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年代

我对萧红并不太了解，因为没读过她的书。但是以前看过霍建起的电影《萧红》，对这位民国女作家很感兴趣。当时看完电影的短评如下：

“做工精致，但剧本肤浅，完全没看到一个‘赤裸灵魂’的萧红。一个好作家的痛苦也许源自生活的凄惶与遭遇的不幸，但这种痛苦却不应也不可能仅仅停留在命运的浅层。电影没能刻画出痛苦的升华与萧红才华的灿烂，仅抓取了八卦的表皮表演了一场平庸的爱情小品。”

所以对许鞍华的《黄金时代》和汤唯塑造的萧红，我还是有一点期待的。电影三个小时，最大的成就我觉得有两点：

1.伪纪录片式的叙事手法是很新鲜的，所有的人物都直面镜头和观众，打破第四面墙，直接诉说萧红，包括萧红自己。这让我想起了关锦鹏的《阮玲玉》，把作为人物的阮玲玉和作为演员的张曼玉对阮玲玉的精神寻找一同展示，非常深入。从电影这个特别的表现形式上说，《黄金时代》就很值得一看。但这个手法的运用却并不完善，尤其在引入萧红开篇自白一点上，除了作为引子进入叙述之外，并未充分利用第一人称视角的优势自然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萧红的自述是多余的。

2.把萧红作为一个人，她为什么是萧红表现得非常清晰。这一点在与电影《萧红》比较后感受尤其明显——萧红的痛苦并不全来自时代与生活境遇，而是深深扎根于她自己的个性。萧红的性格非常执拗、固执，认定了的事情可以不顾环境压力和人情世故一意孤行。这就是我们说的“骨子里躁动的灵魂”，这样的灵魂充满痛感，必须激烈地活着或者死去，必须把生命力挥霍到最后一点一滴。这样的人我是理解的，他们心里都旋着一个黑洞，必须竭尽全力去感受生活，必须无所保留。这样的人有毛姆笔下《月亮与六便士》里的画家斯特里克兰德，有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有英国大提琴家Jacqueline du Pré，有中国的诗人顾城。而所谓才华就是人心里这样的黑洞，压榨灵魂毫无保留。才华是幸福，才华更是上帝的诅咒。我觉得萧红在生活与精神上所遭受的痛与不幸，换一个时代她也还是必须遭受。从某种程度上说，她是在“寻找”不幸。她必须这样激烈地感受生命，对自己和他人都不留余地，才有那样从骨子里涌出来的充满痛感的活生生的文字。那是开在血肉淋漓上的自私的鲜花，开在永被诅咒的黄金时代。

电影的不足也是同样明显的，这主要在于编剧和导演两个方面。

编剧上，对萧红作为作家的才华与写作理念表现不足，尤其萧红与当时民国时期其他进步左翼作家之间的创造差别性表现不足。对萧红的文学成就最后还来了个盖棺定论的大总结，是大败笔。萧红作为作家在电影中的展示不足最大的后果是造成观众与人物的疏离——如果没有通过文字认识萧红，只看她这样的一个人，她真是非常不可爱的——没朋友、没责任感、私生活混乱、对民族国家的命运似乎也不甚关心。所谓no zuo no die，仅仅通过行为认识萧红真的很难去理解作为作家的萧红（包括鲁迅当时为什么那么欣赏她）。但萧红这个并不可爱的人物，她之所以值得理解，值得那么多人在战乱中为她年轻的生命而恸哭，却还是因为她的才华、她的视角、她在文字中所表露出的对这个世界一种深沉的痛与爱。电影只在最后朗诵了《呼兰河传》的一小点文字，但就是那么一点点，都让人无限唏嘘，那皮肤的柔软和骨头的坚硬，那作为活着的无上自由。

导演上的不足有两个方面：

1.选角。汤唯的气质和萧红不符。萧红这个人太有生命力了，表面的苍白之下她有一种狠，非常狠，对自己，对身边的人，她是非常自私的，所有的能量都用在生存和写作这两件事上了。电影让郝蕾饰演丁玲，其实郝蕾饰演萧红才是更加合拍的选择，那种蓬勃于近乎丑陋的燃烧的生命力。而汤唯的气质更静，虽然也有犟，但不是硬，不是狠（章子怡在《卧虎藏龙》里的玉娇龙也有到了南墙不回头的气质）。

2.掌控力。许鞍华大概是不适合拍多角度多线程的复杂叙事剧本。她的长处在细微处见真情，越没情节她拍得越好。《天水围的夜与雾》她就没处理好，搞得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这部也有凌乱感——当然这还是跟剧本没有聚焦在作为作家的萧红身上有关，但作为导演在掌控上，许鞍华缺乏大将之风，没在萧红动荡杂乱的生活中抽出一根最明晰的最具震撼力的主线索来。虽然二萧的爱情是个主线，但二萧分崩离析的根本原因却暧昧糊涂。归根结底，还是不够手狠，三个小时的片长啊，作家萧红的文字魂竟然没剥离明晰。

我们知道，在小说里，人物往往是抓对出现的，比如《红楼梦》里黛玉和宝钗、尤二姐和尤三姐、芳官和龄官，比如张爱玲笔下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李碧华《青蛇》里的青蛇与白蛇，法海和许仙。抓对出现的方式更易突出鲜明的人物个性，这种模式在影视剧中也有很多体现，比如都教授和富二代，花泽类和道明寺，弑君者和小恶魔什么的。

巧的是，萧红的生命里两个最著名的男人也是抓对出现的，那就是萧军和端木蕻良。

按照武志红老师的理论，成年后的感情经历是对童年的重建。按照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所写，也如影片所反映的，在萧红的童年真正带给她幸福感的似乎只有祖父一人，而她的父亲暴戾冷漠（在电影里唯一的出场就是踢了萧红一脚），实在称不上什么父女情深。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在萧红的情感线索中，与萧军这个粗线条的、家庭（可引申为家族）强有力的保护者、有暴力倾向的、不善于情感沟通的男性形象相爱，其实是她对童年的重建——重建与同样具备以上特点的父亲的关系。

这种重建最终以失败告终。于是，萧红转而与端木在一起。在我读到的诸多萧红传记、书信集以及其他文字中，萧红为什么会突然与端木相爱，实在交代得不怎么清楚，以至于我不太认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爱情。我相信一种更合理的解释——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他们正好捡到了彼此。

端木代表的男性形象完全站在萧军的对立面，他懦弱却温柔，退避却细腻，是重建童年宣告失败的萧红抓到的一棵救命稻草。而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端木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贴合了萧红的祖父——她虽然疼爱萧红，但因为在萧红记事时便年逾古稀，很快就去世了，而且在家族中并没有话语权，所以仍旧无法依靠。所以，萧红与端木的结合，是另一个维度上对童年的重建，即借爱情名义重建与祖父的关系。

我们知道，这次重建又失败了。

观影时传来几次笑声，其中一次是萧红与萧军彻底分开后，告诉端木她怀有萧军的孩子。端木一脸纠结的怂样惹得影院里的江湖儿女们大笑不止。那些笑声非常年轻，无所顾忌，说不定脑中已经闪过“接盘侠”、“喜当爹”等字样，欢乐得不得了。在一片笑声中，端木不解地问萧红：“你怎么能跟这种人在一起？”萧红没有回答。

萧红弥留之际，端木不见踪影的几天，骆宾基照顾她左右，问她：“你怎么能跟端木在一起三四年的？”

这两个问题，如同萧军与端木这对冤家一样，也是抓对出现的。联系到之前种种——既然包办婚姻是错的，那么与爱慕的表哥私奔该是对的吧；既然私奔是错的，那么回归包办婚姻该是对的吧；既然与抽大烟的纨绔子弟在一起是错的，那么与有理想的热血青年在一起是对的吧；与莽夫无法厮守终身，那么翩翩少年总是可以相濡以沫的吧……结果，却总有人在终点处不解地问为什么，点醒萧红，原来摆在她面前的选项统统是错的。

但这一次，萧红没有沉默，她回答了骆宾基的问题，大意是说：当一个人骨肉很疼的时候，皮肤的疼也就不算什么了。

显而易见，萧红对于端木自始至终的不信任，不抱希望：：冷清的新婚宴席上她便说对端木希求不多，只求过普通老百姓的日子，端木给怀着萧军孩子的她一个名分已经非常满足；千辛万苦搞来一张船票，端木走了，留下怀孕的萧红一人在兵临城下的武汉，没钱没米没住处，人问为什么端木自己走，她打个哈哈过去，不解释；产下第二个孩子，端木没有陪在萧红左右，承蒙白朗照顾，临别时，萧红说自己将孤独终生；弥留之际，萧红对骆宾基说，她与端木“终究是不能共患难了”……萧红从未真正像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一样需索端木的保护，因为她从一开始就知道端木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和品质。

然而，关于萧军，病重时的萧红却说了这样一段话：……在那个时候，如果我拍一封电报给萧军，让他来接我，他一定会来的。

不过，无论是出于自尊还是爱情的覆灭，又或者根本是不自信，萧红并不曾发出这样一封求助的电报，所以我们将永远不能知道萧军会否真的如萧红所愿，穿过战火去救她。

当然，现实残酷，不知是福。

拣遍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红玫瑰与白玫瑰纷纷凋谢在了年仅三十一岁的萧红眼前。天下之大，她却无处可去。如果不在乱世，如果不是贫病缠身，萧红或许有足够的时间走出命运的迷局，可惜她没有这个机会了。

大轰炸到来前最后的宁静里，端木终于回来了，面无血色的萧红拿起他放在床头桌上的苹果，努力地啃上一口——见汪恩甲时，萧红在吃；偶遇弟弟时，萧红在觊觎别人的蛋糕；在关于萧红的文字中，我们知道，被丢弃在东兴顺旅馆时，萧红被别人门上挂的列巴和牛奶香馋得心猿意马，甚至想去把吃食偷来；萧军刚刚有了点小钱带萧红去开荤，她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刚捞出的肉丸子；电影中，生命的最后，回光返照的萧红说：“好像完全好了一样，吃了这么多。”

吃，是一个人对生存怀有渴望的表现。如萧红自己所说，这世界上终有令她不能瞑目的东西在，所以她并不想死。她奄奄一息地对端木说“我也舍不得你们啊”，这个“你们”，未必实指病榻前的端木和骆宾基，而是指这纷纷的人世，和她三十一年的虽不漫长却格外艰难的人生吧。

就此，又要说到一次全员笑场，是聂绀弩旁白说萧军离开萧红后与王德芬相遇，二人厮守终老，养育八个子女。“八个！”我听到观众席上的小姑娘惊讶的低吼。是的，即使在那样兵荒马乱朝不保夕的年月，也永远不要低估人们对生的渴求和热忱，无论萧红，萧军，影片中的任何人，或者我们自己。

为什么几乎所有跟萧红有过一点点瓜葛的人后来都那么热衷于用文字悼念萧红？当然，首先是因为萧红的文字穿越了时代和战火，最终留了下来。另一个原因，是在这一批人中，只有萧红曾清清楚楚地知道，那个贫病交加生如转蓬的当下，已经是他们共同的黄金时代——她认出了风暴，这场风暴无关意识形态，只关于一个个鲜活的人，和他们的命运。

生，固然可爱，却极其艰难。所以，劝萧红放下爱恨，专心创作，“越飞越高”的聂绀弩，临终前对妻子说：我想吃一个蜜橘，我很苦。

韩松落

　　三个小时，不觉得长，身为写作者，在《黄金时代》里看到的，是让我喉头为之一热的命运关键词：相遇。
　　河与河相遇，野火和野火相遇，人和一群人相遇。相遇改变人，相遇改变时代，让蝼蚁变成神明，让绿皮火车变成银河列车999。让一个东北乡下的小姑娘，凭借一支笔，凭借那些不起眼的字与词，火烧云、倭瓜花、河灯、小团圆媳妇，汇入洪流，在刀枪不入的历史上，留下一声咳嗽。
　　相遇之前，萧红的生活支离破碎，电影对此毫无粉饰遮掩。未婚夫汪恩甲、表哥陆振舜，陆续出现在她生活里，或多或少，改变着她的生命轨迹。但这些相遇，是生命准备期的相遇，是次一等的，狗粮般的，不足以喂养她。她和他们相处时的顺应、懦弱、反悔、挣扎，所有这些显得狰狞，被人视为狗血的举动，是她对他们的不适应，是一个人被狗粮般的满足拘禁时的必然反应。
　　能够算作相遇的机遇终于出现，遇到萧军，遇到东北作家群，遇到该遇到的人，所凭借的，无非一支笔。他们讨论读书写作、爱的哲学，排演戏剧，在新年夜欢歌笑语，在街头和另一群年轻人拥抱。作家廖伟棠说，《黄金时代》里有一个青春中国，那青春中国，绝不是虚无的概念，就是这样一群人的拥抱，是他们交往中的灵光乍现，是琐碎谈话累积出的诗歌，他们因为写作相遇，相遇也成为他们写作的内容，他们的相遇像蝴蝶振翅，掀起风暴，至今不歇。
　　即便相遇，也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夭折、动乱、倦意都在发生，有人死去，有人被捕，有人悄悄退出那个时代，也有人谋求更大的相遇，例如萧红，她去了上海、青岛、武汉、香港，遇见鲁迅、许广平、胡风、梅志、丁玲、聂绀弩、舒群、罗烽、蒋锡金、骆宾基、端木蕻良。所凭借的，还是那支笔，笔是咒语，是让人们一瞬间心神相通的魔杖。所以，她的故事天然适合电影，她的经历，正是约瑟夫·坎贝尔所说的那种“英雄的旅程”。
　　有评论者认为，这部电影，罗列许多名人，更像一部社交史，但正是许许多多个萧红的相遇，成就了许许多多个“黄金时代”。海明威从美国跑到巴黎去，和那一场流动的盛宴相遇；柯莱特从外省跑到巴黎去，和普鲁斯特、德彪西相遇；亨利·卢梭从海关收税员的职务上退休，和毕加索、阿波利奈尔相遇；还有罗克韦尔·肯特丢下锄头，从缅因州跑到纽约，莱昂纳多·科恩扛上吉他，搬进切尔西旅馆，紧跟着发生的，也都是生命爆炸般的相遇。
　　读他们的传记，看到他们艰苦磨练自己、遭遇劫难、贫困潦倒，饿到出现幻觉，我都毫无同情，我知道他们必然遇到相遇，天将降相遇于斯人。为了出走，为了不断拓展生命的维度，他们抛妻弃夫、丢下儿女、欠债跑路、声名狼藉，他们无耻透顶，他们一点都不要脸，但和相遇之后的万卷诗书比起来，那都是细枝末节。
　　《黄金时代》最惊心动魄之处，就在于此，它没有回避萧红的戏剧性情感，给了她的情史以充足的戏份，但最终却用貌似平实，实则风雷激荡的笔触，写出了人们是怎么从五湖四海奔赴而来，最终汇聚成一块新的大陆的。电影中，萧红死去后，丁玲、蒋锡金、骆宾基或者黯然神伤，或者悲痛难抑，那不只是本能的物伤其类，更是因为，他们所寄寓的大陆流失了一块，那是所有人的丧钟。
    这样的电影，必然不讨好，但是，许鞍华在接受采访时，曾把《呼兰河传》和艾米莉·勃朗特以及赫尔曼·麦尔维尔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认为它们都是“探讨生命里特别原始及不讨好的东西”。这见解惊心动魄，也足以说明，即便在去世七十年后，萧红仍然能获得理解，相遇还在发生，和这样的相遇迎头相遇，是我们这镀金时代里，一道金子般的光。

看过《黄金时代》，不能说不好，然而心里总有点憋闷。回去翻出《浮出历史地表》来重读，又去问戴锦华老师对这片子如何看法。或许是我对萧红有些一厢情愿的幻想，然而总觉得她是有大气魄的，不该这么可怜。

戴老师回答说，萧红原本是大天才和小女人的混合体。电影是认真做了的，只是她一直觉得许鞍华与萧红气场不合。

或许真是如此吧。许鞍华所一直关心的那些问题，以萧红这个题材来说，多少有些体例不合。萧红始终需回应她那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而许或许更多是在回应这一个时代。

电影让我们看到的，是在大时代中无处安放自身的个人，是女性写作者在爱情上的惨烈。这也确曾经是历史上真实的剧目。然而，借用《浮出历史地表》中的表述，精神生活与肉体生存，想象与现实，温暖与冰冷，构成萧红的两重世界——是“大鹏金翅鸟”高高飞起的天空，与被囚禁的“奴隶的死所”。电影中的许广平叹息：“萧红先生在写作上相当英武，只是……”只是这英武的大鹏金翅鸟的天空，电影并未让我们看见，于是只能交给萧红的读者去脑补——不知道占电影观众的几分之几。由两重世界坍缩为一重，是否也是一种历史的降维呢？

我在银幕上看到《呼兰河传》中描绘的场景，一瞬间很是感动，尤其看见祖父的草帽上插满了花，看见卖粉条的人在院子里晒着亮晶晶的粉条。然而呼兰河镇不仅仅是萧红终生未愈的心理创伤起源的场所，就像百草园不仅仅是鲁迅童年生活的记录档案一样。那是一个文学的世界，一个无限丰富且美的大境界。在那世界里我第一次认识萧红，于是一厢情愿将她视作我的女神与女英雄。这份神性与英雄性，是身为作者的萧红的创造物。而同样身为作者的许鞍华，则执着于探讨卑微的世俗生活中那一点点让人死不瞑目的东西。是气场不合，是水土不相宜的年代，或者文学与电影作为不同的媒介？许鞍华与李樯，加上汤唯，都可算作优秀的作者。他们能够懂得萧红，只是少了萧红先生的英武。

10月1日去二刷《黄金时代》，开场前后面坐着的男生给他身边的女生科普背景知识：萧红这个人文章是不错，但为人我确实欣赏不来。据说她有一个孩子生下来就被她掐死了。女生：是吗？是不是萧军的孩子？男生：对的。而且她和一个男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怀着上一个人的孩子，和萧军在一起的时候就怀着孩子，和端木在一起的时候怀着萧军的孩子。女生：唉，那你还来看，还不如看《亲爱的》呐。男生：但是是许鞍华嘛，我想看看她拍成啥样。

话到这里就结束了，影院黑下来，观众们最熟悉的广电小龙摇摆着闪着金光，宣布这部长达三小时的电影开始了。

1、
许鞍华为什么要拍萧红？
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抛开文学来看萧红的一生：流亡过不少于七座城市；跟随过四个男人；抛弃过一个孩子；另一个孩子死因成谜；不能排除生活最艰苦的时候曾卖身维持生计的可能性……有了解她经历的人评价这是个“脑子不好的女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一名成功的女性导演、一名知名编剧，在明知很有可能吃力不讨好的情况下，非得执着地选择这样一个女人来拍。

许鞍华自己说的原因是：萧红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把萧红的问题弄清楚了，我自己的问题也就清楚了。
许鞍华会面对什么问题？
47年出生的导演，年轻时留洋学电影，回香港投入电视大战的海洋，1979年开始拍长片，所谓“香港电影新浪潮”中的唯一女性，有一群野心勃勃想要改变香港电影的小伙伴。将近四十年过去，小伙伴们从商的从商，退休的退休，就她和少数几人还在拍着。她是最穷的，徐克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她还一直为着找钱的事情发愁。
一直和母亲住在一起，一生没有绯闻，被问快七十岁的现在是不是她的黄金时代时呵呵笑着说：我觉得是吧，以前拍戏总有人问我是不是要追组里的男同事，现在终于不会有人这么说了。

这样的导演，和萧红会有什么样的共同问题？

2、
萧红面对什么问题？
之前说萧红“脑子不好”的人，指出她总是会和不能照顾她的、会在关键时刻丢下她的男性在一起。
是的，选择一个好男人，就是所谓的女人的一等智慧，连我爸都在教训我时跟我说：找什么样的工作有什么要紧的，你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个，明白吗？
封建社会里“有幸”成为“妻子”的女人，由父母或长兄来决定婚姻，萧红生于民国伊始的1911年，20岁上下的时候反抗家里安排的婚姻，和表哥私奔到北京，被抛弃后回呼兰河老家，为了面子父亲连夜举家迁往阿城乡下。
电影里，冰雪覆盖的夜色中，摇摆的骡车上，萧红的表情没有一丝悔意，绝非柔顺地服从了命运。
而后她投奔了被自己背叛过的未婚夫，这个男人的家族有一定的地位，也有一定的财力，故而可以负担两人的生活。后来，应该是家族切断了对俩人的经济供给，某个夏夜，未婚夫毫无征兆地离开了她。
接下来就是萧军，萧军于困厄中拯救了她，发掘了她的才华，将她带进文坛。但作为一个大男人，萧军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女人在文学上的成就比自己更高一筹。于离乱中，相信自己的价值在于战斗的好武的萧军，与甚至不愿为了乱世中国家救亡而写作的、专注于个人创作的萧红，分道扬镳。
再接下来是端木，与萧红在文学上最合拍，性格却懦弱怕事，屡次抛下分分钟会有生命危险的萧红离去。
萧红生命中的男人们，才能心性不过如此。她应该是看不起大部分的他们的：不为被初恋的表哥抛弃而哀伤后悔；跟随未婚夫来到大烟馆，被门口的年轻男人当妓女来调戏，她的眼神里也只有讥讽；大着肚子在战乱的武汉被端木抛下，人家问她“端木怎么不带上你？”她嗤笑一声：“我干嘛要他带啊？”在重庆时，萧红在桌前回忆着一两年前和萧军一起与鲁迅的相识，此时时移世易，身边的已经是端木，她回头看端木的那一眼，绝不是充满新婚的柔情蜜意的。作为一个以经历写作的作家，她甚至不将自己与他们的感情写进文章里。
然而她的生命又必须依附于他们，只因为社会的规则是他们写下的，时代没有贫穷的女性作家自给自足的空间。同样生为女作家，白朗和梅志都依附于丈夫而活；丁玲则必须像个男人一样，抹去自己的女性特质而活得风生水起。
所以，还能说萧红脑子有问题吗？她只是太饿了，只能躺在徒有四壁的小床上，闻着四邻飘来的饭菜香，等着郎华带着面包回来。
而即便是这样的困顿，在她的笔下也幻化得充满生气和天真活力，她仿佛就是荒诞和反讽本身。

3、
所以说许鞍华和萧红和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也许是在这种别人制定好的框架里如何坚持自己的理想、发挥自己的才华吧？
也许是如何在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绯闻会比文字更让人感兴趣、别人会更愿意相信自己是为了追组里的男同事而拍电影而不是真的只是爱拍电影，的同时，笑一笑，坚持自己的创作吧？
也许是如何克制住自己在知道自己失去一个好职位只因同龄的未婚男青年不会有为生孩子请产假的风险时不要当着HR的面呵呵一笑吧？

女人们仍被教育着：男人出轨嫖娼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为了家庭和谐和孩子教育是要隐忍的；穿着妖娆上街是不对的，被强奸猥亵是活该的；失去贞操是可怕的，被强奸了是肯定会带着全家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的……
男人在妻子怀孕时出轨司空见惯，女人怀着前男友的孩子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就会连带这个新男友一起，被当奇葩取笑了。
号称国富力强的如今和萧红那牢笼里的黄金时代有什么不同？
人们总是惯于不加思考就施以评判。缺乏善意、尖酸，都不是最大的问题，愚蠢才是最大的问题，最终导致了害人害己而不自知。

4、
十多年前我读高一的时候，每天都和前座的男生吵架，吵架的主题永远是封建社会的妻妾制度。男生的观点是古代时婚姻有很多种功能，古代女性可以从事的职业非常少，婚后必须依附丈夫而活；而且古代的男性是有传宗接代、开枝散叶的社会责任的，娶妻再纳妾是为了自己的社会角色，爱情多半不在其中；古代男性最容易发生灵魂共鸣的地方是青楼，与多才多艺，彼此不负有生育义务的妓女间，建立平等的爱情关系。
作为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当时我自然是不能忍受这种说法的，我的观点也不用赘述，无非是抨击男人自私，只为自己考虑，不顾女性感受之类。
后来跟这个男生决裂了，人生唯一一次因为三观问题跟人决裂。
年纪太小了，不理性，不懂得客观地表达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和自己是否要选择那样去做，是不一样的。
妻妾制度表面上已经被文明的法制社会废止了，而实际上仍是：有权或有钱的男人（达官贵人）堂堂地有妻有妾；自认为有知识有才华的男人（秀才）有妻子也有红颜知己；一般工薪阶层的男人（百姓）有一个妻子，并对上述两种人羡慕嫉妒恨；大批文化程度低的农民、社会闲散人士打着光棍。
愤怒也改变不到事实。
占有大部分资源的少部分人，总会制定规则与潜规则，将自己现有的资源来保护，并方便攫取更多资源（法律也是这样诞生的）。到这个层面，讨论的只是压榨，和性别已经无关了。

5、
除了萧军和鲁迅以外，其他男人对于萧红的意义类似。
先说说萧军。
二萧第一次见面，萧红形容憔悴，头发干枯而凌乱，面色泛青，嘴唇开裂，背着和落跑的未婚夫共同欠下的600元巨债被关在东兴顺旅馆，还怀着孕。连冯绍峰都说：我演萧军，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为什么会爱上她啊？
一开始萧军在萧红狭窄的房间里手足无措，后来无意间翻到萧红的画和诗，感受就不一样了。此时电影插入了二人情深意笃时居在商市街，萧军在萧红身边写文章回忆二人相遇这一幕，银幕上放大的萧红特写眼睛下有浓重的青影，鬼气森森，一双眼睛要看到人心里去，比起美丽，更恰当的描述是渗人，而年轻的萧军感情充沛地写道：我面前的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子。
萧红用自己一双巧手为萧军缝衣做饭，打扫房屋。在挨打之后仍陪他出席社交场合，轻声细语地为他解释、掩饰。
萧军当然是萧红一生中最重要的男人，毕竟她的一生这么短。关于萧军对萧红的感情，冯绍峰说“萧军这个人的爱情哲学是边走边看，见一个爱一个。”李樯说：“我们愿意善意地、一厢情愿地替萧军去认为萧红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女子。”这样的一厢情愿，在萧军与真正的妻子王德芬结合并养育了八名子女、白头到老的事实面前，也显得颇无力了。年老的萧军回忆着年轻时这段情事不可不说温柔，既因为一个大男人的怜惜，也因为萧红的传奇——八十年代萧军到香港，还找到为萧红采访了骆宾基和端木蕻良的人，问他为何不来找自己。
不得不为萧红感到不值，同理还有最近常被拿来和她对比的张爱玲，所谓爱一个人就为他低到尘埃里，莫非真是女人的软肋？
但这选择只要是自己做出的，就是值得的、自由的，旁人又何敢置喙？
在相偎取暖的东北，二萧穷困潦倒时，萧红对自己的才华没有认知，有一次她问萧军：“你看上我哪儿呢？”萧军说：“你的才华啊！”萧红追问：“那如果我没有你认为的那种才华呢？”
此刻一个伟大又脆弱的作家被还原成了一个普通女人的样子，她取来蜡烛，摆在床头，噙着泪写下《弃儿》，写被她送人的第一个孩子。而在她和萧军的爱情死去后，她选择抛弃了（也许是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也许还因为她早已预知了自己的命运。

再说说鲁迅。
萧红的父亲对子女和家人冷漠疏离，教会她人间的“爱”的，是她的祖父。萧红人生中最斑斓的一段时光，就是和祖父一起在老屋的大院子里玩耍的时候，电影里祖父去世那天，玩耍归来的小萧红跑进停着祖父遗体的房间，被父亲一脚踢到地上，看着父亲冷峻的眼神，她知道，天堂已远，自己从此被孤单地抛进冷漠的人世中了。
同样的悲痛，在鲁迅先生逝世时发生，我想萧红对鲁迅是有那种对祖父的依恋的。中学语文课本上节选的《回忆鲁迅先生》开头一段，萧红写鲁迅品评她的红衣服，被电影放在了鲁迅逝世、二萧分手，萧红与端木暂居重庆，准备南下香港前的一刻。萧红已经知道自己“必将孤苦以终老”了，回忆中的这个场景，却斑斓明媚的不像话，这样的明媚，在电影中之前有鲁迅的段落里，从未出现。

这一刻已是萧红生命最后的华彩，从此以后，她不可避免地走向凋零。用李樯的话说“香港是萧红离死亡越来越近的地方，也是她离文学越来越近的地方”“她生命中的一切道路都走到了尽头，仿佛只剩文学创作的权利了”。

6、
历史中的萧红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在电影中，导演和编剧悲悯地让萧红始终知晓自己的命运。
影片一开始，黑白色的萧红便对着镜头讲述着自己的生卒年月；萧红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和萧军争吵时，就对他说：“我知道自己活不久了，我只想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好好写点东西”，此时萧红27岁，年轻壮健，如何知道自己命不久矣？重庆码头告别好友白朗，萧红说：“朗，我祝你永远幸福”，白朗说“我也祝福你”，萧红脸上又挂起那丝讥讽的微笑：“我吗？我的命运不是明摆着吗，我将孤苦以终老。”
这也是许鞍华和李樯给予萧红的善意吧。

全片我最爱的镜头，是大肚子的萧红没有赶上去重庆的夜班船，摔倒在武汉码头爬不起来，就势晕了过去。再醒来时，月亮从乌云遮盖中穿出来，身在困窘中，本应忧虑烦躁的萧红，嘴角竟然有了一丝微笑。这个镜头和深深留在我记忆中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姨妈住院时，窗口升起一轮巨大到诡异的金黄色明月的镜头，重叠了。
一个女人来到了这个时候，终于获得心灵上的自由，从此无论生往何处，死往何处，不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