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两百年

央视的八集纪录片，很棒。最赞配乐，中国爱乐乐团伴奏，片头有“西部世界”既视感。8集题目简练清晰：“理性之光，手术基石，长驱直入，攻入颅腔，打开心脏，生死‘器’约，众病之王，未来之光”。内容涵盖了1543年开始的解剖学， 1628年论证了心脏和血液的流动，描述了19世纪中期前的“三无”（无麻醉，无杀菌，无止血）手术，展现了两百年的手术的发展和进步，解决手术的三大基石--麻醉消毒止血问题后长驱直入，之后攻入头颅、打开心脏，癌症、器官移植置换等问题都有很好的探讨。最喜欢心脏那集，从低温停跳6分钟手术（比奇洛）， 到活体交叉循环术（李拉海），后来有了人工心肺机感受到了“现在时”，介入治疗更是对患者天大的好处。对双手移植，异体脸面移植印象深刻，环孢素的发现，让抗排异药物的研发打开了新的局面。里面提到了很多医生、科学家，他们非常了不起，永远感恩和怀念！里面还有很多“有趣”（表面有趣实则恐怖）的故事，比如过去是理发师做拔牙、截肢的事，有个医生做截肢300%死亡率（病人、助手、看客），“低温停跳术”-- 在6分钟内做完心脏手术。

最大的感受是感恩敬畏。BTW, 千万不要穿越回过去，做个手术死亡率高达50%,不疼死也会感染而死或流血不止而死。另：吃饭时勿看。

一股气看完了八集。已过而立之年的我，无论是因为自己身体原因，还是家人身体状况，每年，总要和医院有那么几次亲密接触的机会。有时觉得自家生的病，和医院的那些绝症患者，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非常庆幸，有时，又会觉得死神往往不期而遇，离自己那么的近。看完《手术两百年》，不禁在思考，如果，有一天死神来了，而医疗科学发现程度又不足以拉你一把的时候，你该如何坦然面对，那时候，生存和死亡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必选后者的命题。两百年手术发展史，以惊人的速度在和人类生老病死的大自然规律赛跑着。两百年在人类文明史上更是弹指一挥间的事情，我们能做的就是学着珍惜自己的生命和生活。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两岁的帅帅即将离开父母的怀抱接受神经外科创伤最大的手术。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单永治：这个孩子（大脑）的左侧半球整个是一个大范围的发育不良，正常四个脑叶有三个脑叶有严重的明显的异常。

帅帅出生后被诊断患有癫痫，大脑半侧的异常发育导致他频繁发病。现在，医生希望通过手术抑制逐渐恶化的病症。定位、划线结束，坚硬的颅骨被打开，灰白色的大脑显露出来，一场难以置信的手术开始了。九个小时的精细剥离，帅帅病变左脑的三分之二被切除，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帅帅不仅不会因此丧命，那些因手术而暂时丧失的身体功能，也将在未来逐渐被留下的右脑取而代之。神经外科手术是外科领域最为尖端的年轻学科，它是人类试图用人脑医治人脑的极限挑战，作为人体最神秘的器官，直到今天，大脑的秘密仍未全部被揭晓。

距离拉斯维加斯枪击案（2017年10月7日）已经过去一周，这起疯狂的随机性枪杀案共造成59人死亡，超过500人受伤，凶手的犯罪动机成为媒体和普通美国民众关注的焦点。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神经科学家詹姆斯·法隆：凶手叫史蒂芬·帕多克，没有任何案底记录，很神秘，但可能出生于一个非常自恋的家庭，我们正在尝试寻找他杀人的原因。

詹姆斯·法隆是一名神经生物学家，他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合作已有一段时间，10年间，他研究过数以千计精神病患的大脑，这些人当中也包括一些和史蒂芬·帕多克一样的极端杀人犯。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神经科学家詹姆斯·法隆：在这里进行试验的实验对象或者患者、罪犯被带进来后会被注射非常低浓度的放射性物质，然后进行扫描，就是我身后的。

通过长期的对比研究，法隆发现，许多恶性罪犯存在共性，他们大脑中的与自控力和同理心密切相关的额叶和颞叶部分脑功能低下。法隆推测，正是因为部分大脑功能的缺损，让这些罪犯缺乏道德意识，没有共情能力，最终导致了犯罪行为发生。

实际上，人类的任何行为、情绪、习惯都和大脑有着超乎寻常的紧密联系。大脑是人体最复杂、最精密的器官，有着和其他人体器官截然不同的外观，它柔软易碎、交织着无数细密血管，作为意识的源头，大脑大约包含有1000亿个神经元细胞，这一数量与银河系星体的总数相当，众多的神经元组成的网络指挥着我们奔跑、进食、躲避天敌。尽管已经获得了许多激动人心的发现，但科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关于大脑我们仍然知之甚少。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神经科学家詹姆斯·法隆：我认为大脑仍是我们不太了解的地方，我们知道它的工作原理、生理结构和联系，但是我们如何从这些神经回路进入意识的一个大问题仍然是一个谜。因此，最根本的事情是未知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对它的看法是，我们还一无所知。

中国工程院院士周良辅：世界上有500钟以上的脑病没方案解决，我们脑子的神经细胞像天上银河，脑子的传导束像电线一样，可以绕地球四周，这么小的脑子，有这么多的东西，这么多结构，目前很多搞不清楚。

实际上，对于大脑的探索并不是现代科学特有的产物。在遥远的过去，人们已经在试图通过一种极具危险性的行为来探寻大脑和疾病的秘密。1992年，在一处5000年前的考古遗存中，工作人员发现一个独特的人类头骨。

在头骨的枕骨处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孔洞，这个孔洞呈正圆形，直径大约为3厘米，边缘相当光滑。

经过医疗影像设备的检测，工作人员发现，圆孔的边缘有新的皮质层形成。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王成伟：它这个缺损程度，跟我们刚做手术的病人是不一样的，它边缘已经完全光滑了。

这说明头骨的主人曾经在圆孔出现后继续存活了一段时间。史前人类能够在头骨破损的情况下存活，这一信息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这一发现并非偶然。实际上，在北非、欧洲和俄罗斯，考古学家们都曾发现过类似带有圆形孔洞的人类头骨。现代考古学已经证明，颅骨环切术是人类最早开展的手术之一。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那个时候的医生是巫医，所以也许有的他有病或者癫痫或者是抽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不舒服，巫医会认为是有鬼魂附在脑子里了，所以要开个洞，让鬼魂出去。

毫无保护措施的年代，巫医或许只能用石器将头颅打开，用炭末或者热沙来消毒，用植物的汁液来止血，用酒或者一些具有镇定麻醉作用的植物来止痛。尽管风险相当高，但因为伤口较小，一些人还是在接受手术后存活了一段时间，手术能否成功与巫医的勇气和技艺相比更重要的是患者的运气。

但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直到20世纪初，这一情况仍未得到改变，当时的世界，方方面面都孕育着巨变。X射线、无菌术、止血与麻醉技术的出现使得外科手术逐步成为医学进步的主导力量，一个个辉煌的胜利逐渐出现。但对于当时的神经外科医生来说，这种能够品尝胜利喜悦的机会少得可怜。打开病人的头颅，一直是一件相当冒险的事情。

德国手术显微镜专家德克·布鲁纳：因为它们（脑部病变）都太小，所在区域太深，你看不到它们；如果你看不到它们，你没办法有效地治疗处理。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神经外科教授丹尼斯·斯宾塞：那时神经外科手术的死亡率是80%，为什么？一方面是由于感染，另一方面由于出血，大脑血管丛生，大脑手术总是伴随着大量出血，难点还在于确定疾病的位置。

受制于人类对大脑认知的局限以及技术条件的落后，神经外科的进展极其缓慢，直到一个医学天才横空出世，一切才发生了改变。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哈维·库欣研究中心负责人特里·达格拉迪：他们都是哈维·库欣的病人，有时候我看见一个试图微笑的孩子的照片，你能看出来他们正在与脑瘤或其他疾病作斗争。这些照片看起来很压抑，这不仅是肖像，这是正在承受重大病痛的人的肖像。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哈维·库欣研究中心负责人特里·达格拉迪正在将这些照片底版分类整理，逐一扫描，上传到数据库中。像这样的照片底版，哈维·库欣研究中心共保存有一万多张。除此之外，这里还收藏着一些手术记录，以及700个装有肿瘤与大脑标本的玻璃罐子，它们都属于上世纪（20世纪）初被誉为神经外科之父的医学天才哈维·库欣。

从医之初摆在库欣面前的首要难题，就是如何准确判定为大脑病变的位置，尽管当时穿透力极强的X射线已经广泛应用于医学诊断，但由于只能清晰显示骨骼，这种新兴的诊断方式对大脑这样的软组织无计可施。库欣中心收藏的这些照片、档案和标本见证了当年库欣为定位大脑病变位置所做出的努力。这是一张拍摄于1910年的头部X光片，片子的主人叫伦纳德·伍德，是一名患有脑膜瘤的美国军人。在X光片中，伍德肿瘤的位置完全无法辨认。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神经外科教授丹尼斯·斯宾塞：最终他去找了库欣，他打开颅骨，他知道肿瘤长在哪里。库欣是怎么找到肿瘤的？因为伦纳德·伍德的症状出现在左手，库欣知道刺激大脑的肿瘤在右脑的手部反射区，移除肿瘤，他就在那里打开颅骨，移除肿瘤。

库欣很早就发现脑瘤发生的位置与某些身体部位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于是他花了大量时间去检查每一位病人，将他们的肢体症状记录下来，拍照存档，分类整理，寻找它们与肿瘤之间的关系。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神经外科教授丹尼斯·斯宾塞：脸是我们身体中最能反映状况的部位，其次是手，手能看出一个人很多的身体问题，患有肿瘤的病人手也很大。从病人第一次来开始记录他们的体表特征，这对诊断很关键，并在他照顾病人期间持续为病人拍照，他可以一直了解病人的身体变化，直到病人痊愈或死亡。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库欣提出了颅内肿瘤的诊断、分级和分类方法，正是依靠这种方法，库欣找到了伦纳德·伍德的肿瘤，并将其切除。除了可靠的诊断方法之外，库欣还解决了很多神经外科手术操作的基本问题，让脑部手术的死亡率从90%降到了8%。

今天，两种脑部疾病以库欣之名命名，很多大脑表面的良性肿瘤都因他而拥有了治疗方法。然而，库欣总结的常规诊断方法并不能保证100%的准确率，要想让手术的死亡率降得更低，医生必须在术前直接看到大脑内部的情况。

赖敏丽今年34岁，由于突发脑出血，她在丈夫的陪伴下从福建来到北京，准备接受治疗。

患者赖敏丽：就觉得要昏迷还是怎么样，有点模糊了，就是看东西、看人，知道你这个人，但是我看不清你的脸那种感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王硕：两年多，她已经发生过三次颅内出血了，大家知道颅内出血其实非常危险的，在死亡线上走了三次了。

无须打开大脑，也不必总结归纳，这些灰白色影像就是医生的诊断利器。影像结果显示，赖敏丽的大脑中部分脑血管杂乱、密集地交织成了一个畸形团。正是这个包含着动脉、静脉的混乱血管团让赖敏丽部分脑部血流压力变得异常强大，甚至冲破血管，造成几乎致命的脑出血。赖敏丽被诊断患有严重的动静脉血管畸形，并被安排尽快接受手术。今天，脑部医学影像已经成为神经外科医生的第二双眼睛，它们可以帮助医生看到患者大脑内部正在发生什么，而这正是哈维·库欣那个时代的神经外科医生梦寐以求的。

这段珍贵的资料展现了数十年前人们为了看到大脑所做出的努力，医生为病人的大脑注入一种用于血管显像的药水，让脑血管在影像中凸显出来。接下来，医生将病人捆绑在座椅上，进行180度的旋转，通过多张不同位置X光片的组合来观察患者的大脑，寻找病变的位置。拍摄角度越多，医生就可以越清晰地看到患者的大脑情况。沿用这样的思路，在库欣去世后近30年，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出现，医生终于有机会清晰地看到人类大脑内部的影像。

这是当今世界最高端的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机之一，它拥有目前世界最快的检查速度与最高的检测精度，只需0.4秒，机器内部的探测器就可以接收到穿透人体的众多X光束，形成5000层X光切片。虽然每一张X光片只能展示一个切面，但如果将这5000层X光片组合在一起，经由计算机合成，就可以把病人的生理结构精确完整地展示出来。

德国医疗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专家弗洛尔·托马斯：使用X光检查我们可以识别关节以及一些和周围组织对比差别很大的部分，而一些对比度低的部位，如肿瘤和血管则完全看不清楚，而断层扫描能清楚地看到每一个断面，不会重叠成阴影，因此我们可以很精准地区分血管肿瘤与周围的组织。

不仅仅是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随着科学家的努力，核磁共振、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等更多检查手段相继出现，在它们的协同帮助下，今天的脑部医学影像已经超越诊断的层面，可以在手术中协助医生进行各种复杂操作。

赖敏丽的血管团摘除手术正在进行，在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影像的帮助下，医生正在通过手中的导管将一种胶状栓塞药物沿赖敏丽的动脉输送到病灶处，提前对血管团的主要供血血管进行血流封堵，以排除术中大出血的风险。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继宗：你看这个蓝圈这个，这就是那个血管畸形团，把这块切了以后，这个（神经）传导束呢还保持非常完整，所以术后应该不至于损伤那么厉害。

通过数据融合，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与核磁共振等影像技术共同构建出一个虚拟大脑，让医生可以在术中直观地对赖敏丽的大脑进行观察。两个多小时后，巨大的畸形团被切除，伴随了赖敏丽三年的不定时炸弹消失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继宗：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磁共振的出现不仅是对神经外科，它应该说对医学界，而且不仅是对临床，包括现在脑研究，可以说是个划时代的、是个里程碑的（贡献）。它推动了医学或者是神经科学的发展。

外科学的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的，它始终同基础科学的发展紧密相关，这一点在神经外科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得最为显著。人们认为当医生看到的越多，能够做的也就越多。但有些时候，结果并没有他们预料的那么美好。

上世纪（20世纪）40年代末，一种叫做额叶切除术的脑部手术开始在美国风靡起来，当时的人们认为这种手术可以治疗部分大脑精神疾病。这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手术，整个过程只需10分钟左右，甚至无需专门的手术室，医生只要用一个类似冰锥的锥子通过眼窝底部插入患者的大脑，然后前后挪动锥子，切断额叶神经，手术就可以宣告完成。额叶切除术风靡的10年间，美国共实施了4万到5万例此类手术，许多人因为严重的大脑损伤失去了语言能力、行动能力，甚至无法自理。最终，额叶切除术被叫停，人们深刻意识到，神经外科手术的任何操作都不应该以牺牲大脑功能为代价来进行。

患者梁浩：每个人每一本书里面都有不同的世界在里面，因为每个人思想是不一样的，经历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已经够痛苦了，后面发现原来还有比我更痛苦的还有好多人。

不久前，25岁的梁浩终于有了大把空闲时间读书，三个月前，梁浩被诊断为脑干胶质瘤，这种生在于脑干深处的高度恶性肿瘤很快让他丧失了自主行走的能力。现在，梁浩来到北京天坛医院，希望世界顶级的神经外科医生可以帮助自己切除肿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张力伟：我们举个例子（肿瘤就是）这一大堆草，上面压个石头把那个草要压死了，你把石头搬掉这个草就只要有一点点，它还能够恢复。但是你恰恰是长在里头了，就像树根扎在里头了。

尽管被告知手术过程极其危险，且术后复发的可能性极高，但在反复权衡之后，这个25岁的年轻人还是无法放弃希望。颅底脑干手术是神经外科界公认难度最大的手术，复杂程度难以想象，脑干位于大脑深部，掌管人们的呼吸、心跳等重要功能。大脑深处密布着全身最重要的神经传导束和神经核团，还有两条供应脑部血液的重要动脉从此经过，手术空间往往只是分毫之间，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呼吸和心跳停止。今天，神经外科医生已经可以在不伤害大脑重要组织的情况下进入大脑的最深处，直接进行手术操作，而这在半世纪前都是令人无法想象的。

这是人体最美丽的宇宙星空，藏着人体最深处的秘密，从亘古探寻至今，只为将它看得更清，在精确的毫厘之间打开禁区之门，这就是手术两百年——攻入颅腔。

伊斯坦布尔，横跨欧亚两大洲的知名古城，在伊斯坦布尔的亚洲一侧坐落着土耳其最大的私立医院之一——叶迪特佩大学医院。每个工作日，马哈茂德·加奇·亚萨基尔都会出现在这里，这位92岁的老人或许也是这个世界上仍在工作的最年长的神经外科医生。

世界显微神经外科之父马哈茂德·加奇·亚萨基尔：我的人生从18岁开始，现在92岁了，这70多年不到80年都在医院。这是我的职业，我的工作，70多年来我一直都在研究这个（大脑），这个一点也不容易。

由于年事已高，亚萨基尔已经不再亲自做手术，但他每天仍花大量时间观摩学生图尔的手术。

土耳其叶迪特佩大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图尔：现在我和亚萨基尔教授几乎每天都一起做手术，他一两个小时一言不发，然后一说话，并且当他明白我所想尝试做的事情是比较难的时候，他就会开口。他点到的问题都很关键，并会对这场手术有着至关重要的贡献。

和哈维·库欣一样，亚萨基尔也是一位天才型选手。1924年亚萨基尔出生于土耳其，后来，前往欧洲和美国留学，就是在那段时间里，他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

耶拿，德国中部城市，耶拿的这家光学博物馆是德国唯一一座以光学为主题的博物馆。在这个经过改造的19世纪光学加工车间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正在逼真地演示当时的透镜工匠们制作显微镜片的工作情景。300年前，随着显微镜诞生，人类关于周围世界的观念就被大大拓展，毫不夸张地说，是显微镜造就了现代医学的今天。最终，这一光学领域的重要成果被引入了外科手术。

德国手术显微镜专家德克·布鲁纳：在1953年，我们制造了首台商业显微镜OPMI1号，这就是和一位耳鼻喉科医生合作的成果，这种显微镜的目的在于它能为医生提供更好的光照条件，放大成像，以及移动过程中的操纵能力。

新生的外科显微镜很快就引起了亚萨基尔的注意，上世纪（20世纪）60年代，在进行大脑解剖实验时，亚萨基尔就发现，利用显微镜的放大作用，医生可以通过大脑褶皱间的缝隙——脑沟抵达大脑中的任何部位进行手术操作，并且将大脑损害降到最低。

世界显微神经外科之父马哈茂德·加奇·亚萨基尔：大脑的结构，我说过有成百上千亿的细胞，甚至更多，这还只是神经细胞。此外，还有其数量十多倍的其他细胞，还有很多很多。出现显微镜之后，就可以进入大脑的任何部位进行手术了，在大脑里面做手术更轻松了。我们根据大脑中脑脊液流动的路径（脑沟回），可以轻松进行手术。这些是最基本的工具，这样的操作是不可以的……

经过大量的大脑解剖联系，1967年，亚萨基尔完成了世界上首例显微镜下深入大脑的动脉瘤手术，对病人直径仅有两毫米的血管进行了吻合，显微神经外科就此宣告诞生。今天，包括严重的脑血管动脉瘤、大脑恶性肿瘤等可怕的致命疾病都需要通过显微神经外科手术进行治疗。亚萨基尔的努力让成千上万的脑部疾病患者拥有了新的希望。

世界显微神经外科之父马哈茂德·加奇·亚萨基尔：我们还会有更大的进步，我们的大脑不仅要解救自己，要解救每个人，我们需要准备好，我们一定会做得更好。

今天的显微神经外科手术已经达到了前人无法想象的高度，在梁浩的这台难度极高的颅底脑干手术中，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一种新型荧光染料的提前注入，让与梁浩脑干交织生长的肿瘤组织在显微镜下的术野中呈现出了独特的黄绿色荧光，医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开启显微镜的荧光模式，使其协助辨别正常组织与肿瘤的位置关系。手术结束，但由于胶质瘤恶性程度很高，肿瘤未来复发的可能性依然很大。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张力伟：脑干肿瘤可能如果单从外科治疗不是根本性治疗，它可能只是说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他（患者）哪怕有暂短的两年三年这种快乐，对人生的一种新的看法，我们也会要尝试、要努力，让他能够得到这些。

——实际上你看，你现在其实恢复得挺好的，你还有什么小一点的愿望吗？

——我想徒步去趟西藏。

手术后的梁浩还需要进一步的康复与治疗，等待他的还有很多未知和挑战。

年轻的神经外科学，注定会充满无数难以言说的伤痛和告别，患者的痛苦、无奈与对生命的渴望激励着一代代神经外科医生孜孜不倦地寻找着真相。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神经外科国际会议

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神经外科医生正在分享应对颅底脑干等大脑深处病变的最新经验，研究颅内诊疗的前沿技术，在大脑这个复杂的结构中解除病患是全世界神经外科医生面临的巨大挑战。在医生的努力下，一个全新的神经外科领域正在开拓。

我们的大脑中，不仅有脂肪、血液、水还有电，这些遍布我们大脑的神经元细胞就是电源的所在。它们此起彼伏，发射信号。清醒时，大脑产生的电量在10到23瓦之间，足以点亮一只灯泡。

美国亚利桑那州太阳城健康研究所遗体与脑捐献部主任托马斯·贝施：所以说大脑目前的运作方式远远超过我们所理解的范围。大脑有非常复杂的电路结构，甚至比电子线路都要复杂，因为电子线路总有开开关关，但人脑里的连接每时每刻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有上百万、甚至是数十亿种连接方式。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神经外科教授丹尼斯·斯宾塞：我们对大脑知之甚少，大脑整体就很神秘，但是我认为，神经外科正在与神经系统科学连接起来，所以我们可以更加了解大脑。

大脑通过电路传递信号，维系着我们身体的运行，控制着我们的行为，一旦发生紊乱，信号受到影响就会引发各种神经系统疾病，影响全身。今天的科学家发现，借助一种电刺激的方式可以改变大脑中的错误信号，新的治疗理念应运而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第八期的帕友收音机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晚秋，我是成千上万的帕金森女病人之一……

50岁的帕金森症患者晚秋，每天晚上都会在家里通过网络进行广播，她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广播帮助到那些陷入抑郁的帕金森症病友。在中国，向晚秋这样的帕金森症患者有200万左右。在他们的大脑深处，由于一些电路的放电出现异常，身体上出现了难以控制的肢体震颤和僵硬症状，严重时他们甚至会吞咽困难、失去行走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患病14年，晚秋一直依靠为数不多的特效药维持着正常生活。如今，药效已经无法控制逐渐严重的病情，晚秋决定尽快接受手术治疗，改善目前的困境。晚秋正在接受的手术被称为脑深部电刺激术。

这根直径仅在微米级别的电极，就是医生应对帕金森症的最新手段。手术中，医生并不会切除晚秋大脑中的任何组织，而是将通过两个极小的钻孔向大脑中紊乱放电的部位植入两根电极，电极产生的高频电刺激将改变脑内相应核团的放电模式，改善晚秋的肢体震颤。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张宇清：现在右手抖得厉害是吗？1、2、3、4，大拇指去找那四个手指头……

为了确保手术不会影响到病人的语言和对话功能，医生对晚秋进行了局部麻醉，在手术中，这样的对话会不断进行。沿着事先设定好的术中导航路线，辅助大脑中不同位置的电信号被转换成不同频率的声音，医生操纵微电极逐渐向目标病变挺进。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张宇清：现在给你开机了，有不舒服告诉我……

经过两个小时的手术，伴随了晚秋14年的震颤消失了，在这场手术中，哪怕一毫米的操作误差也会产生迥异的结果，正是因为医生的不断探索，人类对于大脑疾病的治疗才有了更多的可能和选择。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凌锋：你就应该特别特别地敬畏这个大脑，你要敬畏它的时候，你就要仔细地去了解它，你只有越深越细地去了解了它，你才能够去把握它，或者是小心翼翼地不去损害它。

荷兰皇家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迪克·斯瓦伯：随着社会发展，人类的寿命也在延长；随着年龄增加，我们的大脑也逐渐衰老，随之而来的阿尔兹海默症等其他脑部疾病都是我们下一代面临的严重问题，因此若想为他们提供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能做的就是弄清楚病症来源，并找到解决的办法。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神经科学家詹姆斯·法隆：很重要的一点是你不能预测科学的发展，比如说脑科学，总是有能彻底改变一切事物的新技术、新的发现，这也是科学的伟大之处。每天早上，我们科学家醒来都会浏览前一天这个领域发生的变化，我们都会发现令人吃惊的东西，我觉得预测不了科学的发展，不能预测的事情有很多，正是由于神秘才让这个领域非常有趣。

作为人体功能最为复杂的器官之一，大脑决定着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凭借非凡的意志、耐心和气魄，外科医生用大脑赋予的智慧挺身而出，攻入颅腔，向大脑疾病带来的病痛、无助和死亡勇敢宣战。然而，关于大脑的秘密仍没有全部揭开，神经外科手术所能达到的极限也无人可知，这是一场至今没有看到尽头的挑战，了解人脑就是了解自己，在不断的自我认识中艰难前行，这或许就是医学发展的终极答案。

弹幕说“柳叶刀，顶尖论文的发源地”，本来以为是一个妙喻，跟学临床的朋友说起才知道《柳叶刀》是本权威医学杂志……

维萨里《人体的构造》，里面的人体经常摆着讽喻的姿势。

众所周知，这是双凹碟圆形的红细胞

骨小梁

这我不知道是啥，蹲一个高手

通过评论区的豆友了解到，这个大玻璃泡是早期的麻醉工具

帕多瓦大学的医学解刨室，学生们拿着蜡烛一层层转下来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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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正片截图

《人体的构造》发表同年：1543年

随性更新

刚出生一个月的依依即将接受打开心脏的手术。

——当时孩子得了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话，我们全家人都蒙了，以为孩子没救了，他说这个孩子在三个月内手术必须要完成。

据统计，今天每1000个新生儿中约有六到八个患先天性心脏病，他们中的大多数需要通过手术校正畸形。与常人不同，在依依的心脏上，两条本应分别长在左右心室的动脉大血管全部长在了右心室，现在医生要通过手术纠正这个错误。

——肺动脉扩张很严重，小孩肺动脉的压力还是很高的，主动脉弓是正常的，小的动脉导管，其他器官也是正常的。

接下来他们要在依依9毫米直径的细小血管上均匀地缝上30针。

——基本上就头发丝那么细的针，如果我们最最复杂的手术算100分的话，他（这个手术）基本上可以达到90分左右。

六个小时后，医生将依依先天错位的血管重新缝合到正确位置，一场手术改写了依依的命运。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主任医师张海波：所有的先天性心脏病应该说都是可以治疗的，我们现在就是心脏跟正常人结构完全纠正得一模一样，我们称为解剖性的救治。

今天的医生已经可以非常从容地救治一个复杂心脏畸形的婴儿，仅仅70年前，人们还不曾在心脏上做过手术，这样的发展速度令人震惊。心脏外科是所有外科专业分科中最晚才开展的领域，在心脏上做手术究竟有多难，一切都要从心脏——这个人类最神秘的器官讲起。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世界上第一例打开心脏手术的发生地，也是世界心脏基础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实验基地之一。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可视化心脏实验室负责人保罗·雅索：这里是明尼苏达大学的可视化心脏实验室，如你所见，我们对动物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使用高钾停跳液让心脏迅速停止跳动，把它切下来插上管，让它在这里复跳，这的确非常奇妙。

这是一颗猪的心脏，通过生化手段和电刺激，科学家们将它重新激活，得以观察到心脏的工作模式。在自然界中猪的心脏跟人类心脏不论从功能、结构还是大小上看都最为接近。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可视化心脏实验室负责人保罗·雅索：这是我们的一种视频内窥镜，随着我的推进，可以观察二号屏幕。在二号屏幕上，你可以看到心脏内部的样子，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心肌组织，当我转动它，再往前伸进，你就可以看到三尖瓣。我继续在心脏内推进内窥镜，现在我进入了右心室，在右心室内，我可以看到前乳头肌。

瓣膜此开彼合，保证血液朝一个方向不会倒流，瓣膜打开和关闭时响起的声音就是我们平时听到的心跳。跳动的心脏就像一个设计精良的泵，有着最高效率的泵血机制，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带动体内的5升血液在总长96000公里的血管中循环。一方面心脏有节奏地跳动是我们生命的象征，但另一方面，这与生俱来的跳动却成为外科医生无法逾越的障碍。

19世纪末外科学正在经历着第一个黄金发展时期，柳叶刀已经深入人体的四肢、腹腔，甚至大脑，但是对于胸腔内的心脏，外科医生的态度却要谨慎得多。在大量的手术实践中，医生提出了外科手术的两个前提：手术刀触及的器官必须静止、手术视野清晰无血，这两个条件是外科医生可以冷静思考，从容开展手术的前提，但在心脏上动刀恰恰是这两个原则的悖论。

中国工程院院士胡盛寿：因为你心脏停跳之后，你这个人体的氧的交换就停止，血液动力学就停止了，所以氧的交换也停止了，这样带来整个人的生命的活动就无法维系。

突破来自一位加拿大医生比奇洛，也许是受加拿大常年冰天雪地气候的灵感刺激，比奇洛做了一系列动物的低温麻醉实验。他发现体温下降，身体对血液氧气的需求减少，血流变慢，心脏有可能出现短暂停跳，在这个时间内，外科医生可以打开心脏做手术，但是时间最多只有六分钟，比奇洛的方法很快被应用到心脏手术上。丁文祥教授是中国最早做心脏手术的医生之一，他清晰地记得，当时用低温方法打开心脏的场景。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主任医师、中国小儿心胸外科创始人丁文祥：敲冰敲好之后，摆在那个洗澡盆里面，看温度降到多少了，那么出水。麻醉医生手里面有一个上海牌的那个赛跑（使用）的码表，就说把血阻断了，他就开始报了。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就这样报，你就晓得已经过了三分钟了，等到过五分钟心里就慌了，看看还来得及吧赶快做。就这样几分钟也只能做非常简单的手术。

在一台台失败的手术面前，所有人都意识到如果无法给予外科医生充足的手术时间，心脏外科势必只能停留在非常初级的阶段，如何超越心脏手术的时间极限成为困扰医生的首要难题。

2017年3月，62岁的孙凤再次来到北京。15年前，就是在这里，他幸运地闯过了鬼门关。2002年初，孙凤被确诊患有主动脉夹层瘤，这是一种并不常见的致命性疾病。

患者孙凤：做完核磁做出来是主动脉夹层瘤，做完之后问是哪里的，说是拉回去吧，哪儿都不能治，准备后事吧。

孙凤体内与心脏相连的主动脉血管出现了病变，流动的血液不断冲击越来越薄的血管壁，管壁一旦破裂，孙凤就会在几分钟内因大出血而死。在血液冲破血管壁之前用人工血管直接替换主动脉血管是救治孙凤唯一的方法。

患者孙凤：当时第一次手术完寻思不知道能维持多长时间，都15年了，回来又复查，又发现有新的病变，还得做。

手术开始了，就像水管工更换水管前要关上水闸，现代医生要完成这样的手术也要使孙凤身体的血管源头，也就是心脏，彻底停跳。孙凤体内本应流经心脏的血液被管子引入手术台旁这样一台机器当中，本应由心脏承担的工作也被这台机器完全接管。

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中心主任医师孙立忠：这个过程从过去传统意义上来说没有呼吸、没有心跳了，这个人就等于是死了。其实没有，他所有的脏器都是在我们的保护之下。

这台机器被称为人工心肺机，是心脏外科最重要的发明之一。有了它，今天的医生拥有了充足的时间，可以从容地在心脏上做手术，甚至为孙凤这样的重症病人直接替换连接心脏的主动脉血管。实际上早在70多年前，为了突破六分钟的心脏手术时间极限，已经有医生试图设计类似的机器，但研究迟迟没有成功。人们开始怀疑，在手术中让其他设备代替心脏工作的思路存在问题，甚至开始质疑心脏手术的可行性。

就在那个属于机遇与冒险的年代，一个起初被斥为异想天开的想法在黑暗之中给心脏外科带来了一线希望。韦恩·米勒是一位作家，他曾用了七年的时间，写完了他引以为傲的传记作品《心脏之王》。书中讲述的是世界心内直视手术的先驱——美国心脏外科医生克拉伦斯·沃尔特·李拉海的传奇故事。

美国作家、《心脏之王》作者韦恩·米勒：这是一个探寻的故事，一些人认为心脏手术是不可能的，一些人称它是谋杀，它大部分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正是把第一艘飞船送入太空的时候。心内直视最好的先驱和早期的航天员有很多共同的经历，这些年轻的医生从战场回来，带着他们的雄心壮志。

今天，米勒启程去拜访一位老友，他是李拉海传奇人生的一位重要当事人和见证者。73岁的迈克·肖恩住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镇，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摇滚乐手。

——我把档案翻了个遍，有很多资料，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你的素材。我本可以找到更多关于你的素材，但我不太清楚。

成为一名摇滚乐手是肖恩从小的梦想，但在他10岁时，这个愿望险些戛然而止。1954年，10岁的肖恩被查出患有严重的先天心脏畸形，被送进了李拉海所在的医院。

早期心脏手术亲历者迈克·肖恩：我经常能在我母亲脸上看到担忧的神情，我在那之后发现，当我母亲很担忧我的时候，她总会有些小动作，她会开始摆弄手指，或者小声嘟囔。然后我回想起在我小时候，她常常有这些担忧的表现。

当时的心脏外科还停留在六分钟的低温手术阶段，人工心肺机研发迟迟未果，没有医生敢为肖恩这样的孩子做手术，等待肖恩的只有死亡。

美国作家、《心脏之王》作者韦恩·米勒：李拉海想朝相反的方向走，他不想用复杂的机器，他想出一个主意：如果你有一个病人，你也可以有一位捐献者，用捐献者的血供应在病人体内循环，你就可以在心脏上面做手术。

明尼苏达大学是当时心脏研究的前沿阵地，学校的档案馆里完整地保存着那段时期各种成功失败的尝试记录，李拉海的另辟蹊径在今天看来依然显得惊心动魄。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档案馆负责人艾瑞克·摩尔：这是一张真实的早期用交叉循环做外科手术的照片，在照片的左上角我们看到在手术台上的捐献者，捐献者正在向病人提供含氧血。我们可以看到病人的血从腿上的管子流出来，接着血液流进了后面的泵里。

这是堪称疯狂的想法，让患者的血液流入捐献者健康的心脏，并由之处理后再输回患者的身体。其间，患者的心脏将处于停跳状态，李拉海将这一方法称为活体交叉循环技术，这位勇敢的医生打算用自己的职业生涯作为赌注，在低迷的局面中杀出一条血路。

“过去几年里心脏手术快速发展，这个泵处于供体循环和病人循环之间，来自病人的血液会流入这个泵，通过管道被输送回自己的动脉循环，病人使用过的静脉血沿着管道流经这个泵，然后回到供体的循环中，或者进入再循环。”

使用活体的方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却给了绝望中的患者父母一丝曙光。1954年，在患者亲属的支持下，李拉海的想法首次在人体上付诸实践并获得成功。然而肖恩血型特殊，父母无法成为他的捐献者，幸运的是，一名叫霍华德的志愿者挺身而出。

早期心脏手术亲历者迈克·肖恩：我的确还记得我进行手术的前一天，我记得我母亲请了牧师来给我进行最后的祈祷，我在当时并不明白那是干什么的。在天主教里，人们会在死前请牧师来做最后的祷告，以保佑人死后平安。

“在左边，李拉海在为生病的孩子迈克·肖恩做手术。”

改变肖恩命运的手术开始了。肖恩和霍华德的血管被连接到一起，在霍华德心脏的接管下，李拉海打开了肖恩的心脏。如术前诊断一样，李拉海看到了威胁肖恩生命的心脏缺损，并开始从容地修补。

早期心脏手术亲历者迈克·肖恩：我猜上帝是会眷顾你的，并为你的未来铺路，事情总会好起来的。

旁人诟病这种技术的最大风险，患者和捐献者同时死亡的情况没有发生，手术成功了。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心胸外科教授莎拉·沙姆卫：我认为交叉循环的美在于它证明了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是可以成功的，同时所有的技术都在进化，他们的结果是合理的。

1954年，共有45个濒临绝境的患者接受了李拉海的活体交叉循环手术，包括肖恩在内的28个病人幸运地活了下来。

早期心脏手术亲历者迈克·肖恩：这是我的儿子和他的妻子，这是我的孙女和孙子，我基本上以健康的身体状况做完了我这一生当中想做的事情。我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我拥有我想拥有的一切。如果不是因为李拉海，如果不是因为陌生人的善良，如果不是因为年轻的迈克·肖恩找到了李拉海医生，让他在那时做了那样一例手术，这些孩子和孙子辈的人也不会来到这世上，我们今天见到的所有的这些人都不会在这里。

李拉海的活体交叉循环技术证明了在手术中用其他设备代替心脏工作的思路是可行的，一度濒临绝境的心脏外科研究得以继续。

1958年，人工心肺机正式研制成功，并在临床上推广应用，长期以来钳制着心脏外科发展的天然瓶颈终于被突破。这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从此千百万的心脏重症病人有了重生的机会。无数像孙凤这样的病人因此受益，这是医生与病人共同的胜利。

它是手术刀最后攻克的人体部位，离经叛道的惊天之举，记录着外科医生悲天悯人的济世情怀，在颠覆传统的冒险中开创新生的史诗，这就是手术两百年之打开心脏。

美国巴肯博物馆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吗？猜猜看。

——机器人。

——你见过穿在身上的机器人吗？这是个奇妙的电子仪器，你的身体里也有一个，心脏。因为有电，大家的心脏才会跳动。你们可能都听过心跳的声音，就像“扑通、扑通、扑通”这样，每次起伏都是一次微弱的电脉冲，就像是“一二、一二、一二”……

心脏外科取得的突破也为认识心脏提供了更多可能，人们发现，心脏是一团强有力的肌肉，而心脏不分昼夜地跳动则是来自心肌上一些特殊的细胞。

这是起搏细胞，在心脏成形之前，这些起搏细胞就在三周大的胚胎里开始跳动。它们在心肌中产生精准排序的电波，控制心脏的收缩，心脏开始了有节律的跳动。这样的跳动一旦发生紊乱，就可以用电的刺激让它恢复正常。在心脏研究实验室，工程师们正视图将一个胶囊大小的东西放进实验动物的心脏，这是目前世界上体积最小的心脏起搏器，被命名为Micra。

无导线心脏起搏器研发团队首席科学家马修·伯尼：如果靠近看的话，你会发现微型起搏器就在这个壳子里面，当它被放置的时候，这些尖叉会伸出来紧紧抓住心壁。所以它的固定力非常强大而且稳定，一旦起搏器被放置，它会像这样站立在心脏里面。

这种电子植入装置可以通过释放电流刺激病变的衰弱心脏恢复正常跳动，今天心脏已经成为电子植入设备最多的人体器官。心脏不仅可以通过电刺激被激发跳动，作为人体血管的源头，它独特的构造也为心脏手术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全球规模最大的心血管病治疗中心，每天有数千名心脏病患者慕名前来求诊，面对各种复杂的心脏疾病，今天的心脏手术在方式上已经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脏内科心律失常中心主任医师方丕华：有什么不舒服随时告诉我，现在有没有不舒服。

方丕华医生开始了今天的第一台手术，他熟练地将一根细长的导线插入患者的静脉。在X光的指引下，他不断调整着角度直至准确抵达患者心脏内部病变位置，在这里一些心肌细胞的放电正处于异常状态，这正是让患者心脏难受的原因，如果不及时治疗最终将引发心脑血管梗死。随着导线末端隐藏的球囊打开，-80℃的氧化亚氮被瞬间注入，放电的心肌细胞迅速被冷冻消融，患者的心脏也随之恢复了正常。在今天医生可以用这样看起来充满想象力的方式结合医疗器械的创新介入病人的身体进行这样的治疗，无须全麻，更不会造成身体的大面积伤害。介入治疗是心脏治疗历史上继人工心肺机之后第二个里程碑式的发明。同李拉海开创活体交叉循环技术一样，介入技术的开端同样也是由一个看似天马行空的鲁莽冒险开始的。

德国 汉诺威市

在80岁的医学教授乔治·福斯曼的印象中，父亲沃尔纳·福斯曼是一个普通的泌尿科医生，每天和母亲一起早出晚归，在远离城市的小诊所上班，他和家人从未想过，父亲有一天会拿到诺贝尔奖。

沃尔纳·福斯曼之子、德国汉诺威医学院教授沃尔夫·乔治·福斯曼：1956年10月17日，一位先生突然来访，并告诉我们明天会有一件大事情。第二天我们照常上学，忽然从收音机传来消息，沃尔纳·福斯曼先生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直接跟学校说，给我们打了电话，我们可以回家去了。

这一切都开始于福斯曼年轻时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试验。1929年，25岁的福斯曼在一篇论文中读到，有人曾在马身上完成了将吸导管由静脉插入心脏的实验，他立刻决定将这个实验引入人体，因为这或许是一种为心脏注射药品的安全方式。

德国勃兰登堡州的埃尔贝斯瓦尔德市是一个欧洲小城，1929年夏日的一天，就是在这里，年轻的福斯曼开始了自己大胆的冒险。福斯曼用手术刀切开自己的静脉，然后将一根导尿管插入静脉当中，在X射线的指引下，他缓慢地将导尿管推到了心脏位置。此前从未有人这么做过，甚至从未有人这样想过，作为一名医生，福斯曼非常清楚这种行为的危险性，导尿管在穿过身体的过程中有可能引起出血甚至威胁生命。

沃尔纳·福斯曼之子、德国汉诺威医学院教授沃尔夫·乔治·福斯曼：他告诉过我他对可能出现的种种后果从来没有害怕过，因为他非常熟悉人体血管和心脏，知道把导管塞进体内会出现什么后果；再者是他曾在泌尿外科工作过，对这种导尿管的使用方法非常熟悉；第三个就是他熟悉解剖。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心导管影像，顺着血管回到血液的源头——心脏，这样的想法被福斯曼先后试验了九次，但当他将试验结果公开，反对的声浪却淹没了年轻的医生。人们认为福斯曼的身体试验简陋而危险，是在哗众取宠。

沃尔纳·福斯曼之子、德国汉诺威医学院教授沃尔夫·乔治·福斯曼：这个是战后我们第一次住在黑森林，1950年我们搬到那里开了一家泌尿科诊所，不是医院，在那里也有手术室，他可以救治病人。

那次试验之后，福斯曼再也不曾做过任何关于心脏病学的研究，超越时代认知的行为带给他的是职业上的毁灭性的打击，终其一生，福斯曼都是一个普通的泌尿科医生。27年后，人们才重新意识到心脏导管试验的重要性。1956年，52岁的福斯曼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没有人知道这迟到的荣誉能否弥补这位开拓者心中的遗憾。

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目前所有的心血管介入的诊断跟介入的治疗都是建立在他最早的操作基础上，他开创了一个介入的时代。

中国工程院院士胡盛寿：介入技术的发展使得过去传统的只有通过开心手术才能完成的很多手术得以实现，这个技术本身最终让患者得以受益，同时也促进了心脏外科不能够严守过去的老套路，走那种创伤大的技术，所以促使着心脏外科朝着越来越微创化的方向发展。

随着心脏手术技术的发展，这个时代的医生已经可以比较从容地解决心脏出现的各种难题，但是这个掌管生命的器官依然还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据统计，全球死亡人数中有30%是心血管病人，面对复杂的心脏疾病，人类依然步履不停。

每年8月，正值香港雨季，这几天10级强台风“天鸽”刚刚过境。21岁的叶沛霖家住香港九龙慈云山，每个月他都会抽出这样一天，横穿大半个港岛前往香港玛丽医院。

心脏病患者叶沛霖：我首先由家里走到公交站，到了公交站需要乘公交到地铁站，有时候我都不敢去上坐满的车，因为都会怕，可能会有一些人下车，太过于拥挤的时候，就会扯到我的生命线，或者弄到我的机（器），所以通常我都会选空一些的车，或者有位坐的时候。

叶沛霖非常小心地保护着自己随身携带的黑色背包，旁人并不清楚包里的东西是他的生命动力。

心脏病患者叶沛霖：当我入到医院的时候，他们已经确诊我有心脏衰竭，当时我已经是无力可以行走，甚至要睡在床上。

遗传性的心脏肥厚使叶沛霖的心脏无法泵出足够的血液，最终导致心脏衰竭。尽管被第一时间列上了等待心脏移植的名单，但为了让他能够坚持到心脏移植的那天，2016年1月，医生决定先在叶沛霖的心脏上安装一个人工心脏。这是全世界最小的人工心脏，它的内部有一个特殊的金属叶轮，在电力驱动下，叶轮的旋转可以代替心脏收缩，将血液泵到全身。这个看似简单的装置其实凝聚着几代科学家的心血。

年轻的叶沛霖无疑是幸运的，他的各项身体指标正好符合安装人工心脏严苛的标准。手术已经过去两年了，他依然要定期进行严格的复查。这根电线一头连接着人工心脏，另一头则连着提供动力支持的电池组。为了避免创口感染，叶沛霖不但需要定期复查，而且每次必须在医生严格的监督和指导下清洁创口。这次检查的结果一切正常，对于叶沛霖来说，这就是很好的消息。虽然携带不是很方便，并且每天晚间需要充电，但他年轻的生命因这个小小的装置而得以延续。如今他一边在学校担任义工，一边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心脏移植的机会到来。

心脏病患者叶沛霖：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我20岁左右的年龄会面对这样一个病，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年的寿命，我不知道我可以再生存多久，当我接受到这些帮助的时候，我都会很感激，所以我现在做的工作，我都是去在学校里面去了解那些学生，用回我的经验，用回我所经历的事，可以同他们一起玩，去关心他们，令他们不要灰心，甚至令他们更坚强。

美国 明尼阿波利斯市

一年一度的全球英雄长跑比赛是全球规模最大、也是最知名的慢性病患者的体育赛事，这些参赛者体内都植入了不同的医疗器械，医疗科技的进步让曾经的心脏病患者也可以参加长跑。他们勇敢接受来自身体的挑战，也传达着健康生活的理念。

从人工心肺机的发明到介入技术的发展，再到人工心脏的直接应用，这是一个异想天开者的世界。在和病魔斗争的过程中，医生要与陈旧的观念对抗，要与匮乏的想象力作战，在无数的障碍、挫折和失败面前，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坚持。

2019-07-8 Douban编辑部

央视出品的纪录片，以“宝藏”著称。

《航拍中国》、《舌尖上的中国》、《如果国宝会说话》……各式各样，各行各业，各种风格，自由切换。

最近，央视又推出了一部高分纪录片。

我敢说，这部新片的质感绝对超乎你的想象——

手术两百年

豆瓣评分9.4，超过60%的观众给出了五星好评。

谈起医学纪录片，印象中最为深刻的，大都是血淋淋的真相与冲突。

对于医学发展本身的探究性纪录片，少之甚少。

这也是中国第一部全景展现人类与疾病抗争的科学纪录片。

为了在片中呈现出医学的“理性”，摄制组历时3年，辗转了12个国家进行拍摄，采访全球顶级专家有50余位，医院、医学院、博物馆70余个。

而主题音乐的录制，是由中国爱乐乐团进行演奏的。管弦乐赋予的恢弘气势，也让片子具备了美剧的高级质感。

它虽绝对冷静、客观，但却不枯燥，在科学历史推进中，闪烁着人文关怀。

现代医学的开端，必然要从手术开始讲起。

人类早期的手术，一切全靠“摸”。

公元2世纪，古罗马有一位名叫盖伦的医生，负责医治受伤的角斗士。

为了更好医治受伤的人，盖伦开始寻找探求人体奥秘的方法。

在医学历史上，盖伦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要通过解剖来认识人体的人。

在当时的古罗马，解剖人体是不被允许的，盖伦只好通过解剖动物来了解、推断人体的内部结构。

通过对猪、牛、羊等哺乳动物的解剖，盖伦提出了身体的平衡理论。

他认为身体的平衡决定了生命健康程度，并且体液分为四种，它们流经全身，保持人体平衡。

12世纪出版的波斯语著作《曼殊尔解剖学》，就是出自于盖伦的理论。

时至今日，盖伦的“平衡理论”依旧在印度沿用，传统的“放血”疗法仍广泛流传。

但实际上，其他哺乳动物的身体结构，与人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没能实现人体解剖之前，外科医生们所进行的手术，都是黑暗的。

一个好的外科学家，必须非常了解人体结构。

解剖学指挥了医生的大脑，也操纵了医生的双手。

在14世纪以前，因为伦理、宗教等原因，公开解剖人体是被绝对禁止的。

1353年之后，为了战胜黑死病，教会被迫取消了禁止尸体解剖的禁令，允许医生们通过学习解剖了解人体。

在意大利北部的帕多瓦，诞生了世界最初的人体解剖著作。

在当时，人体解剖课的教授依然是1500年前以盖伦的理论教材为主。

但实际上，这已经无法在真实解剖过程中获得验证。

29岁的安德烈·维萨里，帕多瓦大学的年轻讲师，决定编写一套全新的解剖学教科书。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以图文形式描述人体解剖学、接受解剖方法的完整著作。

维萨里的《人体的构造》，迈出了现代医学的第一步。

解剖不再是残忍的违背伦理，而是为了理性认识活着的人体。

一直到现在，解剖学已经成为了每个医学生的必修课。

他们将用于解剖教学的人体，称为“大体老师”。

学生们不仅通过大体老师了解了人体结构，也正在学着了解“人”本身。

这是一次彻底的，人体情感自我探索之旅。

了解人体构造只是解剖的第一步，想要正确、安全地进行手术，还必须对人体内部循环体统有更深刻的了解。

在帕多瓦大学的人体解剖剧院中，当时作为学生的威廉·哈维，第一次认识了静脉和里面的静脉瓣。

也是从这间大教室开始，哈维开启了对血液循环系统的研究。

在毕业之后，哈维通过不断地研究，出版了《论心脏和血液的运动》一书，用明确的实验数据论证出，人体血液以心脏为中心循环流动的结论。

这是人类第一次清晰准确地描述出人体动态生命活动的过程。

人体生理学，由此正式开启。

现在的医生，正是在人体生理学的基础下，帮助患者尽快从手术创伤中恢复。

没有他们不懈的探索，就不会有现在的手术。

是他们，为我们打开了现代医学的大门，为无数的生命带来了延续的希望。

在有了人体解剖学和人体生理学的支持下，手术逐渐走向普及。

但手术本身，依然缺少最基础的三大保障——止血、麻醉、消毒。

早在中世纪，承担起手术职责的，却是理发店。

我们戏称的“Tony老师”，在当时被统称为“医疗理发师”，需要通过资格考试，持证上岗。

放血、拔牙、截肢等等，都是医疗理发师的基本工作。

即便如此，非到万不得已，极少人会登门求救。

因为他们知道，做手术就是拿自己的生命冒险。

在当时，做手术被称为“三无”——

无麻醉，必然痛得半死；

无杀菌药，不能抗感染；

无止血，只要一截肢必然血流不止。

19世纪中后期之前，病人随时会因为疼痛、病菌感染或者失血过多等原因而死，死亡率高达50%

在中世纪的欧洲战场，有一位外科军医帕雷率先提出了止血的解决办法。

当时，止血的办法通常是用烧红的烙铁按在伤口上，把血管烧凝结了，同时也把周围的肌肉和皮肤都烧坏了。

伤口难以愈合，疼痛更是无法想象。

为了解决止血的问题，帕雷发明了鸦喙钳。

止血钳拉出动脉，用缝线扎住血管末端，彻底封死血管，减少在截肢时产生的大出血。

除了止血钳之外，帕雷还用温和的药膏代替沸油清洗枪伤伤口。

甚至还发明了义肢、义眼和带齿轮的关节等外科及整形器械。

在实现了止血之后，减少疼痛成为了手术过程需要攻破的又一大难题。

每个人都会害怕疼痛，过度的疼痛会使肌肉收缩，心率和血压上升，呼吸加快，严重时会导致休克，甚至死亡。

在19世纪中期以前，手术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速度。

曾经有医生在手术过程中，由于速度过快，切掉了助手的两根手指头。

在这场手术中，甚至还引发了观摩者的心脏病，造成了三个人的死亡。

这也是唯一一次，死亡率为300%的手术。

为了减轻手术的痛苦，莫顿尝试着以麻醉的形式，让病人进入睡眠状态，以完成“无痛”手术。

这种人类史上最初的麻醉剂，是乙醚气体。

在手术完成之后，无数人急切地询问病人的感觉。

他表示自己手术过程中完全睡着了，“什么都感觉不到。”

如果没有麻醉的发明，现在的外科医学根本无法展开进展。

而到了今天，麻醉师要担当的职责不仅在于为病人减除疼痛，还需要担起监测生命体征，保证病人苏醒的职责。

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生命守护神。

在解决了疼痛问题之后，令人疑惑的是，手术间的死亡率依然在上升。

过去，手术室并不像现在的全封闭环境，而是完全对外开放的。

观摩手术的、甚至进行手术的医生，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病菌会随着医生的手术进行，进入病人的身体内部器官，导致病人可能死于感染。

第一个发现感染问题的人，是在维也纳医院担任妇产科医生的塞麦尔维斯。

他提倡自己所在病区的所有医生在接生前，必须用漂白粉反复洗手，这样就能极大程度的减少产妇的死亡。

明明是极其简单的行为，却被其他医生所嘲笑——

只要洗手就能解决问题了，这是什么废话？

这样的“废话”，却真正降低了产妇的死亡率。

但即便如此，塞麦尔维斯所推崇的消毒杀菌等理论，却被当时所不齿，他的生命也孤独地在疯人院中走向了终结。

如今，全世界的任何一家医院，都严格执行着塞麦尔维斯的提议。

医生不仅要消毒洗手，所有的医疗器械还需要进行严格的、多道工序的消毒处理，才能进行下一次的循环使用。

以上的这些，不过都是在这几百年、几千年的医学发展中，最为基础的探索。

胸外科、脑外科、癌症等等，这些人类与之对抗了数千年的疾病，也在医学的高速发展中有了新的突破和进步。

我们也正在见证着，医学的进步，人类的健康，以及未来的美好。

《手术两百年》，发展的不仅仅是以数字来衡量的“两百年”。

这“两百年”，实际上包含了无数医者“治病救人”的仁厚心愿。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郎景和，继林巧稚、宋鸿钊教授后，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第3位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专家，他曾这样说道——

“医学实际上是人类善良情感的一种表达。”

“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就像一个深渊黑洞，我们不知道，我们手拿着提灯，我们照亮了一段一段，我们最后可能会认识一个局部，还有很多的东西我们不认识，但是我们是求索者，医学也一样。”

这两百年间，我们怀抱着最简单、却也是最艰难的期愿，从蒙昧的黑暗，直到触碰科学生命，才看到了未来的那一束光。

医学的理想是彻底征服疾病，虽然我们离这个目标依然有些遥远，甚至永远都难以达到。

但坚持探索、理性追逐，下一个两百年，或许，我们一定也能改变世界。

本文作者：阿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