续投入到别人家庭的生活中。

我有时候会觉得她们更像某种工具，而不像一个个鲜活的人，她们自己的想法、人生、欲望、思考与社会实践，都被卷入一堆关于别人家庭的混沌不清的迷雾里，职业素养要求她们剥离掉部分强烈的主体性与自主感，成为一个他人家庭的照顾与协助抚育者。她们牺牲了自己的时间与精力，供养给城市中的那些马不停蹄的工作女性，帮她们照顾孩子，承担了家庭中绝大部分的剥削与无偿劳动。

有时候我也在想，我付出的那点微薄的工资与情感，真的能换回这么多的服务吗？我这样的行为，从本质上讲，是不是也在剥削她、她们？

这是一种职业，没错。但遗憾的是，住家阿姨是不太会被允许下班的。

在北京那些年，我们家的阿姨都是只有过年才得回家几日，刚过初五，我又急匆匆地要她回来，不然我就不知道怎么自己带孩子。

16-17年，有一段时间我抑郁症很严重，创业压力很大，很少见朋友，很孤独又不想跟人接触的时候，我就跟阿姨商量，我们周末带孩子去哪玩吧！在路上，我就跟她聊天，阿姨就挺开心。她们特别容易信任别人微薄的善意，只是因为你耐心地听她说几句话，她就会把心底的事，知不无言地说给你听。

这些朴实善良的女性，只要你付出一点点尊重和善待，对待孩子也会更尽心尽力—— 因为她会把你给的尊重，回馈到孩子身上。

在我陷入抑郁症与自我存在困境的时候，我们家幼儿时期的熊仔，是被几个长期住家的阿姨带起来的。

所以，他性格里永远埋藏着那些阿姨留给他的朴实与本份，那些是我和我充满戏剧冲突的家庭环境没有办法提供给他的。我现在看到熊的性格（像个卡皮巴拉一样），就会深深地感激那些用心地、像妈妈一样，甚至比我和我妈更深入地抚养我的孩子的阿姨们。

有时候我会跟熊讨论，你还记不记得某个阿姨，她曾经在你小时候看过你的？—— 熊想一想，哪个？有照片吗我看看。

可当我回头去找那些阿姨的照片，却发现她们并没有出现在我们的家庭相册之中，只有少许拍歪的镜头，露出某一位阿姨的侧脸、手或脚，她从来都没有成为家庭照片中的某一位角色，而她们却存在于无数连贯的、不可或缺的家庭记忆里。

唉，所以，这个社会对女性的尊重从何而来呢？

我现在回头想，就是要从这些不被忽略的细枝末节里来。我之所以想到这些，势必因为在尊重女性这件事上，我能做的很少。

人的职业与技能、特长，或许有所分别，但本质上，作为人的物质组成、人格尊严与人性的需求，却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人都希望被尊重、被理解、被善待，不被虐待、剥削、欺骗、pua—— 或者被孤立与遗忘，有的人仅仅是因为幸运获得了一些机会，但另外一些人恐怕一生得不到。

所以，人又有什么好傲慢，又有什么好卑微呢？

物质主义分化成高与低，把人生分成高峰与低谷。但事实上，人类本质上的平等，根本不会随着任何境遇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贫穷、富有、自信、卑微、有、无、好运气、坏运气，或许都指向同一个坐标系，但对每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平等与尊重，是人成为人最重要的评价标准。

人可以是高山，亦可是流水、草甸、原野、荒漠、丘陵、孤岛、海洋与太空、萤火小虫或截流渡河的大象…… 人若自比、或可被比喻成任何东西。

她若本不是高山，就不值得被尊重了吗？

这在人类的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对女性的尊重，依然来源于对人本质上平等的价值观认同。我们总不能指望所有的山都是高山，而所有人都活成巅峰的样子吧？

比起那种奇怪的价值观，我更倾向于认为，所有的一切都值得尊重，无论是张桂梅老师，还是普通的农村妇女，辛苦一辈子，还要被拍成“酗酒”，帮自己酗酒有家暴倾向的丈夫顶锅。

…… 她们每一个都是值得被善待与尊重的。

哪怕她不会成为高山。

我感觉有些唏嘘吧，不知道为什么导演要屡次把张校长塑造成脱离不开以下因素：

1. 丈夫遗愿影响；

2. 酗酒母亲影响；

3. 别人背后议论张校长是因为感情家庭问题所以才性格古怪作风强硬；

就张校长其实在我眼里，不是那种“因为我是女性，所以我才”的逻辑，这种因为我淋过雨所以给别人打伞是比较初级的关怀精神。

之所以会认为并肯定她的伟大，是因为她坚信的信仰。

就感觉在这片大地上，你说信仰这个事，会被嘲笑。

说这电影没有表现出校长的伟大，我相信是有的，但里面的感染力不是因为电影相信这件事情，所以电影表达的很到位，而是因为它记录了感人的真实事迹。

就以前我问过当年去做建设的姥姥，她当年也算是金陵的漂亮姑娘，那个年代有部电影叫五朵金花，我姥姥家里四个姐妹，因为长得漂亮被人誉为四朵金花。

她家里就是被嫌弃生了四个姑娘，父亲是个烂赌鬼很早就走了，母亲含辛茹苦带他们四个，姥姥到现在说起来以前的事都会掉眼泪😢因为穷，姥姥就去当了护士，那个时候卫校包吃住和分配，咱们国家的药品那个时候也没什么大厂，所以很多都是进口，姥姥还自学的日语、俄语，最后看她优秀就派去支援建设。

那个时候的戈壁有什么啊，房子就是土坯，水是拿山上的雪水带下来解冻喝，家里穷的吃白菜土豆，连放点盐都舍不得。

就算这样，姥姥还是留在戈壁，为国家的建设当了一份子，那个时候她在的城市连个名字都没有，都是数字编号，家里寄一封信要辗转好几个地方，数月才到，因为要到她那，邮局的车要翻雪山，那个时候哪有什么公路，山路旁边就是悬崖，每年那死的人都捞不到。

就我问她的时候，他们那一代人都不觉得这叫什么信仰，他们觉得我就是想建设国家，想要这么做。

然后还有来支教的老师，不仅国内的还有国外的，我当时还问其中一个，我说支教的工资可能不够买回去的车票的，他说要精打细算存三四年的钱才够买一张单程回他们国家的票，问他为什么会选择来一个这么遥远的地方，他说因为他信奉共产主义。

就一个人坚持做这么难的事情，事实上已经脱离了单纯的关怀精神，已经不仅仅是从个人出发去做了。

但现在的电影，很少有非常深刻的能够反映出社会现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拍的内容，拍爱情的导演不相信爱情，拍信仰的导演不相信信仰。

就问张校长本人，你是为什么能坚持这么多年，这是一种无私的大爱。

【张桂梅起草了一份《关于创办华坪县贫困女子高中的设想与计划》，在计划中，她要实现的最终目标是：要使华坪县今后的女性都沿着“高素质的女孩──高素质的母亲──高素质的下一代”良性循环。】

就她不是仅仅为了改变几个她能看得到、帮得到的女娃，也不是为了仅仅呼吁来帮帮我们这些女娃。

她是希望，通过一代一代的接力，去改变这个落后地区的民众思想，去改变让一座座大山压垮学生的现状。

通过帮几个女娃上到学，就去能改变其他女娃的思想和现状吗？

通过上学就能让农村女娃发家致富吗？

她动了好几次大手术了，没有真的认为自己能活五百年，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去掌握该怎么走。

正因为如此，她才希望，是靠薪火相传的信仰和精神，让这一代和下一代有细微改变，才能影响到下下代。

而这一切，她的信仰，电影相信吗？

[一直在等待这部电影，说实话又并没怀着多大期望，个中原因复杂。所以我是带着复杂心情赶着点映第一天就去看，这会儿看完是另一番复杂心情促使我急着锐评。毕竟，锐评很轻易，会敲键盘就能评。]

我始终认为，女性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从女高开学，我就开始掉眼泪，有点莫名其妙，只觉得一切都开始得太不容易了，而这不容易还只是开始。电表跳闸，操场泥泞，女孩儿们嘻嘻笑笑，看样子并不清楚前面的路。张校长搞不定一个电子喇叭，摁来摁去都是吵闹的音乐，甚至连她都不确定这所女高未来的路。我可能就是被这种质朴和莽撞打动了，开局混沌，但女孩儿们可以在混沌懵懂中尽情憧憬，即便她们当时憧憬的也许是逃掉晚自习去逛夜市，吃烧烤，打电脑游戏。

随后，命运开始分叉……

当一个女孩儿生在背靠高山，面朝悬崖的贫困山区，她就有可能是山月，也可能是山英。而我们每个女性都有可能出生在那样的环境，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山月，或者是山英。山月、山英是最亲的姐妹，她们朝夕相处，进退同步，但各自命运也会因为无奈选择而注定分叉。不想剧透，只是在看到姐姐山月在房梁木上画的小花和旁边那句“我本是高山”，语义的双重性让我遭到暴击。我本是高山，可以理解为：我生来就是高山。却在诠释山月人物命运时，可以被另外解释为：我原本也可以是高山的。懂事、勤学、聪明，她怎会不是高山，不做人杰呢？然而，她最终没能成为高山，而是包办婚姻陋俗的戕害对象，被丈夫、兄长、父亲打死的一具寒尸。张校长骂得好，“你们是畜生。”畜生害死了姐姐，又想来抢妹妹。把封建宗法式的“三堂祖师会”都搬来了，正中间是被椅子抬来的奶奶。奶奶把张校长之前给她披上的大衣还给对方，鞠躬作揖，然后要牵走妹妹。这一幕，多么割裂！女性本是共同体呀！我真的很不愿意将奶奶定义为“加害者”，她明明是这沉积几千年落后观念的受害者。所以张校长说，女孩儿读书改变几代人命运。当一个女性通过受教育实现思想上的文明开化，她便不再甘于沦为帮凶，就像张校长，像山英家人来抢人那晚，站在窗台前为山英发出呐喊之声的华坪女高的姐姐妹妹们。多一份呐喊，就少一份姐姐山月式的悲剧。

我很喜欢抢人这段的台词设计。除了怒斥畜生是畜生，也戳破了一些对女性苛刻却不合理的要求。那些弟兄叔父们逼问山英，你考得上吗？你考不上还考什么考？张校长说，考不考得上是她的事！你们现在是不让她考！（现实中，这种逻辑陷阱屡见不鲜。）是的，女孩儿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没人有资格悄悄加上限定条件而去剥夺。考不考得上，她都有权利去考。或许这也是编剧制造山月被牺牲，山英最后考上一本这种戏剧反差的原因之一。原本成绩不好，并不是剥夺其受教育权利的借口，只要有机会就有逆天改命的可能。而山月的极端悲剧，也直直戳破另一种被落后陈旧裹挟的命运之路就是这么残酷。我在观影中途有想过这样的处理是否过于抓马，但过后觉得这样很好，有对比才有伤害，觉得痛才会惊醒。

后来呀，山英考上了。张校长和一名男老师跋山涉水给山英送去消息。他们举着探照灯拼命挥舞，扯着嗓子告诉山英，你考上了！山英也举着灯，拼命挥手。此刻，镜头拉远，大银幕上：

群【山】环绕，

明【月】皎皎。

山英含着热泪对山对月大喊，姐姐，我考上了！（我真的哭死）

当命运开始分叉，就有人承受苦难，有人寻得光明。命运到来之前，我们都是被随机分配的选项。我说了，女性是命运共同体。当山英终于与群山并立，发出属于自己的呐喊，在那遥远的天上，还有一轮孤独皎洁的山月在守望……我们每一个女性，既是山英，也是山月。

=====以下是想到哪里说哪里=====

关于丈夫那个角色，目的性太强，戏太多。这什么白月光？难评。

关于付春盈，她也是带着任务来的。首先，我觉得她在某种意义上是和张校长的对照组。我们多少能从付春盈身上，看到年轻时张桂梅的样子，对女性教育事业怀着满腔孤勇。张校长看到一脸泥跑过来的付老师说，“你真虎呀！”张校长您何尝不虎？不虎怎么平地办女高？

第二个任务，展现有情怀有事业心的女性所面临的另一个现实困境：事业和家庭？这是全社会最喜欢向职业女性抛去的问题，潜台词是你需要取舍，你必须取舍。影片把这个问题抛给了付春盈，她必须做出一个符合政策潮流的回答。虽然但是，有些对白到底是怎么设计出来的？我不相信一直追随张校长脚步的付春盈能有那那那样的思想，这一点非常矛盾。真的让我想问：编剧你知不知道她到底在说什么……

此外，付老师在跟张校长的几次争论中，也展现了张校长的内心世界，甚至交代了一些张校长忘我投身教育事业的归因——丧夫之后全身心投入事业是为了排遣心中伤痛，教育学生是为了寻求陪伴。是想说再崇高的职业女性也都是被迫无奈才做的这第二选择吗？我不李姐……

至于刘雅瑟的表演算是融入了大山里，不只是外型上的，不只是穿得灰扑扑，脸上沾着泥。她的精神内核也透着一股子摸爬滚打之后的泥土气，这与角色是贴合的。

反观之前一位被吓走的女教师，服化道刻板，人物塑造脸谱化，非常用力去呈现一个与大山格格不入的“娇小姐”形象。过于刻意，缺乏真实感。但这不是演员表演的问题，是导演层面的问题。

类似刻板化的人物情节还有很多，比如那些排队打酱油的……那些人的存在有什么意义？当然有意义。（我知道我知道

最后，槽点很多，bug也多。

但女孩子们呀，谁都没有资格，用别的幌子，剥削我们受教育的权利，剥削天生就该属于我们的成长资源。可惜现实并不尽如人意，所以我们不能停止呐喊，“女孩生而是高山”，我们不能停止传递这样的声音。这是张桂梅精神的全部意义。

简单地谈几句个人的看法。 在《我本是高山》筹拍的时候，很多人都担心这部作品的过度刻板化，现实中获得官方认可的正面人物、乡村、考学教育、女性，或是拥有大量模式化先例，或是有些敏感的议题或元素，自主发挥的可能性不大。从成片来看，导演将上述元素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甚至还做出了一些延伸的表达。 它没有像很多人物传记电影一样，对张桂梅其人其事进行“负面倾向”的内心挖掘，而是从积极面出发，将其行为展开更多细节，赋予人物以肌理。它根据张桂梅的真实事迹改编，其“事迹”更没有停留在新闻简报与总结定论的层次上，而是深入其“事”的背后，分析其“迹”的成因。 不可否认的是，在处理平衡如此多的元素与诉求中，导演需要做的是整理出自己的表达思路，明确具体主题，构建相对完整的叙述系统，并对最不可忽视的概念与结论做出强调，这必然会导致一些观感上的问题，如原始事件素材的再处理，以及对其涉及元素的解读争议。毕竟，面对“官方”“女性”“乡村建设”“贫富差距”“中式教育”等在现实中讨论火花已然不弱的棘手议题时，完全不留争议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创作就是以导演表意目标和思路倾向为中心的修改和取舍，不绝对服务于客观话题。单独处理上述元素之一已然不免争议，更不用说兼而有之的本片了。 于是我们看到，导演在成片中几乎是“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更多更具体细节的描写，让叙事环节不够充分。如城乡贫富差距，农村思想愚昧，都用一些轻描淡写的处理方式提示出来，没有进行完全的展开。像山英家中的问题，在城市里打工的冷遇，本可以作为电影的主轴，这也是经典叙事中最常用的模式，但或许都出于敏感性而不做深入。取而代之的是张桂梅与女学生的互相扶持，电影强化了她们面对各自停留于“过往或落后”生活困境的情绪，并最终走出这座精神与精神上的“山区”。 对于这样可延伸议题杂糅的作品来说，在每一处实现创作意图的基础上再做兼顾各议题内各方观点的“政治正确”，完成“有所表达”与“四平八稳”的平衡，要求显然过高了。这和创作者也会有一定关系，例如拍女性主义电影，女导演会拥有同立场与性别的敏锐，回避掉客观上可能造成女性观众（或对应其他议题的其他主要受众）的雷区，而男导演则很难拥有这样的直觉。这无关于创作者的电影能力，也不绝对与“作品表达”关联，而是创作者先天决定的“处理客观隐患之强弱”。 它当然不是不可讨论，更不是不可争议。但对于各环节、设计、手法，导演借它们想说什么，想怎么说，这一脱离客观接收下“正确性“的创作范畴，终究还是电影作品中值得关注的事情，或者至少也是“之一”。这也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在第一个镜头中，导演展示了外界眼中的张桂梅，一个与原型人物极其相似的身影。这是我们认知中的她，一个出现在照片和简单描述中的符号，随后正片中徐徐展开的则是这个符号背后的“活人”：在“带农村女孩考大学”这一行为的后面，她的心理动机是什么，这种行为的合理性又在哪里。由此一来，电影不仅丰富细化了张桂梅的形象，也针对此事引发的某些舆论争议性进行了回应和解释---展示最全面的当地现实，才能摒弃完全从外部出发的看待视角。 事实上，张桂梅和年轻支教老师们的对比性描述就是为此而服务。在年轻女老师的眼中，她们只是来这里支援工作的，工作内容仅限于“授课“，不需要真正融入当地的生活。这是现代化城市里的职人状态，直接体现在了她们对“城市”的留恋，在屋顶上继续火锅聚会，平时打扮成白领的穿着，强调自己和学生的“私人生活”，自己要双休日，对学生也是按照都市思维地要求“培养兴趣”。她们只把它当成工作，所以提出了和外界一样的评论角度和看法结论。 而另一方面，张桂梅则是对当地生活的完全融入，这体现在了衣着打扮和人物状态上，也由闪回做出了明确的强调：丈夫安慰着她，她却说“我已经回不去了”，整个人生都从此彻底迈入了农村大山。这个瞬间引出了对张桂梅个人“由暗到明“过程的塑造，是影片的另一个重点，此处暂且不表，同时也与年轻女老师构成了对比，突出了融入当地生活之于“找到女孩真正出路”的重要性。 张桂梅与年轻女老师的对比带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如何看待学生们的“生活”，如何才是真正的“尊重人生“。其他的年轻女老师们看似尊重学生的生活，实际上却因为自己在心理上的远离，并不了解学生们的生活境地。电影并没有将内容更多地放在师生奋发学习之上，因为这是最为人所知，也因其成功结果而最无需赘言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奋发”背后的驱动力，即对既往生活脱离必要性的深刻认知。 张桂梅涉足的并不只是当地的教育工作，而是当地的女性生态：外部客观经济条件与内部主观思想桎梏的双重落后。在第一阶段，张桂梅先是接受了一个寒酸至极的开校典礼，随后镜头频繁地将她放置在远景中，让她凝视着破落的教室和宿舍，无奈于简陋的食堂环境和伙食，站在野地一般的学校大门和操场中，让她愈发地认识到了当地的物质贫困。更重要的则是对“重男轻女”之思想落后与精神贫困的痛感，从第一阶段的地区领导口中听到“她们能考上几个”的质疑，意识到自己的女学生不过是地区配合政策的面子工程，实质上却依然是教育重视度的“重男轻女”，到目睹家长带走孩子。导演由此带来了影片的两个阶段，从解决相对容易的物质环境到冲破更加巨大的精神牢笼。 在对这种主客观环境现状的体察之下，张桂梅并非有意地不尊重学生们的生活，而是截然相反，只有她才明白女生在当地的绝望未来，这来自于客观的经济条件和封闭的心理认知。只有通过“走入城市”，她们才能获得主客观层面上的质变可能性，才能真正成为年轻女老师一样的人。这也是电影中几个---首映后引发一定负面评论---设计点的目的。 首先是学生们的形象，她们不像一般“苦学生”人物，反而展现出了一些顽皮甚至顽劣的个性，会早恋，会打架，会喜欢听周杰伦，会对其他老师八卦。这都是生活在更优质环境中女孩的日常状态，贫困地区的女生实际上与对方并没有什么不同，她们绝非完全安于山里的生活，反而已经跟上了社会物质发展的节奏，都拥有着对“优质生活”的强烈愿望。但是，由于客观物质条件和主观封建思想的“落后性”桎梏，她们被强行留在了这个与自身愿望完全错位的环境中。如此一来，只有牺牲她们此时的一部分私生活，从“培养兴趣和个性”变成“专注考学”，即使“我喜欢听周杰伦”也要听张桂梅播放的老歌，才能真正进入到匹配自己愿望的当代生活环境里，获得物质的丰富与性别的平等。否则，局限于当下的“尊重私生活”是没有意义的。 第二点则是对“上一代女性”的塑造，张桂梅接触到了两个家庭里的女性，从她们的木讷与酗酒中看到了农村上一代的女性思维桎梏：她们已经深陷于世世代代的落后思潮，逐渐变得麻木而不自知，失去了人生的希望。这种思维上的沿袭是比客观物质条件更严峻的存在。张桂梅强行改变了两家人中的长辈，而主角学生山英的醒悟则来自于自身，这也是直观呈现生活困境的必然环节：她被卖掉的姐姐被丈夫打死，自己弃学后“强行”进入大城市，却只能成为“为城市人老板的目标而奋力呐喊”的赚钱工具，性别的差异与教育的必要性油然而生，再由张桂梅将醒悟的她带回。 对学生们主观思维的改变，正构成了影片后半部的主要内容，甚至凸显出了一种对农村问题的尖锐表述。在第一阶段的结尾，张桂梅已经扭转了物质上的问题，曾经不支持她的“地方系统”转变了态度。最开始，地方政府的支持只停留在领导的视察和电视台的镜头之中，转过脸去便是对请求更好设备的张桂梅的抱怨，“女校能考上几个”，而张桂梅站立的校门和操场也始终黄土飞扬。但到了第二阶段，学校的师资力量和设备条件得到了优化，官方的支援络绎不绝，一方面强调了此事件中“个体行为”之外的“集体作用”，一方面也表现出了物质问题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相对可解。此时依然存在的问题便是真正根深蒂固的思想层面了，人最难克服的永远是自己的精神局限。学生们面临的家庭压力与自我怀疑却愈发恶化。在最开始的时候，张桂梅无奈地看着山英的姐姐从简陋的操场中被家长带走，她同时感受到了贫困物质和落后思维的局限性，而最难解决的则是后者，它才是一些地区农村的落后本质。 对于思维落后的地区现实，张桂梅也无法改变它，她只能做到“让女生离开这里”。事实上，这个表达也引申出了面向未来的积极意义，也给张桂梅的个体行为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性价值。面对离职的老师，也是自己的旧学生，她表示“你永远是你自己”。更重要的是山英，如前所述，她的醒悟更多来自于自己，张桂梅则从旁提醒与助推，提供努力的条件。特别是到了高潮段落，山英面对着自己的家庭---特别是传统女性祖母---的退学请求，这由亲情支撑的巨大牵绊力无疑是全片中的阻碍之最，也再一次体现了农村环境中落后的“最致命“所在，而张桂梅则让她“自己说”，她与鼓励她的女同学们一起，形成了一代人对此阻碍的自主突破。 同样重要的是，在学生之外，电影涉及了老师们的私人生活，带来了张桂梅内心在另一方向上的细化展开，“对学生”之外的“对自我”这一内化角度。张桂梅将对死去丈夫的伤痛融入了对学生的爱中，戴着对方的眼镜进入山区。这是一处有争议的设计，它让张桂梅无从回到完全的私人生活，由此彻底投身到了学生们的世界中，这一切似乎是被动的行为，是因为丈夫去世而行的弥补，而非完全出于对学生的好意。 事实上，它只是一个起点的契机，被动地引出了张桂梅的私人与教学合一，与学生的同行和融入，从而具备了真正感受学生们的物质环境与思想枷锁的前提条件，意识到必须走出去才能获得改变。而所谓“契机”显然也只是第一层，它没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在第一阶段中，张桂梅对学校环境和学生退学的主客观困境都显得无能为力，年轻老师们的人心也动荡不安。一直到获得国家的资源支持与入党的精神支撑，两方面的好转方才先后出现。如此一来，张桂梅便不再是为了“弥补感情缺口”而办学，有了物质与思想层面上的更宏大推动力。而这带来的剧情层面转变，也说明了国家和信仰在其中的作用。在这样一部聚焦张桂梅、学生之微观个体，以及当地主客观落后环境的作品中，导演还是做出了对国家影响的表述，这也是合理的方向。 必须注意的是，在最后的部分里，张桂梅似乎有了与丈夫团聚于彼界的机会，却拒绝了对方的召唤，被学生们的歌声呼唤回人世。这意味着教学对她的再生意义，它已经不再只是对小家庭缺口的弥补，而是私人与教学之间更加高度的融合，就像曾经的学生会叫她“老妈”这个更加私人化的称呼。没有学生的丈夫已经不是她在此时会选择的生活，开办女校则为她创造了开启全新生活---昏迷又活转---的机会，走出了“只是需要用教学来弥补亡夫之痛”（旧学生揭其伤疤时所说）的黑暗期。从“弥补亡夫缺口”到“走出亡夫阴影”，她的私人生活与办女校的关系愈发密切，后者逐渐不再是前者的缺憾平替而是主体本身，她也得到了“没有对亡夫执念”的全新人生，促成者一方面是与她互相推动着“去旧迎新”的学生们，其实也有带来物质与精神双重转变的官方和信仰，办学不成功也就谈不上推动的实现。 电影反复进行着张桂梅与丈夫过往的闪回，这是她的“精神桎梏”，与女学生们处在了同样的受困于“落后与过往”---经济不发达与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个体的人生阶段---状态之下。初始为了“弥补过往人生缺口”的办学步履维艰，而有了信仰与物质支持后的她方才走出了自我的困境，也帮助学生走出了“女子不需要读书”的落后局限性。这也体现在了其他的配角老师身上，失去了恋人的老师得到了学生的“示爱”，女老师带着孩子教学。所有留任的老师的私生活都与教学进行了有意无意之间的结合，教学也随之为他们的私生活增色，赋予更多人生价值。 张桂梅成为了这些老师的细化代表，她助人也助己，双方成为了命运共同体，一起在办学中获得了全新的人生。女学生走出了物理和精神的山区，张桂梅也走出了自己过往人生的“山区”，张桂梅帮助女学生获得了不再属于“落后时代”的思想，女学生的成功也成为了张桂梅的光明，让她开解了停留于“过去时期”的痛苦心灵。而信仰与官方则是转折的节点，在电影创作的文本内里逻辑中帮助了所有人。 从本片的落点来看，它最想强调的是由张桂梅而始的自我思维改变，而非完全由张桂梅推动的单纯“考上大学”之结果。这才是这件事的意义：新一代的女生独立地重新塑造了自己的人格，而随着她们将之进一步发扬、传播，方才能够引起社会范围内的改变，这是张桂梅的个体行为无法做到的成果，却可以由她而开启。她让人坚信“我本是高山”的女高誓词，而那些人则会让更多人去相信。 就像她所说的那样，教出一个学生，就能至少改变这个家庭里两到三代女性的命运。这个趋势无限扩展下去，终将实现整体社会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