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2014

9.28去看。無限期待。轉一篇今天看到的影評……
（已看。敘述方式果然有點先鋒，一下子適應不來呢。感覺過於含蓄了。）

原文地址：http://dajia.qq.com/blog/443447088721723

《黄金时代》：一篇被史料压垮了的论文

杨早

《黄金时代》，是跟老婆大人一起看的。散场出来，相视一笑：
“熟悉吗？”
“太熟悉了。”
回家后伊发了条朋友圈，说仿佛“上了三小时课”。我倒觉得是花三个钟头，看了一篇很小心、很平稳的论文。
真的像论文哎。电影用萧红的自述与同时代诸人的旁白做了串连，每一句话，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细节，都是有出处的。我不是萧红研究专家，最多算个爱好者，但也能分明地指出每一处的资料来源，偶尔与老婆大人窃窃私语，也是两名中国现代文学出身的学者在印证史料。
这不难。章海宁编过一套《萧红印象》，《序跋》、《研究》、《书衣》那三本涉及不多，只要细读过《记忆》一册，便可得其七八，白朗、梅志、许广平、胡风、聂绀弩、丁玲、蒋锡金、骆宾基……当然萧红自己的作品不能不读，《商市街》、《弃儿》、《回忆鲁迅先生》，有一本《萧红小说散文精品》就行，能读四卷本《萧红全集》则更佳。还有萧军编《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端木侄子曹革成《我的婶婶萧红》，葛浩文、季红真、林贤治、叶群、章海宁诸位写的传记。紧够了，大部分高校现代文学专业的硕士论文，参考文献也差不多是这样。当然，于坊间写萧红传挣钱的、骂萧红博点击率的写手，这也是一份必读书单。
倘我是匿名评审或答辩委员，或许会给《黄金时代》一个“治学严谨”的评语。它不仅小心到每一句对白、每一句旁述几乎都是直接引语，萧红史料中几乎所有的、为研究者或八卦派喜闻乐见的细节，它都没有漏过。哈尔滨的大水，商市街的苦中作乐，牵牛坊的朋友欢聚，上海与鲁迅的初见，萧军历次出轨与情变，两个儿子或送人或夭亡，乃至武汉文协的过道地铺、宜昌码头的倒地不起、重庆寓所的不别而行，最后是香港倾城中的挣扎与伤逝。“二萧分手”这个高潮，影片甚至排出了萧军、端木、聂绀弩三方不同的说法，而未加任何判断。同学们，你们应该好好向李樯编剧与许鞍华导演学习。
我还要赞赏的，是《黄金时代》对细节的铺陈，这是另一部萧红传记片远不能及的地方。有人说这部影片是“舌尖上的民国”，又有人嫌它拿这么多镜头拍穷街陋巷，让鲁迅梅志与萧红大谈穿衣之道，其实这正是电影的好处。除了用影像，我们还怎么还原那个时代？而镜头应该对准的，是风云变幻还是日常生活？香港前辈导演李翰祥曾分辨道：“大陆演员是在镜头前演戏，香港演员是在镜头前生活。”这话推及两岸的导演，也大致可行。回想《花样年华》对“食物”与“衣裳”的浓笔重彩，大致可以勾画出“港式文艺片”的重心何在。
不是说《黄金时代》在史料细节上无瑕可指（那我还怎么当评审委员？），我记得的槽点，比如鲁迅在灯下首次批阅《生死场》的手稿，那时这部小说的标题是《麦场》（或说未起名），后来才因胡风的建议改作《生死场》，手稿封面岂能就有生死场这三个大字？又如王志文将鲁迅话里“作为倒过去的资本”的“倒”念四声，其实该念三声，是“倒向”之意。另外有些细节改动明显是有意的，如宜昌码头上扶起待产萧红的，骆宾基记作船工，影片改为拄着双拐的伤残军人，是否要借此展现萧红与抗战的微妙关系？
论文是写给同行看的，不是大众读物。这也是我对《黄金时代》的印象。一边会心地瞧着银幕上各位演员顶着熟悉的名头，熟悉的形象，说着那些熟悉的话，我一边在担心：这部电影怎么让小白们看下去呢？有多少人会读完十几本书再来看这部电影？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黄金时代》算热闹么？我已经看到有媒体人在朋友圈里抱怨此片“难看到宇宙尽头”了，不知“全国文青拼命”（另一媒体人评语）能否给《黄金时代》一个合理的票房？
票房从来高难问，还是回到我的舒适区。之所以倍感“熟悉”，一半是缘于史料与作品的熟悉，另一半，在压力山大的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中国现代文学方向，有一句评语是我和我的同学们无比熟悉的，那便是“被史料压垮了”。这话的另一种说法是“不会写文章”。研究生们被要求在史料方面“竭泽而渔”，花费大量时间在史料的搜集与梳理上，最后丢出来的，如鲁迅评郑振铎的文学史：不是史，只是史料长编。堆砌史实，面面俱到而无所见地，即便是论文，也不是好的论文。
《黄金时代》从剧本到表演，都相当的“收”，对于中国电影喜欢画公仔画出肠的低智化倾向，或许是一种反拨，但用来呈现一位人物而不是一个故事，却造成了明显的失焦。“为什么要拍一个脑子不好的女人？”也难怪会有这样的疑问，萧红原本是一个不世出的文学天才，她和沈从文一样，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的人生路线充满不确定性，际遇往往随时俯仰，因人而异。他们都是用生命写作的那种人，后世对他们了解与研究的兴趣，也正是建立在他们作品的价值之上。电影当然更适合书写传奇人生，而非探寻作品意义。但以精神为志业的作家，他们的灵魂会呈现于他们的作品，也会投射于他们的人生。如果不能表现出这一点，萧红就只是一个神经质的怪女人，“情商极低”。散场后，我们讨论到这一点：
“如果你之前不了解萧红，你会因为看完这部电影而爱上她吗？”
“不会。”
这就意味着，电影只会是一种叠加，而非改变。研究界、史学界、情感界……关于萧红的争议历来多有，而看了《黄金时代》，也只是喜欢她的人仍然喜欢，不喜欢她的人或许更不喜欢。可是电影与研究的区别在哪里？电影是不是应该塑造一个活生生的萧红，让不了解不理解她的人，感受她的人生困境，领会她的人生逻辑，获得一个书本中得不到的萧红？
片方宣传语说，许鞍华导演用她的温暖中和了李樯编剧的残酷。许鞍华的确是温暖的，像《女人四十》里的争执与和解，父，子，媳，每一方都让观众体会到他/她的为难与温情，更别说《天水围的日与夜》与《桃姐》了。但在《黄金时代》里，许鞍华像一个无所作为的速记员，只是将镜头语言与演员表演，处理得含蓄平和，却任由纷纭的史料，将人物（特别是萧红）压成了扁平。
萧红、萧军、端木这个三角关系，无论是当时还是日后的舆论中，端木都处在绝对的弱势。按照胡适提出的箭垛子理论，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大有值得探寻的裂隙。但《黄金时代》似乎受到主流说法的影响，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对端木蕻良的丑化。西安那场戏，聂绀弩与萧军一同回来，端木跑到聂的房中，给他刷衣服上的尘土。这个细节出自聂绀弩的回忆，但聂也只是说“他低着头说：‘辛苦了！’我听见的却是，‘如果闹什么事，你要帮帮忙！’”而影片却让端木自己说出了“如果闹什么事，你要帮帮忙！”这句话，坐实了端木面对萧军的“畏惧，惭愧”，在这一点的处理上，《黄金时代》比充满偏见的聂绀弩偏见更深。
二萧的分手，在萧红的生命史里有着象征性的意味。《黄金时代》不是没有碰触到这一点，但始终未能有更深的推进。萧红为什么对朋友们都是“萧军党”如此介意？为什么反复强调“只想安静地好好写作”？她又为什么在余下不多的生命里写《呼兰河传》《回忆鲁迅先生》和《马伯乐》？电影中的碎珠，始终没有串成一条线。包括最后借舒群之口评价萧红“逆向性自主选择”，都很难让观众感觉到这里面的意识冲突，并非只是男女情变那么简单。
萧军萧红不和，几次欲离难离，朋友圈里众所周知。但为什么他们仍然强烈地希望二人在一起？聂绀弩近乎粗暴的干涉，胡风相当严厉的批评，朋友们拒绝参加萧红与端木的婚礼，是仅仅因为萧军讨人喜欢，而端木惹人厌恶？
我想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聂胡的批评都比较含蓄，而另一位萧红十八岁认识的好友高原，刚从延安归来，在武汉碰见了寄住在文协总会过道上的萧红，他的批评是如此的直白与严厉：
“我批评她在处理自己的生活问题上，太轻率了，不注意政治影响，不考虑后果，犯了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离合悲欢忆萧红》）
这真是吓人的罪名了。这里面有什么超过男女关系的“政治影响”、“后果”，以致是“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呢？联想聂绀弩说的那话：
“萧红，你是《生死场》的作者，是《商市街》的作者，你要想到自己文学上的地位，你要向上飞，飞得越高越远越好……”
二萧是东北流亡作家，而且是被左翼旗手鲁迅一手发掘的，以他们的文坛影响力，堪称左翼阵营的金童玉女。因此，他们在一起，是有“政治影响”的，二萧的分手，绝非只是两三人之间的小情小爱，而是组织密切关注，有所期许的。
萧红当然不会感受不到这种压力。但是她不愿意屈服，就像她不愿意过丁玲那样的生活，不愿热血冲动地打游击，也不愿写组织希望她写的文字。她决然嫁给端木，不惜远离抗战后方的中心重庆，在相对边缘的香港孤独着，用笔追忆遥远的童年，这是从人生到文字的抗争与独立。这一点，识她未久的骆宾基是有感觉的，因此在《萧红小传》里这样写：
“十一时，萧红终于掷下求解放的大旗，离开了人间。”
“求解放”，这才是对萧红一生最好的写照。在她的软弱，她的冲动，她的悲哀下面，始终有一颗倔强的心在跳动，不甘去“奴隶的死所”。
我隐隐地感觉，《黄金时代》碰触到了这些东西。如征途中（多少有些突兀）的批判托派汉奸，萧红与丁玲的相对无言，萧红与萧军关于打游击还是写作的争论，还有片尾对《呼兰河传》的引用：“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这些说的当然是萧红对自由、独立的向往，对“组织化”的疏离。也正是到了“二萧分手”之后，汤唯饰演的萧红才偶尔显出了她的活泼、顽皮、不羁的一面，可是，这些片断未能与前半部的逃亡、流浪与突围形成有效的呼应，萧红的形象仍然不够鲜明，她面临的时代困境（“娜拉走后怎样”的诘问），她贯穿一生的追求（包括被视为伊之原罪的依附男性、放弃新生儿，都与此有关）也便很难让观者有深入的感受。《黄金时代》，终于是一篇被史料压垮了的论文。
散场后，我笑道：“出了这部电影，最高兴的该是你们教现代文学史的老师吧？上课放一遍就好，省得讲萧红了。”
“三个小时？哪儿有那么长的课啊？剪剪还差不多。”

三星半。分数全给技术层面，剪辑摄影灯光美服化道乃至导演和表演都无可指摘，也是华语电影最高水准。可惜——内美未充。之前在评论其他片子时也说过，精良的技术水准或者技巧，若无真正想要去表达的充实的内在，也不过只是浮浅的卖弄罢了。

这种内美未充，源于主创团队的背景与素质。许鞍华李樯的组合有先天缺陷，这在他们之前的作品里其实也能看出端倪——他们可以搞定萧红（双子座多重人格）精神世界中追寻心灵自由的那部分，也可以详述时代车轮与生活如何细腻地碾过一个女人的肉体和精神，但别的东西就实非所长。

许鞍华及其以往作品的格局受限于香港文化界的普遍状态（看看某些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处理方式就知道），拥有基本的常识和人文关怀，政治正确，但偶尔幼稚，偶尔眼光狭隘，感性大于理性，缺乏从宏观去分析探讨重大议题的视角，最终往往诉诸于呈现、感化、呼吁而非提出解决方案。而李樯呢，不得不说他的格局一直有点小，关注个人的生活与命运，特别是个体的精神渴望在现实中不断落空，要远远多于对大时代的叙述和剖析。在他笔下被描绘出的时代，往往带有强烈刻板印象所导致的简单化、平面化特征，始于《孔雀》止于《黄金时代》，时代都是呈现出阻碍者的面目，除了粗暴、不宽容，以及庸众们的平庸之恶外，基本给不了别的。

更何况，之前看到的主创访谈中，导演和编剧还表示，本身最有戏剧冲突也最能捎带上时代、文学观等宏大命题的萧红vs丁玲，不是不想拍，而是为了规避某机关和某制度而主动放弃与淡化掉了。这大概就真的是下个时代才能解决的结构性缺陷了。

因为种种先天病，特别是对戏剧冲突、煽情洒狗血的彻底抛弃，导致这部片子绝对无法得到普通观众的认可。三个小时的片长还在其次，叙事结构上的陌生化尝试才是致命的。

《黄金时代》的剧作结构，只是一个简单的多重嵌套叙事＋插段，电影中那些角色面对镜头的“旁白”，都是观察者提供的文本。因为萧红所在的圈子，编剧使用了一种“强文本”的处理方式，让萧红本人和她的作家朋友们无数次地以自己的笔而不是口来言说。

第一重叙事，是萧红的童年生活，这个部分的讲述发生在萧红萧军在东兴顺旅馆的初逢时，也就是大着肚子聊天的那幕；第二重叙事，是萧红和萧军的相逢与相爱，这个部分的讲述发生在萧红和端木西安碑林确定关系的时候；第三重叙事，是萧红与萧军的告别，以及和端木的下一段婚姻，这个部分正是萧红和骆宾基在人生最后一段日子中所聊的种种。最后，囊括一生的概括，由她本人的《呼兰河传》来讲述，也就是她弥留之际，那片金黄色树冠浮现后呈现的文本。

此外穿插的， 则是作家们的印象。比如丁玲在灯下撰写纪念萧红的文章，比如其他人的回忆，比如萧红文章里记叙的与鲁迅的相处，所有我们在荧幕上看到的“角色说”，其实都是“文章里写”。

这种手法的好坏固然可以探讨，比如某些差评所谓“电视散文”或“文配画”的讽刺尚算切题。在我看来，手法本身的技术质量是没问题的，从编剧导演甚至剪辑的交代来说（比如在第一重叙述里插入第二重的镜头，交代另一层的存在），都已足够清晰完整，技术上圆熟精致。如果对此有微词，只能说是欣赏角度未到。按照国内观众目前的主流审美，没高潮、节奏慢尚可容忍，之前也有很多文艺片用过了，间离或者布莱希特，则完全闻所未闻，就算这部电影秀给大家看，一般人也没耐性去接受。特别是同时还在玩结构呢。——在这个狂躁的年代，任何一点点周遭的不同寻常，都可以简单地被涉及智商或人品的人身攻击消解掉，许多人在他们的网络言论和现实生活中已经习惯轻易地放弃去思索和理解他人。

我觉得好的片子，别人说不好，一定是他们在装逼；我觉得不好的片子，别人说好，一定是他们收了钱。我觉得这部电影观影体验超级无聊，所以它的一切环节都该被打倒，必须一无是处，手法上的高门槛我见不及此，至少我懂得挑表演和剪辑的茬嘛……

凡此种种。甚至看到有人说这部片子“不是电影”，说许鞍华从来拍烂片，说李樯业余……说真的，拿这个罪名欺负欺负韩寒和《后会无期》也就罢了，对着许鞍华和李樯，你确定你比这俩人更有资格谈电影吗？

《黄金时代》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内在的缺失与思想的浅薄。萧红的确有追寻心灵自由的环节，这没有错，但心灵自由除了恋爱自由、迁徙自由、财务自由外就没有别的呈现层次了么？萧红的文学造诣，多数由旁人之口来评说，观众无缘介入，就算把她的作品原文搬上银幕，又有几个人真正具有专业审美的能力呢（拜中小学语文教育所赐）？萧红的结局，除了简单地归结为男人不靠谱、本人绿茶婊、左翼风气使然外，就没有别的根由应该表现么？以及，萧红的内心块垒，与许鞍华和李樯想要表达的内心块垒，真的可以共鸣、共通么？自我来看，许李二人，真的不足以谈萧红，或者说，思想层面，由真正的萧红的“大”，恰恰映出了这二人的“小”。

从观感来说，它大概是太两头不讨好了。眼光差的人，会因为看不懂而骂；眼光高的人，又会因为它不够好而批评。在目前国内电影市场，这样的夹板气一定会导致票房悲剧。以前我曾因一时兴起写过很哗众取宠的文章来抨击《王的盛宴》 ，平心而论，那部电影和其他很多电影一样，也是落入两头受气的窘境，我的骂是因为它吹破牛皮但不够好，被转发上万，却纯粹是另一端的人在推波助澜，甚或有意鼓动，只是出于不同的逻辑得到同一个结论。如今对《黄金时代》的批评也差可仿佛。如果说它对未来的电影项目有什么正面的启发，大概就是千万别做这样的“中间派”吧。

资金投入上，这部电影不可谓不大，或许也是许鞍华所能为的绝唱。由于人为提高观影门槛的那份任性，这部电影的票房一定会惨败，赔本是可以想见的结局。未来许鞍华或许将再也无法筹集这么大笔投资来做想做的项目，或者说，难得有这么大笔的投资，却最终没能在电影的思想性和宏大性更上层楼。两方面都是很令人遗憾的事情。

比起《白日焰火》或者之前的很多片子，《黄金时代》还有更深一重不幸——它甚至很难赢得欧美电影界的加冕，来堵住国内观众困惑但放肆的结论。这部电影是属于现当代中国人的，是为华语文化定制的。对它，外国人很难有公允评价的能力，对他们来说，文学和历史造就的隔阂难以逾越。而中国人，包括许多萧红的读者，可能都还没有做好接受它的准备。

最近半个月，因为休假的缘故，在南京和上海的三家不同影院共看了四部电影，每一次体验都难说惬意。观众们似乎视开演时间为无物，迟至开场四十分钟还有人不断入场，偏偏他们还买了最中央的座位，必须在银幕前展示自己的剪影。在电影院的黑暗中，肆无忌惮地插嘴评议、自我炫示，大声聊天接电话，动辄在奇怪的地方笑场，又或是小孩子的哭泣吵闹，种种嘈杂都在展示着他们与这部电影的格格不入。这是电影市场的黄金时代吗？大概是，是属于《心花路放》那种片子的。

萧红的《呼兰河传》在四十年代无法被正当评价，原因很多，有些是不能说的。最终它等到了今天，变成了值得记住的文学经典。而《黄金时代》的命运，或许也会与此相类吧。

最近这些年电影电视基本上可以拍任何题材，任何故事，导演和编剧天真的以为自己很懂故事，很懂历史，很懂主人公，随便编的故事也就这样了，但是历史上真人真事儿还是悠着点吧。
作为一个东北人，从小就知道一句话”北人无文“，就是说风骚雅趣大多是江南才子与佳人的事儿，北边在大唐没落之后就没什么文学圣手了。萧红算是近代文学史上不多的能够让人想起东北的人物。放到现在，抽烟喝酒的女青年不是夜店里的时尚一族，就是满身文艺气息的高冷女神。可是放在那个时候的东北，就是东北三大怪之中最普通的一个，说白了，就是大街上拿着大烟袋的老板娘，村里的地主婆而已。
为啥要说这个呢？就是说现代人总是以自己的理解去拍电影，塑造人物，于是有了汤唯版的萧红，一个江南女子范儿的新青年。其实我想说的是，许鞍华也好，李蔷也好，都不是东北人，都不懂一个东北女人的性格。萧红的作品中无处不在的都是东北这块土地上的气息，萧红终生的主题也是乡土，拍萧红就是拍东北。萧红在不同作品中的乡土，就是不同心境之下，不同地点环境之下对东北的怀念和理解，所以开句玩笑说，赵本山都比许鞍华适合拍这片儿。于是演员们满口带有京腔儿的”普通话“说出来这片就毁了，东北女性的风骨和这片土地上的能量也没了，软了。冯小刚要拍1942，至少里面人都说河南话，虽然听起来不那么正宗，但是人家尽力了，尽量去体会当时当地的感觉，许鞍华大概没有这种觉悟，因为香港很小很小，基本上拍的东西也就是大家身边的事儿，香港人也有一种觉得自己的生活即是世界的感觉，所以脑袋里基本没这根筋

10月1日去二刷《黄金时代》，开场前后面坐着的男生给他身边的女生科普背景知识：萧红这个人文章是不错，但为人我确实欣赏不来。据说她有一个孩子生下来就被她掐死了。女生：是吗？是不是萧军的孩子？男生：对的。而且她和一个男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怀着上一个人的孩子，和萧军在一起的时候就怀着孩子，和端木在一起的时候怀着萧军的孩子。女生：唉，那你还来看，还不如看《亲爱的》呐。男生：但是是许鞍华嘛，我想看看她拍成啥样。

话到这里就结束了，影院黑下来，观众们最熟悉的广电小龙摇摆着闪着金光，宣布这部长达三小时的电影开始了。

1、
许鞍华为什么要拍萧红？
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抛开文学来看萧红的一生：流亡过不少于七座城市；跟随过四个男人；抛弃过一个孩子；另一个孩子死因成谜；不能排除生活最艰苦的时候曾卖身维持生计的可能性……有了解她经历的人评价这是个“脑子不好的女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一名成功的女性导演、一名知名编剧，在明知很有可能吃力不讨好的情况下，非得执着地选择这样一个女人来拍。

许鞍华自己说的原因是：萧红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把萧红的问题弄清楚了，我自己的问题也就清楚了。
许鞍华会面对什么问题？
47年出生的导演，年轻时留洋学电影，回香港投入电视大战的海洋，1979年开始拍长片，所谓“香港电影新浪潮”中的唯一女性，有一群野心勃勃想要改变香港电影的小伙伴。将近四十年过去，小伙伴们从商的从商，退休的退休，就她和少数几人还在拍着。她是最穷的，徐克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她还一直为着找钱的事情发愁。
一直和母亲住在一起，一生没有绯闻，被问快七十岁的现在是不是她的黄金时代时呵呵笑着说：我觉得是吧，以前拍戏总有人问我是不是要追组里的男同事，现在终于不会有人这么说了。

这样的导演，和萧红会有什么样的共同问题？

2、
萧红面对什么问题？
之前说萧红“脑子不好”的人，指出她总是会和不能照顾她的、会在关键时刻丢下她的男性在一起。
是的，选择一个好男人，就是所谓的女人的一等智慧，连我爸都在教训我时跟我说：找什么样的工作有什么要紧的，你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个，明白吗？
封建社会里“有幸”成为“妻子”的女人，由父母或长兄来决定婚姻，萧红生于民国伊始的1911年，20岁上下的时候反抗家里安排的婚姻，和表哥私奔到北京，被抛弃后回呼兰河老家，为了面子父亲连夜举家迁往阿城乡下。
电影里，冰雪覆盖的夜色中，摇摆的骡车上，萧红的表情没有一丝悔意，绝非柔顺地服从了命运。
而后她投奔了被自己背叛过的未婚夫，这个男人的家族有一定的地位，也有一定的财力，故而可以负担两人的生活。后来，应该是家族切断了对俩人的经济供给，某个夏夜，未婚夫毫无征兆地离开了她。
接下来就是萧军，萧军于困厄中拯救了她，发掘了她的才华，将她带进文坛。但作为一个大男人，萧军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女人在文学上的成就比自己更高一筹。于离乱中，相信自己的价值在于战斗的好武的萧军，与甚至不愿为了乱世中国家救亡而写作的、专注于个人创作的萧红，分道扬镳。
再接下来是端木，与萧红在文学上最合拍，性格却懦弱怕事，屡次抛下分分钟会有生命危险的萧红离去。
萧红生命中的男人们，才能心性不过如此。她应该是看不起大部分的他们的：不为被初恋的表哥抛弃而哀伤后悔；跟随未婚夫来到大烟馆，被门口的年轻男人当妓女来调戏，她的眼神里也只有讥讽；大着肚子在战乱的武汉被端木抛下，人家问她“端木怎么不带上你？”她嗤笑一声：“我干嘛要他带啊？”在重庆时，萧红在桌前回忆着一两年前和萧军一起与鲁迅的相识，此时时移世易，身边的已经是端木，她回头看端木的那一眼，绝不是充满新婚的柔情蜜意的。作为一个以经历写作的作家，她甚至不将自己与他们的感情写进文章里。
然而她的生命又必须依附于他们，只因为社会的规则是他们写下的，时代没有贫穷的女性作家自给自足的空间。同样生为女作家，白朗和梅志都依附于丈夫而活；丁玲则必须像个男人一样，抹去自己的女性特质而活得风生水起。
所以，还能说萧红脑子有问题吗？她只是太饿了，只能躺在徒有四壁的小床上，闻着四邻飘来的饭菜香，等着郎华带着面包回来。
而即便是这样的困顿，在她的笔下也幻化得充满生气和天真活力，她仿佛就是荒诞和反讽本身。

3、
所以说许鞍华和萧红和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也许是在这种别人制定好的框架里如何坚持自己的理想、发挥自己的才华吧？
也许是如何在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绯闻会比文字更让人感兴趣、别人会更愿意相信自己是为了追组里的男同事而拍电影而不是真的只是爱拍电影，的同时，笑一笑，坚持自己的创作吧？
也许是如何克制住自己在知道自己失去一个好职位只因同龄的未婚男青年不会有为生孩子请产假的风险时不要当着HR的面呵呵一笑吧？

女人们仍被教育着：男人出轨嫖娼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为了家庭和谐和孩子教育是要隐忍的；穿着妖娆上街是不对的，被强奸猥亵是活该的；失去贞操是可怕的，被强奸了是肯定会带着全家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的……
男人在妻子怀孕时出轨司空见惯，女人怀着前男友的孩子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就会连带这个新男友一起，被当奇葩取笑了。
号称国富力强的如今和萧红那牢笼里的黄金时代有什么不同？
人们总是惯于不加思考就施以评判。缺乏善意、尖酸，都不是最大的问题，愚蠢才是最大的问题，最终导致了害人害己而不自知。

4、
十多年前我读高一的时候，每天都和前座的男生吵架，吵架的主题永远是封建社会的妻妾制度。男生的观点是古代时婚姻有很多种功能，古代女性可以从事的职业非常少，婚后必须依附丈夫而活；而且古代的男性是有传宗接代、开枝散叶的社会责任的，娶妻再纳妾是为了自己的社会角色，爱情多半不在其中；古代男性最容易发生灵魂共鸣的地方是青楼，与多才多艺，彼此不负有生育义务的妓女间，建立平等的爱情关系。
作为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当时我自然是不能忍受这种说法的，我的观点也不用赘述，无非是抨击男人自私，只为自己考虑，不顾女性感受之类。
后来跟这个男生决裂了，人生唯一一次因为三观问题跟人决裂。
年纪太小了，不理性，不懂得客观地表达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和自己是否要选择那样去做，是不一样的。
妻妾制度表面上已经被文明的法制社会废止了，而实际上仍是：有权或有钱的男人（达官贵人）堂堂地有妻有妾；自认为有知识有才华的男人（秀才）有妻子也有红颜知己；一般工薪阶层的男人（百姓）有一个妻子，并对上述两种人羡慕嫉妒恨；大批文化程度低的农民、社会闲散人士打着光棍。
愤怒也改变不到事实。
占有大部分资源的少部分人，总会制定规则与潜规则，将自己现有的资源来保护，并方便攫取更多资源（法律也是这样诞生的）。到这个层面，讨论的只是压榨，和性别已经无关了。

5、
除了萧军和鲁迅以外，其他男人对于萧红的意义类似。
先说说萧军。
二萧第一次见面，萧红形容憔悴，头发干枯而凌乱，面色泛青，嘴唇开裂，背着和落跑的未婚夫共同欠下的600元巨债被关在东兴顺旅馆，还怀着孕。连冯绍峰都说：我演萧军，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为什么会爱上她啊？
一开始萧军在萧红狭窄的房间里手足无措，后来无意间翻到萧红的画和诗，感受就不一样了。此时电影插入了二人情深意笃时居在商市街，萧军在萧红身边写文章回忆二人相遇这一幕，银幕上放大的萧红特写眼睛下有浓重的青影，鬼气森森，一双眼睛要看到人心里去，比起美丽，更恰当的描述是渗人，而年轻的萧军感情充沛地写道：我面前的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子。
萧红用自己一双巧手为萧军缝衣做饭，打扫房屋。在挨打之后仍陪他出席社交场合，轻声细语地为他解释、掩饰。
萧军当然是萧红一生中最重要的男人，毕竟她的一生这么短。关于萧军对萧红的感情，冯绍峰说“萧军这个人的爱情哲学是边走边看，见一个爱一个。”李樯说：“我们愿意善意地、一厢情愿地替萧军去认为萧红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女子。”这样的一厢情愿，在萧军与真正的妻子王德芬结合并养育了八名子女、白头到老的事实面前，也显得颇无力了。年老的萧军回忆着年轻时这段情事不可不说温柔，既因为一个大男人的怜惜，也因为萧红的传奇——八十年代萧军到香港，还找到为萧红采访了骆宾基和端木蕻良的人，问他为何不来找自己。
不得不为萧红感到不值，同理还有最近常被拿来和她对比的张爱玲，所谓爱一个人就为他低到尘埃里，莫非真是女人的软肋？
但这选择只要是自己做出的，就是值得的、自由的，旁人又何敢置喙？
在相偎取暖的东北，二萧穷困潦倒时，萧红对自己的才华没有认知，有一次她问萧军：“你看上我哪儿呢？”萧军说：“你的才华啊！”萧红追问：“那如果我没有你认为的那种才华呢？”
此刻一个伟大又脆弱的作家被还原成了一个普通女人的样子，她取来蜡烛，摆在床头，噙着泪写下《弃儿》，写被她送人的第一个孩子。而在她和萧军的爱情死去后，她选择抛弃了（也许是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也许还因为她早已预知了自己的命运。

再说说鲁迅。
萧红的父亲对子女和家人冷漠疏离，教会她人间的“爱”的，是她的祖父。萧红人生中最斑斓的一段时光，就是和祖父一起在老屋的大院子里玩耍的时候，电影里祖父去世那天，玩耍归来的小萧红跑进停着祖父遗体的房间，被父亲一脚踢到地上，看着父亲冷峻的眼神，她知道，天堂已远，自己从此被孤单地抛进冷漠的人世中了。
同样的悲痛，在鲁迅先生逝世时发生，我想萧红对鲁迅是有那种对祖父的依恋的。中学语文课本上节选的《回忆鲁迅先生》开头一段，萧红写鲁迅品评她的红衣服，被电影放在了鲁迅逝世、二萧分手，萧红与端木暂居重庆，准备南下香港前的一刻。萧红已经知道自己“必将孤苦以终老”了，回忆中的这个场景，却斑斓明媚的不像话，这样的明媚，在电影中之前有鲁迅的段落里，从未出现。

这一刻已是萧红生命最后的华彩，从此以后，她不可避免地走向凋零。用李樯的话说“香港是萧红离死亡越来越近的地方，也是她离文学越来越近的地方”“她生命中的一切道路都走到了尽头，仿佛只剩文学创作的权利了”。

6、
历史中的萧红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在电影中，导演和编剧悲悯地让萧红始终知晓自己的命运。
影片一开始，黑白色的萧红便对着镜头讲述着自己的生卒年月；萧红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和萧军争吵时，就对他说：“我知道自己活不久了，我只想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好好写点东西”，此时萧红27岁，年轻壮健，如何知道自己命不久矣？重庆码头告别好友白朗，萧红说：“朗，我祝你永远幸福”，白朗说“我也祝福你”，萧红脸上又挂起那丝讥讽的微笑：“我吗？我的命运不是明摆着吗，我将孤苦以终老。”
这也是许鞍华和李樯给予萧红的善意吧。

全片我最爱的镜头，是大肚子的萧红没有赶上去重庆的夜班船，摔倒在武汉码头爬不起来，就势晕了过去。再醒来时，月亮从乌云遮盖中穿出来，身在困窘中，本应忧虑烦躁的萧红，嘴角竟然有了一丝微笑。这个镜头和深深留在我记忆中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姨妈住院时，窗口升起一轮巨大到诡异的金黄色明月的镜头，重叠了。
一个女人来到了这个时候，终于获得心灵上的自由，从此无论生往何处，死往何处，不再重要。

韩松落

　　三个小时，不觉得长，身为写作者，在《黄金时代》里看到的，是让我喉头为之一热的命运关键词：相遇。
　　河与河相遇，野火和野火相遇，人和一群人相遇。相遇改变人，相遇改变时代，让蝼蚁变成神明，让绿皮火车变成银河列车999。让一个东北乡下的小姑娘，凭借一支笔，凭借那些不起眼的字与词，火烧云、倭瓜花、河灯、小团圆媳妇，汇入洪流，在刀枪不入的历史上，留下一声咳嗽。
　　相遇之前，萧红的生活支离破碎，电影对此毫无粉饰遮掩。未婚夫汪恩甲、表哥陆振舜，陆续出现在她生活里，或多或少，改变着她的生命轨迹。但这些相遇，是生命准备期的相遇，是次一等的，狗粮般的，不足以喂养她。她和他们相处时的顺应、懦弱、反悔、挣扎，所有这些显得狰狞，被人视为狗血的举动，是她对他们的不适应，是一个人被狗粮般的满足拘禁时的必然反应。
　　能够算作相遇的机遇终于出现，遇到萧军，遇到东北作家群，遇到该遇到的人，所凭借的，无非一支笔。他们讨论读书写作、爱的哲学，排演戏剧，在新年夜欢歌笑语，在街头和另一群年轻人拥抱。作家廖伟棠说，《黄金时代》里有一个青春中国，那青春中国，绝不是虚无的概念，就是这样一群人的拥抱，是他们交往中的灵光乍现，是琐碎谈话累积出的诗歌，他们因为写作相遇，相遇也成为他们写作的内容，他们的相遇像蝴蝶振翅，掀起风暴，至今不歇。
　　即便相遇，也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夭折、动乱、倦意都在发生，有人死去，有人被捕，有人悄悄退出那个时代，也有人谋求更大的相遇，例如萧红，她去了上海、青岛、武汉、香港，遇见鲁迅、许广平、胡风、梅志、丁玲、聂绀弩、舒群、罗烽、蒋锡金、骆宾基、端木蕻良。所凭借的，还是那支笔，笔是咒语，是让人们一瞬间心神相通的魔杖。所以，她的故事天然适合电影，她的经历，正是约瑟夫·坎贝尔所说的那种“英雄的旅程”。
　　有评论者认为，这部电影，罗列许多名人，更像一部社交史，但正是许许多多个萧红的相遇，成就了许许多多个“黄金时代”。海明威从美国跑到巴黎去，和那一场流动的盛宴相遇；柯莱特从外省跑到巴黎去，和普鲁斯特、德彪西相遇；亨利·卢梭从海关收税员的职务上退休，和毕加索、阿波利奈尔相遇；还有罗克韦尔·肯特丢下锄头，从缅因州跑到纽约，莱昂纳多·科恩扛上吉他，搬进切尔西旅馆，紧跟着发生的，也都是生命爆炸般的相遇。
　　读他们的传记，看到他们艰苦磨练自己、遭遇劫难、贫困潦倒，饿到出现幻觉，我都毫无同情，我知道他们必然遇到相遇，天将降相遇于斯人。为了出走，为了不断拓展生命的维度，他们抛妻弃夫、丢下儿女、欠债跑路、声名狼藉，他们无耻透顶，他们一点都不要脸，但和相遇之后的万卷诗书比起来，那都是细枝末节。
　　《黄金时代》最惊心动魄之处，就在于此，它没有回避萧红的戏剧性情感，给了她的情史以充足的戏份，但最终却用貌似平实，实则风雷激荡的笔触，写出了人们是怎么从五湖四海奔赴而来，最终汇聚成一块新的大陆的。电影中，萧红死去后，丁玲、蒋锡金、骆宾基或者黯然神伤，或者悲痛难抑，那不只是本能的物伤其类，更是因为，他们所寄寓的大陆流失了一块，那是所有人的丧钟。
    这样的电影，必然不讨好，但是，许鞍华在接受采访时，曾把《呼兰河传》和艾米莉·勃朗特以及赫尔曼·麦尔维尔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认为它们都是“探讨生命里特别原始及不讨好的东西”。这见解惊心动魄，也足以说明，即便在去世七十年后，萧红仍然能获得理解，相遇还在发生，和这样的相遇迎头相遇，是我们这镀金时代里，一道金子般的光。

上次看三个小时长电影，还是看《霍比特人》，音响效果和打斗场面轰轰烈烈，看完倒也没有觉得累，可是这部片看完，感觉都需要担架把我给抬出去了。大概还是太心塞，心理活动影响到血液流动，影响到身体机能了。

如果没有读过萧红的书就贸然来看片，恐怕会纳闷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拍悲惨的时代里这样一个悲惨的女子，整部电影的重点都不在她的才华，藏起了她的这个利器，你只会纳闷这从北到南的无尽漂泊是为了什么，这凄风苦雨的感情生活是为了什么，这些朋友接纳她照顾她又是为了什么；想看美女的人也注定要失望，大银幕上的汤唯苍白失血的两颊满是痘痘和雀斑，她总是那么苦，开头是穿着脏而旧的棉袍棉鞋，打着两条小辫子，后来是穿着极为朴素的不显身材的旗袍。只有和端木在西安好起来的时候，因为端木是全剧里最布尔乔亚的一个，那时候的她穿着西装裙和高跟鞋，斜戴着窄边小红帽，是相当美妙的。郝蕾演的丁玲非常丑。田原演的白朗，袁泉演的梅志，也都非常不好看。想看三十年代的旖旎民国风情的观众，注定要失望，大银幕表现的是肮脏、敝旧、落魄的民国——那也许是一个更为真实的民国。

原来编剧是李樯，这些肮脏敝旧的场面和人物，也都可以从这个源头去理解了。他写过的最好的人物，是《立春》里面，破败的北方工业小城里的唱高音的王彩玲，是《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里面，肮脏的上海楼道里面闪过的小骗子潘知常，写这些有弱点的、善良的、滑稽的、失败的小人物，是他的拿手好戏；然而萧红、萧军、端木他们，则在这些困苦、痛苦、在对普通生活的愚蠢和无能为力之上，有一个更为核心和宝贵的东西。“那一种东西”，很遗憾，在这部电影里并没有真正表现出来。

就更别说鲁迅了。这部电影里的王志文版的鲁迅实在太糟糕。一个扁平的、话剧体的、刻板印象里的鲁迅，他说着鲁迅书里的句子，一个字都不改的，非常非常拗口，非常非常别扭。抽烟啊，咳嗽啊，然后再像念话剧一样念出一句“鲁迅名人名言”，戴着慈祥的面具，完全是假人一样的鲁迅。

啊，对了，这就是我对这部电影最糟糕的印象。里面很多人物都像是假人。好像他们说着“名人名言”，穿着旧衣服，知道自己“在装一个三十年代文化名人”。

回到萧红这个人本身，她两次怀着孕换情人，对小孩也完全没有感情，这肯定是要受人诟病的。可是并非每个女人都有很强的母性，她没有也就没有吧，要怪就怪没有避孕套的时代太可怕。她其实一生都还是个小孩，渴爱，身边不能缺男人，感情也处理得不利落，永远需要人善后。她当时和萧军关系不好了，就从早到晚待在鲁迅家里，善良的鲁迅和许广平都有点不知道该怎样对待她才好。所以也许她31岁去世并不是早夭，因为那是一个31岁的孩子。有天才的，可爱的，也很残酷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