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

我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在电影院里看一部没人聊天、没人看手机、没人吃东西的电影了。

我想很多年后，我还会记得这一场电影，记得那个无声的下午，记得那种浸泡在冷气里的安静，安静到可以听到喘息声、叹气声，可以听到隔壁的《战狼2》，还在连连的炮火声中向新的票房记录冲刺。

这部电影，是《二十二》。

它是一部关于「慰安妇」的纪录片。

为什么叫二十二？

这个数字，不是年龄，而是人命。

在抗日战争期间，至少有20万的中国妇女被日军俘虏，沦为性奴。

到2012年，幸存慰安妇的数量已骤减至32位，同年，导演郭柯拍摄了一部纪录短片《三十二》，首次将镜头对准这个敏感的群体。

到2014年，幸存者继续减少，仅存22位，于是有了郭柯的这部纪录长片《二十二》，这也是首部在国内公映的「慰安妇」题材电影。

而到上映后的今天，你知道幸存者还剩下多少吗？

8位。

是的，只有8位了。

可以预见的是，这个数字不会停下，仍将继续减少。直到某一天，它会停在一个永恒的数字上，不再变化。

那个数字，是：0。

而趁着数字还没有归零的时候，记录那些无法用数字衡量的「生命的温度」和「记忆的分量」，就是《二十二》这部纪录片最大的意义。

话不多说，我们先静静端详这些面孔：

在她们的脸上，你看到了些什么？

苦痛？惆怅？抑或天道不仁慈？

很惭愧，我很想一一记下她们的名字，但此刻写下这些文字时，竟还是忘了。

失忆，是罪过。

我只记得那个叫毛银梅的韩裔老人，十几岁时与亲人离散，后被日本人带到中国，谎称是去工厂做工，实际骗到战区，做了慰安妇。

镜头前，她说起那些几十年没有说过的日本话：“欢迎光临！请进！请坐！”这些都是日本人教给她迎客的敬语，这么多年过去，还是记得那样清楚。

战后，她逃到了湖北孝感，再没有回过故乡。可是，她最爱唱的还是故乡的小调《阿里郎》，用她那苍老的声音：“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呦，我的郎君翻山越岭路途遥远。你真无情啊，把我扔下。出了门不到十里路你会想家。”

她还说，这是一首情歌，讲的是爱人要离开了，妻子不愿他走。

我还记得那位叫林爱兰的老人，这么大年纪了，脸上还是写满了倔强。

当年，她被日本军官抓去，逼婚，她佯装同意，却伺机报复，后被送进了慰安所。

做了慰安妇的她，仍没有放下这份倔强。直到受尽折磨，失去生育能力，还被日本人挑断了腿筋，成了残废。那一年，她还不到18岁。

被解救后，她一生未嫁，回到老家，独自住在养老院。因为行动不便，她每天的生活，就是坐在门口张望，从上午坐到中午，吃午饭，再从午后坐到晚上，吃晚饭，回屋去睡到天亮。

见到电视上播出日本兵的画面，她还是会操着临高话破口大骂；她最珍惜的东西，是一枚抗战胜利60周年的纪念章，为了保护它，老人在床头挂了一把刀，说是“如果小偷进来，我就拿刀砍他。”

倔强的性格，还是没变。

我还记得那个叫李爱连的老人，笑起来特别慈祥，就像是邻居奶奶一样。

17岁那年，她被来村里扫荡的日军抓去，关进了慰安所，受尽屈辱。

如今，她在老家，和儿子儿媳同住。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和小孙子一起看电视，看《西游记》，一遍遍地看，还是看不烦；她还收留了很多流浪猫，就放它们在院子里，每天，她还会按时喂食，按儿媳的说法：“她把最好吃的，都给猫了，猫不吃的，才自己吃。”

老人也不争辩，指着一只黑黄斑纹的猫，说道：“你看它那肚子，鼓鼓的，准是怀了猫仔儿。”

就是这样，所有伤痛、所有苦难都隐没在日常生活里，不见踪影。

这也是我看这部纪录片时，最深刻的感受。

它本可以把伤口撕开来，供猎奇者赏玩；本可以故意挑起仇恨，为民族主义寻一个爆发的支点；它更可以把那满身血污的往事一一历数，赚尽泪水。

可是，通通没有。

我们在镜头中看到的，更多是沉默、是背影，是时间静静的流逝。

正如海报上的四个字：深情凝视。

或许，这是我们面对一份过于汹涌的悲情时，仅有的一种注视方式。

不施舍，不冒犯，只是温柔地陪伴。

这是作为另一种幸存者的我们，理应保有的一点慈悲。

时间无情地走啊走，走过门前的那棵大树，留下细细碎碎的剪影；走过青烟缭绕的山村，种下青草与荒草；走过看不见的风，走过听得见的雨；走过所有沉默的人，看她们坐在黑暗里，静静耗干残存的年华。

我很庆幸，这部电影在所有该沉默的时候，都坚定地选择了沉默。

比如，在毛银梅老人讲到日本人犯下的罪行，回忆到了深处，她突然摆手说，“不讲了，不想讲了，我身体受不了。”

于是，镜头就随着她一起沉默。

比如，在林爱兰老人，讲到自己是怎样眼睁睁看着母亲被日军绑住手脚，扔进湍急的河流，突然痛哭失声。

没有人再追问，而是和她一起流泪。

还有，当李爱连老人抱怨起其他记者，“每次问那些问题，都当着我的儿媳孙女，我怎么说得出口。”

或是说起，“17岁以后我再没说过这些了”。

那一刻，你就会明白，原来，你所期望的「讲述」，对她们已是「残忍」。

看到很多影评人，都在说这部纪录片素材太少，对人物挖掘不够，或是主题不够深刻…

站在绝对理性的角度，这些问题我都承认。

可是，这一次，我却没办法苟同于理性。因为我觉得这世上还有一种东西，比理性更可贵，那便是懂得在什么时候，暂时放掉理性。

理性，或许可以触及真相，可以追逐真理。但是，理性，也可能咄咄逼人，成为二次伤害的制造者。

过度的理性，就不再是真诚，而是冷漠。

本片的剪辑顾问是廖庆松，他是侯孝贤的御用剪辑，曾经剪过《童年往事》《恋恋风尘》《悲情城市》《刺客聂隐娘》等影片。

在看过粗剪的影片后，廖庆松不太满意，奉劝导演，“你要改一改，加入一些史料进去，否则很难打动人。”

但郭柯仍然坚持，“廖桑，我就是一个30多岁的新导演，我就想要这样一部影片。你就当年轻人犯错，你帮我‘错’得浪漫一点吧。”

最终，廖庆松妥协了，他选择放下自己的理性，尊重一个年轻导演的选择。

这才有了这样一部特别的纪录片。

而作为一个观众，我也只想静静欣赏这部电影。欣赏那一幅幅沉默的画面，欣赏那一个个欲言又止的时刻。

只见镜头不断地横摇，扫过光影斑驳的墙，最后停在她们的脸上。那些脸孔，已被岁月雕刻得如此趋同，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时间留下的痕迹，甚至是，时间本来的样子。

难道，你从这些沉默里得到的真相，还不够多吗？

难道，你从这些皱纹堆累的脸上，还没有看到关于「活下去」的永恒真理吗？

在影片的最后，这些老人留下了她们的话。

其中最为动人的一句，是韦绍兰老人说的：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

黑底白字，亮堂堂地印在屏幕上。

我盯了许久、许久……直到闭上眼，还能看见它们。

刚刚看完三十二。明后天会去看二十二。想都不用想，一定是五星。 说句实话，抛开熔炉这部彻底没敢看完的电影，只有素媛让我从片头一直哭到片尾。现在又多了两部，三十二和二十二。或许应该把这个片名换成八——数据统计截止日期，2017年8月10日。 剩下的八位老人，至今也没有得到她们应该获得的关怀和道歉。可能这辈子，她们都不会得到了吧。 历史书上，她们的故事被一笔带过。但过去的事情不应该没有一点痕迹。从二十万到三十二，再到八。那个真正对战争还保留有记忆的时代已经要过去了。不会再有因为逃日本人而夜夜噩梦的奶奶，也不会再有因为战争而伤痕累累的爷爷。 可过去了，不代表就该被忘记。 希望以后的历史书上，不再新添“慰安妇”这样满是伤痕的字句。 希望你我的一生，平平淡淡，不会出现在历史书上。 希望票房能有14亿，至少全中国一人一块钱，就当是人人都看过了知道了。 希望一个时代的痕迹能这样被留下。 希望，世界和平。

一

看完《二十二》，影片结尾，有一位老人的话是：谢谢你们。

我感到挺惭愧的。我认为自己平时在好好工作、努力生活，但这一刻，我觉得自己有罪。

对这群人经历的苦难，我曾视而不见。我不是第一次听说“慰安妇”了，但我从来没有好好看过她们的生活，看她们如何度过劫难后的漫长岁月。

而且，她们正在迅速地离开这个世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也许是出于相似的感受，同场的观众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在电影落幕后就离场。

正片加上字幕，总共99分钟。最后4分钟是满屏滚动的名字，32099个。他们是为这部电影众筹了发行资金的人。这本来是挺无聊的画面。

但大家看完了所有名字，听完片尾曲，没有人说话。灯亮了，好些人还在位子上发怔。

因为残忍，一些人曾回避这个群体。更多人选择忽视。

于是，电影结束，很多人都产生了和我一样的愧疚感。愧疚感源于忽视，源于看见了，却什么都做不了。

以下有电影内外的一些经历过那场劫难，幸存下来的老人故事。随着时间，她们在一个接一个离开。面对这些一天天消失的名字，现在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知道她们，是看见。

是让更多人知道和看见。

没想到日本人老了，连胡子也没了

王玉开 （1920—2013）93岁 海南

第一个故事，我想说说王玉开。

她晚年一个人生活，住在山上。

日本鬼子来扫荡那天，她正和丈夫在家做饭。在厨房，她被三、四个日本士兵围住，轮奸。丈夫被绑着手脚，吊在门口，目睹妻子被侮辱。

之后，王玉开经常被日本士兵拉到据点。

一位日本志愿者米田麻衣，后来见过王玉开。她给老人看了日本军人老了的照片。本来以为老人会咒骂，结果王玉开只是笑着说：“没想到日本人老了，连胡子也没了。”

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着这条命来看

韦绍兰 （1920—）97岁 广西

今年，韦绍兰97岁。

《 二十二》里，她的一句话打动了很多人：“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着这条命来看。”

5年前，郭柯就知道了韦绍兰。当时他拍摄了《三十二》，那一年，全国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人数是 32。

韦绍兰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30 元，她最爱吃白菜，因为白菜便宜。

但拍摄《三十二》的那个冬天，省吃俭用的韦绍兰却给了郭柯一个 100 块的红包，像家里的奶奶：“给你们妈妈买点糖吃。”

韦绍兰是 1944 年被日军掳到慰安所的，去的时候还带着女儿。3 个月后她逃回来了。丈夫说，你还晓得回来啊。她 3 个月没哭，这一刻哭了。

婆婆却说，不是她学坏，是日本人在山头拿到她的。

又过了 1 个月，韦绍兰发现自己怀孕了。想死，喝农药。被邻居救下来。还是婆婆劝她，死什么，不管是男孩、女孩，生下来。

1945 年，日本人投降的那一年，他生下了儿子罗善学。这个孩子从小被人指着说是日本人。谈过 6 个姑娘，最后终身未娶。

韦绍兰曾参加过东京“战争与女性暴力和平资料馆”的公开活动。活动上，她痛哭不止，却没有停止陈述。

从 1995 年起，中国大陆有 24 位“慰安妇”幸存者，在 4 个起诉案中控告日本政府，全部败诉。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曾统计，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20 万以上的中国妇女被迫沦为日军的性奴隶。

郭柯在拍摄中，对慰安妇们的苦难有想象。但有些东西还是出乎意料。

他问过韦绍兰和罗善学同一个问题，将来会怎样。

罗善学说，之后病了没有人端水，就喝农药去死。

韦绍兰却讲，“我还没有活够，这个世界红红火火的。我要留下命来看。”

郭柯不再刻意和这些老人聊那段最悲惨的往事。这些幸存者也像我们家里的长辈一样喜欢回忆，但更多是回忆小时候。

有一次，韦绍兰讲起了还是姑娘家时，她经常上山放牛，爱唱山歌。讲到这段，她笑得像小孩子一样。

那首歌是这样的：

“日头出来点点红，照进妹房米海空，米海越空越好耍，只愁命短不愁穷。天上下雨路上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

郭柯觉得这首当地山歌，就像是韦绍兰自己的生活。

这一生过后，再也不想投胎了

毛银梅 （1922-2017.1）95岁 湖北

现在住在湖北的老人毛银梅不愿意回忆慰安所的事，提到就一直哭。哭完了，又像想起什么，自顾自用日语说“欢迎光临”、“请您上楼”，说的时候她微微弯腰，脸上是类似微笑的表情。

她是朝鲜人，原名朴车顺，1943年，18岁，被骗到了中国的慰安所。她打心里感谢毛主席，所以逃出来后，给自己取了中国名字毛银梅。一起被骗来的朝鲜姑娘，两个跳江死了，一个因为怀孕被日本兵拉去打胎，一去不回。

她已经不太认识韩语了，但依然会唱韩国民歌《阿里郎》。唱歌的时候，她安静地坐在门口的木椅上。声音悠长。

她还爱摘栀子花，桶里盛水养着，一朵、一朵地分给摄制组成员。

年轻人离开的时候，她会难过的抹泪。有人来看她的时候，她开心得像小孩。

毛银梅没能在电影院里看到自己，今年1月18日，她去世了。

在过去的采访中，她曾说，这一世过后，再也不想投胎了。

她一生没法生育，养过很多野猫，五条狗

林爱兰 （1925–2015.12） 90岁 海南

关于慰安所，林爱兰不想多说。她有另一段让自己骄傲的经历：当过红色娘子军，用枪打死过日本人，得过两枚抗日奖章。

晚年她住养老院，房间的墙上挂满了刀，床上爬满蚂蚁。她说挂刀是想在小偷来的时候砍小偷。说这话时铿锵有力，但实际已经腿脚不便，走路都要倚着椅子。

在奖章不见时，她着急了，怀疑是一个村民偷的。第二天，摄制组帮老人打扫卫生找到了奖章。林爱兰不好意思地笑了，特别羞涩。

一提起母亲的死，她会忍不住哭：“他们（日本人）把我妈绑住扔河里，我想到这个就心痛。把我母亲绑住手脚扔到河里，让水冲走了。”

从日军那里逃脱后，林爱兰再也没有嫁人。她一生没法生育，养过很多野猫，五条狗。

她在2015年年底去世。

是日本人抓你去的，不是你自己要去的，日子该怎么过怎么过

李爱连 （1928—）89岁 山西

家在太行山的李爱连是在新婚之后被抓到慰安所的。丈夫是游击队员，也被日本人被抓了，别人劝她改嫁，她不听。

老了之后，李爱连还是爱笑，看见孩子、野猫都会笑。

但想到已经过世的丈夫，她会忍不住流泪。从慰安所回来后，她被人非议。丈夫却说，是日本人抓你去的，不是你自己要去的。日子该怎么过怎么过。

在一个下雨天，李爱连终于愿意直接讲述那段往事。日本人曾饿了她三天三夜，最后扔给她一堆大葱，她连吃了8根，吃得胃火辣辣地痛。落下了胃病。

最后，郭柯却没有把这段回忆剪到成片里。

她喜欢坐在家门口晒太阳，让暖暖的阳光照到脸上

王志凤 （1928—）89岁 海南

王志凤笑时一双眼睛眯起来，能看得出年轻时她的美貌。小儿子曾不止一次问她：爸爸条件这么差，你为什么要嫁？她说：被糟蹋过的女人，没有大户人家瞧得起。

16岁时，她外出捣米，碰上了日本兵，被抓了慰安所，白天挖战壕，夜里做慰安妇。虐待和殴打下，她很快染病、身体溃烂。父亲的兄弟们凑钱把她赎了出来。

从1939年到1945年，占领海南岛的6年里，日军设立70 多个慰安所，有慰安妇数千人，她们大多病死、自尽、被杀，战争结束时，仅剩不到 100 人。王志凤是幸存者之一。

因为那场劫难，她右腿腓骨上至今还有一道十几厘米长、两指宽的白色伤疤，夜里经常痛。

图片来源：成都商报

她恐惧出门，在生产队干集体活时，只要天稍擦黑，她就要等别人同路才敢回家。即便出门，也不敢和别人说话。

小儿子放弃了在外打工的机会，专门回家照顾她。

王志凤现在喜欢坐在家门口晒太阳，让暖暖的阳光照在她脸上。

她五官端正、鼻梁挺直，可以看出年轻时很美

何玉珍 （ 1921—2014.11） 93岁

网上有一张照片，是2014年12月2日，韦绍兰望着何玉珍的遗像。

当年，她们一起被日本人抓走。40多天后，何玉珍趁着鬼子睡熟逃走。战争中，何玉珍的丈夫被征兵后一去未回，母亲哭瞎了眼，弟弟精神失常上吊自杀。

这一生唯一的安慰，就是改嫁后丈夫对她不错，抱回来的儿子也孝顺——大部分慰安妇因为身体遭受严重伤害，终生无法生育。

曾走访慰安妇的作家段瑞秋第一次见到何玉珍时，她看到：“她五官端正、鼻梁挺直，可以看出年轻时的美丽。但深陷的眼窝里，眼光疲倦，已有老年痴呆的症状。”

她美，这让人更难过。2014年年底，何玉珍去世。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一张桌子和一张孤零零的遗像。

影片公映的前一天，海南的黄有良老人去世，她是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郭柯拍摄过的22个老人，现在减少到了8位。

这是“最残酷的倒数”。

《二十二》的开头是追悼会，结尾是葬礼。她们一一离开，镜头里只留下白雪覆盖的空空的大地。

那个白茫茫的镜头，给人深深地无力感。她们一天天离开，我们不知道能做什么。

但因为人们的这种愧疚感，变化似乎也真的在发生。

大概一年多以前，上海“海乃家”慰安所遗址面临拆迁，附近的中学生接受采访时还说：不是很光彩，还是不要特别了解比较好。

但今天，《二十二》上映的第一天，我朋友中午买票时发现，附近晚上有场次的影院都满座了。

导演郭柯告诉我，他本来对这部电影没有任何预期：“谁都不敢想，这些宣传是钱做不到的。”

紧迫感在我们之间蔓延，再不去看就来不及了。“遗忘历史就等于背叛。”

虽然“看见”只是第一步，感到惭愧只是第一步，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二十二》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回望的视角，不是悲愤和仇恨。而是克制着去看，是深情地凝望。

有些人希望她们被遗忘，那些不道歉的人。

连我们也差点忘掉她们。

赶在所有名字消失之前，你看见了吗？

题图来源于正版图片素材网站：图虫创意

要看见，要温柔，要记得。

前天晚上看的《二十二》

当天看的时候影厅内绝大部分是女性 可我觉得这部片子男性也应该好好看看 看的时候小伙伴问：慰安妇里为什么还会有日本女性？ 我回答：你以为那个时候没有中国士兵强暴中国妇女的事情吗？ 两人沉默。 想到前段时间南京站猥亵女童事件的一句微博评论： “家长们往往教育女儿懂得自我保护，却忘记了教育儿子不要去伤害女性。” 从《三十二》到《二十二》到“九” 最后归零

日头出来点点红， 照进妹房米海空。 米海越空越好耍， 只愁命短不愁穷。 一条江水去悠悠， 一朵莲花水面浮。 何时有意把花起， 你无心无意看花浮。 门口大田四四方， 半边罗豆半边秧。 秧儿得插花生得扯， 我常年丢弃哪一厢。 出门人笑我也笑， 回家人笑我忧愁。 人进大门呵呵笑， 我进大门眼泪流。 你讲你难我没信， 我讲我难才是真。 你难你有平屋住， 我难住在苦瓜棚。——九重山

其实会注意到这部电影是源于这首主题曲《九重天》，已经很久没有因为一首歌而泪流满面了，其实那些歌词并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炫酷的配乐。可是就是特别招眼泪。

电影我也去看了，没有明星光环的加持，没有高大上的宣发，却十分的动人。其实这个电影并没有刻意的渲染沉重，可是看完电影却不得不心情沉重……

看完不想多说什么，只想说历史勿忘，教训勿忘。

今天是815光复日，订了中午的票去看《二十二》。

慰安妇是个非常沉痛的话题，就像奥斯维辛一样，但它却鲜明地在讲述着两个主题：战争的恐怖，人性的欺他。

那些来自日本农村、年纪轻轻就走上了战场的日本兵，在中国人眼里是可怕的，然而，对于这些年轻人的日本人来说，每天面对鲜血与死亡的战争生活，对于他们自己仍旧是可怕的，他们也每日生活在恐惧之中。

前阵子翻看英文小说《通往北方的小路》，作者写那个扣押着盟军战俘，命令他们在缅甸丛林里修铁路的日军军官，每天噩梦连连，他产生幻觉，觉得东南亚丛林里的各种虫子在撕咬他，这就是战争与死亡恐惧，对他的折磨。

在战争中，无论是侵略者还是被侵略者，都在经历着煎熬。

所以曾作为纳粹士兵的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曾在前线上写信给家人，请求寄点麻黄碱来，用药物的刺激来支撑自己，在残酷的战场上活下去。

慰安所的存在，就是日军上层给普通士兵们发放的人肉麻黄碱，抚慰和释放这些年轻人的恐惧，好让他们继续当炮灰，而代价就是中国与朝鲜女人的噩梦人生。

既然彼此都这么煎熬，为什么还要发起战争呢？

要从这场战争的起因说起。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自爆南满铁路奉天柳条湖段，反诬中国军民所为，遂炮轰北大营，第二天占领奉天。这就是918事变，也叫奉天事变，是日军侵华的开始。

但事变发生时，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竟然并不知情（这点有争议），是几位好战的少壮派军官发起了事变，连当时的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都毫不知情，无法劝阻，本庄繁也好，日本军部也好，政府也好，都是事变发生后被动地接受了这个事情，并希望于和平解决，但少壮派不断在关东军、军部、政府中横冲直撞，贼挡杀贼，佛挡杀佛，连财政大臣和首相犬养毅都被军人暗杀。

也就是此时，对华侵略才成为了主流思维，因为好战的少壮派军人用蛮横和暗杀，控制了政府的意见。

而这些少壮派军官，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们留学欧美多国，会多种语言，有人甚至独自穿行莫斯科到远东，只为了绘制地图，他们一心想要改变中国，改变日本，改变全世界。

中国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退位时，少壮派军官之一的石原莞尔正在朝鲜驻守，他带着手下士兵，跑去首尔附近的山上，放声欢呼，因为他们觉得，落后的封建制度在中国结束了，中国将和日本一起进入新时代了，进入他们所认为的新时代了。

他们对世界有个非常偏执的认识，科学的，现代的，民主的，开放的，强大的，落后的，封建的，腐朽的，劣等的，他们希望依照他们的世界观改造日本，改造中国，乃至全世界，当发现张作霖作为封建军阀代表不接受他们那一套时，他们先是除掉了张，进而发起了奉天事变。

正是这些偏执的、希望以自己的价值观改造世界的少壮派，把日本、中国、朝鲜，乃至整个东亚、东南亚都拖进了恐怖的战争岁月，也就出现了无数个像《二十二》中提及的慰安妇的噩梦人生。然后一旦走在了战争的高速公路上，就没了回头路，只好顶着噩梦，一路走下去，直到失败。

有时候想想，想要改变世界，或许不是一件坏事，但最好是你自己去改变，不要拖上别人，因为即便是改坏了，顶多是你自己倒霉。

可是往往事与愿违，改变世界这种事，必然就是需要世界都参与，最后也就是一起遭殃。

所以如果说《二十二》和战争对我有什么启示，就是要远离那些总憋着一股蛮力要改变世界的人，尤其是那些总想拉着别人参与到他的改造世界宏伟计划中的人，都要敬而远之，因为他们从来都赔付不起他们给这个世界造成的伤害和损失。

PS：把慰安妇简单看作中日民族仇恨历史，太狭隘了，因为慰安妇受害者中不只有中国女性，还有日本本国的女性，还有朝鲜女性，东南亚国家女性，这是战争罪恶的历史，是女性被男性践踏的历史，同时，无论是慰安所里的女人，还是走进慰安所的年轻日军士兵战争炮灰，也是每个男人女人作为个体，被国家机器绑架迫害和践踏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