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柱

从打破票房记录的热门影片《王的男人》（2005年）到近期新作《思悼》（2015年），李俊益导演无疑沉浸在票 房热卖的成功喜悦之中。但显而易见，他对电影的热情要远远超出其对商业利益的追求。从他此前活动中可 在看出，他会长时间思考自己想要讲述的故事，这为韩国社会文化评论做出了一定贡献。

李俊益导演的低成本独立电影新作《东柱》的观影人数突破 110万人，在他的履历上添加上了与众不同的新记录。自1993 年推出首部作品到《东柱》，他已经执导11部电影。在他的位 于忠武路的办公室，办公桌背景墙上的电影海报展现了一部 分他的电影作品。从左侧开始依次为《思悼(2015)》、《东柱 (2016)》、《王的男人(2005)》、《广播明星(2006)》、《愿望(2013)》

2016 年初，李俊益导演执导的影片《东柱》取得了非同凡响的成功。这是一部只有5 亿韩元投资的独立电影，讲述了尹东柱（1917-1945）的故事。尹东柱是韩国人非常 喜爱的诗人之一。影片获得了电影评论家和普通观众的一致高度赞誉。这是一部黑白 影片，描绘了韩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段时期，刻画了刚成年时期的尹东柱的形象。在日本 对朝鲜进行殖民统治的末期，尹东柱在日本以政治犯的罪名被捕。影片以一种冷静的视角直 面他的悲惨命运。他留下的那些悲伤而优美的诗句散见于全片，纪念之意不言而喻。 《东柱》是一部低成本独立电影，因为口碑极佳，所以破例在院线放映了很长时间，吸 引了超过110 万人次前来观影。该片针对的是一些特定的观众群。今年春天在美国上映，参 加了纽约亚洲电影节，由此被推向国际。具有戏剧性的是，诗人在日本拥有很多粉丝，该片 也将于今年秋天在日本上映。 很久以来，忠武路一直是韩国电业产业的核心地带。我在李导演于忠武路的办公室见到 了他。

电影《东柱》的一个场面。 李俊益导演说：“选择黑白 画面是为了把一直以黑白 照片示人的尹东柱诗人的 形象清淡、郑重地表现出 来”。

历史的虚构和好莱坞的技术 达西· 帕凯 看您的电影作品年表，您好象对历史情有独钟。您在拍摄电影时，为什么 特别喜欢以过去的历史作为背景? 李俊益 我是看好莱坞电影和日本古典剧长大的。人们通过看欧洲电影或者好莱坞电影 来了解欧洲的历史。当我做电影进口相关工作的时候，发现外国人对韩国几乎一无所知，虽 然有一些人知道日本或中国以及一些两国之间特定的历史事件。我想，这是因为他们没能看 到足以引发他们对韩国兴趣的文化产品。我拍电影的一个原因就是想填补这个空白，同时也 想去探究韩国和中国以及和日本到底有什么不同。 所以，我2003 年拍了《黄山伐》一片。大家对欧洲十字军东征这段历史耳熟能详。其实， 早在7 世纪，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间也发生了类似规模的战争。在长达30 年的战争期间， 约有13 万大军从中国乘船远渡而来参战。如果现在重拍这部电影，可能手法上会更宏大一些。 不过，当时我把目标定为让观众轻松愉快，加进了一些搞笑成分，倒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即便如此，电影的幽默也好，内容也好，都是带有地域性的，比如说方言以及其他方面。 于是，我就开始寻找那些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落脚点就是《王的男人》。当时，虽然有 可以提供基本背景的剧本，但我还是花费了大量时间对小丑这一概念进行研究。意大利传统 喜剧中有小丑一角，莎士比亚的作品以及安德烈·塔科夫斯基的电影作品《安德烈·鲁勃廖夫》 中都有小丑出现。我费了很长时间思考欧洲的小丑和朝鲜王朝时代的小丑有何不同，最终我 想到了，朝鲜王朝时代的小丑已经超出了作为表现剧作家思想的手段或工具的这一单纯功能， 而是具备了表现普通大众的方式。既强烈地主张自己的观点，又与国王这类统治者保持了更 为紧张的关系。带着这种概念性的理解拍出来的电影不仅在韩国大获成功，也获得了海外观 众的青睐。 达西· 帕凯 我同意您的观点，韩国文化和日本、中国文化的确有着明显不同的特征。 那么您认为，这种固有特点来自何处? 李俊益 历史上来看，韩国一直受到来自邻国的多种影响。直到19 世纪初期，中国一直 对韩国产生着巨大影响。到了1900 年左右，日本的影响逐渐增大。此后，在韩国从日本殖 民地统治下解放出来、经历了朝鲜战争之后，美国起到了决定性影响。所以你能发现，这三 个大国的文化影响在相互交织。此外，艺术家们 都带有一种倾向，喜欢从强烈情感中宣泄出极大 的能量。由于历史的原因，韩国人把苦难和痛楚、 怒火都像泉水一样深深埋藏在心里。 在电影制作层面，美国和日本以及中国常常 从文学和小说中汲取素材，但是韩国文化可以借 用的历史小说并不多。因此，韩国的导演不得不 进行故事原创。我们将那些艰苦岁月里积淀下来 的感情与好莱坞的电影制作技术相结合，新的东 西就这样创造出来。

低成本黑白电影 达西· 帕凯 拍摄《东柱》的契机是什么? 李俊益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90 年代末，我 制作过一部电影叫做《无政府主义者》。背景是日本殖民地时期的上海，朴赞郁导演写的剧本。我和 他一起一边进行调查，一边准备电影拍摄。这期间，我一直苦苦思索如何在大屏幕上重现当时的时代。 结果是，电影没有成功，我也转到了其他项目上。 2011 年，我接到了日本京都历史剧电影节的邀请，送去了《平壤城》和《出云之月》两部作品。 在当地逗留时，我曾计划参观尹东柱最后求学的同志社大学。我去看过特别为他设立的诗碑，也去 走过郑芝溶在诗作《鸭川》中描写的那座桥。 两年后，我到堤川参加导演工会举办的培训班，回家的火车上正好碰上了坐在邻座的申渊植导 演。他是低成本独立电影的专家，而我一直拍商业片。我对他说，想拍一部关于尹东柱的电影，但 是不能拍成商业片。因为这部片子受到时代背景的限制，需要很多钱但又不能给投资者带来收益， 所以没有办法获得资金支持。我问他能不能写一个低成本电影剧本。他对我的想法充满了热情，我 请他把预算控制在约2.5 亿韩元之内，并建议以尹东柱和他的表兄弟宋梦奎为中心展开故事情节。 就是这样开始的。 达西· 帕凯 外国人对尹东柱一无所知，您准备怎样介绍他? 李俊益 事实上他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了好几种语言并出版，但在国外并没有什么名气，大概没 有太多人接触过他的作品。一般来说，除了高银，并没有什么享誉海外的韩国诗人。尹东柱的诗本 身很重要，但是他的生与死同样重要，值得纪念。韩国沦为日本殖民地的这段史实，亚洲以外的国 家并不太了解。尹东柱在日本福冈监狱成为人体试验对象，最终惨死。我认为，他的死不光是韩国 史的一部分，也应看做世界史的一部分。主管人体试验的是日本军医石井四郎中将，他创立了关东 军731 部队，在中国东北地区对20 多万人进行了人体试验。在福冈监狱对尹东柱和宋梦奎等1800 名在押犯人实施人体试验，也是由石井负责的。石井四郎本应像纳粹人体试验罪魁祸首那样作为战 犯接受审判，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了。但是，他却安度晚年，享年90 岁。这部影片不是单纯讲述 一位诗人，而是关乎一段特殊时期的人类良知。 达西· 帕凯 电影中的两个真实人物，尹东柱和宋梦奎，他们有什么样的共同特点，又有什么不同? 李俊益 两个人在同一个地方出生，又在同一地方死去。两个人是表兄弟，彼此既是亲密的朋友， 又是竞争者。尹东柱的诗不是闭门造车之作。通过他的词句可以看出有人对他的心理和感情起着决 定性影响。最重要的是，他生前所处的历史时期对他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但是，在他离开故乡后 的生活里，对他作品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挚友宋梦奎。 诗人表现着特定时代的痛苦。这一痛苦也反映在他们的友情里。劣等感、对立的情感，在彼此 之间互为镜鉴的映照中，莫不如此。

“ 韩国沦为日本殖民地的这段史实，亚洲以外的国家并不太了解。尹东柱在日本福冈监狱成为人体试 验对象，最终惨死。我认为，他的死不光是韩国史的一部分，也应看做世界史的一部分。”

回眸近代 达西· 帕凯 最近推出了不少以日本殖民地占领时期为背景的电影。但在过去，很多导演有意识 地回避这一时期，这类电影很少能取得商业性成功。您认为是什么发生了改变? 李俊益 是的，过去很多导演都不愿拍日本占领时期的相关电影。因为那是一个绝望的时代。观 众掏钱来剧场，希望寻找一种胜利感。但是以那个时代为背景的电影很难满足观众的需求。 韩国经历了困苦的时期，人们的生活颇为艰辛。在这样的时期，有关破灭的故事是不受欢迎的。 好在韩国经济后来取得了高速增长，人们在讲述过去那段不堪的历史时，似乎有了点自信。有个好 的例子，就是崔东勋导演的作品《暗杀》。这部电影以韩国历史中那段黑暗时期为背景，全智贤在 电影中扮演的角色出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正如影片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这里强调了个人的胜利。 这一点使电影获得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为韩国电影制作人拍摄日本占领时期题材开辟了一条 新路。 达西· 帕凯 现在在创作什么? 有没有开拍新的电影? 李俊益 现在有两三个剧本正在进行中，因为选择的题材比较难，所以工作量也是相当惊人。我 最想拍的就是那种以韩国近代为题材的探索类电影。美国、日本人的近代史起源很简单，但是韩国 的就相当复杂。从世界史的观点来看，一般认为日本对韩国进行殖民统治，把韩国带入了近代。而 我认为这种观点有问题。 我个人认为，韩国近代的发端应该是朝鲜王朝末期与天主教的相遇。这件事触发了西学运动， 开始向韩国社会介绍西方的思想和科学。最终，与此相对立的东学与西学之间形成了某种均衡。从 很多方面来看，可以说是两场运动之间的冲突最终招致了日本的殖民统治。 我想，通过探寻最终导致韩国丧失自主权的东、西学之争，可以为寻找韩国近代化本质提供一 个饶有兴趣的视角。不过，要把所有的元素都放到一部影片中讲述，实在是一项超级工程。我觉得 自己是不是太贪心了。（白洁译)

李俊益导演（左三）执导 《东柱》时与演员们谈笑。

原文地址：//koreana.or.kr/user/0002/nd30028.do?View&boardNo=00000284&zineInfoNo=0002&pubYear=2016&pubMonth=SUMMER&pubLang=Chinese

1、東柱（동주，2017）中，尹東柱是一名詩人，於革命無所貢獻，既沒有參與文宣傳播，也沒有實際暗殺、組織、策畫、集會等行動，卻作為朝鮮民族獨立運動鼻祖之一而被讚揚，在其百年誕辰之際，李濬益導演拍攝了這樣一名人物的傳記以茲紀念。文學，尤其是詩，被視為百無一用感傷情懷的呻吟，被稱作壯夫不為的彫蟲篆刻伎倆，實際上，卻是行動的靈魂，沒有這樣的靈魂與心智，革命行動不過是說漂亮話的冒險主義。尹東柱作為一名詩人，是民族之心，保留並傳述了時代的情懷與對世界的憧憬與理想。

2、台灣今日所不碰觸，並且強力稀釋的日本殖民史，可以由韓國的一系列抗日題材的歷史片中補充。在日本對朝鮮的皇民化運動後，如今韓國人仍存有一種民族的氣節，這是獨立性的表徵之一，特別是殖民史、獨島主權與慰安婦問題上掐住日本的咽喉。以往文天祥不任蒙古人（遊牧民族掠奪式經濟）的官，梅蘭芳蓄鬍不給日本人（軍國主義殖民經濟）唱戲，也都是這種氣節的表現，在我們台灣政府官方與民間媚日之際，這是應該反省的。電影中，尹東柱身為二十出頭的孩子，不以日本姓氏發表詩作，表現的不僅是作為一「文人」，更是作為一個「人」的骨氣。電影中段，尹東柱將踏上遠赴他鄉留學路之際，寫了一首詩〈弟弟的印象畫〉：

冷清的月光映照著紅紅的額頭， 弟弟的臉是一幅憂傷的畫。 停下腳步， 悄悄抓起小手： 你長大了想做什麼？ 做人。 弟弟的回答是真正的答案。

3、當尹東柱會見鄭芝溶的時候，正值一九三九年創氏改名時期，鄭芝溶差不多在這個時期停止了創作。這是什麼原因呢？在他們的對話中有了答案。尹東柱告訴鄭老師，認為在日本姓氏之下寫詩是丟臉的事情，他想停止寫詩。不再創作的鄭芝溶告訴這名青年學子：如果你覺得丟臉，那麼，你可以繼續寫。這裡頭有很深的意含，可以玩味：如果你知恥，那麼，什麼都可以無愧的做，最怕的是人而不知恥。

4、最壞的時代與最壞的地方，作為一個人的條件是以血換取的。換句話說，我們沒有生在最壞的時空中，我們的餐桌上並非空有湯勺，我們的基礎十分優渥。

韩国电影《东柱》是根据韩国作者李正明的历史悬疑小说《编号645》改编的，但是对比了小说和电影之后我发现，这个改编明显是大了很多：原著小说从福冈监狱中的谋杀案开始写，一位诗人囚犯与监狱看守的死，充满了悬疑色彩。然而在电影中，狱中凶案这些悬疑噱头完全被去掉了，而只剩下了真实的历史——诗人尹东柱和表兄宋梦奎，两个被日本警察杀害的朝鲜志士的短暂人生，尹东柱死时年仅27岁。

或许正是为了赞许这个“去悬疑化、归于历史“的改编，《东柱》获得了2016年韩国电影青龙奖最佳剧本奖。

《东柱》的节奏和情感非常之克制，像这位导演的另一部片《思悼》一样，然而我想写的，却是本片背后的历史观叙述。

1、用电影重建满洲移民历史叙述

最令人尴尬的，就是诗人尹东柱的归属问题了。他1917年出生于今天的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市东明村，1932年入龙井恩真中学，1935年入平壤崇实中学，1938年进入汉城延禧专门学校（今天韩国延世大学的前身），1942年进入日本东京立教大学，1943年因参加朝鲜独立运动被捕，1945年遇害，父亲将其尸骨带回龙井安葬。电影当中，也就是按照这一人生脉络来讲述他27年的短暂一生的。

诗人尹东柱，后排右一

用韩国驻华大使馆博客上的描述文字来说，“尹东柱是韩国代表性的民族诗人，通过诗中那整洁的诗语，可以切身感受到作者对民族的爱与对祖国独立的渴望”。

然而，2013年媒体曾经报道过一桩公案，就是尹东柱的一个堂弟，后来成了韩国的著名歌星，他回到尹东柱的出生地龙井，赫然发现，重建后的尹东柱故居旁的石碑上写着”中国朝鲜族著名诗人尹东柱故居“，韩国媒体愕然，这位用朝鲜语写诗的韩国民族诗人，为何会成为中国诗人？从而引发了媒体标题为“中韩两国抢诗人”的新闻。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让人头疼的问题，1917年，尹东柱出生时，无论是龙井，还是延边，还是吉林，还是东北，都属于中国，准确地说，属于当时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版图内，而当时的朝鲜半岛，已经是日占了。尹东柱是出生在中国的第二代朝鲜移民，家庭信仰基督教。从清末到民国，由于日本占领朝鲜，为了躲避日本统治，也为了寻求更多生存空间，有大量的朝鲜人举家从朝鲜半岛跨过鸭绿江、图们江（朝鲜语称之为豆满江），移民到东北即满洲境内，尹东柱就是这些移民的后代。

而1935年尹东柱离开龙井前往平壤读书时，满洲已被日占，伪满洲国成立，那时的他，实质上是伪满洲国间岛省人，前往日治朝鲜读书，当然在当时，这种在日本和日占的满洲、朝鲜之间的人口流动很常见，后来做了韩国总统的朴正熙也是离开了庆尚北道的家，去伪满洲国首都长春读了军校。

所以，维基百科上写尹东柱的国籍是日本，韩国认为他是韩国诗人（尽管当时韩国仅有流亡中国的临时政府），中国地方旅游攻略和故居上着写他是中国朝鲜族诗人，还有地方写他是中华民国朝鲜族诗人，确实有点乱。

毕竟，由于历史与战争的纷乱，导致曾经一国而居的朝鲜民族，在历史上分别成为日据朝鲜人、归化清朝朝鲜人、中华民国东北朝鲜人、伪满洲国朝鲜人、北朝鲜人、韩国人，中国朝鲜族等多个历史主体下的族群，从而身份复杂难以界定。

中国朝鲜族诗人、韩国民族诗人，还是伪满洲国朝鲜诗人，不只是当代人困惑和争论，尹东柱自己也用诗表达过民族身份认同：

《故居——在满洲(中国东北）》(1936):

穿一双破草鞋

为何偏偏来到这里

当年渡过图们江

跨上了这片凄清的大地

在那江南天下

有我温暖的故乡

他清楚地知道“温暖的故乡”在图们江以南的朝鲜半岛，但却困惑于为何偏偏来到这里——在满洲，这片凄清的大地。

今年2017年，是尹东柱诞辰100周年，或许是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中国延边大学和韩国延世大学两国学者共同参加的纪念尹东柱学术会议上，改了说法，说尹东柱是“朝鲜民族”诗人，这一下就放弃了国籍之争，无论是中国朝鲜族，还是韩国人，还是北朝鲜人，都算朝鲜民族，从族群的共同角度看待，变得统一了。

然而电影《东柱》，实际上是通过电影语言，对这段满洲移民历史进行重新叙述。韩国最知名导演改编自韩国知名作家的小说，讲述韩国民族诗人尹东柱的故事，看完电影之后，每个人都会毫无争议地认为，尹东柱就是韩国民族诗人，甚至会觉得，当时满洲的朝鲜人，都是韩国历史的一部分。而这恰恰是多年以来朝韩两国历史学界努力的某个方向，就是通过把满洲历史叙述纳入朝韩历史叙述，从而把满洲历史，纳入朝韩历史的一部分。

历史上，满洲确实与朝鲜半岛联系紧密，第一本朝鲜文圣经就是在奉天翻译完成并传入朝鲜的，从而开启了朝鲜半岛的传播之路，无论是片中的尹东柱，刺杀伊藤博文的安重根，还是韩国国父金九，才会诞生如此之多的基督教背景的韩国独立运动引路者。

而尹东柱27年的人生中，有18年是生长在满洲的，并且在多地求学途中多次往返满洲与朝鲜、日本，而《东柱》中完全淡化了满洲，而是以尹东柱龙井家中典型的朝鲜民居场景，来代替满洲，这个尹东柱生长18年的空间，甚至没有出现中国人（但实际上他读的就是汉族小学），去满洲化，是《东柱》背后隐晦表达的韩国历史观，也是将满洲朝鲜移民“韩国化”的叙述方式。

这其中反映出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反映中国朝鲜族历史与现实的电影、好电影的缺位，导致我记忆当中，反映中国朝鲜族历史与现实的电影全部是韩国的《黄海》、《北逃》这些，仅有一个中国电影是郝蕾演的女主是开篇生活在延边的，可这个电影还成了敏感词无法打出来。

所以，由于韩国电影强大的传播力，对这个群体的历史叙述，就只能拱手让给韩国电影，最终，至少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成为韩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你不用自己的视角去更好地讲述它，它就会成为别人口中，他们的一部分。

2、对仁人志士的历史叙述

从中国人的观念看，尹东柱和宋梦奎，是抗日被害的志士，甚至烈士。

然而，在《东柱》中，我们看到了两个非常不一样的志士，甚至烈士。宋梦奎到处搞事情，可却没什么进展，连张传单都没发出去就被抓了，窝囊得很；尹东柱，诗人，软弱、逃避、动摇到了无以复加，简直是丢尽了志士的脸，看完感觉一点都不伟大，甚至有点活该。

然而在导演和编剧眼中，这就是真实的他们，真实的当时韩国年轻人，有青春，有热血，也有逃避，最后日本人也是苏军打败的，没他们什么事，但导演却可以心安理得地记录下他们的青春，无论他们对历史贡献大小，哪怕是他们最后在狱中对着父亲痛哭流涕说我对不起你们，但这电影依旧可以得到青龙奖最佳剧本奖，不会说他是在污蔑民族志士。

恰恰是这种对待历史的放松心态，而让韩国那段其实并不十分激荡的历史，在电影工业神奇的叙述中，再次变得丰富而动人起来。

个人公众号：古尔齐亚

在日军统治时期的朝鲜，所有民众连名字、语言、梦想都被加于规条，完全失去人生自由，在这种环境下在一起出生和长大的同岁表兄弟尹东柱（姜河那饰）和宋梦奎（朴正民饰），东柱一心梦想着成为诗人，用笔的力量为国家尽力，而总是行动派不顾一切的梦奎虽然一直在身边却是像一个最高障碍物。在“创氏改名”（强行要求韩国人更名为日文名）的国家受难日子里，东柱和梦奎也不得不到日本留学，到了日本后梦奎更是一心投入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