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先爱上他的

　　“我有一个中学同学，她非常漂亮，是我们的班花，领导能力也强，担任我们的班长，是我少年景仰的对象。毕业多年以后，有一天重逢，她坚持晚上住我家，她要告诉我一件事情：她亲眼看到她的老公偷情，而偷情的对象是一个男的。 　　我觉得这个故事本身已经够惊人了。可是我最不能忘记的，是她在跟我叙说这个故事的时候的状态。 　　她格外地、用力地澄清她自己：我一点都不难过，这根本就是一个笑话。她那么激动，拒绝承认自己的哀伤。 　　这个状态烙印在我的心里。所以一有机会，我就很想成就这么一个角色，一个看不出伤痕的悲剧角色。” 　　——《谁先爱上他的》导演、编剧徐誉庭自述

　　台湾同性婚姻合法的时候，我听到一种说法：政策出台后，最为之困扰的并不是恐同者，而恰恰是某些同性恋者本人。

　　因为同性婚姻合法之后，他们再也没办法给出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来逃避伴侣的逼婚了。

　　须知同性之间的爱情只是无数种爱情当中的一种，他们也要面对所有相爱的人都会面对的课题：性格的冲突、相处的龃龉、家庭观念的不和、现实责任的考验。现在有很多场合，都喜欢把LGBTQ人群架到一个真空隔离层里，像是观察大熊猫一样探讨他们的喜怒哀乐。就像十几年前“离婚”和“非婚生子”会饱受社会非议一样，只要同性恋者一日还在纠结“是否可以出柜”，这就说明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还远远不够。

　　现在网上有很多异性恋情感吐槽帖，或是男方控诉女方，或是女方指责男方，底下总有评论说：“你这是换了性别就不会做题啊！如果性别反转一下，你再看看挨骂的是谁？”

　　所以其实判断一部所谓LGBTQ题材的电影拍得好不好，我的标准也非常简单：试着把主角转换成异性恋，看看这个故事还是不是同样打动人。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口碑非常好的《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Call Me by Your Name）》，电影的画面确实非常美好，把盛夏的炎热、荷尔蒙的躁动拍得美轮美奂。但是这个故事的内核其实非常单薄，如果把主角换成异性恋，就成了一个非常俗套的小清新故事：英俊的男子去乡下做课题，和教授的女儿发生了一段短暂的恋情，后来假期结束两人告别，再后来男人娶了门当户对的妻子，那个小女孩也在失恋后学会了长大。

　　如果换成异性恋作主角的话，基于导演的画面气氛调度能力，这应该也还是一部佳作，但其打动人心的力量却会大大减弱。试想，电影的镜头只是在着力刻画男主角的性感、女主角的懵懂，两情相悦后唯一的梗也不过是用自己的名字去称呼对方——这样一部影片，除了赏心悦目之外，在纯粹情感上深刻动人的点实在是太少了。

　　可是《谁先爱上他的》不是这样。

　　这个故事里打动人心的很多点，即使剔除掉“同性恋”这个元素，也还是那样深刻动人。而“同性恋”的议题又使所有的矛盾更尖锐、情感更激烈，故事也因此多了诙谐和张力。

　　例如宋正远结婚的时候，阿杰坐在摩托车上远远看着那边的热闹。他随手掏出一根烟，却摸遍了全身也找不到打火机。前方不远处正在举办婚礼，有人要点鞭炮却没有打火机，最后是新郎宋正远自然地掏出了身上的打火机。

　　阿杰爱抽烟，可向来随身带着打火机为他点烟的都是宋正远。这一天宋正远成了别人的新郎，阿杰就只能寂寞地远观他的热闹，甚至连一根烟都没法燃起来了。这里根本不需要渲染分手后的撕心裂肺，仅仅是这样微末的细节便让人看到，他们和对方分手，是真的在割断自己身体的一部分。鞭炮红烛、言笑晏晏之下，藏的是不忍卒睹的血肉模糊。

　　再例如宋正远死后，阿杰仍然让凌乱如垃圾场的房间一切如旧：宋正远留下来的吊瓶、喝过的饮料、看到一半的书，全部都摆在原处。他仍然每晚抱着他的衣服入睡，仍然会在猛然惊醒的时候，冲出去买一袋他爱吃的小笼包，然后飞奔到医院里他的病床边，才猛然意识到他已经不在了。

　　心灵的痛楚与身体的痛楚是一样的，痛到极处都会产生麻痹作用。阿杰太不能接受宋正远死去这件事了，所以他极力装作没事发生，逃避似的不愿去处理他留下的所有痕迹。

　　这些见骨见血的细节，本身就足够令人叹惋。

　　“同性恋”不应该是一个简单的卖点和噱头。它是一个容器，承载的仍然是真实的血肉、真实的情感、真实的歇斯底里和真实的无能为力。

　　第一遍看的时候我从头笑到尾，一面赞叹结构精巧，一面连连骂宋正远这个渣男。

　　第二遍看的时候我从头到尾泪流满面，这才意识到，它讲的是人类感情里最本质又最纯净的东西，它讲的是在每个人身上发生的“和解”。

　　阿杰终于学会和死去的爱人告别，刘三莲终于谅解了阿杰的爱情，宋呈希也终于学会和妈妈好好相处了。

　　而最大的一场和解，发生在阿杰和他妈妈的身上。

　　影片中有一段，阿杰对男朋友宋正远说，他妈妈问起他们两人的关系，他想跟妈妈“说实话”。宋正远制止了他：“实话会让你妈伤心的。她只剩你这个儿子了。让他们不难过、不担心，就是我们的责任。”阿杰说：“我不懂为什么我爱你她会难过。”

　　阿杰的母亲，和宋正远从未出场的亲人们，其实可以算是互文的关系。宋正远因为担心别人认为他是“邪恶的、不正当的、恶心的”，担心父母受不了“独生子是同性恋”这个打击，所以试也没试就放弃了自己和阿杰的爱情，去找了一个女人结婚生子，做回公众眼里的“正常人”。直到查出癌症时他又不甘心了，想要在仅剩的日子里做回自己，于是厚着脸皮再去打扰阿杰的生活，由是造就了两边的痛苦。

　　他真的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渣男，但这真的就只是他一个人的错么？推波助澜的社会舆论、指指点点的旁观者，就能够清白无罪地置身事外么？

　　宋正远又怎么知道，他的父母不会像阿杰的母亲一样，接受并且拥抱最真实的他呢？

　　他应该是不敢赌吧。

　　许多父母在儿女出柜后，即使表示接受，仍然忍不住在人后默默叹气垂泪。在这个社会还没有跨出这一步的时候，他当然没有勇气先跨出这一步，更加舍不得以父母的健康做赌注。

　　所以到了结尾，当阿杰的妈妈坦然接受了儿子的身份，那一场泪流满面的无声的拥抱，才终于打开所有人的心结。

　　没有那么难的，对不对？

　　他只是不喜欢异性，但他是个开朗、善良、热爱生活的好人，他甚至并不是大家以为的“第三者”。他并没有做错任何事啊。

　　这部电影里的邱泽是真的迷人。他扮演的少年阿杰对宋正远老师心动的眼神，那种小奶狗的可爱表现得淋漓尽致。最好看的还是他剪头发的那场戏：爱人宋正远因为做化疗一直掉头发，把水池都堵住了，痛苦得想死。阿杰为了鼓励爱人振作起来，就把自己的头发剪掉，说：“我们来比比谁的光头比较帅。”

　　从若无其事，到情绪激动，再到把爱人抱在怀里痛哭，他太动人了，也实在太好看了。

　　拿了影后的谢盈萱也非常好，她身上是一种真实而深刻的动人。她做了很多“泼妇”式的、歇斯底里的事情，例如毫无边界感地逼迫儿子考高分，例如在“第三者”家里大吵大闹言语威胁……但电影的叙述流畅轻快，把她的这些充满痛苦的行为都蒙上了一层喜剧色彩。甚至在她立誓要做个“坏人”的时候，她的语言行为仍然那么克制、那么委屈——她终究做不了一个真正的坏人，她终究只是想要被爱而已。

　　整部影片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当宋呈希跟心理医生说起自己有多讨厌妈妈的种种行为时，心理医生反问道：“你确定那是讨厌？讨厌和无能为力是不一样的。”

　　有句话说：“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其实这部影片里所有的人，都是在和自己的“无能为力”抗争。宋正远不敢违抗社会舆论，刘三莲无法挽回外人眼里的幸福婚姻，宋呈希摆脱不了妈妈的干涉，阿杰留不住日益病重的爱人。这个故事里众生皆苦，没有一个人完全无辜，却也没有一个真的是坏人。辜负最多人的宋正远恰恰得到了最多的爱意和眷恋，而最忍辱负重的刘三莲却成了儿子眼里的“恶人”。

　　阿杰拼了命也要排好的那个舞台剧，便算是电影中最温柔的一个隐喻吧。

　　在无数个撕心裂肺的“一万年”之后，他还能清晰地记起那个陷入爱情的假期。尽管心里的缺口注定无法填补，但是人生中有些发光的刹那，是永远都不会消失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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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BT电影如何避免真空尬秀？

讲一个冷笑话。有一天世界动物保护协会（WSPA）的工作人员来到动物园，要求他们将关在笼子里供游人观赏的熊猫立刻释放出来，因为一旦WSPA把某物种列入珍稀动物保护名单，所有人类就不应对它施以任何形式的虐待。动物园长说，熊猫在我们这里比任何动物都受欢迎，如果你要带走它们，最好借给我们一个新台柱。于是，WSPA给了他们LGBT。从此以后，动物园的生意更火了。

很不幸，近年来许多LGBT电影给人的观感就像观赏笼子里的大熊猫那样宜人。LGBT群体越来越多地从生活的复杂性中被单拎出来，在一个缺乏当下社会基础的舞台上展示——我称之为真空尬秀。这不是偶然现象，围绕性少数议题，整个电影工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类型片”产业链，奖项引导创作者们走政治正确的捷径，越来越多的套路，越来越少的思考。产出了很多LGBT电影，但除去空发倡议的爱的赞美（爱没有差别，指向平权）与罕见批判力度的诉苦（性少数的爱付出更多辛苦，指向包容），基本无话可说。一种丰裕的匮乏。

相比之下，《谁先爱上他的》做出了一个不容小觑的突破。影片上承李安的《喜宴》，将讨论焦点放置在家庭、婚姻和性别的关系上。但相比《喜宴》全片设置的异国华人环境（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架空的舞台，讽刺的是为对比东西方文化而搭建，却没有深入到西方和东方任何一方的当代社会结构，故而显出表浅的东方主义），《谁先》根植于台湾本土社会，将同性议题放置在一个完整的社会环境中进行思考。于是我们终于看到同性恋原来也活在一个怕死要买保险、付不起医疗费和四处有人放高利贷的社会而不是动物园。

女性之不幸，到底是谁的锅？

同妻的痛苦是由她的同志丈夫造成的吗？

《谁先爱上他的》并没有拘泥于把刘三莲仅仅呈现为一个同妻，一位被隐瞒性取向的同志骗入婚姻屡屡受伤的无助妻子，而是塑造成一个更完整因而也具有很强普遍性的市民阶层家庭妇女的形象。

三莲努力做一个公认的好太太、好妈妈，工作家务两不误无时无刻不在忙忙碌碌，全方位照顾孩子并把考试成绩放第一位，为了孩子出国留学的前途而誓夺丈夫的保险金，但做一次“坏人”也要先到庙里自我告解一番，连借酒消愁都会嫌酒贵而心疼不已。直到丈夫分居，她仍然抱有挽回的希望，不惜卑躬屈膝地讨好，以为过得不如意，只是自己还不够努力。

这种处理使得三莲这一形象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意义。她代表了在异性恋社会的规训下痛苦挣扎的女性群体，她们被要求在专偶制家庭中完成自己生育子女和照顾丈夫的“任务”，以维持社会再生产。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女性必须更广泛地直接参与到社会生产中去（才能维持家庭的生存），她们往往在家庭与工作中首尾两顾，疲于奔命。因而，丈夫宋正远（同志）在家庭当中的缺席设定，实际上作为一个普遍境况在特殊案例中得到了极致呈现。同志身份也并不能作为男性丈夫在这个男权社会利用优势地位对女性造成压迫的借口，尽管同志骗婚者的确有自己的苦衷。相比之下，指责同志丈夫的道德水准是失之浅表的。因为没有婚姻不带有根本上的欺骗性质，而爱是通用的诱饵。

同时，从简单的倒苦水都只能找收费高昂的心理医生，到无孔不入的辅导班广告，我们在影片中看到了一个什么都要付钱而人际关系崩坏的冷酷社会。因而，当那个到“男小三”工作地自嘲式地吼出“我当初嫁给丈夫就是为了等他死，就是要他的保险金”的同妻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看到将一切都进行商品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施加了多么大的压力在每一位女性身上。

最终，当三莲在心理医生面前提出了她那个“小”问题：“一切都是假的吗？”这种从苦难的生活经验中得出的怀疑，就具有了实在而强大的批判力。爱是假的吗？家庭是假的吗？努力就有回报是假的吗？社会衡量价值的标准是假的吗？他们允诺的幸福是假的吗？影片就此将矛头对准整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指出从来如此未必就是对的。既然社会的运作方式具有建构性，处在社会中的人就有改变它的权力和能力。

同志到底要平权，还是要解放？

在同志高裕杰那里我们似乎看到不同于异性恋霸权社会的另一种生活方式。从人际关系到戏剧工作，高从各方面努力抵御着商品化的侵袭，在周身建造出一个小且短暂的乌托邦氛围，并付出了巨大代价。而同志身份使他那套不大的居所成为一个长存的异托邦空间，家庭和婚姻不再是爱的归宿。保留原样的“他看过一半”的书籍则是这个异托邦的图腾。

宋正远正是向往着异托邦的自由，进入、退出，复而进入，并使自己的生命终结于此。宋留下的保险成为妻子三莲和儿子小宋进入的钥匙——影片正是围绕这把钥匙展开。我们看到，宋亡故后，他的异性恋家庭在经过异托邦的过程中，走向了母子和解。这是影片赋予LGBT的希望：成为主流社会的镜子，使异性恋在反照中获得异质性的成长——而不是承认LGBT与他们有平等的权利。我们姑且不论母子和解的合理性，这里对性少数议题的处理的确是迥异于LGBT电影的一贯思路的。

今天我们已经习惯这样来接受同性恋：“同性爱和异性爱没有差别，爱都一样。”在这种说辞中，家庭私有制下的性别规训被轻易地抹去了，仿佛性少数不是这种制度的受害者，仍然愿意充当异性恋社会所谓多元性的虚伪注脚，仿佛男性（而不只是gay）和女性（而不只是同妻）不是因为这样才被束缚在性别的刻板印象里，从而衍生出不断重复的压迫和被压迫。

究竟是谁要出柜？

应该“出柜”的不是性少数，而是异性恋。也许基于这一点，《谁先爱上他的》不畏惧展现同志其实和异性恋面临着资本主义运作的同源压迫，这反而为性少数本身指出了一条强有力的解放道路。寻求更普遍的人类自由，在解放异性恋男性和异性恋女性的过程中，不断革新自己的身份，要比乞求包容和用婚姻财产制度来捆绑情感关系更接近爱、尊严和骄傲。

也正是在爱的制度上，性少数蕴含着惊人的革命性。一个家庭为什么不能同时拥有两个父亲和一个母亲呢？又或者，家庭与家庭之间为什么不能共有财产和亲人？——想想那笔保险金。一个真正的“不用抢就拥有一切”的社会，一定是和资本主义社会迥乎不同的。

救救孩子？

跳窗实际上意味着对现实秩序的逃离欲望

宋呈希是个好名字。在影片开始，他努力逃离来自母亲的直接压迫，之后借助保险金和由此而起的争执，宋呈希走进了陌生父亲的过往，并达成与母亲的和解。他也许意识到，在这场喜剧当中，似乎没有谁是纯粹的“坏人”，不过也没有谁能靠一己之力做一个纯粹的“好人”。但真正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母亲之所以逼迫儿子学习，是因为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并不讲爱。即便母子达成了和解，等待他们的仍然是挥之不去的压力。

“互不打搅就是最好的祝福。”母亲的说辞将孩子从那个异托邦推向这个残酷的现实。的确，面对社会这个难以立刻改变的庞然大物，这对母子除了继续遵守交通规则，又有什么底气作出另类的抉择呢？巴厘岛和出国留学，前者可以出现在戏剧舞台和父亲写下的歌曲当中，而后者才是现实通关路上能保证顺利晋级的门票。因而，影片的结尾还是显得中产知识分子气。要知道，毕竟不是每个孩子都有一个能留下房产和可观存款的父亲啊。

实际上，三莲和呈希在影片中所展现出的焦虑、困惑和无助，可以说实实在在地来自于台湾社会多年的集体情绪。曾经的经济辉煌一去不复返，在与东亚其他地区的比拼中渐失竞争力，老龄化少子化问题袭来，收入增长陷入停滞，物价高涨，压力只会有增无减。

2017年，台湾当局强行通过“劳基法”修法，针对劳工群体的允诺从“周休二日”变成了“一例一休”，还砍掉了7天法定假日。实质上带来的是工时增加和加班费减少。另一边，民进党当局自2016年开始推行“同性婚姻平权”，一年后采取的方式却是走上层路线——大法官释宪，然而相关提案在公投中屡被否决。

两者真的是无关的吗？讲一个故事：

在那个县城的小宾馆里，我和他经历了短暂的半个小时。他是修电工，老板盯得紧，午后只有一个小时的休息。一天从六点开始，七点工作，一直到晚间，没有周末。他迅速地和我谈他的家庭，他六岁的女儿，（一笔带过他的妻子），然后掏出手机给我看他在网上给女儿准备买的玩具。沉重的开销和房贷让他喘不过气来，并说多么羡慕我一个人在大城市。说着，他穿起他那件买来作工作服的脏兮兮的交警队上衣，马上要离开。他的身体肌肉线条很美，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说话显得低沉但不自信。那之后，我没有再见到他。

所以你看，即便在同志群体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阶层，并因而拥有不同压力和困难焦点。同时，社会的不同议题纠缠在一起，它们集合在一个人的身体上，无比真实，无法分割。对于这些，电影工作者们至今展现得不够，甚至在政治风向的驱使下有意回避。而《谁先爱上他的》作了一个有效的尝试。不过对于LGBT，我们至今仍然知之甚少。因为对于女性的解放，劳动者的解放，所有人的解放和自由，我们仍然知之甚少。

“酷儿解放而不是被同化”

“要酷儿解放，不要彩虹资本主义”

1. 阿傑給宋呈希戴的那頂白頭盔，和他載宋正遠的時候宋戴的是同一頂。

2. 宋正遠不吸煙，但是隨身帶著打火機，給阿傑點煙。後來婚禮上找不到打火機點鞭炮的時候，也是他掏出了身上的打火機。

3. 阿傑家進門右手邊的桌子下擺了一排酒瓶，和PUB門前醉酒那場戲呼應，暗示宋正遠回來之前阿傑一直過的是醉生夢死的生活。

4. 電影阿傑手機每一次來電屏幕上顯示的都是「未顯示號碼」，推測都是地下錢莊打來的。

5. 宋呈希在翻阿傑的東西的時候翻到過一張借據，寫著債主、號碼和筆數。

6. 阿傑的手機鎖屏是假期愉快，機車前座上也綁著一沓假期愉快的傳單

7. 开头阿杰惊醒跑买了小笼包去医院是他忘记宋正远已经走了。

8. 宋正遠看到一半的書是「人間失格」

9. 阿傑給劉三蓮打電話的背景音是宋正遠的心跳逐漸停止最後心電圖變成直線的“滴——”聲。（感謝@阿靜的追星日記 的補充）

10. 宋呈希看到阿傑還沒起床的時候，阿傑懷裡抱著的一件外套。外套是他載宋正遠去看宋呈希的時候宋正遠身上穿的那件，也是阿傑打電話叫劉三蓮來醫院見宋正遠最後一面時手裡抱的那件。說明他每晚都抱著宋正遠的外套睡覺。（感謝@JuneJunC 的補充）

11. 燈光師在綵排前cue燈光3.1的時候，阿傑眼神放空坐在地上倚靠在一個矮桌邊。那是回憶殺里他和宋正遠對視的位置。

12. 電影里宋正遠的信後來在官方ins上公佈了

13. 原聲帶的創作者李英宏把阿傑和媽媽擁抱時的bgm擴充成了一首完整的後搖，叫昨晚睡得好嗎

14. 阿傑家的墻壁上貼著很多十七年前「假期愉快」的劇照。（還有很多合照）

15. 這部電影對外宣稱剪了4版，其實40版都不止。因為很多表演精彩的鏡頭畫面有瑕疵，導演這才靈機一動想出用塗鴉遮蓋的方法，最後還拿到了金馬獎最佳剪輯提名。（參見徐導專訪：//movie.douban.com/review/9741161/）

16. 因為邱澤演電視劇出身，總是本能地注意鏡頭，去配合每一個人，徐導經常臨時改台詞改劇本，讓他全身心投入到當下那個氛圍里。（參見邱澤專訪： http://www.xinchaoss.com/mingxing/8149.html ）

17. 官方ins放的預告里有一些片段都被刪掉了。（鏈接：//www.instagram.com/p/BpV4NJ7nu4k/?utm_source=ig.share_sheet&igshid=1bjijs1knhe4t）

18. 阿傑家門前的樓梯位於南機場附近的國宅，是場景經理話了一個月才找到的讓導演們滿意的「梯」

19. 阿傑開頭和結尾穿的藍色外套是造型師純手工打造，全球僅此一件。也是邱澤的最愛。後來阿傑的好幾件戲服都在電影宣傳期被拿去義賣了。

未完待續

歡迎在評論區補充~

ps：文章刚发出来就无奈被删

最近发生了太多事情 我们都来不及去思考

想说很多事情你看的都只是表面 很少人会想花时间去真的了解一件事情

现代人都是浅尝辄止 猎奇贪婪的

一条转发 一个热搜 都可以让全体人澎湃 似乎只要及时掌握热搜关键字 我们就参与到了这个时代的每一件事情中 每个人都成了所谓 有深度 有想法 的人

可是真的如此吗。。

这部电影的第一款预告就让我印象深刻：

戏很短，却张力十足。

刘三莲女士指着邱泽的鼻子，一字一顿的威胁要让全世界知道他是“不要脸”的“同性恋”、“死小三”。发声与断字方式毫不掩饰舞台剧演员的出身。

对手嗤笑一声，纠正她“多一根，是小王。”

她脸上瞬间凝固的愤怒与尴尬，还有一拳打到棉花上的怅惘，竟然迸发出了一丝荒谬的喜感，有点精彩。

我当时就想：这部电影如果只能有一个人要拿奖，一定是这个女主角。

然而入围名单放出后，话题大热的一直是邱泽。

没办法，作为一枝独秀的本土代表，背负了“台湾之光”的尊严。夹在强势的内地军团中，像一片尴尬的符号。

有意思的是，在这场最终被搅屎棍毁掉的金马奖上，邱泽虽然与影帝合理地失之交臂，却在电影中意外的让大家看到了一位真正的演员。

要知道我上一次看他做主演已经是八年前，在台中装修宛如夜总会的汽车旅馆，电视里没有我期待的深夜剧场，只有他无聊的《小资女孩向前冲》。

那时候邱泽已经不年轻了，还在与“小资女孩”谈情说爱。

真是时也运也，八年后，他被渣男的丑闻逼得退守台湾，却摇身变成脆皮鸭小说家们梦寐以求的完美情人：

撩人时像猫，黏人时像狗。满腔的温柔与深情错付，撞塌了南墙也不回头。

小王不同于徐誉庭女士惯用的那种即使有魅力也很容易被生活化的男主角，例如莫子仪、例如杨一展。

他面容殊丽，神情率真，穿五彩斑斓的和式睡衣或精巧的蕾丝衬衫走在大街上，也自在天成，毫不扭捏。

比较动情的是目送前男友结婚那场戏，短促却饱满。短短的一条街，如同万水千山。此爱隔山海，山海不可平。人们爱说一眼万年，这下好了，从今以后的每一天，都是一万年。

整部电影对我来说的看点是金牌编剧徐誉庭，后台剧时代的灵魂人物。

几乎是从《我可能不会爱你》之后，主流的台剧市场才猛然发现：台北是一座文明的城市，人生也不是双洁双处的家家酒。他们的女主角除了傻白甜与倔强的斗鸡，男主角除了霸总与流氓，还可以有正常的人性，去谈正常的恋爱。

作为新手导演，徐誉庭展现了难能可贵的大方与温柔。

我们见过太多大牌编剧转行做导演后，个人风格压倒一切的常态。例如索金大神，在《茉莉牌局》里密集的台词几乎把演员榨干；又例如梅峰老师，在《不成问题的问题》里冗长的节奏感使表演断裂。但徐誉庭给了演员足够的空间与余地，小剧场的设置与恰到好处的独白又保留了她的特色。

最争议的部分是剧本，编剧给了我们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故事：

渣男骗婚又出轨，同妻与情人最终却达成和解。在“三观”先行的观众那里，这是巨大的挑战。

如果有人会动摇，我想只能是在最后那个吊诡的演出上：刘三莲认出了亡夫钟爱的乐器，想起了他们的初识。忽然领会到了年轻人怀抱的情感与哀思，与自己并无不同。

她依然不懂他所热爱的东西，但她懂得他的热爱。那一刻的“相通”，分外动人。

宋正远何其幸运。

刘三莲说自己是“碧池中生白莲”。而爱他的两个人，既不是碧池，也不是白莲。自始至终，对他怀抱热诚，倾其所有。

宋正远又何其懦弱。

他活着的时候，以“正常的人生”为理由放弃爱情。当死亡来临，又以“找回自己”为借口放弃责任。

在我眼里，宋正远是懦夫。偏偏懦夫得到双倍的真心，所以悲剧产生。而小王和三莲才是猛士，是他们面对了惨淡的人生，正视了淋漓的鲜血。所以勉强才为悲剧写出了一个好结局。

《谁先爱上他的》开机的2017年，台湾通过了同志婚姻的合法化的议案，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地区。那时满街都贴着“love wins”。

我想或许出于这个原因，在宋正远的信里才给出了全片看似的点睛之句：

“我一直认为恨能让我们找到坚强的勇气， 但有个人告诉我， 爱才能让我们活得坦坦荡荡。”

呵呵，好他妈的没道理。

这明明原本是一个懦夫的爱被勇士们拯救的故事啊。

这个社会有病，所以把好端端的人逼进柜子里。

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细胞，是他病变的成因。他发炎也好，肿瘤也好。我们站着的、看着的、在他的浑水里淌着的，每一个人，都无法独善其身。

所以这个社会要治愈，靠的才不是读了很多书、拥有很多理论、自以为很懂爱，对每个人都温柔却永远孱弱的大学教授宋正远。

这个社会要治愈，靠的恰恰是脚被打瘸都要上台、去看心理医生都惦记打折、永远爱钱、惜命，吃着回锅油炸的鸡排也要唱着歌活下去的王裕杰和刘三莲。

要赢，靠爱不行，靠勇敢而生猛的活着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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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先爱上他的》由于喜剧向的人物设定，以及题材自身所带的话题性，率先在第20届台北电影节上大放异彩，狂揽最佳长片和影帝影后。之后便顺理成章地以18年度台湾电影种子选手的身份，进入到一年一度的华语电影竞技场——第55届台北金马影展中，台湾业界对其寄予厚望，都希望它可以在各大奖项上有所斩获。最后，凭借谢盈萱外放的表演拿下金马影后，这是在被一众大陆影片的围剿中，保留下了台片最后的一点尊严。

作为过去一年台湾电影最后的一块“遮羞布”，当被吊足了胃口的它终于来到大陆观众面前时，并不神秘的面纱也得以揭开。但是在揭开《谁先爱上他的》的面纱之后，你会发现，这是一部借用了“同妻”题材外壳，却罔顾该主体对象感受的兜售虚假“爱最大”价值观的矫正向电影。影片用一种不负责任的方式进行着“同性爱情至上”这类空泛的标语式宣传，从而进一步忽略、引导，甚至变相矫正着大众对于“同妻”群体在形式婚姻中受到的真实伤害的态度。这样一部作品，在票房和口碑双攀升的情境中，是必须引起警惕的。

乘着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政治东风，《谁先爱上他的》为自身招揽了许多的话题红利，这本该引起创作者们更多的整体性思考和细致化体察，但可惜影片在这两点上的完成度都无法令人满意。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成品，是一个推翻先前剧本、大部分素材从剪辑室垃圾桶里抢救回来、零散拼凑起故事线，并用涂鸦风格和人物旁白进行后期串联补救而成的电影。这着实是一种不专业，所以最后呈现的效果也让人失望。这个靠后期剪辑去缝合的故事，最大的矛盾在于，视点选择与所表现主体的不契合。人物视点的飘移让故事重心像槓杆一样被撬起，悬浮于半空之中，创作者再想架设起一座沟通真实情感的桥梁，就无法顺利达成了。

影片通篇运用儿子宋呈希的视角去审视，父亲死后，母亲刘三莲与父亲的男性情人高裕杰之间爆发的矛盾，跟随着叛逆的青春期男孩的视角，摄影机和故事在刘三莲和高裕杰之间来回摇摆，但并没有将连贯的注意力落到他们身上，这造成了人物情感表现上的断裂。从相关的访谈中得知，影片的创作灵感，来自导演徐誉庭一位多年后重逢的同学，她给徐誉庭讲述了自己亲眼遇见丈夫与男性偷情的经历。正是同学在讲述过程中，难以置信丈夫是同性恋，并且激动地拒绝承认自己的悲伤的状态，激发了徐誉庭对“同妻”群体的兴趣，引导她创作了这部影片。所以影片的重心，本应该是这个妻子刘三莲，本应该可以是一个认真去探索「同妻」境遇的故事，但编剧和导演没有选择怎么做。创作者们选择了一个折衷的方式，增加所谓「小三」高裕杰的戏份比重，来平衡、冲淡刘三莲身上需要承担的戏剧压力和悲剧性主题，改以一种剑拔弩张的外放形式去完成一种喜剧尝试。这种化悲为喜的策略是可以接受的，但问题在于，他们最后选择的落地方式和呈现效果没有达到目的。儿子作为主观视点去看大人的矛盾这种方式，是在弱化矛盾，是在避重就轻，是可以通过他的独白“他是坏人，他应该是坏人，可他为什么不难过”就可以不去呈现对方的真的“难过”，可以通过独白“她又来了，3，2，1”就让角色开始随心所欲地歇斯底里。面对至亲至爱的死亡并不代表都要失声痛哭与混乱无助，但是不意味着就可以这么简单地处理成，一个儿子眼中“只爱钱”的母亲和一个苦守寒窑十八年的当代男版“王宝钗”。这样不仅丢失掉刘三莲作为灵魂人物的核心吸引力，而且让高裕杰这个角色成为了男式圣母，最后的性情升华在有经验的观众面前显得颇为勉强，因为感情作用力没有给到位。

宋呈希的最大作用是叙事性的，他的离家出走借住高裕杰家成为另外两大主角可以交锋的契机，这是一个缘由，但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全长的故事，之后的重点应该放在刘高二人对这份保险金的不同反应和彼此之间无法相容的对抗。但影片似乎从一开始就在明确地指向和解，指向越来越和气的重组一家人，嘴上的骂战只是一种表象，是唯一能维持人物矛盾的体现，但是你会发现，影片的人物关系一开场即是最高点，之后就开始马不停蹄地奔向互相理解而去，根本没有要从中作梗的心思。影片的重点从探讨这个死去的男人给在世三个亲人造成的混乱，变成了“儿从天降”与“爱屋及乌”的养成游戏。这依然是一种避重就轻的处理方式。

再者一点，如果影片选择了儿子宋呈希作为主体视点，那应该呈现的是一种相互割据的微妙三角关系，并发展其与父亲宋正远的父子线。但影片的主体还在让渡，还是母亲和情人，那添加这层儿子的外部视角又使得主体表现不淮确不清晰，这种隔靴搔痒的凝视并没有解决核心问题。同样，影片对于父子二人之间的故事也处理得漫不经心，没有投放过多的注意力，只通过一句“你爸其实很爱你”和一场父亲病重校门口偷偷探视儿子的戏来表现。而这场戏，依然也只是一个彩蛋，一个附加在大段落表现同性情人相儒以沫，陪伴你走过生命最后旅程的闪回插曲而已。全程儿子对父亲的态度极其模糊，他好像对于父亲的同志身份一点都不感兴趣，也一点都不困惑，他的注意力全在对抗烦人的老妈和观察这个要抢走他爸保险金的男人身上。但是按照常理，这个男孩除了对抗母亲和好奇父亲的情人以外，真的就没有一点对于父亲的复杂感受吗。这一点，对比秘鲁的同志电影《彩塑男孩》，就是一个男孩对于自己父亲同志身份本能的困惑和对抗，进而引发对于自身取向的探索和认证。这才是符合正常逻辑的处理方式，即使《谁先爱上他的》的落脚点不在父子关系，但必要的人物状态是应该去挖掘和呈现的。

继续探讨角色塑造对于影片气质的影响和导向问题。

刘三莲和高裕杰的人物塑造，建立在人们对于同性婚姻普遍持支持态度的先决情感倾向上，刘三莲的泼辣和强势实则是在为同性感情正名做让步，从而达到宣传“爱最大”这个主题口号的目的。而高裕杰则被塑造成一个忠犬形象，让原本和《后来的我们》一样的类出轨事件变得顺理成章起来，反而不用背负传统女性“小三”应该背负的道德审判。这不得不说是一个致命的导向性问题，通过强化妻子的外在表现来弱化“同妻”群体所受到的伤害和真实的疗癒过程，转而一味高歌男同性恋之间爱情的伟大，这种“政治正确”显得有点不道德。其实影片最讨巧的地方在于宋正远的死亡，在“死者为大”的华语社区语境之下，我们竟然不能追究丝毫他的过错。这个故事前史的本质就是一个骗婚的男同性恋在发现自己身患绝症之后反悔，想要与妻子离婚重回同性恋人身边的类出轨事件。宋正远是造成一切矛盾的根源，他切切实实地摧毁了自己的家庭，并给妻子、儿子和情人造成了痛苦。但因为他已经死了，影片在闪回中呈现的，依然是，也只能是人们记忆中的关于他的美好的愿景。因为人们在怀念死者的时候，往往蒙上了一成好人滤镜，何况怀念对象是你至亲至爱的人，你怎么捨得骂他，影片又怎么捨得骂他？

谢盈萱的表演，比如心理咨询室“真的没有一点爱吗”的痛苦诘问，部分地掩盖了刘三莲这个角色的单薄敷衍，但观众依然可以从影片的缝隙中觉察到，刘三莲的歇斯底里其实并不是这个角色所能表现出来的全部，也不应该是全部，影片应该给得更多、更丰满。作为一个被丈夫欺骗十几年的妻子，在被丈夫告知他是同性恋，他要因为一个男人而离开这个三口之家的时候，刘三莲的反应是对的；当刘三莲背负着强大的道德压力对高裕杰进行报复，告诉阿杰母亲，她的儿子是同性恋的时候，刘三莲的行动也是对的，但除此之外的很多片段，她都仅仅表现得像个典型的拿青春期儿子毫无办法的更年期妇女而已。

刘三莲的歇斯底里和庸俗，不是用来剖析命运施加在她身上的苦难，而只是为了让故事有个衝突。她发现丈夫死后的保险金不是留给儿子，而是留给了他在外的情人，她的抗争手段，从始至终，毫无展现，最多就是进行了一次最后一定会被和解的告密。综观整部影片刘三莲的行动，作为一个孩奴，她一步步地陷在为“爷俩儿”的生活提供后勤保障的泥沼里；对于夫妻情感的困惑和自身婚姻失败的不甘，影片只是通过一段和同性恋情穿插在一块的闪回去回溯。

故事行至中后段开始呈现一种没有明确目的的、无以为继的散乱感，因此又通过剪辑加入大段落的同性恋人往事的闪回，给观众速成一种情感积蓄。这是为之后到来的既定的大和解做淮备工作，但这种推演情感的方式带有着明显的加塞嫌疑，是补救性质的。最后的矛盾大和解可想而知，是一种强行的我需要故事有个美满结局”的和解，让每个人物在所谓的特殊场域做一个“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仪式，来结束这个在影片中的现实时空本不可能那么轻易化解的故事。在现实时空里，刘三莲的“原谅”仅是通过一次伤病、一串风铃和一出逝者百日祭典的戏剧就化解了。把前史后事交叉剪辑在一起做信息并置处理，不代表这个人物在当下情境就能得到解脱，如果蒙太奇那么有用的话，那我们都愿意活在电影里了。背叛和质疑不再称其为痛苦，只要一闪回，我马上就能对一切释然。

对于人物的形象塑造，对比智利电影《普通女人》，会发现强势的“同妻”形象其实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真正能形成情感震慑力的可能往往是来自脆弱维持的表面文明和欲盖弥彰的伪善行径。虽然有人物性格与阶级上的具体差异，但是在对待逝世家人的跨性别情人时，《普通女人》里所展现出的有层级的複杂伤害，首先是带着理性文明的面具登场的。观众能轻易地从妻子一系列虽然克制的神态语气中，识别出她对于女主人公作为跨性别群体歧视且厌恶的情绪。这就是用非典型的手法塑造典型形象，创作者所表达的观点依然是具有典型的同情心态的。反观《谁先爱上他的》，刘三莲和高裕杰的斗嘴则显得小儿科了很多，有为了喜剧桥段和娱乐效果而吵闹之嫌，这种牺牲了部分理性思辨权利的方式，带着一种小孩子过家家的幼稚感。

邱泽塑造的高裕杰比刘三莲就更弱气三分。创作者把这个角色当成是影片的高光人物来处理，让他背负着最重要的反转使命：从出场的粗俗无礼、生活散漫、事业不顺，到之后通过儿子宋呈希的视角一点点剥开他的内心，表现其对父亲宋正远的深沉的爱，到最后揭示宋正远把保险金留给爱人的真正原因；这本该是个伟光正的标竿式好人形象，但正因为高裕杰太好了，导致这种虚幻感才被放大。这种被冤枉的“正义好人”的套路，是建立在以伤害和摧毁为前提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被极力削弱的受害者处境的基础上的。设想一下，如果高裕杰的角色置换成一个女性，无论多年前她是否率先与宋正远相恋，他们俩之间的感情是否情比金坚，宋正远和高裕杰在多年后重燃爱火的行为，一定是会被定性为出轨事件的，是要接受道德审判的。但现在由于人们在倡导、提倡同性之爱的平等，酷儿电影中的同性爱情成了最大的正义，所以影片里这样的性别设置反而削弱了主人公婚内出轨事实的道德审判感，这是一件吊诡且讽刺的事。

每一部酷儿电影诞生其背后的故事都充斥着或多或少的苦难，每一部酷儿电影所背负的社会责任和政治使命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不代表可以允许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为了某种主义、某种观点，而强行传递伪善的价值观信息，调换人物本身的正负能量磁场。这，并不是能让酷儿题材电影进步，能让同性婚姻平权化更快到来的方式，正视并重新评估在形式婚姻中不同个体受到的影响，才是《谁先爱上他的》这样的酷儿电影子题材应有的社会担当。

不能因为创作者要将这个题材处理成喜剧形式，就削弱对抗，就避重就轻，就开始进行注意力的飘移，这是创作大方向上的整体把握。不能因为这是一个带有娱乐商业性质的酷儿题材电影，就为了更加亲民的合家欢目的而强行让故事圆满，更何况圆满的手段如此笨拙。

在这个世界酷儿电影已经发展到突破个体困惑，不局限于个体性向探索，不仅立足于单一社会平权诉求的新兴酷儿电影时代，酷儿题材电影的主题和类型呈现出细緻的分流状态，同志爱情已经不再是影片中唯一的呈现主题，酷儿元素也常被当作一种辅助性标籤夹杂在各种不同类型的电影中，去探讨不同层面的社会问题，这种酷儿电影平常化、去特殊性的尝试才是真正有益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