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道德的审判

罗曼·波兰斯基1994年的《死亡与处女》一片改编自一本著名的戏剧。
所以，观看此片时，觉得它虽以电影的方式呈现，却更像一本戏剧。
波兰斯基在一个近乎逼仄的空间——波利娜和杰拉多的家中——完美的导演了一场精彩的表演。
波利娜神色慌张的在准备晚饭。在听到收音机里传出丈夫杰拉多被任命为一个新成立的委员会的主席（主要工作是调查前法西斯独裁政府侵犯人权的罪行）的消息时，波利娜显得更加焦急。
屋外大雨淋漓。波利娜随便扒拉了几口食物，等着杰拉多归来。这时窗外传出汽车的声音，波利娜迅速的起身，拿了手枪藏在门后——原来是她的丈夫杰拉多从一辆汽车里下来，说着感谢和邀请的话，回到家中。
杰拉多解释说他倒霉透了，在这么糟糕的天气里偏偏汽车抛锚。幸好遇到好心的邻居——住的离他们很近，但他居然没有注意过——米兰达医生坚持绕道送他回来，否则他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办呢。波利娜不关心这个，质问杰拉多为什么不经她的同意就担任了新委员会的主席。杰拉多边吃着火鸡肉边说，他并没有答应，他要回来先征求波利娜的意见后才能决定。波利娜听到这话，端起杰拉多的盘子就倒进了垃圾堆。她知道杰拉多在对他撒谎。杰拉多赶紧起来，向波利娜解释。波利娜却说他为什么这么不诚实。
就在他们要休息的时候，窗外又传来汽车声。波利娜神经质的再次拿出手枪，杰拉多安慰说他去看看。杰拉多打开房门，发现是好心的米兰达医生给他送备用轮胎来了。米兰达说他回到家中才记起没有把轮胎放下，因为老婆孩子都外出了，所以他决定立刻把轮胎送来。米兰达对自己深夜还打搅杰拉多表示抱歉。杰拉多却说，他这次一定得请米兰达进屋子喝一杯，否则他就太过意不去了。
波利娜躲藏在卧室。杰拉多和米兰达医生坐在客厅喝酒聊天。杰拉多示意波利娜出来和米兰达医生打个招呼，但波利娜假装睡觉不肯起来。杰拉多只好解释说自己的妻子很累了已经休息。
杰拉多和米兰达讨论起政治问题。
没想到波利娜偷偷地起身，开走了米兰达的车。米兰达和杰拉多追出去，没有赶上。非常恼火。杰拉多再次表示歉意，米兰达安慰说他妻子天亮前就会回来的。于是两人回到屋子继续喝酒，谈兴甚高，酒意十足。米兰达医生躺在客厅沙发上睡觉，杰拉多回到卧室休息。
过了不久波利娜又偷偷地潜回家中。在客厅里她发现熟睡的米兰达。波利娜凑到米兰达脸前，仔细观察，凭借他的呼吸和气味，断定他就是曾经深深地伤害过自己的施暴者。
波利娜拿了绳子，要捆住米兰达。米兰达惊醒后被波利娜一拳打倒，绑在椅子上，还被胶带封住了嘴。波利娜说自己在米兰达的车中找到了舒伯特的“死亡与处女”磁带，坚信米兰达就是过去奸污和迫害过他的人。波利娜在录音机里播放“死亡与处女”音带，音乐吵醒了杰拉多，杰拉多看到客厅里发生的一切，大为意外。
杰拉多指责波利娜不能这么做。波利娜坚持说他就是凶手。疯狂的波利娜对试图解开捆住米兰达绳子的杰拉多开了枪。杰拉多吓坏了。
杰拉多看出波利娜不可能轻易答应放走米兰达，只好千方百计说服妻子不能杀死米兰达，使得波利娜同意在屋子里对米兰达进行审判，杰拉多作米兰达的辩护律师。
......
米兰达百般为自己辩护说，波利娜受到侮辱的那一年，他自己在西班牙某修道院工作，还提供了电话号码以及证人。并且威胁说一旦他活着出去，坚决控告他们的做法，还说杰拉多不能成为这场蓄意谋害的帮凶，这违背杰拉多的政治信仰。
波利娜断然拒绝米兰达的查证要求。当着丈夫的面，详细讲述了自己被侮辱的细节。杰拉多感到震惊，因为波利娜从未说过。
波利娜说，你从未问过我这些，指责丈夫从不关心她的痛苦感受。
波利娜说，只要米兰达承认他做过的罪行，就放了他。米兰达医生说自己从未做过这种事情，拒绝承认。情绪激动的波利娜再次要求丈夫杀死米兰达。这时候因暴雨中断的电话响起来，听筒里传来总统的声音，总统说要派人保护杰拉多，因为他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的消息被媒体走漏了，来人将在6点之前到达杰拉多在海滨的寓所，口气不容质疑。
万般无奈的杰拉多只好去劝服米兰达，只要他肯承认就是伤害过波利娜的人，他保证米兰达安全离开。
米兰达勉强同意，因为时间不多了。杰拉多威胁说他不这样做，就不再要求妻子放了米兰达，而愤怒的波利娜肯定会杀死他。杰拉多也近于神经崩溃的边缘。
杰拉多再次劝说妻子。波利娜却突然问起为什么她受苦的那段日子杰拉多却在外寻欢。杰拉多辩解说那时他以为波利娜已经死了。波利娜追问他和他的情人上过多少次床，追问杰拉多那是出于爱情吗？杰拉多说他不知道什么爱情！
......
他们返回屋子，杰拉多告诉米兰达认罪的时候该说些什么。米兰达在摄影机前开始认罪。米兰达的供述充满了为自己开脱的词句，似乎他那样做并非是在伤害波利娜甚至竟是救赎她。波利娜愤怒了，说这供述全是谎言，并说再也不相信丈夫，拉着米兰达去海边，她要把米兰达杀死并沉尸海里。米兰达恳求杰拉多打一个查证电话，证明他当时的确不在场，他是无辜的。
杰拉多不能阻止妻子，只好打电话询问。电话那边证实说，当时米兰达的确在该修道院服务。
杰拉多像是获得了特赦令一般，冲到海边。杰拉多说他打电话证实了，米兰达当时确实在外国。
波利娜很迷茫。这时，米兰达却突然跪下来，承认他确实是伤害波利娜的凶手。他详细讲诉了事情的经过。他说当时他的表弟在纳粹集中营里。他表弟要求他去帮助那些罪人。米兰达说他当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米兰达说：“一开始我也想抵制，但慢慢的就喜欢上了那种感觉，我可以随意支配她们，玩弄她们，她们不但不能反抗，还要感谢我，我喜欢在强光之下赤裸着身体强奸她们，我喜欢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对肆无忌惮的权力的幻想，他的“好奇心”或者不如说暴涨的欲望迫使他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因为在那种极端的环境里，不管他做什么，都没人会制止他，他也不可能受到惩罚。
愤怒的杰拉多听到这里，发疯般想要把米兰达推到海里，可是，杰拉多下不了手。
波利娜看着跪在地上的米兰达，什么也说不出来，转身慢慢离去了，杰拉多也跟着妻子缓缓离开。
......
在一场“死亡与处女”的音乐演出中，镜头从舞台上正在演奏的音乐家身上摇到下面观众席里的杰拉多和波利娜身上，再跟着波利娜的眼神看到坐在包厢里的米兰达医生一家。波利娜和米兰达的眼神对峙，复杂而难解。
有人分析《死亡与处女》的片名，说意为“处女”对“死亡”的恐惧，也就是处女的失贞。并分析说波利娜对受辱过程一次次详尽的讲述是出于性的压抑，——从弗洛伊德心理学上进行解读，不过我却觉得似乎离主旨较远。波利娜的控诉难道仅仅是性的压抑和幻想？这叫人难以信服。我觉得，这部片子还是在探讨罪与罚。处女是罪，死亡是罚。
本片的戏剧冲突非常强烈，在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空间里，三位主演的表演非常精彩。
它完全遵从古典戏剧结构的“三一律”，一气呵成，令人非常紧张。
在某种境地下人的犯罪欲望和侥幸心理非常难解。
犯罪者对自己的罪行总是会百般狡辩，而受害者的心理却极为复杂。
波利娜想深深地伤害米兰达，就像他曾经做过的那样，她甚至想拿扫帚把子使劲捅进米兰达的屁眼里去，米兰达就曾经拿电棒狠狠地插进她的阴道。她想让米兰达尝尝那种被强奸的滋味——这也许是所有有过类似经历的女性们共有的真实心理。
真的可以那么做的时候，波利娜却放弃了。以暴易暴并不能抚慰心理的伤痛。在想到自己遭受苦难时丈夫却在外和别的女人上床，这种伤害远远高于被强奸的伤害，所以波利娜才那么诘问丈夫，他和别的女人上床时是出于爱情吗？
米兰达在电影的结尾承认自己的罪行时，说“我想知道一个女人能被干多少次”——这话意外的揭示出在一场罪恶的背后，犯罪的理由可以是多么荒唐，这种罪恶念头，还是缘于我们过度的欲望，和放任这欲望的冲动。当然，在那种极端的情况下，整个时代都是疯狂的，整个环境都是罪恶的，也许做为一个人，有理由说明我们是被时代推动着去犯罪。
然而，归根结底，正如受害者必须自己在曾经的伤痛中挣扎一般，犯罪者必然要亲自背负精神的枷锁，承受罪的煎熬与惩罚。没有人可以替你分担，更没有时代可以替你受难。

楼上评价的到底懂不懂电影啊？
我都怀疑
什么叫导演课没上好啊？标准的导演课应该是什么啊？

中国但凡是NB的导演和编剧都拿波澜司机当楷模

美国有一电影都是翻拍的这个叫TAPE，UMA色满演的

对于死亡与少女就两字 ，牛B

我压根从开头就没怀疑内女的在无理取闹

除非看这电影的人智商不够高

    如果，没有曾经的暴力，三个人会成为很好的邻居，很好的朋友。但是，曾经发生在他们之间的暴力，却改变了这一切。
    医生是曾经的施暴者，现在成为了暴力的受害者。女人是曾经的受害者，现在又成为了施暴者。律师作为曾经发生暴力一个因素，现在成为了一个裹挟者。
    一切一切的根源，是一个暴力的制度，医生被这个暴力的制度裹挟，对女人犯下了罪恶。虽然他不是主动施暴者，是裹挟者，甚至他认为自己是拯救者，但仍然害怕为曾经的施暴而承担责任，而拼命的掩盖曾经的罪恶。律师为了反抗这个暴力的制度而可能被暴力制度所绞杀，但女人为了保护她，将所有的暴力独自承担了下来。
    当暴力的制度被法制所替代后，受害者该如何面对曾经的施暴者，如何对他们进行惩罚呢？女人希望以牙还牙，律师希望交由法庭进行判决。以牙还牙不符合当前的法律，而法庭可能因为证据不足而无法给予施暴者应有的惩罚。虽然最后女人在医生坦白了一切后宽恕了他，但是，曾经的暴力留下的创伤依然留存在了心底。
    在暴力发生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每个人都得忍受道德败坏带来的各种罪行。唯有建立法制的契约社会，每个人对自身的行为负责，对自己的良知负责，才能构建出和平美好的和谐社会。

罗曼•波兰斯基作品《不道德的审判》观后座谈会纪要

/范达明整理/

时 间：2015年5月16日（星期六）上午10：52—11：40
地 点：杭州南山路202号恒庐美术馆底层讲堂
（恒庐艺术影吧罗曼•波兰斯基作品《不道德的审判》观后现场）
与会者：（发言序）范达明、梁颖枝、朱颖敏、梅薇、崔玉、何吉、蔡玲、金爱武、马以乐、杜素梅、黄方悦、罗夏、马惠洁、孙凤凤、赵一宁、张小萍（观影者：张培红、姬伯庆、田瑛、姚筱凤、张征辉、姜天鸿、朱法清、朱松法、唐榕、万邦炎、韩美娣、王玮玮、王月芳、翁锡良、陈华、傅佩影、姜希珍、范大茵、章毓苏、何天华、朱明、王增光、李晓波、李晓鸣、左丹鹰等）
主持人：范达明
记 录：黄方悦

本片改编自舞台剧《死神与少女》，它的轰动一时类似于中国宗福先写的《于无声处》
范达明：罗曼•波兰斯基《不道德的审判》的片名，不是影片原有的，是影碟引进国内后被人改换了的，原片就叫《死神与少女》，它改编自智利剧作家阿•多尔夫曼（Ariel Dorfman）1990年写的同名舞台剧，而这个名字又是借用了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小提琴四重奏《死神与少女》。影片开始与结尾，我们从某音乐厅舞台上见到与听到提琴手们演奏的就是这个乐曲。对于女主人公波利娜来说，听这个乐曲是惊心动魄的，因为当年学生时代的她在参加反独裁的民主运动中被捕入狱，受审期间曾遭遇一名军方医生，他将她捆绑后对她疯狂施暴施虐，整个过程中还播放音乐，播的就是舒伯特的《死神与少女》。前几天从网上了解到，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在本月下旬起将要公演阿•多尔夫曼的独幕剧《死神与少女》，还查到了介绍剧本原作者的资料，我当即把这一资料编发到豆瓣我们本月影吧活动的论坛上，也做了微信上传朋友圈和影吧微信群。原剧与影片的时代背景，应该就是智利军方皮诺切特实行军事独裁统治结束后的1990年。而皮诺切特的军事独裁统治又是通过流血军事政变推翻了通过议会竞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阿连德政府之后上台的。阿连德1970年11月起执政还不满三年，在1973年的“9.11”流血政变中以身殉职。在两个时代的转换点上，剧作家及时地写出显示当下时代背景的剧本并轰动一时（次年1991年在伦敦全球首演，1992年剧本获劳伦斯•奥利佛奖最新剧本奖），而这个情况，非常类似于中国刚刚粉碎“四人帮”后，上海的剧作者宗福先1978年及时写出反映时势交替中社会冲突的话剧《于无声处》，它同样轰动一时。本片由于是改编自舞台小话剧，全片就三个人物，一个环境，可能对习惯于看一般情节性影片的人来说会觉得不习惯，感觉单调。这也说明，原剧大致是严守着古老的戏剧“三一律”规范的。

波利娜因当年遭遇而一直处在草木皆兵的状态中，只要真凶未除，她一天不得安宁
梁颖枝：我看片子时，有一点不解：女主人公波利娜为什么听到外面汽车声音就怀疑来人，后来还整理了东西离家出逃？
范达明：她波利娜因当年的非常遭遇刺激太深，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是处在草木皆兵、疑神疑鬼的状态中，可以说，只要真凶未除，她一天不得安宁。这是全部剧情的前提。再说，那晚，她应该是看清楚了开过来的汽车并非自己丈夫的车，又在那样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里，有什么别的车会朝他们家开来呢？来者不善，于是她赶紧准备好了防身的手枪……还有一点，她此前也听了广播里的新闻，知道她丈夫今天在政法界担任了要职，而在当时的国家背景下，反对派的势力还很活跃，要加害他丈夫的人也大有人在，她不能不随时提高警惕。

医生不一定是施虐者，但他可能有类似的经历，就承认了当年是自己干的
朱颖敏：医生不一定是施虐者，但他可能有类似的经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火。女主人公有神经质，丈夫不理会，医生开始说得清白自己，最后被怀疑，譬如是用绳子还是电线捆绑，他就能说出是用电线，因为他有类似的经历，与他的记忆重合，他也就承认了当年是自己干的。最后在音乐会上，从三人的互相对视的表情看，我觉得它正是对于那个大时代反映的缩影。

影片前半部分突出了人物的心理反应。片中的真相，我觉得应该是明确的
梅 薇：影片前半部分，突出了人物的心理反应，波利娜认定医生是施虐者，而医生他心中在想是不是要招认。到了悬崖边，医生心中有自我审判。在那一幕戏里，外景是清晨时分，周围的光逐渐亮起来，三个人都开始沉静下来。波利娜最终得到了医生的认罪与道歉，那么所有的过去也都可被原谅了。片中的真相，我觉得应该是明确的。

波利娜以怨报怨。影片揭示了人的内心的权力意识，揭示了人性在权力下的变态
崔 玉：此前我注意了解了导演的经历，看了导演拍摄的几部影片，觉得这些都和导演的经历相关。在本片里，他用了女汉子这样性格的女性主人公，而波利娜早年的受虐，造成了她的精神分裂，随之而来的就是她施行的以怨报怨。当年的女主人公是一个革命者并在被俘后成为被施虐者，而如今如果医生是无辜的，那么波利娜在医生面前则成为了施虐者，而她的丈夫——律师，作为在场者，却显得那么懦弱而无力。影片揭示了人的内心的权力意识，揭示了人性在权力下的变态。导演波兰斯基在他个人的生活中应该说也曾是受虐者，包括他正有身孕的前任妻子的被残杀等事件的发生，而他本人也曾有过被美国法庭国际通缉等遭遇。当然，导演他更多表现为一种内在受虐，一种精神上的受虐。就这点上说，影片令人反思。

影片突出了波利娜身边那把枪；枪，应该是权力符号最典型最形象的象征物
范达明：就权力来说，影片开始不久就突出展示了女主人公波利娜身边带有的那把枪。枪，应该说是权力符号的最典型最形象的象征物。其实在枪出现前，我们还看到波利娜手中握有一把尖刀，当然它是作为餐具出现的，是波利娜为切开烤鸡吃鸡肉所使用的，它在片中虽未转化为（一种权力象征的）凶器来使用，却也曾暗中被丈夫用来作为替医生松绑的工具（但未成功）。不过我们也看到，当它作为波利娜手中餐具来使用时，恰恰也正是充分表达出她是家中最高主宰的权力地位——今日家中晚餐只有鸡肉，你吃也罢不吃也罢，反正就是如此，更何况现在早过了晚餐时间；弄不好，我也可以不给你吃——而片中也确实表现了她恶狠狠地将丈夫餐碟里的鸡肉统统倒进了垃圾桶里的狂怒行动——那是因为他俩对话说不到一块：他丈夫的谈话主题老是他那抛锚在半路上的车啊等等，而波利娜更关注他丈夫今日被总统召见之类的更涉及全家未来前途的“大事情”。显然，在这个家里，男女双方绝对不平等，一切是波利娜说了算。据丈夫对医生说，主要是因为在独裁政府时期波利娜对他有救命之恩。我想，影片里如此异常故事的发生，是与这样一种家庭关系的现状直接联系着的。

医生开车把她丈夫送回家后，她为什么疑虑重重？
蔡 玲：女主人公当年受虐太深。医生开车把她丈夫送回家后，她为什么疑虑重重，并收拾行李离家？这里的情节显得唐突，难道她凭借远远望一下，就断定来人是当年的施虐者吗？她在车上找证据，果然找到了一盒《死神与少女》的音带，可是她当初是蒙着眼睛的，凭借的仅仅是声音的线索。

她有精神与情绪上神经质的一面，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范达明：她整理了东西离家出逃，是在医生第二次来他家送轮胎以后。她在里屋，只是假装入睡，实际上耳朵竖起在听丈夫与医生的对话，她越听越觉得来人正是曾经加害自己的人，就卷起行李、取出钱包里的钞票出门。也许是为了尽快跑得远一点，她还盗驾了医生的车，她要与当年加害自己的人离得远远的，越远越好，仿佛不离开的话她还会再次受虐。这里，她有精神与情绪上神经质的一面，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蔡 玲：丈夫第一次随医生的车回家来，她就不高兴，可能是因为她觉得丈夫回来晚了；第二次医生又开车来，说是送轮胎来的，而此前她对于医生的疑心就更重了，变成确认无疑了。

她是按照自己的方法和逻辑来行事：残酷的东西必须以残酷的东西去对付
金爱武：女主人公压抑着自己这么长久，她希望早点解决，一直要寻找证据，找到凶手，由此，她的心里也时时觉得不满。现在眼见得丈夫把医生送上了门，她认为抓到了，当然就不客气了。她是按照自己的方法和逻辑来行事：残酷的东西必须以残酷的东西去对付。显然，她的方式太残酷了，是变态的。在有怨气的波利娜看来，依照常规的做法已行不通，她自己也很紧张；她也觉得不公正，但是依照法律与规则来做，又解决不了问题。

波利娜只是怨怨相报，她这样的报仇者，所作所为，自己就是犯罪
马以乐：有的律师因为正常的途径达不到目的，就另搬一套。我们暂且对于女主人公以往的历史不加评论，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当事人显然是意气用事，出于报复的目的。这当然谈不上公正。从我们局外人来看，也可能是医生当年做过了坏事，良心上忏悔，就通过日常生活上做好事来赎罪。而波利娜只是怨怨相报，她这样的报仇者，所作所为，自己就是犯罪。我想，影片最后提出的问题，就是要我们不要怨怨相报。

一个人曾经做过什么，总是自己最清楚；而每个人坦然面对未来，则更为重要
杜素梅：这是一部讲述心理治愈的电影。无论是当年的受害者，还是现在的被冤者，都认为自己无辜。影片随着情节的发展，一环扣一环。但究竟这个医生是不是凶手，还是不能断定。当然最后双方互相原谅了。总的来说，看完后觉得影片很好。一个人他曾经做过什么，总是自己最清楚；而每个人坦然面对未来，则更为重要。

从男女主人公的关系来看，他俩并不是真爱，而是同情，是政治因素的结合
崔 玉：从男女主人公的关系来看，他俩并不是真爱，而是同情，是政治因素的结合。这个故事本身可以说是一个圈套。尽管他们居住在这样一个孤岛，不过夜晚远处仍见有光，那是灯塔，代表了正义之光。医生的过去所为究竟如何，是真是假，就看你自己理解了。

片子里发生的事都在一个房间，让电影镜头的调度很困难，这是非常考验导演的
罗 夏：这是一个开放的结局。医生究竟是不是这样的人，你可以自己有自己的看法。片子里发生的事，都在一个房间——封闭的环境，让电影镜头的调度很困难，这是非常考验导演的。如果对比《十二怒汉》、《穿裘皮的维纳斯》，可能本片的功力还不够。片子的光源是蜡烛，空间也小，人物行动就受压抑。为推动剧情发展，最后控制不住了，就让人物走出去，来到悬崖边。而在《十二怒汉》里，为了营造紧张气氛，摄影机可以朝向天花板，可以拍摄窗户，那是夏天，人物紧张得流汗。在波兰斯基的近作《穿裘皮的维纳斯》中，角色就两个人：导演和演员，但最后两人的关系发生了逆转，可见导演经历了20多年来，艺术功力有提升。我觉得要拨开迷雾弄清真相，并不重要。而导演却总是处在矛盾与困惑中，他的前妻，怀着身孕，连同其他几人，1969年8月在他的贝弗利山豪宅被虐杀，是邪教组织曼森家族所为，而他本人则在好友家发生性侵未成年女孩的事。这两件事对他的电影创作都有影响。

影片的开场戏已经初步展示出女主人公那曾有过的经历所造成的她的内心状态
马惠洁：我注意到导演的艺术处理：在未停电灯亮的时候，女主人公在收听新闻广播，知道新总统上任后履行竞选时的承诺，成立违反人权调查委员会，要对1975-80年代独裁统治时期的迫害和谋杀事件进行调查；而恰恰此时，停了电，她又从另一收音机里得知他的律师丈夫被任命为调查委员会主席，但她内心已经纠结，不得不在点亮蜡烛的光线下把晚餐的烤鸡与啤酒备好。她开门看到远处的车灯的射光，开始警惕起来，又把烛光全部熄灭。这段开场戏，已经初步展示出她那曾有过的经历所造成的她的内心状态，而她的报复的心态也在这个过程中强烈表现出来。在波利娜认定医生是当年的凶犯后，她丈夫开始是很难接受的，审讯与录像过程中，是她讲供词内容，所谓医生陈述的东西都是逼供，这也是一切冤案的共性。而她丈夫在一旁的协助，使他成为她的同伙。当然他的心理很复杂。我们看到，在悬崖边时他本要把医生推下悬崖，最终却无法下手。我从片子获得的感受是：波利娜一意孤行，她的丈夫则很焦急，而医生的形象就显得极为可怜。直到最后，在剧院听音乐时，看到医生一家人的情况后，我们的心才放了下来。

只有当波利娜解放了医生后，她才获得心理释放。影片起到了对社会病痛修理的作用
孙凤凤：波利娜实际上是心放不下来，时间越长，她内心的压抑越大，造成了精神问题。她没有证据断定医生是凶犯，但报复心很强。医生也可以找证人，实际上他也找到了证人。但她开始还不让打电话，不愿意听真话，只相信自己。医生最后的供认与推理，是讲违心话，不过是为了保护自己。只有当波利娜解放了医生之后，女主人公自己才获得了心理释放。
蔡 玲：应该说，影片是起到了对社会病痛修理的作用。
赵一宁：最后的音乐厅演奏以及表现三个主人公眼光对视的关系，暗示了影片的内涵。审判虽是不道德的、非法的，但让女主人公把话都说了出来，这成为她的心理释放的途径。

在影片的现在时态里，三位主人公都不乏象征的含义；波利娜还同时审判了丈夫
范达明：在影片整体的现在时态里，可以说对片中三位主人公的描绘都不乏象征的含义：波利娜的女强人性格加之她佩带了枪，成为绝对权力的象征；医生米兰达是用自己的车载了半路遭遇车障的男主人公回家的，做了好人好事，原本是善的化身，却在波利娜的历史记忆里，被想象成一个曾有过对她施虐的大坏蛋，他善的化身顿时便转化为恶的化身了。丈夫作为律师与司法部长候选人，当日下午被总统召见会面一小时，还被任命为“违反人权调查委员会”主席，因此，他不仅应该是正义与法治的代表，还应该是多少代表了国家利益与政府权威的象征；然而一到家中，他什么也不是，完全成为听命于妻子波利娜指挥的驯服工具。导演对于波利娜角色扮演者的选择非常贴切。波利娜决不是那种小鸟依人的女人；她身高马大，体格强壮，还略有凶相。此前我们已经领略到，她居然能够单凭一个人的气力，在风雨之夜将医生的私家车从较远的山坡推下了悬崖！——人的体力，或许也是一种原始的权力。而接着我们看到，在他们家中开展的那一场对于医生的审判，何止是“不道德的”，完全是非法的，是粗暴地践踏人权、践踏法治的——有评论甚至认为这是波利娜对医生的一次“反强奸”！显然这件事本身就是“违反人权调查委员会”首先应该来调查的一个案例，因此它不是也成为对于成立所谓“违权会”的极大讽刺吗？另外要提一下，波利娜在这个“不道德的”审判过程中，实际上还同时审判了自己丈夫：她终于让丈夫也交代了自己曾经对她的背叛：他承认，当年在她失踪两个月也就是在她被俘与受虐期间，自己确实另有了新欢，由于过从甚密，已说不清他与新女友上床的次数了。审判一举两得，让波利娜另有斩获，可见波利娜女权的厉害。不过经由后者，或许就能解除她这样一个女人以往对丈夫耿耿于怀的心病了。

2015年5月23-25整理，27-28日补充修订

受难使人完整。引用弗洛伊德的话：“成年的病态源自于儿时的刺激。”如果把“儿时”改成“过往”，不仅对于影片主人公波利娜，还是波兰斯基自己，都是一种致命的贴合。
波兰斯基的卓尔不群在于，无论是多少人性、历史、当今局势、尘封政治的主题都不会给人大而不当的慌乱感，主题的宏大向来都有以小见大的纵深放大性。电影的“演出性”不重，似乎导演人工藻饰的痕迹可以被情绪与气氛的内在掌控掖合的匿影藏形。无论是二战创痛的平静克制(钢琴师）、政治丑闻的臭名昭著（影子写手）、两性较量的三人行（水中刀）、惊波逆转的缜密叙事（唐人街）、情与欲的水乳交融（苦月亮），还是这一部包含了以上特征的《不道德的审判》，波兰斯基都在用“不去劈头盖脸责难，不去口诛笔伐批判”的中立态度继续那些宏大主题，再捎上一段段仅属于特定年代的故事，剩下的边角料，可以技术性的归功与他对光影色彩的情绪性把握。
关于这个电影的审判，三个人物，两男一女（水中刀的记忆不咏自来）；紧凑的情节设置；大量封闭式场景的空间调度；集权暴政下的白色恐怖；民主革命的疯狂镇压；秘密警察的大肆猖獗；人性逆转的冲突矛盾。波兰斯基极尽可能的在人性反差上给予不置可否的态度，但是却因为各种政治历史的主动开路，让大家对米兰达的人性转变失去了大刀阔斧的批骂之风，似乎他的人格污点也因历史污点给人们对于时代前提更多的理性考量。毕竟，较之电影前大半部分米兰达的义正言辞，他最后的“内心剖白”为提亮剧情层次和揭示人性复杂起了动人的功效。循序渐进的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两种东西不能直视，一个是太阳，一个是人性”的金科玉律。
关于女主角，我想起鲁迅说“敢于趴在敌人尸体痛哭之人，方为真脊梁。”关于她最后的放生，不管是对“敌人”还是对“自己”，都是受难后自我交待的必要形式。有了这个必要形式，最后“故人”相见同听《死亡与少女》的场景，才可以让观众一边看他们的秘而不宣，一边为兴师动众后的平淡结局触目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