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工厂

最近几天，流媒体巨头Netflix推出的一部名为《美国工厂》(American Factory)的纪录片可谓火遍了中文网络世界。

这部纪录片由美国导演史蒂文·博格纳尔（Steven Bognar）和朱莉娅·赖克特（Julia Reichert）联合拍摄，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记录美国蓝领工人的生活。

而这次，这对搭档瞄准的却是他们的家乡俄亥俄州代顿市，他们用自己手中的镜头讲述了一个跨国合作下，反映中美企业文化差异的故事。

《美国工厂》剧照

有趣的是，这部纪录片的投资人并不是一般的影视制作者，其背后的支持者其实是美国白宫曾经的主人奥巴马夫妇。

此前，他们曾牵头成立了一家名为“高地”(Higher Ground)的影视制作公司，而这部纪录片就是这家公司所出品的第一部作品。

奥巴马夫妇接受采访画面

此外，这部纪录片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迅速掀起波澜，也是因为它所拍摄的主要人物是前几年被媒体炒得很热的福建巨贾——“玻璃大王”曹德旺，影片讲述的即为他所代表的福耀公司（Fuyao Glass）在美国建厂并引发劳资争议的事情。

这段秘闻在如今能以一部纪录片的形式被公布出来，确实有足够的噱头吸引到大众的关注。

福耀集团掌门人曹德旺

值得一提的是，奥巴马夫妇及播出平台Netflix为这部纪录片所选取的上线时间（8月21日）也非常值得玩味。

因为任何人都知道，这几天正是中美经济局势最为紧张的阶段，美国政府的税负大棒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所升级，假若将这部作品纳入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去解读，或许它所折射出的意味亦会更加的复杂。

影片的故事始于2008年，彼时，整个美国社会都因为次贷危机而引发了一场持久的金融风暴，其间，美国汽车巨头通用公司(General Motors)就因此关闭了它在俄亥俄州的多家工厂，此举造成2400名当地工人失业，同时也使这他们陷入了数年的绝望挣扎之中。

通用公司工厂关闭时的情景

然而，直到2015年，希望才姗姗来迟。

但令当地人没想到的是，给他们带来希望的并不是美国人自己，相反，来拯救他们困顿生活的却是一家中国企业——

在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福建商人曹德旺的带领下，为汽车生产玻璃的中国公司福耀决定在俄亥俄州建设工厂，并做出允诺可以雇佣1000名当地工人。

起初，这场中美之间的劳资融合还算进展顺利，不管是工厂的选址还是厂区的建设乃至企业落地开业，一切似乎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对于中国资本的进入，绝大多数美国人也都抱以极大的期待，他们不仅对曹德旺的开业讲话给予热烈的欢迎，而且还将厂区主干道的路名更改为“福耀大道”，一名黑人员工甚至对曹德旺当面表达谢意。

能做出如此积极的回应，原因无他——对于处在传统工业衰退的铁锈地带（Rust Belt）的美国工人来说，能在失业多年后重新找到工作，这多少都是一件庆幸的事情。

诚然，虽然福耀雇佣了一大批美国工人，但实际上他们中的一些人每小时能拿到的工资只有12.84美元，这个标准似乎远低于他们在通用公司时的29美元。

但尽管如此，每个人还是希望这个工厂能顺利发展下去，因为有大批员工，他们从失业后就跌出了中产阶级的圈层，有人甚至住到了地下室里，然而曹德旺与福耀公司的到来，却给了他们重回中产阶级家庭的希望。

但是，毕竟福耀公司一直深耕的领域是玻璃制造产业，俄亥俄州的汽车工人们必须得接受新的培训才能掌握制作玻璃的相应技能。

而且最为关键的是，随着福耀公司的进入，曹德旺所代表的中方管理团队试图将他们在中国的工作模式和管理制度也都在此地应用起来，然而美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一切劳资关系永远会有工会的参与，该如何平衡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无疑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事情。

在影片中，这样的矛盾对立面几乎被表现的淋漓尽致：

例如当工厂举行开幕式时，一位俄亥俄州的议员就在剪彩仪式前的演讲中说到，希望中方管理者能在工厂内部成立工会组织，以此保障美国工人的利益。

又如当曹德旺来视察开工情况时，面对数百名中国工人，他向这些同胞强调的却是一套爱国主义原则，“中国人到美国来办企业，我们最关键的不在于赚多少钱，而是让美国人改变对中国人的看法，以及对中国的看法。”

再比如这里其实实行着两种完全迥异的工作模式——美国工人每天只工作8小时，并享受着假期和福利；但福耀管理层已经习惯了让中国员工12小时轮班，每月休息一天，而且住的还是合租宿舍式的公寓。

尤其是当几名美国工人被邀请到福耀的中国总部接受培训时，他们见到的情况更令其匪夷所思。

因为在那里，中国工人不仅接受的是军事化管理，而且在生产作业时还几乎不佩戴安全保护器具，长时间的加班更是一种得到所有人默认的标配工作模式。

更有意思的是，一名中国工头还对前来取经的美国工头展开了一场说服教育，“你们一天只上八个小时，一个月还有八天假，这已经很爽了，但是也要对得起那份工资嘛。”美国工头若有所思地回应到，“美国员工就是太烂了。”

当然，影片的创作者并没有一味地去建构这种中美文化之间的差异，相反，他们的镜头也会适时地去捕捉一些感人的瞬间。

比如一名叫Rob的美国工人就在感恩节时邀请了十几名福耀的中国员工来他家吃晚餐，而且还让他们骑自己的马和哈雷。在他眼里，这些中国员工就和他的兄弟一样。

同时，就在去中国总部培训的美国员工中，也有一名美国工头在目睹了中国人庆祝年会时所表现的团结和热情后，由衷地被感动，“我们是一体的，”他用这句话向中国员工表达谢意。

不过，影片在后半程的叙事重心还是回归到了表现福耀公司在美国工厂中的工会争议上。

因为曹德旺毕竟是一个商人，他在美国建厂可不是为了搞慈善，盈利才是他的目的，但代顿市的工厂在最初阶段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在曹德旺看来，美国人的低效以及工会的阻碍正是导致企业亏损的重要原因。

而对于美国蓝领阶层的工人们来说，中方管理人员的要求又太过严苛，不仅每个工种都必须得完成一个具体的工作数额指标，而且工人们相应的福利保障和安全保障也都是缺位的。

这时候他们就强烈地要求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汽车产业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UAW）能进驻福耀公司，以此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难题。

可想而知，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势必就会引发较为激进的结果。

而且像美国这种国家，他们所主张的工会文化几乎在4、50年代就已经存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变后，这种文化早已成为美国工业社会运行机制中的重要一环，当中国资本进入美国体制，工会的作用只会被无限放大。

因此，美国工会给福耀公司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几乎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然而，就在这部纪录片快要结束时，导演并没有向观众交代福耀公司与美国工会之间的斗争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结果。

但镜头瞬忽一转，当曹德旺再次来到工厂视察，我们才知道，福耀已经开始引进更高效率的机械化作业方式——这也意味着，一些工人的岗位会直接被机器所代替，他们这次面临的或许将是永久性的失业。

很明显，《美国工厂》这部纪录片是那种典型的观察式纪录片，虽然它的创作者是美国人，但在整部影片中，两位导演并没有刻意地去引发某种类似于迈克尔·摩尔式（《华氏911》）的论战，实际上，他们是用镜头尽量地接触事实，多方位地呈现问题，至于剩下的思考和评论交给观众即可。

而且尤为珍贵的是，这两位导演显然是同情所有工人们的遭遇的，因为就在影片结束时，他们把镜头分别对准了从福耀公司进出的美国工人和中国工人，联系之前的信息，这样的画面似乎是在告诉我们另一个事实——

也许在中美两国之间，真正的角力并不是所谓的经济对抗，面对迅猛发展的机械化革命，美国工人和中国工人都可能会被机器所打败。

最后，不得不提一嘴的是，这部影片除了给观众呈现的内容本身外，其背后还可能承载着一部分时代意义。

因为这家代顿市的福耀工厂是于2016年10月开业的，而就在那几周前，特朗普才刚刚当选美国总统。

但众所周知的是，奥巴马早就和特朗普很不对付，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分属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两个阵营，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们所代表的国家意识和阶层利益都是完全迥异的。

试想一下，这部纪录片开拍于特朗普成功入主白宫以后，而它上线播放的时间又是特朗普政府肆意与中国进行贸易对抗之时，但影片讲述的却是中美两国如何谋求共存的故事。

这样的特殊性也正与特朗普所宣称的“很容易打赢”形成了微妙的对比。

同时，就在奥巴马接受外界采访时他也曾表示，“这部纪录片之所以有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并没有呈现一种黑白分明的观点，这样一个好故事有助于我们所有人感到彼此之间的某种团结。”

不过，就是不知道现在的特朗普有没有看过这部片子，或许当其阅毕，这个起床气颇重的美国大爷又会在自己的推特账号上抨击一番奥巴马吧。

（原载“澎湃·思想市场”，有删节）

张泠

2016年秋，我入职纽约州立大学，如所有新同事一样，成为UUP（大学职工联合工会）成员。UUP成立于1973年，如今代表四万多人，是美国最大的高等教育界工会。UUP在纽约州立大学系统为员工争取权益，如更好的福利，目前的目标之一是为兼职教师争取更公平待遇，获得同事们支持。我略懵懂地交会费，小心收存会员证，对于今日之待遇乃工会成员数十年来努力抗争换取，并无特别切身的认知，直到看到美国纪录片导演茱莉亚·赖克特（Julia Reichert）与丈夫史蒂文·伯格纳尔（Steven Bognar）的纪录片《美国工厂》（American Factory，2019），及读了一点美国工会历史的资料。

《美国工厂》关于中国“玻璃大王”、亿万富翁曹德旺于2014年在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代顿（Dayton）区域莫里恩市（Moraine）开设“福耀”玻璃厂制造汽车用玻璃，雇佣两千多名当地员工（不少为以前关闭的“通用”汽车工厂工人）。其间劳资关系由兴奋乐观转至对立矛盾，不仅有中、美思维方式、管理方格差异与误解，更有试图组织工会的工人与管理层的角力。阶层、种族、国别等问题与资本主义全球化夹缠不清，自动化的阴影更威胁着全世界劳工阶层的未来。赖克特与伯格纳尔认为：上升期的中国资本家遭遇衰落期的美国蓝领工人，这里会有故事，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文化交融或更多。如伯格纳尔所言，《美国工厂》即是“贴近地、用特写镜头看全球化”。

一．美国工厂，世界工人

很多观众都对《美国工厂》里美方管理人员到福建福清的“福耀”厂“取经”如何提高美国工人效率的段落印象深刻。这不但是透过美国人视角的“陌生化”时刻，也是没参观过类似工厂的中国观者的“眼界大开”时刻。工厂军事化管理，班前例会工人列队喊口号；他们每天手不停歇工作十二小时，每月休息一、两天；有人每年只能回家一次看小孩。与这些外人看来压抑与压榨的残酷强烈对比的是央视“春节晚会”风格的公司“年会”那些和谐、乐观、刻奇的歌舞表演与热烈气氛，以至于将一位美国客人感动到流泪，说“无论如何，我们在同一个星球，同一个世界，即使有分歧，我们是一体的。”

福清工厂的企业意识形态，是“封建家族”与“国家主义”合体，并融合了社会主义时期工厂文化遗产。在这个等级森严的大家族，曹德旺是不容置疑的男性权威，下辖大大小小的管理层男性权威，统领着被当做机器人管理的基层工人。管理者活学活用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修辞来鼓励（欺骗）工人：“报国为民”、“勤劳朴实学习创新”，来替换和遮蔽最大限度榨取工人剩余价值以期利益最大化与阶层分化本质。这套话术（甚至颇有主旋律色彩的厂歌歌颂“春满中华，福耀人间”）高明之处在于塑造一个“相亲相爱一家人”的幻觉，也将工人的劳动表现塑造为“美德”对其进行道德化绑架与测量：为了对大家庭“忠诚”，工人要不断自我改进、提高生产力、对超时工作任劳任怨甚至甘之如饴，因而有“团结力”和“凝聚力”，这才是值得称颂的、有“民族使命感和自豪感”的华夏“工匠精神”——帮企业成功就是帮国家发展。工人若有任何反抗意识，大约会被视为懒惰、自私而道德破产，而非被视为争取应得权益。年会上也表彰类似“改革开放”前的“新长征突击手”的“最佳班组奖”。国有工厂风格的自成一体的宿舍、食堂、娱乐场所、甚至集体婚礼，都提示着一种集体主义“延续”。曹德旺妹夫任党委书记与工会主席也暗示着工会、党委与资本的媾和。工会负责员工文娱活动及心理建设/规训：爱“福耀”即是爱党爱国（与美国工厂中“工会”的意义完全不同，这点后文会提到）。

然而在光鲜社会主义修辞遮掩的资本主义体系下，“劳动”、“机器”与“人”的价值、本质及相互关系已全然不同。工人阶级不再是“老大哥”、在厂里当家作主、发扬主人翁精神建设社会主义，而是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竞争中代表了中国“人口红利”优势的农民工/新工人。他们只是“世界工厂”中被异化的低成本劳动力，为资本家赚取巨额利润；“中国效率/速度”的代价是工人的健康、安全、尊严被剥夺。但当然对很多工人来说，经济收益已比贫困的务农时代有所改善。只是在他们年轻力壮时尚可被雇佣，年老时的医疗、养老问题会否抛给社会与个人？令人想起世纪之交前后的国企私有化过程中，那些为国家辛劳半生却被资本无情抛弃的老工人。如今即使在高科技行业，关于“996”的论争也是中国科技工人被压榨的现状。美国高科技产业工会力量式微，企业如Google在公司为（尤其单身）员工设计了各种便利服务，从食堂到健身房、游戏室，使得员工愿意在公司停留更久（自然也就自愿加班更久），更不必说所谓“共享经济”中工人如网约车司机和外卖工人不再被视为公司雇员而只是承包者，不享受员工福利及受到劳动法保护。

“福耀”的企业文化无法搬到美国，在代表美国工人权益的工会长期抗争下，八小时工作日与周末休息已被写入法律，产业工人也在长期斗争中有更强维权意识。在中方管理人员看来，美国工人慢，懒，闲聊天，效率低，为了工资而劳动，缺乏中国工人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与加班加点、任劳任怨的中国工人相比（他们背井离乡来此一两年，仍拿中国的几千人民币月薪，不过每日多了五十美元餐饮补助），曾经骄傲的美国工人的落差甚至幻灭感显而易见，不仅对于“福耀”，也对于他们的国家对待他们的方式，及美国劳工阶层的未来，甚至影响到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俄亥俄所处没落工业区（所谓锈带/rust belt），本来是摇摆州，此次成为川普的票仓——有工人认为希拉里代表加州湾区高科技新贵利益，与制造业底层脱节，而被川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蛊惑。这一口号也被曹德旺后来换上的华人总裁刘道川使用，用以鼓励美国工人加强生产力。赖克特与伯格纳尔将2016年选举前后拍摄的素材全部舍弃，大约担心有喧宾夺主及制造分裂之嫌。

“福耀”的管理方与美国工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当然不可忽视。美国人的确在充满赞扬与鼓励的环境下长大，更在意自己是否被尊重（哪怕是表象）。中国监工则要维护自己的权威性及层级体系，以批评为主。美国工人认为不被尊重，因为中国人从来不说：干得不错！然而，文化与种族碰撞的表象遮蔽了超越国别的阶层利益，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问题被转移置换为种族与仇外问题（如川普一再强调“中国人偷走了我们的工作”），或曹德旺将美国工人的不满归结为：“美国工人对中国人有敌意”。这令我想起华裔女导演崔明慧的纪录片《谁杀了陈果仁》（Who Killed Vincent Chin, 1987）。1982年，华裔青年陈果仁在底特律被“克莱斯勒”汽车厂的两位白人男子以棒球棒打死，只因对方以为他是日本人——当时日本车在美国市场成为强劲对手，令底特律的汽车工业岌岌可危，很多美国工人失业因而仇恨日本人（乃至亚洲人）。这除了美国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也是资本主义残酷竞争下同为受害者的最基层工人自相残杀的悲剧。其实“福耀”雇佣的无论中国人还是各层级美国人（包括律师及管理者等），由于利益驱动（收入数倍、十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工人的工资）而成为剥削者的代理人和打手。《美国工厂》开篇不久，副总裁Dave听到一位议员在庆典讲话中提到“福耀”应有工会便恨不得“剪掉他的头”。

美国工人慨叹：以前那种高工资高福利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他们无法不接受这样的现实：从前在“通用”工厂时薪是29美元，“福耀”是不到13美元。反观“世界工厂”中的中国农民工/新工人，他们甚至从未体会过那种福利与尊严的“奢侈”，不仅因为后发资本主义的时间差，也因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中，“第三世界”的工人永远居于底层。尽管与欧美国家的工人同为全球化的被剥削者，与后者的待遇相比，他们是“更低廉的劳动力”，更少受劳工法律保护。中国政府逐步改进劳工法时，自由流动的资本的逐利性便使得工厂向劳动力更低廉、更少劳工法的地区迁移，比如东南亚国家。

拍《美国工厂》时，赖克特与伯格纳尔怀着对美国工人的感情进入，逐渐发现中国工人同样值得关注，这是全球化中劳工群体的共同命运。但因不懂中文，他们无法与“福耀”两百来名中国工人沟通，拍了一年后意识到这重要缺失，因此找到两位中方制片人、纪录片导演Zhang Yiqian与李米杰。她们每月到俄亥俄拍摄，也同去福清，与片中中国人建立信任与联系。导演夫妇认为她们帮导演理解中国的企业文化、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与历史，教他们看待普通中国工人的生活与情感状态。此片的确没有很多西方导演拍摄中国时先入为主的猎奇的刻板印象表达，态度温和谦逊，唯一遗憾为中国女工视角的缺失。

二．美国工厂，美国工会

俄亥俄州非裔民主党议员弗莱德·斯特拉霍恩（Fred Strahorn）指出：工人和劳工运动建造了美国。美国工人的权益，是无数参与工会的前辈流血牺牲抗争出来的，并非财团与资本家格外仁慈。《美国工厂》中出现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为美国最大的独立工会，成立于1935年，1936-1937年间组织了一系列罢工、静坐等活动，迫使三大汽车公司（克莱斯勒、通用、福特）承认其代表工人谈判的合法地位。工会的基本目的是维护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工人话语权，找到企业盈利与员工权益之间的平衡点。UAW为工人争取更高工资与更好福利，支撑他们稳定富裕的“美国梦”，鼎盛时（1979年）有150多万名成员，如今由于汽车工业的国外转移及财团各种反工会措施而缩减到30多万人。尽管UAW后来有官僚化及腐败等问题，不应否定其争取劳工权益的历史与积极意义。在各种右翼媒体与政客不断丑化、抹黑、以偏概全的宣传下，工会似乎成了美国制造业衰落的元凶，而不提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全球化、资本转移、去工业化等问题。

美国劳工运动与工会组织主要蓬勃于东、西两岸与中西部。在美国南部，组织工会则困难得多，也与政治保守及种族隔离有关，因此，后来在美国投资的德国与日本汽车公司，都选择在劳工法保护薄弱的南部投资建厂。这些工厂，在各方阻挠下，至今工会也无法组织起来。资方压低工人工资，即降低人力成本，保证日本汽车在自由市场竞争中的价格优势。这些对资方的“好处”，是历史悠久、工会力量强大的美国汽车工厂无法比拟的，所以他们在美国关厂，转而去压榨价格更低廉的墨西哥工人。

《美国工厂》并未解释工会在美国的历史与现状，大约对美国观众来说算是常识，但它细腻揭示了“福耀”如何斥巨资（一百万美元）雇佣反工会咨询公司（LRI/labor relations institute）在工人被强制参与的培训中将工会歪曲为工人与管理层之间的障碍而非为他们争取权益的代言人，并断言组织工会的结果可能会对工人薪资福利更不利。“双管齐下”的另一端，管理层提薪收买部分工人、找借口开除组织工会的积极分子，从而分化工人力量及削弱加入工会的声音。很多工人被“培训”和灌输恐惧后而投否决票，尤其是没有工会抗争经验也担心因此失去工作的年轻人。当然，工会再组织工人罢工也不会再吓到雇主（劳工法的漏洞使得雇主可随时解雇罢工者并雇佣其他工人），他们不再有谈判筹码。在资本的强势碾压下，心怀正义感的中年叉车女工Jill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从姊妹的地下室搬出来住上自己租的公寓，又因参与工会运动被开除而生活无着。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类似LRI这样破坏工会的私营公司炙手可热，成为一个庞大且利润不菲的产业，他们在公会成员下降、工人工资减少的企业文化间推波助澜。

精明的资本家曹德旺曾算了一笔账，除了人力成本，在莫里恩投资设厂各项成本都低于国内（可知国内工厂很大程度上依赖剥削工人来降低成本牟利），兼之美国各地政府争夺投资项目，不断推出巨额优惠补贴政策。“福耀”因雇佣两千多名当地工人，市与州政府给予各项补贴，使得其买地与改造厂房等于免费。除掉“工会”这个心腹之患，再换上身手敏捷体力更佳的年轻工人及自动化对工人的威胁，他已不必再担心美国工人“制造麻烦”。

《美国工厂》结尾字幕写道：到2030年，自动化将令全球三亿七千五百万人需要寻找全新种类的工作。画面是摩肩接踵上下班的中国和美国工人。想起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1936）开篇以蒙太奇手法将羊群与熙熙攘攘上工的产业工人剪接在一起，暗示同样任人宰割的命运。《美国工厂》最后一个镜头是工人模糊的背影，一个暗淡未知的未来。赖克特说《美国工厂》的结尾令人不安，它不是那种人们看完会起立欢呼的电影。全世界无产者早已没有联合的可能，资本和资本家却张开“全球化”的翅膀顺畅地流动游走逐利。有人说：资本将人变成机器，等机器成熟了再抛弃人。

三．美国工厂，美国导演

“福耀”工厂所在地代顿，有当地人引以为豪的创新发明与工业制造的历史，几乎是两代人以前的“硅谷”：这是赖特兄弟发明飞机之处，收银机也诞生于此。美国汽车制造业三巨头之一“通用”（GM）公司的工厂在此开了86年。“通用”工厂对本地至关重要，在1950至1980年代之间，通过工会的抗争与保护，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蓝领工人可获得不错的收入与福利，过着有房有车、可送孩子上大学的中产阶级生活，不同族群和平共处。七、八十年代后，耗油更少及人力成本更低的欧洲与日本车在美国市场份额激增，美国汽车行业受到冲击。为降低成本，美国汽车工厂不断迁往墨西哥，代顿社区每况愈下。2008年，“通用”生产线开下最后一辆卡车后关闭，留下数千名失业工人与他们绝望的家庭。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导演赖克特与伯格纳尔每日去工厂门口及附近酒吧拍摄和采访——他们在代顿住了数十年，住处离工厂仅二十分钟车程。因美国汽车厂工人总被反工会的商业媒体抹黑，他们对持摄像机的人怀有戒心。导演以真诚和坚持获得了工人的信任，拍摄了40分钟纪录短片《最后一辆卡车：通用工厂的倒闭》（The Last Truck: Closing of a GM Plant，2009，HBO出品）。该片获当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遗憾的是《最后一辆卡车》 里只有工人视角，因为“通用”管理和决策层拒绝受访及禁止导演进厂拍摄，派保安在厂门口附近阻拦和驱赶他们。工厂车间的镜头，由工人用手机或用赖克特提供的小型高清摄像机秘密拍摄，部分出现在《美国工厂》开头。

《美国工厂》有点像《最后一辆卡车》的“续集”，因为数年后“福耀”买下了“通用”废弃厂房，在当地政府与民众热烈欢迎下高调进驻。赖克特与伯格纳尔认为：上升期的中国资本家遭遇衰落期的美国蓝领工人，这里会有故事，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文化交融或更多。当地商界人士喜欢《最后一辆卡车》，向曹德旺提议由赖克特夫妇拍片记录这个历史性时刻。曹德旺同意了，并不设任何限制，任由赖克特夫妇团队五个人、五台摄像机拍摄了三年（2015年2月到2017年12月）。在那些工会之争白热化的艰难时刻、曹德旺容易招致非议的时刻（比如开除美方管理人员等），他也自行其是，从未干预过拍摄。

《美国工厂》为了保持独立性，并未受“福耀”集团资助，制片方为Participant Media——该公司也出品了墨西哥导演阿方索·卡隆电影《罗马》（2018）及非裔女导演艾娃·德约列的剧集《有色眼镜》（When They See US）。《美国工厂》在圣丹斯电影节获美国纪录片最佳导演奖，8月21日在Netflix上线。在Netflix不覆盖的中国，也有广泛传播与热烈讨论。很多媒体宣称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及夫人“投资制作”该片，甚至暗示这是“奥巴马的电影”，非常不确。奥巴马夫妇的确筹办制片公司“高地”（Higher Ground）且与Netflix合作（为了“名流站台”效应，后者要支付前者数千万美元报酬）,《美国工厂》是“高地”选择发行的首部电影，且以较低价格购入版权（Netflix规定不许公开收购价格），但“高地”并未在任何程度上参与影片制作，仅后期发行。颇有反讽意味的是，尽管被视为对劳工友善的总统，2009年奥巴马任总统期间，并未着力推进“雇员自由选择法”，该法令会使工人更容易组织工会及增加对违反劳工法雇主的罚款。有人认为他抛弃了劳工运动。十年后，他高调支持涉及劳工权益的《美国工厂》，避重就轻，不断强调“讲好故事，让我们增进理解”之类的心灵鸡汤。

尽管几乎被奥巴马夫妇的光环遮蔽，赖克特与伯格纳尔并非名不见经传，尤其前者，是美国纪录片历史上重要人物。若以奖项论英雄，她有三部作品获过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本人也于2018年获国际纪录片协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今年五月，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举办了她的个人作品回顾展。赖克特是位于代顿的赖特州立大学的退休教授，在那教了28年纪录片制作。她一直是有良知的纪录片工作者，秉持对性别平等、社会公义的关注，几部重要作品如《成长的女性》（Growing Up Female，1970）、《工会女仆》（Union Maids ，1976）、《正观“红色”》（Seeing Red，1983）等常在美国的纪录片历史及性别研究课程被观摩讨论。

赖克特是美国战后成长的一代(baby boomer)。那代人大都接受过反越战、种族与性别平权运动的洗礼，思想倾向进步并强调行动，对社会公平、劳工权益有不懈追求。赖克特自述开始纪录片创作是为了作为女性，要打破影像表达的男权结构，且以这样比较亲民的形式将自己的想法传播给更广泛的民众，从而激发思考与讨论，进而付诸行动来改变社会。与当时伴侣吉姆·克莱恩（Jim Klein）合作的《成长的女性》是赖克特的毕业作品，关于俄亥俄某镇几位女性的故事，探讨女性被教育体系、流行文化、社会期待等规训、形塑的性别认知及劣势社会地位，如今看来仍针砭时弊。这是美国女权运动的一部重要作品，多年来不断在美国各地放映，以直观方式提升观者反思意识及对持怀疑态度的民众解释什么是性别平等。1971年赖克特创办“合作社”（co-op）形式的发行公司New Days Films，避开电影院的商业运作，直接在学校、工会、社区组织放映，是一种非牟利的公共教育模式。

赖克特与克莱恩合作的《工会女仆》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是采访三位经历过1930年代美国劳工运动的女性的口述历史纪录片，不仅涉及工会领导工人为改善恶劣工作环境、超时低薪工作而进行的抗争，也不回避讨论白人男性领导的工会内部的官僚化及种族和性别歧视。两人合作的《正观“红色”》再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此片重新挖掘美国共产党人被湮没的历史：在美国“大萧条”（1920年代末）与“冷战”（1940年代末）初期之间，有一百多万美国人加入美国共产党，带着激情与希望，为劳工阶层的权益与尊严、为了一个更公正平等的世界而抗争，相信这是美国未来的正确方向。随着“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对进步人士的迫害与“反共”气氛愈发紧张，人们噤若寒蝉，闭口不谈这段历史，这种恐惧在导演拍片时的八十年代仍在。

与赖克特以往的纪录片相比，《美国工厂》少了份粗粝朴拙，多了份圆熟，更接近主流纪录片，部分在于原创配乐及导演首次雇佣剪辑师（以前作品大都自己剪或由克莱恩帮助）——林赛·乌茨（Lindsay Utz）花了18个月将1200小时素材剪到110分钟。导演与剪辑师讨论了一星期，将墙上贴满索引卡，标注不同人物与主线。然而由于题材庞大、线索与人物太多而无法一一深入，有浅尝辄止之感。此外，人们很少谈论纪录片的声音，此片导演非常注重声音采录。他们用小麦克风，增加私密感及尽量排除人物说话时工厂车间里噪音干扰。有些访谈只录声音，作为旁白使用，配合人物做其他事的画面，观众如在听他们的思考或内心独白。因为生产线上的工作枯燥重复，人们的思绪容易漫游。导演有时随下班的工人到他们的生活空间，听他们的日常对话。有些访谈是凌晨两点在工人家里录的，伯格纳尔认为这时更可以听到人们的内心想法、灵魂思考的声音。

另一种是隐喻性的“声音”，为底层发声。《美国工厂》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放映后，一个人站起来，说：“我是迈克尔·摩尔，你们所有电影都对我有重要影响，尤其我们都在中西部劳工家庭长大，我们通常在电影里看不到自己，我们的声音被忽略，感谢你们为我们发声。” 摩尔的纪录片《罗杰与我》（Roger and Me, 1989）记录了他的家乡、密歇根弗林特作为“汽车城”的衰败——如莫里恩居民经历的，由于“通用”关厂造成当地数万人失业，民生艰难。尽管他们作品风格迥异，赖克特也敬佩摩尔，认为他拓展了纪录片的形态，如一个朋克摇滚小孩闯进衣冠楚楚的派对，嬉笑怒骂揭开各种伪善体制的画皮。赖克特也追随对她影响较深的纪录片的足迹（多为关于美国民权及工会运动的佳作），如《哈维·米尔克的时代》 （The Times of Harvey Milk, Rob Epstein, 1984）、《矢志不移：美国民权运动1954-1985》（Eyes on the Prize, 1987）、芭芭拉·卡颇（Barbara Kopple）的《美国哈兰县》（Harlan County, U.S.A., 1976）与《美国梦》(American Dream, 1990)——两部都关于美国工人在工会领导下罢工，前者胜利，后者失败，工人力量的削弱与工会的兴衰折射了1970至1990年代美国的经济变迁与资本主义走向。另一部她没提到的德国纪录片《输家和赢家》（Losers and Winners, 2006, Ulrike Franke and Michael Loeken），讲述的是与《美国工厂》类似的境况：中国工人在德国的鲁尔工业区遭遇德国工人的差异与冲突。

作为一直关注社会问题的导演，赖克特很少将个人作为纪录片的主角，她关注的是社群，尤其是被剥夺与边缘化的劳工群体。她大都采用“直接电影”与访谈形态，不以旁白叙述介入，讯息以字幕解释。因而导演的视角大都通过采访、剪辑来构造：不同视角的并置、对比、争论、对话。《美国工厂》少了赖克特以往作品中粗糙犀利的棱角与明确的政治诉求，显得四平八稳。因导演想平衡各方声音（即使那些视角彼此冲突），不在政治上“站队”，对每一方都有一定程度的同情理解，包括曹德旺。赖克特后来在访谈中说：曹德旺是佛教徒，也是不折不扣的资本家，想盈利，不断迫使别人达到他的目标。他怀念田园过去，又是资本主义浪潮的弄潮儿。 这个人也很复杂。他们试图将这种复杂性表达出来。

赖克特也理解美国工人的绝望，因为贫富分化已是前所未有的严重：人们从未见过CEO工资是普通工人500倍的时代。赖克特与伯格纳尔认为在这个日益撕裂的政治环境，他们想让所有人（无论老板、经理还是蓝领工人）都能看这部纪录片并讨论相关社会政治议题，如为何工人工资停滞不变而富豪阶层收入连年增加？如何创造一个属于每个人的未来？全球化带来怎样的经济与文化的构造性变化及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何等影响？伯格纳尔说：彼此对话更有意义，而非躲在自己的角落和标语里。赖克特认为我们的公共讨论中越来越少谈到对弱势者的理解与支持，即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越来越少，她希望能用纪录片教育和团结民众而非分化他们。

一开始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并不知道是在讲福耀的，能在大银幕上看到自己的家乡，很开心，但是看到反应的内容，就有点五味杂陈了。

作为一个福清人，对福耀还是有些认知的，毕竟这么牛逼的一个厂，在我们这个四线城市，还是能好好拿出来吹一下的，毕竟福清也没有出过什么明星，能让国人认识一下的人物估计也就林绍良，曹德旺了。

没在福耀厂上过班，不过也有听身边的人说过，在我们这样的小城市里，工资确实不错，特别是十几年前，多少人走亲戚关系，就为了把孩子放在厂里上班，我师范毕业的姐姐家里也劝不要去当老师了，去厂里做仓管也不错。

电影一开始看到福耀在美国设厂的时候，激动，中国终于走出了这一步，去发达国家建工厂，让老美回头给中国人打工，但当我看到镜头里的福耀时，内心就有点五味杂陈了，跟所有工厂并没有什么不一样，对于效率的追求，对于人工的压缩，对于成本的控制，福耀完成了在美国办厂，却也暴露了中国传统行业的问题。

电影有一句话是“我们不想进入工厂到中国上班，我们想在美国上班，以美国的方式”，全片最大的矛盾即是工人效率与企业的利益，因为有福耀国内厂的对比，这个问题尤为明显，站在福耀的角度，凭什么同样的人数，国内付的工资更少，但是产量更多，我们来美国办厂是来赚钱的，不是来做慈善的，这样看来，福耀对于工人的做法也并没有错，而站在工人的角度，我们是来赚钱的，要按照法律来，该有的福利不能少，该有的保障也应该到位，我们拿钱做事。但矛盾就在于，在中国，很多利益是不用考虑的，就像在国内的福耀厂，不需要护目镜，也不需要防割手套，需要的就是你自己小心一点，而即使国内的工人划伤了手，多半也是怪自己不小心，因为人家叫你捡的时候都告诉你要小心一点了。

在美国员工来中国参观的时候，中国员工说，你们一个月放8天已经很幸福了，我们一个月才两天，那中国人是贱吗，活该干到死，一天干十二个小时，就这样还干的好好的？

对，就这样还干的好好的，因为人会习惯，即使一开始不适应，但是做一段时间也就习惯了，作为一个工地狗，最开始7.30上班，后来改成7点上班，后来变成6.30上班，受得了吗？刚开始受不了，后来就习惯了，生物钟适应了，想多睡都睡不着，人还真是贱啊。

当看到福清福耀厂的军事化管理，不知道是自豪还是悲哀。我们的工人能够做成做成这样，对比美国工人，开个早班会一个个懒散的样子，但看到那一个个唱着企业歌曲的人，看到一个个喊着口号的人，第一反应就这不是做销售的套路吗，无疑在办厂的角度，福耀的做法赢了，所谓的企业文化也不过是更好的把控一个人罢了，也许对这样的传统行业，机械臂才是最好的出路吧。

(不想谈福耀如何，美国工人如何，只是谈美国工厂的出现给我的感受和冲击，我也不深入理解美国文化。)

从“通用汽车工厂搬迁”讲起(工厂搬离代顿)，到“福耀玻璃工厂的员工在投票中拒绝美国公会入驻”落幕。

﹉美国梦把美国人出卖，中国梦来收买﹉

对这个纪录片感兴趣是因为福耀的老板是曹德旺，我理解中他属于那种实干的精明的传统的中国商人。有时会连话都说不清楚，话在嗓子里哄咙哄咙，但是你一看就知道他是明白的，他很清楚周围很清楚他投资的工厂在发生着什么。

大拿

曹初到美国工厂第一天，有几件事。

第一件事，要求把工厂仓库的大门朝向换个方向，但是美方的经理人(好像是，纪录片没有标注中文职位，姓名)说我已经把门都定好了，已经运到仓库准备装了。

第二件事，会客厅的白墙上的正中央有个类似防火警铃的装置，曹要求把这个东西移走，移到角落里去。美方经理人说这个是之前遗留的，而且是国家安全规定的(可能他也不清楚)。

第三件事，中方的工厂经理人说在展品区的白墙分别挂着中国和美国两幅画或国旗，曹说全部弄成美国的，说“要入乡随俗，不要去刺激他们”。

前两件事让这个美国人很紧张，让他觉得自己连这点权利都没有，而且曹用很深邃的眼神看着他说，做事情要考虑清楚再做。其实这些事情可以反应出三个方面:1.中国人投资建厂根本不会让美国人来主导管理，所以是建设在美国的中国工厂。

2.中美两方对彼此文化和做事方式还不够深入了解，从管理层就这样，所以基层可想而知，为后来留隐患。

3.这次投资全是从利益出发，曹把在美国建厂想简单了，企业对民族文化的力量想简单了。

﹉美方管理层开始有种被出卖的感觉﹉

﹉低调挣钱不能出卖身份互换的现状﹉

接着就是开业典礼，但是一个议员就在演讲台上说，工会的进驻让工厂更强大。暗示后面的剧情。

镜头一转，工厂对这批文化低但技艺高的中国工人只是做了简单的培训，培训内容更多是传输很低廉的内容:美国人很邋遢(穿裤衩汗衫必是美国人)，美国人很开放(不违法什么都干，骂总统也可以)，等等。没有谈到一点在工作中如何与美国文化中成长的人沟通的事情，我想这些培训人员觉得说了可能你们也不理解(双重看不起)。

﹉文化开始出卖我们自己﹉

于是有一个美国小组长发现他手下要在高温环境中工作很久，一个美国妇女觉得中方工人让她使用起重机运送超重货物。一个母亲说现在工作量大而且钱少，孩子买鞋都要考虑。等等这些都被美国工人觉得是没有得到公平待遇。接着是让美国公会入驻的声音越来越大。

这次工厂又一次召集中国工人，解释说公会入驻的话，根据美国法律，我们就不能和美国工人说话啦，是对工厂不好的。(不说话谁去指导美国工人干活)

然后曹又来了，快刀斩乱麻，用懂美国文化的中国人替换美国高层，又找中国工人开会，说美国人在鼓励中成长，要鼓励他们去干活。其实这个时候工厂效率是低下的，美国工人不听话的变多。

沟通

然后工厂开始有起色，懈怠的裁掉，公会没有得逞，一直争取平等的人开始失业，工厂开始盈利。

﹉只给画不给饼，梦醒被出卖﹉

接着曹就独白说，怀念虫鸣鸟叫，自己工厂的扩张的几十年，正在破坏环境和安宁，在他烦恼的时候就会想。(也许他烦恼美国工人对钱和尊严都要的渴望居然如此强烈)

最后，美国工人因为操作电脑缓慢被裁，一个留着岛国胡子的技术人员在展示机械臂可以在今天明天能替换多少工人。

﹉资本肯定会出卖最没有价值的﹉

全片除了上面我不满的观点和不赞同的做法外，即使有温情“想起我上铺的中国好兄弟”，即使有美国管理层中文吐槽美国工人很“烂、懒”，即使中国技师可以在美国享受家庭的欢乐，在中美摩擦之际，我觉彼此最大的感受也都是——出卖。

真情

美国人和美国工人一直在各个方面处于世界最前端，中国人和中国工人几乎是从没有尊严的泥潭中一点一点的挣扎出来的。当双方开始碰撞，领导地位互换，矛盾不好解的。我可怜这些美国工人，理智不能换来面包，当他们的美国梦清醒的时候就会发现，房租到期，油箱没油，该找点吃喝了。我可怜这些中国工人，理所应当并沾沾自喜，努力和团结的精神除了放在工作中，也要放在公平权利的争夺中。我可怜自己，吃瓜群众，数字民工，社会大浪潮中的蝼蚁，当资本为追求利益开始出卖我的时候，而社会不作为的时候，我在黑暗中慌乱，逃窜。

一粒

这种片子有一个好：批判起来看似酣畅淋漓，根本性的东西其实避而不谈，完全不触及实质问题。所以看过之后笑笑就算了，要是真的跟着片子节奏走下去你就输了。

为什么这么说？

答案很简单，你看片子里又是工会又是中国工人不重视劳动保护的，你有没有考虑过片子里这些美国工人的薪水是多少？

我女儿给人做美甲，一年能赚4万美元，而我（做工人）一年只能赚两万四千美元。

很显然，假如一个社会里做美甲的薪酬水平显著高于制造业薪酬水平的话，那么正常人都会选择去从事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从历史数据来看，美国制造业的重要性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逐渐下降，到了21世纪更是被服务业反超。

美国核心经济部门形成的时间趋势图1950-2010

在传统经济学里有个东西，叫奥肯定律。这个定律认为就业得依赖于经济增长，也就是说GDP每增加2%，失业差不多就能减少1%。当然，经济学的东西你懂的，上下波动肯定是有的，但是大体来讲，产出增长率和劳动失业率之间呈现负向的关系，这个是比较稳的。

然而老美天才的地方在于，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打爆了奥肯定律，搞出了高失业下的经济增长。这个套路是这样的：上层搞金融，搞虚拟经济，需要的人力资源少，资本增值快，于是钱蹭蹭的就过来了。那么资本向虚拟经济流动之后实业部门自然受到冲击，然后咱们双管齐下：

一方面大力推动全球化进程，把实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不在国内顶着巨大的人力成本跟严格的监管挣辛苦钱了；同时全球化程度越高、资本流动越自由也越有利于资本增值。

二是用服务业逐渐取代制造业，转移就业。

各个行业就业贡献的趋势图 1948-2010

美国就业数量的分部门数据 1948-2010

所以假如咱们讲的粗糙一点，美国的发展模式就是不断提高全球化程度和资本回报率，然后上层分账，下层靠上层漏下来的残渣喝汤。只要美元还是世界货币，只要美军还能吊打世界其他国家，这个模式就十分稳妥。而中产阶级要么搭上上层的班车，要么试着管理下层，但总体来讲，他们的生存空间是被挤压的。

这个模式里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美元依靠自己的国际货币地位，拼命发行美元并依靠贸易逆差输出美元。82年之后美国的经常项目年年逆差，资本项目年年顺差——这个逻辑就是我花美元买你的实体货物，然后用债券跟股票这些东西回收美元。

1960—2010 年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十亿美元）

这个模式咱们简化一些，最终可以这么来理解：资本不断扩大自己的收益率、同时想方设法地压低劳动回报率，最终达到资本增值最大化的目的。

美国现在的GDP结构里，前三位分别是金融房地产、政府服务跟职商服务，2010年三者的人均GDP你猜是多少？金融地产是38.78万美元，政府服务是7.71万美元，而职业服务是10万刀，餐饮什么的更低，不到4万刀。

然后你猜猜人均GDP高的是谁？

公共服务业，人均GDP47.71万刀。

所以问题很明显了，掌握资本跟稀缺资源的上层人吃肉，然后下层人被大量填入服务业里喝汤——这汤里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中产那里分过来的。然后上层努力从国外再捞一波钱回来，日子越过越好，下层挑动群众斗群众，每年几万人死于枪战，黑命贵你们撕逼去吧，不耽误老子挣钱就行。顶层压缩中产与底层的生存空间，这总体来看是个大的趋势——我这有个五等分的美国家庭收入分位数份额，大家可以看一下。

美国五等分的家庭收入分位数份额， 1967—2012 年

这是大势所趋，谁也拦不住的。所以到了2016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口只占全部就业人口的8%，而且两极化极其严重——低端制造业，也就是片子里那种顺脖子汗流、机械重复劳动的制造业工人薪酬水平越来越低，低到比在麦当劳打工多不了多少的地步；高端制造业工人成本反而不低，因为制造业就业人口基数变小了，有经验的工人也少了，所以高端制造业倾向于多付点薪水，让这些人稳定工作。

起重机操作员是工厂里工资最高、最具技术含量的职位。——David Reese·波音埃弗雷特工厂观光体验运营主管

咱们回到两万四千刀这个数字上，两万四千美元，这个收入水平高吗？考虑到美国人2018年收入的中位数差不多是3万刀，两万四显然偏少——不过这是在铁锈带，我们可以认为这属于一个“中等偏下”的收入水平。然而在中国，福耀基层的平均工资大概在4000左右——《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里将全国居民收入分成了五组：第一组是“高收入组”，占人口20%，人均可支配收入64934元，月均5412元；第二组是“中等偏上收入组”，占人口20%，人均可支配收入34547元，月均2879元。

你给我一个“中等偏下”的工资，然后指望我为你做牛做马？这现实吗？我想组建工会维护自身权益，不对吗？

反过来想想，你给了我一个“中等偏上”的工资，然后我“工会与工厂紧密结合”不合理吗？

资本想的事情都一样，那就是如何有效的剥削工人、压榨劳动力。只不过中国发展的比较慢、人口基数实在太大，所以现在富了一部分、还有很多人没富起来，工厂依旧可以用“比较高”的工资来吸引这些人流血流汗，搞军事化管理。而美国的社会发展已经基本稳定了，资本的逐利性会慢慢侵蚀普通人的生活，让自己得到更多的利润。假如你拒绝这种侵蚀，那么好，我直接撤资，毁掉你的生活。一般人可能很难理解这种“资本主义优越性”有多残酷：

领取救济金员工数量的排行榜

这是一份领取救济金的员工数量排行榜——美国的巨头们对人力成本的削减已经降低到了必须由社会负担一部分、否则一些员工就吃不饱饭的地步了，而就算是这样，大家也还在琢磨着怎么进一步降低用人成本、用AI和自动化取代真人员工。

这就是资本的逻辑，它只考虑怎么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只要全球化与发展不均衡还存在一天，美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就一定是缺乏竞争优势的，川普的贸易战可以阻止这种趋势，然而却没法阻止资本去寻觅利益。普通人在资本面前，只有一个下场：

16年4月投产几年后福耀美国工厂（FGA）依然无法实现盈利，美方代表到福清总部参观流程运营，希望借此找到产能不足连连亏损的解决办法，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片刻不停歇的流水线，沉默高效的工人以及因此带来每天高达7千片的产量。

美国人面对这些陌生场景有些无所适从，他们不理解整齐口号里所包含的民营企业狼性文化，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工人不戴安全防护镜防割手套蹲在废垃圾堆里“就这样挑拣这些该死的玻璃”，而包括曹德旺在内的中方管理也很困惑“你们一周休息2天每天只工作8个小时这么爽为什么还要罢工”、“怎么样才能让美国人理解并接受我们在这边投资”。

纪录片关于中国工厂拍得很少，也许他们不愿意过多地向全世界展示这个更为真实残酷的部分，而我对缺失的这部分恰恰非常熟悉。过去几年的工作经历让我不仅看到了工人的日常工作内容，也熟知国内某玻璃大厂的运营流程和管理思维。

我想简单介绍一下我所熟知的这部分，以便于观影的朋友参照。

【】关于时薪和工作时间

美厂质检员提到在通用时薪29美元而在福耀是12.84美元。每天工作8小时，双休，每月休8天。

而在国内工厂，工人时薪14-19人民币。早8晚8，每天工作12个小时，14休一，每月休两天。

【】关于加班

在讨论如何更好管理美国人的会议上，中方管理问，“可不可以强制让他们加班，反正在那边（国内）都是强制的。” 美国人？加班？与会人员都忍不住笑出声。

在国内，劳动法也规定8个小时上班制，但工人甚至不需要强制，自愿上满12小时。因为8小时之外的4小时加班是1.5倍工资，而周末8小时外的额外加班是2倍工资。这也导致一个很魔幻的现象，在美国工厂，管理无法要求员工加班，而在国内，加班有时候更像是权利而不是义务，如果得罪了管理，你甚至连加班的权利都没有，每个月到手的工资只有同事的三分之一，完全不足以养家糊口。

【】关于工作环境

中方管理抱怨美厂员工整天嘻嘻哈哈聊天。国内工厂在严格监控下，不允许带手机入厂，除了质检品保包装等少数工种有凳子可坐，其他岗位每天在机器面前站12个小时操作，除了午餐时可以休息走动一个小时。

【】关于请假

美厂员工投诉朋友因为病假超过一个星期就被辞退她担心自己是不是也会这样。在国内完全不必有这种困扰，因为普工根本请不到这么长时间的病假。请假和辞职流程一样，需要经过组长——班长——主管——经理——总监——人事部重重审批，工期不忙的时候可以请到一两天，赶交期的时候就算家里着火也不能耽误。也可以选择辞职，但同样不会批准，这时候只能自离，自离就意味着放弃当月工资，除此别无他法。

【】关于罢工

片中中方管理很平静地说自己在下面（车间）有耳目，和某员工很熟，然后反手就把他辞退了，这一幕令很多人惊诧人性的恶意。福耀在美国处理工会助力的罢工显然有些水土不服经验不足，但这些中国工厂在应对本土罢工已经有很成熟的流程。亲历几次罢工，因为劳动时间太长待遇不满足，工人们聚集在办公楼外沸反盈天。先让他们选出代表发声，然后约谈几次，允诺提高待遇。事态平息后，把挑头的员工全部调岗再找理由辞退，去了领头人，其余一盘散沙不足为惧。

曹董事长询问最近工会没有声音了是不是。

答曰：我们有目标地淘汰了很多工会的人，做了很措施还是很有效的。

曹：后面就招优秀的人进来，年轻的，培养这样的文化，把局面巩固下来。

只要回过神来，国内的这一套完全可以移植过来，安抚—约谈——提高待遇——开除刺头——招聘新人——巩固局面，重新开始，水过无痕。

【】关于机械臂

引入机械臂后可以大大节省切割、开料、研磨、超声清洗等流程的人工，但上料、取料、摆料、包装等等目前依然离不开工人，工人权益和资本的冲突暂时并不会随着自动化迎刃而解。

观影时不止一次想，福耀这次投资实在太不明智了，在美国他们不仅连年亏损还遭致无数非议，如果改为向内地不发达地区投资，或许同样的投入能获得双倍的产出。中国人更吃苦耐劳，也更容易因为一点加薪就对老板感恩戴德，你们这一套在美国是行不通的，快回来吧。

但电影过半，罢工的处理、868票反对工会进驻美国工厂，才发现这一套在美国原来也可以行得通。不管中国工人还是美国工人，不管时薪12.84美元还是19人民币，如果下岗，就什么也没有了。谁都知道这是剥削，但我允许你/盼望你来剥削。为了饭碗，中国工人一直在忍耐，而现在美国工人也开始妥协了，资本面前，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