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花绿叶

若不是观影结束后找到导演刘苗苗的相关信息，我不会知道《红花绿叶》出自一位“第五代导演”之手。

如果你义正严辞地告诉我这是一位青年导演的处女作，我也完全相信。观影前，我带的预期正是如此。

可能是《红花绿叶》之前去平遥国际电影节首映的缘故，并获得“首映单元”的“最受观众欢迎奖”。

照我去年在平遥观察到的现象，去平遥的华语电影十之八九都是青年导演的处女作或第二部作品。

还有另一层原因，更为重要，我在看的过程完全没感觉到《红花绿叶》里有一丁点“第五代”的东西。

这样讲有个前提，是“第五代导演”作品已经成为某种定型的、风格鲜明的东西，我们一眼能辨认出来。

而我为“第五代”找到的辨识标志是情感，看电影中有没有真正意义上作为个体的活生生的人。

我无法将《红花绿叶》与“第五代”挂起钩来，原因正在这里：它真正拍出了人的“情感”。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种特殊现象？因为《红花绿叶》是联合执导的结果，还是说因为刘苗苗是女性。

故而在情感表达上较之张艺谋、陈凯歌等“第五代”导演更加真挚、细腻，从而表达出情感的深度。

这些还都是表面。更重要的原因，如我在早前的文章中已经谈过的，与导演的成长经历有关。

理由是“第五代”成长的年代正好是革命年代（66-76），集体丧失对现实（真实）的感知能力。

“第五代”导演对世界与人的认知有明显的偏离，因此无法处理好人与人简单质朴的情感。

我曾以自身经验为例，将影响一个人最关键时段划定为从15岁到25岁，现在仍然如此认定。

不仅“第五代”三元大将“恰好”符合：张艺谋（16－26）、陈凯歌（14-24）、田壮壮（14－24）……

放到刘苗苗身上，竟然也合适。这也是找资料过程发现的：刘苗苗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才16岁。

导演刘苗苗在革命年代（66-76）是4岁到14岁，恰好不在我们所划定的时间段（15-25）内。

也就是说革命年代时，刘苗苗心智并没有真正成熟，因而大革命没能对她产生本质的影响。

而对其它第五代导演来说，革命年代恰好是他们人生最关键的时期，革命对他们影响至深。

这才是真正让《红花绿叶》如此不像一部“第五代”作品的原因：根源仍在万恶的大革命。

谢晋和第五代导演

第四代导演和第五代导演

周末晚上自己在家闲来无事，于是看了电影《红花绿叶》，讲述的是当代年轻男女被家人包办结婚的爱情故事。电影是在19年上映的。

故事发生在宁夏回族的一个村落，男主人公叫古柏，22岁，黑瘦，从小患有奇怪的疾病，偶尔会发病，正因此他很自卑，对生活也不报有任何期望，没有结婚的打算，因为不想耽误其他姑娘。女主人公阿西燕，一个很美丽淳朴的回族姑娘，也是和古柏一般大小的年轻人，二人都到了适婚的年龄，但阿西燕身上也有一个不为古柏所知的秘密，她曾经有一个即将结婚的男朋友去世了，一直处于悲伤中。一个不想娶，一个不想嫁，就是这样的两个人被家里人包办了婚姻，走到了一起。

其实电影中人物之间的对话并不算多，留白很多，这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影片中所有演员都说着一口土色土乡回族的方言，以及穿着民族专有的服饰特色（男士戴着白色小帽子，女士带着头巾），人物对话之间大多是干着农活，这样的场景和布置让我们仿佛身处其中，给我们以质朴纯真和温暖的感受。

结婚当晚，村里的年轻人想要闹洞房，古柏一直觉得婚礼办得不尽如人意，对阿西燕很是愧疚，便发红包阻止其他人闹洞房。这个细节足以体现出古柏对阿西燕的在乎，正常的人在这种热闹的场景下是不会站在对方角度考虑的。

当阿西燕与古柏二人彼此被隐藏的秘密都被戳破时，短暂的冷战，古柏想去阿西燕娘家把她接回来，人都到了但却没有勇气去，在满是沟壑得黄土高原上一遍遍呐喊阿西燕的名字，诉说着对她的思念；

爱情是古柏为了阿西燕放弃进城务工的机会；是古柏即使被揍，也要半夜三更去偷怀孕的阿西燕想吃的葵花籽；爱情是他们简单平凡的生活。

感想：1.电影最打动人的是古柏和阿西燕之间普通但却很温暖的爱情故事，二人从最初的陌生、疏离到彼此靠近；从彼此各怀心事的残缺麻雀到归属和爱人的转变。或许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经历生活的磨难，总会有着这样或那样难以言说的秘密，你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破碎的我？答案是我们最终会遇到那个良人，治愈心灵的创伤，携手共同抵抗生活的磨难。

2.比起电影里的质朴纯粹的感情，我们当下的世界，年轻人的恋爱观婚姻观或许有些许浮躁，许多人都想寻找一个近乎完美的伴侣，追求门当户对，比较各方面的条件，但也许忽略了爱情和婚姻本身的存在的意义。

（文章摘取自头条号：电影人程青松）

8月15日，王晨先生与朋友一起在上海举行《红花绿叶》包场活动。著名导演郑大圣作为特别嘉宾前来观影。

观影结束后，上海观众都十分喜欢这部电影，还有一位观众有感而发，自发的写了一篇用心、精彩的影评。

上海观众Salome：

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纯粹温润的中国大陆电影。宁夏黄土地上一家农民，两个父母安排结婚的青年。所有苦难所有宿命，慢慢咀嚼，带着希望。

整部电影是宁夏的方言，恬淡敦厚。小麦说，如果当年社会不变，你就是那么黄土地上一个姑娘。我远远火车上瞥见，想，什么怪物啊。

是啊，很有可能，我就是这么一个姑娘。擀面条，种向日葵，拖地…朴素，也很好啊。如果我从火车上瞥见这样一个女子，也许很羡慕呢。

电影的好，好在社会割裂的边缘，有冲突，又不撕破脸，微妙地，挫折着。谢谢康少请我看电影。谢谢程青松策划，支持刘苗苗导演拍了这么充满关怀善意的一部电影。

真的很喜欢这部片子，因为它拍的是真实的人，活生生的穷人，没有夸张的冲突，没有为一种表达的目的而去扭曲。导演对底层生活的尊重，甚至爱护，在中国，太难得了。非常非常治愈。

而且方言的台词，鲜活生动，是有教养的人的语言。不是造作的都市言情，那种腐臭的堆砌。在这个撕裂的夏天，看这样一部电影，才能，再爱上黄色土地，和上面的人。

我非常喜欢，超过《小偷家族》。

刘苗苗老师说了，这次接受第一导演（ID：diyidy）的专访，“要把话说得有意思，把自己调动一下”。

稍稍这么一调动，好家伙，这本行走的电影历史书，撒下一路花边大料，刹不住车，绝对老司机。

刘苗苗

从当年父亲被周恩来总理首肯的年代说起，聊到自己小时候偷看《红楼梦》的快乐岁月，再到父亲离世，母亲给她看鲁迅杂文中《死》这一章节的惊悚之夜。

而高潮戏还在后面，在她以16岁最小的年纪考上北电78级导演系后，为了逃避学业压力，选择遁入爱情的“深坑”，还有被陈凯歌“吹嘘”了40年她勇闯男澡堂给男友烧热水的壮举。

她眼中的田壮壮、陈凯歌、张艺谋，可能和田壮壮、陈凯歌、张艺谋眼中的自己，都不大一样。

刘苗苗和田壮壮

到了后来人生最暗黑的时期，几进几出精神康复中心，从近乎崩溃失控，到完全掌握抗击颅内恶魔的办法。

靠的只有电影。

从长发变成了寸头，她的故事太多，但懂她的人太少。

什么叫懂？

就像田壮壮老师，从不在患病的她面前说一句“你要注意身体”，他只会说，“你这件小衣服真漂亮”。

等一下？刘苗苗是谁，你是不是还不清楚？刘苗苗拍过什么电影，你是不是还没看过？

我觉得在了解这些事情前，不妨先看看轻松的，又有点忧愁的流金岁月。

然后，再去了解她还是中国最杰出第五代女导演之一，《马蹄声碎》是最早在长征主旋律题材中注入女性意识的电影，《杂嘴子》拿下第50届威尼斯电影节国会议长金奖，“那个外人眼中，几个办公室老头抽着烟、喝着茶就评选出来的大奖”。

她有部新电影，叫《红花绿叶》，回到家乡宁夏，寻找最初的纯善。

《红花绿叶》

即便票房不足100万，但她就站在历史的岔路口，不愿意选择，不求一丝的改变，因为她信，站在这，“爱你的人一眼就认出你来”。

一个停留在90年代某一时刻的导演，大家都散了，她还盯着那朵花看，她发现，花蕊中有一只蜜蜂。

01、文艺启蒙：从小偷看《红楼梦》，爸爸去世时我很害怕“死”

西海固和我的关系特别独特。

1958年之前，我父亲刘震寰属于抗美援朝志愿军的铁道兵二师，是师长，也是铁道兵的创始人。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我爸在甘肃做省统战部的副部长，然后在中共中央批示下，到了最贫困的西海固。因为那是回族聚集地，他是回族。

大概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家啥都没有，房子像一溜火车厢，一个门一个门的，就有两床缎子被。

人家都笑我，说你们家还有火车厢一样的房子，还有缎子被，还说你家啥也没有！

车是公家配的，等我爸从民政厅厅长一直做到政协副主席，家里面依旧啥也没有，所有家具上还都按着公章。

爸爸工作很忙，平时见不着，永远是到了半夜三更，听着脚步声，听到门响。

那时候南粮北调，他每年到北京开北方农业会议，周恩来总理主持。每次回来都忧心忡忡，吃不下饭。因为说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就知道问中央要粮。

只有一次我爸回来挺开心的，说总理招待他们在会议上吃饭。周总理知道他叫刘震寰，然后跟他端杯说，四川有个大军阀也叫刘震寰，跟你的名字一模一样，但你是我们共产党的刘震寰。

他就高兴的啊，哈哈哈哈哈。

但家里人不太讲过去的事情，尤其我父亲，打过仗的人是不太爱说打仗。

他只有看黑白版《南征北战》的时候才感到亲切，演老师长的演员说一口四川话。我爸就特兴奋，他说那师长就是四川人！

1952年《南征北战》

当时的电影人，本身就是战士。

像武兆提（《英雄儿女》导演）、刘世龙，都是解放战争时期首长的警卫员。1949年全中国解放，首长问他，你想干吗？要脱军装了知道吧？他说我想演电影。首长说好，去吧。长春电影制片厂，《英雄儿女》。

你看三大战役的纪录片，非常棒。

当时战地摄影师是扛着摄影机上战场。那时候摄影机多沉？大铁疙瘩似的。冲锋的过程要拍，摄影师跟着战士一起在枪林弹雨中跑，前面扛机器的被击中倒下，胶片还在转，后面这个小徒弟，也是小兵，抱起摄影机接着往前跑，哭的时间都没有！

我认识后来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这帮老摄影师、老导演，就是当年那些小兵。

但爸爸去世得早，如果说我文艺上受什么影响，一方面来自于我母亲，她是沈阳抗敌文工团（总政文工团前身）的。

47年入伍，49年解放，就到沈阳育才小学去当老师。她是高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原副主席）夫人李立群的秘书，李立群就是育才小学的校长。

沈阳育才小学什么概念？看过叶大鹰拍的《红樱桃》吗？就是那些孩子从苏联回来，大多都不会说中文，要在育才小学重新学。林彪的女儿林立衡，一句中文都不会，光会哭。我妈懂俄文，教语文和音乐，同时照顾这些孩子。

1995年《红樱桃》

另一方面，我小时候的娱乐就是看书。那时候邻居有个伯伯，书架上有《红楼梦》。

当时开中央会议，毛主席提出共产党必须要读四大名著。许世友（开国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在边上顶嘴，说《红楼梦》是吊膀子的书，看它干吗？被狠狠批了一顿，毛主席说，《红楼梦》就得看！

所以当时内部发行了一批《红楼梦》。十三级以上干部可以看，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没有，可能我妈给藏起来了吧。

我是看《红楼梦》认字的。小学五年级，每天放学先背着书包跑别人家，看一回两回，看完了把书给人家放架子上，就回家了，跟现在小孩放学回家看动画片似的。

那时候还从同学家里借来《青春之歌》，把书皮都撕了，偷回家，传着看。另外一个伯伯家有《苏联童话选》，那时候的译文可好了，一个错别字都没有，连标点符号都不带错的。

还有《欧阳海之歌》、《洪桥作战》，这都是写人民公社的，《欧阳海之歌》、《红岩》当时都是禁书。

爸爸在1971年去世，当时我才9岁，才意识到人会死，非常恐惧，一晚上一晚上都睡不着觉。

死是什么样子？鼻孔里面会都是土吗？眼睛里也是土吗？耳朵也是土？会被烧掉吗？

因为我爸是共产党员，得签字火化，回族也得火化，共产党人必须按共产党的标准办。

整个中央只有一个人没签字，就是我刚才说的许世友，他说“我就要埋在我妈边上，我这辈子对不起我妈，死也要守着我妈”。整个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最后毛泽东特批了他一个人。

当时想不明白死亡是什么，晚上翻来覆去，害怕，就把灯打开，把妈妈推醒。我说妈妈，人为什么会死？我妈很累，还要上班，而且爸爸去世后，她心情也不好，然后你知道我妈干了一件什么事？

她从床上爬起来，从书架上取出《鲁迅选集》，给我翻到鲁迅的一篇杂文，叫《死》。放到我手上说，你看看吧。然后她就睡了。

一个9岁孩子怎么看得懂鲁迅的杂文？那一晚我这一辈子都记得。

02、北电之旅：导演系自己最小最自卑，就只好躲进爱情里

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恢复招生，吴子牛、张金钊我们三个人从西北考区考来。

我年纪小，9月份生人，考试的时候好像是7月份，还不到16周岁。

初试，司徒兆敦老师是主考，他是前任文化部长司徒慧敏的儿子，现在叫“中国纪录片之父”。考试就是一个诗朗诵，再做一个命题小品。

因为当时整个社会有一种怀念周总理的气氛，女诗人柯岩有一首诗叫《周总理你在哪里》，我就朗诵这首诗。

这首诗在中国文坛和民间引起巨大的反响，就是文革后，很久没有出现那么亲切温暖的诗句了，我们在宁夏都是对着高山喊这首诗。

诗朗诵完就是命题小品，司徒老师给我出的题叫《一块手绢》。

因为刚朗诵完周总理的诗，我就设计我自己是个给周总理送饭的后勤。考场上准备了好多道具，我就看见一个老式的铁皮饭盒，就拿起来，演给总理送饭。

走到半路，就听到哀乐了，广播里传来总理逝世的消息，然后就掏出来那块手绢，做了一朵白花，别了起来。

老师觉得很奇怪，惯常的电影里，如果这个时候拿着饭盒的话，就会掉下饭盒，后来司徒老师跟我说，我们当时看见你把饭盒抱得紧紧的，就往下蹲，身体一直在抖。就这么选上了我。

当时北电在朱辛庄，占了农学院的地方。

我对大学太憧憬，但宿舍比想象的简陋得多，都没有木头床，床腿都是修过的。

我们那届78级导演系，19个男生，9个女生。

有一个我们叫她老大姐，叫王宜芹，她当时是插队回来的。彭小莲也插过队，胡玫当过兵，还有一个叫崔小芹的，我们五个人一宿舍。

彭小莲的床离我的还不到一米，她床头放着一个小桌子，我一天到晚看到她坐在那儿。她今年去世了，特别震惊惋惜，但我依照她的遗愿，没去现场送她，就给她扎了一个花圈，让她安静地走。

我们系里没有比我再小的了，只有表演系有个比我小一岁的，叫徐美娜，后来也没怎么演戏。第五代导演里面，我最小。

其实我没到大学之前挺自信的，因为在县城中学里面，整个就是学霸。课间给大家讲故事，讲我看的书什么的，大家围着我，每星期语文老师的作文评奖常常会评我的作文。

我还是学生会的文体委员，也是学校的宣传队队长，整个沽源地区几个县的大型演出活动全是我报幕。

那些从上海、北京、天津来的老知青很吃惊，说这个小女孩普通话怎么会说得这么好！

但是上了大学，这种被包围的气氛就没了。

不是说大家故意轻视我，一个36岁的人和一个26岁的人，差别就不那么大。但是一个26岁的人和一个16岁的人，这个确实就很大了。

我在北电的学业是一点点前进的，在青春期，从认知世界到认知电影艺术的导演专业，就是在黑暗中挣扎、摸索、纠结。那个时候我变得很自卑。

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谢晓晶，也是同班同学，他爸爸是我们电影学院第一任院长，他后来是电影学院的常务副院长、青年电影制片厂厂长。

我们演《雷雨》的时候，他演姥爷，我演四凤，排戏的时候，谢晓晶就在宿舍里拿个小马扎，坐我对面说，苗苗你不要怕。

说起《雷雨》，田壮壮演大少爷，特别逗，我特别投入，从头天晚上就开始酝酿，有场戏我就快哭了，田壮壮却在那要笑，把我气的。他还教育我说，我告诉你，好的表演重要的是控制。

田壮壮

我很慌了一阵，被大家认为不刻苦，我就躲到爱情里面去了。应该说是第一次，之前的不叫爱情，叫情愫。

他叫黎少旭，我们同一个班，他大学毕业就留法了，如果他现在是个大导演，我也跟着沾个光，然而人家没怎么拍片。这样说人家，挺尴尬的。

那时候，我们班晚上半夜三更一高兴就冲到朱辛庄边上的田野里，弹吉他，唱歌。黎少旭吉他弹得好，歌唱得好，而且他有两把吉他，还有一把电吉他。

他是广东人，出生在上海，爸爸妈妈都是东江纵队的，也是红色后代。妈妈是香港人，爸爸是番禺人。所以当时他在香港有好多亲戚，就给他带了好多时尚的衣服，大喇叭裤。

但在我们班当时那个氛围里，是有点被人悄悄耻笑的。我们班里主流是什么派头？田壮壮那种邋遢帅！

部队出来的，不羁，糙爷们，一手拎着一个铁皮暖壶，一手端着一个大茶缸子，走起路来晃晃悠悠的，抽的是黑杆天坛，就天天在教室抽，那个味道浓得，校队天天这帮小子，陈凯歌是高中锋，田壮壮是矮后卫。

这边黎少旭是个抹雪花膏、弹吉他的，穿着阔腿裤，偏分梳得溜光水滑的，哈哈哈，他恰恰不是男生们所羡慕的。

女生也都不喜欢他这样的，你想想，胡玫、李少红当兵的。这个男孩现在来看就是小鲜肉。你就看第一部戏，第五代的出山之作《一个和八个》，那是我们的审美。

《一个和八个》剧照

但是张暖忻老师在他的《沙鸥》里面把他选中了，演了一个体育记者，他很高挑，有一米八二，大长腿，长着一张文青脸，演了一个有名有姓的体育记者，不止两场戏呢。

78级，一共170来个学生，都在一栋楼上，除了表演系他们在小西天。我们那帮全邋遢。

像张艺谋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件一模一样的衣服，就是纯棉布的青年装。中山装不是四个口袋吗？上面两个，下面两个。青年装就是只有上面两个口袋。全是洗褪色的。

田壮壮个子不高，但球打得非常聪明，又勇敢，当兵时部队首长喜欢他的球，凯歌也是当兵时打球，忘了是昆明军区篮球队的还是师部篮球队的。

张艺谋打篮球不行，篮球场哪有他的份？张黎（刘苗苗前夫）厉害，校队的后卫，短跑也厉害，有文化部艺术院校的百米记录。

张艺谋风光，是因为照片拍得好。

当时图片摄影、胶片作业非常稀有，他们摄影系有，都是好几个人搞一个小小的短片，才几分钟，我都被去叫过当模特。我们那时候就蛮尊重他的，看到他的照片，觉得他当时好牛，在杂志上都发表过。

张艺谋很努力很刻苦，之前家庭成分不好，张黎以前家庭成分也不好。

其实我14岁的时候，看到我哥哥被指成帮派、黑爪牙，我就对政治厌倦了，就那么回事，一朝天子一朝臣。

你问问陈凯歌，他老讲一个段子，我们78班每10年聚会一次，到四十周年那次，陈凯歌还不厌其烦地重复一个段子。

他们当时男生住四楼，我们女生住二楼，男生有一个卫生间，里面是厕所，外面是洗漱间。大夏天他们有时候踢个球，打个球回来，白天在里面洗澡。

陈凯歌用他的浑厚的声音，在我们的毕业十年的聚会上发言说，刘苗苗，用热水器（两个电热丝，插上电源，放到桶里面热水）在塑料桶里，给黎少旭烧水洗澡，我和田壮壮在卫生间里面洗澡，刘苗苗一脚就把门踹开了，说刘苗苗看都不看我们一眼，大气，拎起一桶水就去拿热水器，给黎少旭热水。

第一个十年讲了，第二个十年又站起来讲，第三个十年还讲，第四个十年了，就是去年的10月份，我们在北京聚会，他居然再讲了一遍！你说他是不是老了！

78级合影

说实在的，这事我都记不得。我认为陈凯歌很有杜撰之嫌，他编的，还一脚踹开门？

但我看都不看他们一眼倒是很有可能。如果我真进去了，我断不会看他们。他俩在里面就是赤裸裸的，我也不会看。

最后我和我的初恋还是分开了，不合适。

他有个外号叫“大少爷”，我有个外号叫“端盘子的姑娘”。当时有个电影叫《端盘子的姑娘》，马精武导的，陈凯歌田壮壮他们就给我起了这个外号，一听你就明白了。

黎少旭从来不打饭，大部分同学都在食堂吃，他不下来，我就从食堂打两个人的上四楼，那时候也年轻，就窜上去了。

有可能我是一个西北女孩，尽管祖籍是河北沧州，虽然我们两个都是军人家庭出身，但他在上海都市长大，我是在西海固。

他当时是挺希望我跟他回上海的，这个责任在我吧，就会觉得跟他生活会比较累。

03、奔向电影：精神病的坎，我用电影迈过去了

当时在北电，我们看的片子很多都是过路片。

人家各大使馆带过来的片，我们拿来放，然后赶快还给人家。看了不少卫国战争时期的电影，还有前苏联《战舰波将金号》这些，爱森斯坦这些都看了很多。

震的片子太多了，各大流派基本上都看了。法国新浪潮、新现实主义这些，《偷自行车的人》《罗马十一时》《警察与小偷》。好莱坞三、四十年代的片子看的也多，《鸳梦重温》、《卡萨布兰卡》、《煤气灯下》。

也有70年代的美国片子，因为我们读书是在80年代，比如《猜猜看谁来吃晚餐》《金色池塘》。

戈达尔的没看过，应该是片源问题，他的片子不路过中国。《星球大战》没看过，当时都没听说过。

导演这个职业，我后来才开窍。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引用了费里尼的一句话，他说就像一个孩子走进教堂的时候，不像其他的孩子，感觉到那种恐惧和压抑，他却沉浸在迟早会成为神父的喜悦之中。

后来2001年左右，我就得病了。

我在《杂嘴子》获奖前的8年里离了两次婚，生了一个孩子。《杂嘴子》是我第四部电影，《家丑》是第五部，拍了五部电影，还不算电视剧。

就是精神和身体到了极其虚弱的时候。要是知道自己这个情况还好，恰恰是你不知道就病了，你甚至不知道疲惫，只感觉到像一种惯性一样的往前冲，这个时候就接近精神崩溃，出了问题。

这病就一次次的反复，一次次对这个病有更深的认知和控制能力，和这个病的斗争是屡败屡战，最后达到能够控制它、能够掌握它。

因为精神疾患很大程度上要靠自己，医生也这样说，药物只能起30%的作用。这个说起来就太漫长了，我准备以后将来写本书，叫《拒绝堕落》。

田壮壮也特有意思，他知道我病了，就往我姐姐家打电话，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姐姐家的电话，还是座机。

他就跟我说，说我是田壮壮，你姐姐不认识我，我问苗苗现在在哪儿，你姐说不知道。太可爱了。

壮壮后来见到我几乎从来不问我的病，就连“你要注意身体”这样的话都不会说，他见到我的时候，会说“这件小衣服真漂亮”，其实我也不过是穿了一件很便宜衣服。

我现在挺好的，很平静，我今天是因为跟你“第一导演”做采访，所以我要把话说得有意思，把自己调动一下，平时我还是挺平静的。

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会得病？就是定力不够，我想对很多年轻人来讲都有这个问题。我那时候就听了爸爸的话，爸爸去世前嘱咐过全家，再有困难也不能麻烦他的战友，我一直遵循，没有找过。

最终是电影让我专注，创作对于克服我的病，以至让我从病的阴霾中走出来，包括对自己的调整，都是有很大的好处。因为电影有工期，有筹备，有节奏。

我曾经对“电影导演”有这样的概括：电影不是玩出来的，导演是诗人，也是工人。

如果你确信你是对的，那你就不要改变，好让爱你的人一眼就认出你来。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导演（ID：diyidy），别误解，不是要做导演界的第一名，而是要记录电影的第一表达在导演！来这的导演，都敢说真话。

*文中图片均来源网络，如有疑问请联系本号。

这部影片的结局是美好的，两人虽然只见过一次面就结了婚，但是两人的性格很快让他们有了感情。现实中父母那一代的人普遍都是这种，两人都没怎么见面就由父母把婚事定了下来。不管儿女的想法只要双方父母同意这门婚事就定了，很多不合适的人凑到一起就出现了各种婚姻问题。21世纪社会对离婚这件事情看法不像从前了，于是就有了很多离婚的人。

如今，到了我们这一代都是自由恋爱，择偶标准也变得越来越高，都想遇到一个各方面自己都满意的。于是出现很多单身。还有很多人受父母一代影响生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里，或者遭遇父母离婚。他们大多数都对婚姻不抱有任何期待，而很多父母老是催他们结婚。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孩子不愿意结婚。

还有中国的教育很少有父母在孩子青春期教孩子怎么与异性相处，又倡导上学期间不要谈恋爱，造成很多我们这一代人不会和异性接触，也不会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到了大学毕业父母就开始催婚，而很多人还没处过对象又不想和一个人随随便便搭伙过日子，也不想通过相亲认识会觉得很尴尬。由此产生了大批剩男剩女。

本片演绎了那个时代下婚姻美好的一面，也展现了不太人性化的一面。而且没什么流量明星看着就很入戏，所有人演技都很在线。总体感觉非常接地气，会让人思考一些问题，值得一看。

「导筒」 专访《红花绿叶》导演刘苗苗

在2018年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的观众票选荣誉颁奖仪式上，第五代女导演刘苗苗的作品《红花绿叶》荣获观众票选荣誉。该奖项由平遥电影节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募的35位观众评审共同评选得出。

评奖词写道，“影片通过对一段爱情故事的细腻刻画，还原了少数民族地区普通民众的生活现状和情感撞击。小故事，大视野；小成本，大诚意。展现出导演对西北大地的浓烈情感和深度人文关怀，也为不同民族、不同信仰间的沟通架起了一座情感的桥梁，其间流露出的质朴与真诚令人为之动容。”

如今，刘苗苗导演的这部作品已经于8月5日正式全国上映，作为曾经的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入围者，经历了电影人生的高光瞬间与暗淡的20余年等待时光，她在西北的群山下开始了全新的电影旅程，在北京首映礼后，导筒对刘苗苗导演进行了专访。

红花绿叶 (2018)

Red Flowers and Green Leaves

导演: 刘苗苗 / 胡维捷

类型: 剧情 / 爱情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语言: 汉语普通话

原本对爱情失去信心的李国清，相亲时遇到了温柔美丽的阿西燕，各自有“隐秘”往事的俩人，猝不及防地走进了“包办”婚姻。原本陌生与疏离的两颗心，因朝夕相处而被慢慢拉近。此时，他们各自隐藏的秘密却被揭开。当情感风暴终于平息，阿西燕的怀孕，又让宁静的生活面临更大危机。是包容谅解、携手前行，还是互相指责、劳燕分飞?爱情究竟是一场宿命，还是坎坷生活中的共同成长?

刘苗苗

刘苗苗，中国电影女导演，毕业于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曾任宁夏电影制片厂厂长。1993年编剧并导演《杂嘴子》荣获第50届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国会议长金奖。同年故事片《马蹄声碎》在第11届意大利都灵电影节特别展映。1994年执导故事片《家丑》获得了第二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影片奖。1996年编剧并导演故事片《家事》荣获“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及最佳女主角”提名。

《红花绿叶》导演刘苗苗专访

导 筒：

促使您拍这部电影的初衷是什么？

刘苗苗：

因为我和石舒清先生在《红花绿叶》之前就已经合作了十五年的时间。我最早读他的小说集大概是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在近15年的时间里，先后共同创作了两部电影剧本，根据他的两篇小说改编的，也在这个两篇小说里融进我们各自的生活经历。一部电影剧本叫《寂寞天堂》，另一部电影剧本叫《羊的故事》，但是都因为种种原因，没拍成。

石舒清，原名田裕民，回族，1969年生于宁夏海原县，1989年毕业于宁夏固原师专英语系。当过中学教师、县委宣传部创作员等，现为宁夏文联专业作家。宁夏文史馆馆员，中国作协全委。写作以短篇小说为主，其短篇小说《清水裡的刀子》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清洁的日子》《黄昏》获得《十月》文学奖；短篇小说《果院》《低保》获得《人民文学》奖；短篇小说《韭菜坪》获得《上海文学》奖。

这回我们学聪明了，我跟石舒清先生说，咱们搞个小体量的，因为按照我的经验，之前那两部片子大概300万左右就能拍完。但那是十多年前，现在你再拿300多万拍两个片子，简直没有任何可能性，那两个片子都是宏大叙事，比如说时间跨越都将近20年。所以这回我就跟石舒清先生说，咱这回场景集中，人物集中，我就看上这个小说《表弟》。

改编自石舒清同名小说，王学博导演《清水里的刀子》 (2016)

实际上我最早认识石舒清先生以后，我就读了他近200多万字作品。当我这次在重读他的作品时，已经写到300多万字。他的写作是非常用心的，他写得很节制，情感从来不泛滥，可以说有感而发，东西做的很结实。他是以短篇小说称著，其中短篇小说《伏天》收入了中国文联出版社的《短篇王》文丛的系列书籍。我当然也很喜欢他的作品，因为我熟悉他写作的那片土地，生于斯、长于斯的那片土地。石舒清老师可以说是寒门贵子，在极端艰苦、清贫、苦寒的环境下长大，“苦寒的”这是石舒清用的词。

到今天他成为我们国家一位著名的作家，也是我们宁夏唯一享受政府津贴的专业作家，也曾经是我们宁夏作家协会主席，目前还是宁夏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已经被许多国家都翻译出版。同时也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以及人民文学奖等等。

刘苗苗 / 胡维捷《红花绿叶》 (2018)

导 筒：

请问这次您如何选择这个题材的故事？

刘苗苗：

石舒清是宁夏南部山区土生土长的，我祖籍是河北沧州，父母是支援大西北过去的，所以我是出生在这里，我在宁夏的南部山区，完成了我中学的学业。所以我对这个地方有感情，而且我也了解，对那片土地非常熟悉。

刘苗苗 / 胡维捷《红花绿叶》 (2018)

导 筒：

您取《红花绿叶》这个片名的时候有那些考虑？

刘苗苗：

这部电影的原著小说叫《表弟》，他还有另外一篇小说叫《红花绿叶》，那个小说被一个法国人翻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特别逗的是，我刚开始准备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表弟》这个片名，有点不合适，这个会谁看。然后我就看上《红花绿叶》这个片名了，我觉得和我们未来影片的调性特别符合，因为讲的是爱情故事，爱情更能够唤起观众的共情。

而且呢，我们也有合理的理由，用靓男俊女，虽然我们没有大咖，没有小鲜肉，但是我们有理由选漂漂亮亮的小伙子和姑娘。所以我说：石舒清啊，你把你这个小说的名字给我用吧，我们就叫《红花绿叶》，他说：不给，你又不给钱，什么都要，万一哪天有人看上我这个小说了，那我怎么办，我说：必须给，后来他笑了。毕竟我们俩是联合编剧，《表弟》是他的原著小说，其实他也非常同意，也知道用《红花绿叶》很合适。《红花绿叶》翻成英文，对外国人来讲，可能会有一点歧义，但是又很好翻，《Red Flowers and Green Leaves》，不会像《霸王别姬》，那么难翻译。《荆轲刺秦王》怎么翻，我的妈呀。“刺”是可以翻译，那“秦”可就难翻啦。

陈凯歌1993年导演《霸王别姬》Farewell My Concubine及1998年导演《荆轲刺秦王》The Emperor And The Assassin两部作品的美国版海报

导 筒：

影片中您启用了许多与非职业演员。

刘苗苗：

对，影片中16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全是非职业演员，都是第一次登上银幕。

导 筒：

那您在现场是如何与这些演员进行沟通合作的呢？

刘苗苗：

与非职业演员的合作，其实功夫不能仅仅做在现场，在写剧本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到，非职业演员是否能够完成，你要预判能够完成的情感表达方式。你要写的莎士比亚那样的，像黑泽明的《乱》，你让非职业演员怎么完成？那不行，必须是尽可能靠近生活和土地自然有关系的，生活气息很浓的。不是那种强烈的戏剧冲突的，像最早1948年好莱坞拍摄《王子复仇记》，那是劳伦斯·奥利弗饰演的，那可是英国著名的戏剧演员，当时是孙道临先生给他配音的，那种表演是非职业演员很难完成的。

黑泽明在《乱》片场 (1985)

我们作为导演，当然要充分尊重表演艺术，这是我们导演创作里不可或缺的法宝，我们尊重表演艺术家，全世界的表演艺术家，和我们中国电影史、戏剧史上所有的表演艺术家，我们希望更多的表演艺术家诞生。不能说我们自己与非职业演员合作，就将表演艺术的重要性降低，这个是一种对表演不尊重，也是一种不科学的说法。

劳伦斯·奥利弗《王子复仇记》 Hamlet片场 (1948)

但是《红花绿叶》这部影片，还必须用非职业演员，这与我们追求影片的质感、调性有关系，我们试图还原这片土地整体的气质。就算真的职业演员来了，其实也很困难，因为我这是方言片，你看张艺谋、贾樟柯的电影里，都不是百分之百方言能说好的演员，对吧？有的方言一听就是学出来的，口音不地道，但好在导演控制得好，把这点瑕疵处理得很好，尤其是当电影走到国际上的时候，这个就更不成问题了，因为大家都是看字幕的。

刘苗苗 / 胡维捷《红花绿叶》 (2018)

导 筒：

影片中旁白的设计是如何考虑的？

刘苗苗：

实际上我们的故事也不仅仅是用旁白完成，但是我觉得，男主实际上是个非常孤独的人，用石舒清小说的原话来说，这么一个自卑的男人，在别人眼里他是一个弱者，没想到他的心里也经常会有这么细腻丰富、惊涛骇浪般的情感，他只能在内心深处自说自话。有时候在没人的时候，在空旷的田野里，自己唠唠叨叨，喊他爱人的名字。

这个是与影片的主旨、对人物的塑造是有绝对关系的，但我们的故事也并不是靠旁白支撑的，要是把旁白拿掉，其实并不影响故事情节，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导 筒：

这部影片另一位导演，在影片中也是摄影指导，请问两位是怎样合作的呢？

刘苗苗：

胡维捷他是我的师弟，是北京电影学院是摄影系毕业的，毕业以后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一直在中央一套新闻中心做《东方时空》《东方之子》栏目，现在是《面对面》的总编导。他是个非常优秀的纪录片导演，因为他纪录片做多了，一直有拍故事片的梦想，他曾经不惜放下身段从中央电视台请假到摄制组来，做过我电视电影里面的执行导演。

说实在的，在我近26年没有拍电影的这段时期里，我经历过，生命中的至暗时刻。他作为我的师弟，同时也是一位非常好的朋友，我们是同门同道，他一直在鼓励我，鼓励坚持我的创作理想，就是我石舒清没有合作成功的《寂寞天堂》，他在那个时候也参与过导演部门的副导演工作，当时还没有执行导演这一说。我感觉我也是很拖累了他，在我病弱的时候，他总是鼓励我。

我们俩的认识也非常有意思。有一天，他在一个咖啡馆里面正在大谈特谈他喜欢的一部电影叫《家丑》，咖啡馆老板就问他，你想不想认识这个导演？因为我恰巧就在这个咖啡馆。他是镇江人，我那个电影是在绍兴拍的，具有江浙气息，当我坐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断乎也没有想到我是个正儿八经的北方人。那个戏，是王志文和何冰联袂主演的，他们俩是一种对抗关系，可以说是双男主角的戏。

刘苗苗《家丑》 (1994)

导 筒：

这部电影您想给观众呈现一个怎样的情感？

刘苗苗：

用我自己的话来说，我早就已经知道生活有多糟糕了，我不希望别人告诉我，我也不希望告诉别人。

哎，其实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生活再艰难，人生碰到问题是非常正常的，我们中国有句老话，人生是十有八九不如意。

但是我们也得活下去，我们也得找到活下去的理由。爱情就非常难得，现在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爱情对我们来说，反而变成了稀有缺失的东西了。在自然环境很恶劣，物质条件不好的时候，人和人之间反而要紧紧依偎取暖，共同担当起生活的责任，但现在生活好了，选择越多，反而人和人之间的心很难靠近了，很难彼此信任了。咱们中国人有句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现在我觉得有点儿相反了，成了“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你说现在怎么成这样了，你看好多夫妻关系打拼的时候还挺好，当条件好了，感情就变得一塌糊涂。

刘苗苗 / 胡维捷《红花绿叶》 (2018)

反而和古代、近代，甚至现代都不一样了，我相信在抗日战争那个年代里头，恐怕一个家庭只要是不被战火所分离，感情是很坚固的，托儿带女，扶老携幼，家里有一个窝头，恨不得掰八瓣儿，全家一人吃一口。但现在不行了，你知道吗。

所以我想，怎么在当代，这样一个社会条件下，包括影片中所表现的宁夏南部山区西海固的故事，这里的物质条件比原著小说《表弟》2004年发表的时候好多了，也比2017年我有动议拍这个戏的时候好多了。你看，阿西燕的哥哥都开上车了，古柏家至少也有个摩托车，也能给他盖的起一个婚房。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有必要重提爱情的意义，我们有必要重提真诚质朴，对我们人类生命的这种意义。

刘苗苗 / 胡维捷《红花绿叶》 (2018)

导 筒：

那您下一部电影有什么计划，想拍什么题材的影片？

刘苗苗：

下一部想拍一个有关都市情感大女主的戏，就是人如何通过自信，通过社会各式各样的偶遇，以及亲情、友情、爱情之间，我们的大女主，如何完成在她人生至暗时刻的自我救赎。这个片名叫《12乘4》。

导 筒：

现在已经立项了么？

刘苗苗：

现在还没有立项，我剧本初稿已经完成了，在寻找投资。在第17届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入围影片HAF电影计划已经入围，中国大陆只入围了六部电影，这是其中之一。

《12乘4》入围了2019年HAF电影计划

导 筒：

您如何看待作者电影与文艺片的概念？

刘苗苗：

我依然拍的是作者电影，但我觉得文艺片这个说法不准确，你不能讲人家好莱坞的电影里头就没有文艺片，你说《雨人》是不是文艺片，做得太漂亮了，你不能讲人家就不是文艺片，而且人家也好看，票房也不错，不能混合一谈。你看斯皮尔伯格，人家也拍过《紫色》，非常棒的，而且2012年的《林肯》，你不能避而不谈，虽然人家拍《夺宝奇兵》，但一旦有机会有条件，人家依旧在忠实艺术。

巴瑞·莱文森《雨人》 Rain Man (1988)

但是我觉得像中国这种中小成本的电影，有创作者独特的生命经验，在电影语言、语法、视听语言上有个性的，不进入大的商业体系的、电影工业的、以及资本运作体系的电影可以称之为作者电影。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紫色》 The Color Purple (1985)

作者电影这个词，来自于欧洲电影史，法国新浪潮、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我觉得我始终在做的是作家电影和作者电影，我也希望继续保持这个片种，而且我觉得中国需要这样的片种，因为你现在跟好莱坞商业片相比有相当大的距离，无论从财力上还是硬件软件上，与之抗衡都有困难。

但是，作者电影和作家电影，因为它是拼个性，拼创作者个体生命体验的，确实有胜算的可能。如果像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支持作者电影、作家电影，让它在世界电影文化的平台上亮相。那中国电影就会失语失声，因为我们的商业电影，冲不到世界上。

采访：郑嘉成（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