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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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会定义其为后结构主义电影。再简单的短评后，我会阐述为何。

导演是根据历史记载去改编，“设计”得十分巧妙。整部片的镜头、色彩都十分Flat，画面呈现强烈的客观感和距离感。但其大量的台词，与人物相应的行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吸引观众与电影产生联系。在抛去情绪影响下让人不由自主审视自身及电影“本身”。

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后结构主义，其都围绕着一个核心进行，就是事物之间的交互和联系，只不过后结构主义认为事物之间的联系是不确定的，变化的。后结构主义的一个表现是在同一文本内（可以理解为“作品”本身）进行自我批判、自我否定。

本电影的后结构性可以分为几个方面：

画面与文本：

正如上述所言，Flat。深焦距，但不同于公民凯恩般的构图，深焦距只是展示角色此时此刻的行为，并不打算传达更加多的信息，呈现扁平化；客观镜头，导演几乎很少用主观镜头，摄影上他并不在乎“反馈”这件事，在减少“即时反馈”这种联系的同时，用客观镜头展现了“深远影响”这种联系；而低对比稍微泛黄的色彩，将灯光对人物形象塑造的影响降至最低。

但文本却特别多（真的在喋喋不休），主角从自身到社会到宗教到民族到阶级到三观均有涉及。文本带有强烈的塑造功能，假如仅仅看文本，容易对本电影产生一个不同的看法“一个尽职守责的父亲教育孩子如何为人”。

我认为这里的文本塑造功能与画面强烈的疏离感并不构成互补性，因为文本并非完整塑造了人物形象，文本只是盲人摸象的开始。所以存在一种冒犯（Offensive），这种冒犯告诉观众，置身事外只会给你“错误”的启示。

文本与行为：

上述提到“盲人摸象”其实并不恰当，因为文本和剧情具有很强的矛盾性。人物动机的前后矛盾，是对“处事待人”这件事的批判。

主角通过大量的对白塑造角色形象，在大家心目中留下一个“善意、积极、守规矩、守承诺、会待人处世”的形象。然而，主角在路上鄙夷神父后与其相谈甚欢；跟儿子强调不随便打人时，但开头就对奴隶拳脚相向；嘴上说要尽人事，却半途随便将幼年奴隶卖掉。让人不得不重新考虑主角的“动机”所在，以及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这里其实很容易落入结构主义的陷阱中，这个陷阱叫“中庸”。这些矛盾很容易就让大家误认为这就是“人性”，你不可能顾全方方面面，只能尽力地去做罢了。“中庸”作为一种人与世界的联系方式而言，尽管其表现是多元的，但核心是单一的，当大家开始将讨论收敛至“中庸”时，就落入了结构主义的陷阱。

然而，跳出对“宏观人性”的提问，反问自己“自己会如何做时”，这才是后结构性所在。主人公的行为放在当下也不是唯一的选择，甚至大部分行为与对白塑造的形象“逻辑”相去甚远。他做这样的选择不应该是“中庸”而是基于“自身三观”为动机。随着剧情的推进，在面对不同的人，通过文本与行为前后矛盾的暗示，丰满了人物的形象。

民族、阶级与宗教：

上述三个元素并非电影核心讨论的内容，但其刻画反而比类型片更加露骨。在电影背景设定的年代，民族阶级宗教的极端性和愚昧性展露无遗。这不过是另一个陷阱罢了。导演用年代背景去合理化一些设定的情节，例如殴打奴隶、人的物化（或者去人格化）、民族优越感、宗教神格化等。这些情节让观众看起来“没啥所谓”，不需要进行“价值判断”。

然而，当我们从新回到标题Aferim！ 英文译作“Bravo！”带有讽刺意味的“干得漂亮！”试问，片中有哪些真的干得漂亮呢？可能最符合正面“干得漂亮”的应该就是最后主角尝试跳出“阶级”用普世价值观去争取奴隶不死的情节。其实当观众开始“合理化”情节时就已经落入导演的陷阱。情节合符逻辑，歧视与偏见也可以一笑而过，但假如对“儿子”的“幼稚想法”嗤之以鼻，导演将会对你讲一声“Aferim！”

作为一部带有实验色彩的电影而言，Aferim 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否定带有一定的隐秘性质。我甚至无法笃定地认为“社会背景影响了人物的价值观” 这种说法。给观众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也吸引了观众去尝试“解构”这部电影。

文：东SIR 公众号：抛开书本

进入新千年以来，一股来自东欧的旋风席卷着世界影坛，人们把它称为“罗马尼亚新浪潮”。

尽管这个称谓从来没有得到罗马尼亚电影界的认可，《纽约时报》曾报道在他们记者的采访中，无论是罗马尼亚电影评论家，还是罗马尼亚导演，都坚称“真的没有‘罗马尼亚新浪潮’”。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最近将近二十年中罗马尼亚电影导演成群结队的获得世界重要电影奖项的认可。

2021年第7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拉杜·裘德凭一部影迷们戏称为“黄片”的《倒霉性爱，发狂黄片》拿下电影节最高奖——金熊奖，就是这股风潮的最新成果。

柏林国际电影节可谓拉杜·裘德的福地，他多次在这里吸引世界的目光。

2015年他以长片《喝彩！》拿下第6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也引来世界的喝彩。

《喝彩！》被认为是罗马尼亚新浪潮的突围之作，没有了手持摄影， 没有了极权时代的集体创伤，将罗马尼亚历史中的封建奴隶制与当代现实进行勾连。

影评人称之为“罗马尼亚版的《刺客聂隐娘》”，拉杜·裘德在影片展示的影像风格和构图被人拿来和侯孝贤、帕索里尼比较。

《喝彩！》也曾入围第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拿到最佳摄影奖。

在上届也就是第7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拉杜·裘德非常罕见的有两部影片同时入围电影节的论坛单元，分别是与阿德里安·乔弗伦克联合执导纪录片《火车的出口》和独立执导的剧情电影《大写的印刷体》。

其中《大写的印刷体》又以独特的呈现方式将观众带回齐奥塞斯库时代的罗马尼亚，对那个极权时代进行了大尺度的回眸，而引发极大的议论。

影片开始在罗马尼亚北方一个小城街头出现声援波兰团结工会的标语。秘密警察介入调查，走访街头百姓、附近工地建筑工人。很快一个高中生被秘密警察确认就是案犯。

又很快高中生的离异了的父母被牵扯进来，若干同学被牵扯进来，学校里的老师被牵扯进来，真是一张天罗地网。直至高中生各方说法不一的死亡，直至秘密警察给高中生喝下的让人浮想联翩咖啡。

影片改编自罗马尼亚剧作家加尼娜科尔·布纳里乌的同名话剧，而该话剧素材又出自解密后的罗马尼亚秘密警察档案。

电影中最让人震撼的不是这个内容，而是导演呈现这个故事的方式。

电影被导演刻意分割成彼此没有任何关联和交集的两部分。一部分是对这件案件秘密警察追踪案件过程的呈现。一部分是当时罗马尼亚社会新闻的剪辑，就是当时官方语境中的罗马尼亚社会风貌。

本片在讲述秘密警察追踪波兰团结工会标语那条线索时，用的是几乎是演员在舞台上朗诵台词的呈现方式。这种呈现方式已经使观众突破戏剧上的布莱希特间离效果。而让观众直接可以认定眼前看到是虚假表演。

而影片的另一全部用的是当时罗马尼亚的电视新闻。在这部分呈现从齐奥塞斯库以下的罗马尼亚各级官员笑容可掬，罗马尼亚全国一片繁荣昌盛。

即使有点负面新闻也是富裕了罗马尼亚人民开上了汽车，不文明驾驶，乱按喇叭，警察秉公执法。

从理论上说这部分是完全真实的从社会上采摘的素材。然而它的真实性每个观众心知肚明。

这两部分被导演在影片中作了交叉剪辑，观众的视线始终在虚假的影像和真实的事件及真实的影像和虚假的事实之间跳跃。

这一方面引发了观众对影像真实和事件真实的深层次思考。另一方面又通过社会新闻那部分的呈现让观众对秘密警察调查高中生写反动标语案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社会新闻中所呈现的可以看作当时官方语境下的罗马尼亚全貌，镜头中所看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欣欣向荣，然而观众明白这一切都是表演。

在这个语境下，观众本能的会问，秘密警察调查高中生写反动标语案中，离异的父母异口同声对犯下大错的儿子痛心疾首、声泪俱下；学校老师们对高中生拍案而起、义愤填膺；高中生身边同学对事件的不知情；甚至警察自述中对犯错的高中生的拯救以及高中生由此引发的迷途知返是当事人真实的内心写照还只是另一种表演？

片刻之后，观众马上会疑问立解，这一切既不是当事人真实的内心写照也不是另一种表演。他们只是对社会提供给他们的在那种情形下的标准答案条件反射般的机械背诵。

开始时是社会环境不容许他们独立思考，久而久之他们也就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没有了内心真实想法，也就没有表演。

至此，拉杜·裘德的野心昭然若揭。影片并不只是想说秘密警察调查高中生写反动标语案，也不是想为高中生平反昭雪。影片想反映的是当时的罗马尼亚社会。影片以秘密警察调查高中生写反动标语案，以滴水观沧海，将一个极权统治下“假作真时真亦假”变态社会呈现在了观众眼前。

影片题记中引用福柯的话说：“（写那本书）完全出于邂逅这些卑微生命时的共鸣，这种共鸣我至今感受如新，而这些微不足道的生命已经在粉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化为了灰烬。”

影片题记中又引用罗马尼亚诗人扬斯特拉坦的话说：“人无法生存于其中，仅能描述它，且仅能描述它的百分之一。”

是的，对于那样一个极权社会我们已不能在其中生存，只能描述，百分之一的描述，而这种描述对曾经在其中的人们是没有意义，他们已化为灰烬，这种描述将作用于我们，作用于我们的当下、作用于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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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杜·裘德第一部真正赢得国际关注的作品。《喝彩！》当年因其历史古装题材让不少人望而却步，完全有别于他同辈的罗马尼亚新浪潮作品的现实主义角度。他选择用黑白影像去重塑一段早已被遗忘的罗马尼亚黑历史，这种创作主题之后在《野名留史又如何》里发扬光大，并衍生出极度复杂而意味深长的元电影结构。

故事发生在19世纪的东欧，宪兵康斯坦丁带着儿子伊沃尼塔奉命追捕与女主人有染的吉普赛奴隶卡费。两父子在追捕途中遇见不同阶级、性别、信仰的人士，在彼此交谈中勾勒出当时的社会风貌，同时给儿子的世界观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马背上的公路片

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个具有公路片类型情节的追捕故事，但是它并未如常见好莱坞那样给人带来惊险刺激的枪战追逐情节。导演借助类型片的外壳，刻画出一个愚昧落后、荒诞不经的社会面貌：种族阶级深重，贵族对奴隶犹如牲口；执法者其身不正，贪欲无度；法律沦为了权贵阶级手中的玩物，无法彰显公义；社会风气保守，个人的性自由得不到保障，还需面对虚伪的道德审判。这些发生在19世纪的社会乱象似乎仍有不少遗留至今，导演借古讽今的手法在此作中初具雏形，尽管较为生硬和刻意。

肉体疼痛感的刻画令人触目惊心，从宪兵用皮鞭抽打吉普赛人，到最后奴隶被众目睽睽下阉割的场面，尽情撕开了道德和法律的假面具。这种生理疼痛感在紧接之后的《受伤的心》里再次出现，转移到一位犹太文学家的脊椎骨上，他因此无法自由活动，只能躺在病床上等死。这种痛感往往具有政治上的关联，在此影射的不仅是人类野蛮的兽性，显然还指向权力和阶级的不平等关系，当权者用惩罚肉体的方式来宣示主权和统治权。

▲触目惊心的一幕

影片较为逊色之处在于叙事推进太过依赖对话台词，这似乎也成为了裘德的一种作者标签。而在这个古代故事里，人物台词里夹杂着下流粗俗、种族偏见、地域歧视、宗教亵渎等内容，表现出各阶级之间的通性，映射出人性中的恶意。换句话说，整部影片里没有一个人是无辜无罪的，只是每个人呈现恶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

同时，在百无禁忌的粗俗话语里又混杂着黑色幽默，这种令人忍俊不禁的人物塑造传达出愚蠢、傲慢、刻薄、讥讽的社会风气，不仅隐约重现了意大利电影大师帕索里尼的《十日谈》气质，还尖锐揭露出民族陋习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