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和《一代宗师》很像：标题很大，不肯把自己老老实实简单定位成某位历史人物的传记片；叙事很细碎，或许是因为他们坚信“平淡之中见真情，明星也是老百姓”；台词有亮点，前者是把文学作品和历史传记中的句子一支支捋下，插在人物头上，后者则留下无数“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金句。

以上是昨晚我在煎熬中看片的第一体会。

昨晚在宝山万达看的提前场，放映后有明星见面会。三个小时的电影看得我肠胃煎熬，后排的汤唯粉丝响亮地嗑着瓜子，瓜子皮洒落一地。好容易捱到结束，再等明星出现。汤唯、田原都漂亮，冯绍峰、朱亚文也端得是明星范儿。提问环节，我得到了提问机会，强压砸场子的冲动，问出一个“你们觉得你们和角色有什么契合点？”的问题。明星们不知所云的回答，让我觉得自己在苦苦求索的，不过是一只车库里的隐形喷火龙。

回到电影，电影的细节不想再刍议。批评它细碎，可以反击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批评演员塑造差，可以反击说“这是间离效果”；批评节奏、批评编剧...总好像在替没批评到的其他部分开脱。

若我警醒自己保持恭敬，我会说：这片儿的导演、编剧、演员努力了，看得出。若我稍一放肆，我就得说：这片儿的导演、编剧、演员压根没有理解自己试图表达的命题。

王家卫把《一代宗师》拍成了一代打架唯美、在个人感情与国仇家恨间纠结的金句发明大师，许鞍华把《黄金时代》展现成了一群服装极尽精细、旅程踏遍全国的俊男靓女，哪怕考虑上萧红的“黄金时代”是“笼子”里的，那笼子也不过是病和穷。

明明把时代命题的牌坊竖了起来，却极尽投机取巧之能事，竟以为用服饰、对白、生活细节的真实就能铺陈出时代感——这难免说明，电影的制造者，根本就没有理解时代是怎么回事。

时代应该是一种控制感。它是系在人物四肢上看不见的线，不是人物服饰上看得见的花纹针脚。它让人物产生，摁着人物的头曲曲折折地走，直到灭亡。

时代应该是一种强力的逻辑，它能解释一个东北地主家庭的闺女为什么异想天开追随表哥逃到北平求学，也能解释一名著名女作家何以刚过三十就死于日本控制下的殖民地岛屿。

时代不是呈现，它不是告诉我们这些过往的事情究竟是怎样——二萧分手的罗生门？

它得告诉我们，这些逝去的人、事、物，缘何被时间定格成了如今的样子。

这个问题很难，但不容躲避，特别是当“时代”这个词已被豪迈地写在标题中。你可以寻找角度去回答它：写孤儿的狄更斯，写老处女的巴尔扎克，写婚嫁的简·奥斯汀，写通奸的王小波，甚至写《呼兰河传》、《生死场》的萧红本人，都交出了他们的答卷。但对于这部《黄金时代》来说，编导演三方都像是裸考的学生，并且宁愿贿赂考官博得同情来通过考试，也不愿直面考题，献上自己脑中（或许可怜的）所有。

逃避回答会造就最糟的结局：纵使许鞍华、汤唯甚至萧红，这些名字本身，便可赚得太多宽容和同情。但从回答“时代”命题的角度来说，哪怕是《建国大业》与《建党伟业》，都足以各扇此片五个耳光。

看过《黄金时代》，不能说不好，然而心里总有点憋闷。回去翻出《浮出历史地表》来重读，又去问戴锦华老师对这片子如何看法。或许是我对萧红有些一厢情愿的幻想，然而总觉得她是有大气魄的，不该这么可怜。

戴老师回答说，萧红原本是大天才和小女人的混合体。电影是认真做了的，只是她一直觉得许鞍华与萧红气场不合。

或许真是如此吧。许鞍华所一直关心的那些问题，以萧红这个题材来说，多少有些体例不合。萧红始终需回应她那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而许或许更多是在回应这一个时代。

电影让我们看到的，是在大时代中无处安放自身的个人，是女性写作者在爱情上的惨烈。这也确曾经是历史上真实的剧目。然而，借用《浮出历史地表》中的表述，精神生活与肉体生存，想象与现实，温暖与冰冷，构成萧红的两重世界——是“大鹏金翅鸟”高高飞起的天空，与被囚禁的“奴隶的死所”。电影中的许广平叹息：“萧红先生在写作上相当英武，只是……”只是这英武的大鹏金翅鸟的天空，电影并未让我们看见，于是只能交给萧红的读者去脑补——不知道占电影观众的几分之几。由两重世界坍缩为一重，是否也是一种历史的降维呢？

我在银幕上看到《呼兰河传》中描绘的场景，一瞬间很是感动，尤其看见祖父的草帽上插满了花，看见卖粉条的人在院子里晒着亮晶晶的粉条。然而呼兰河镇不仅仅是萧红终生未愈的心理创伤起源的场所，就像百草园不仅仅是鲁迅童年生活的记录档案一样。那是一个文学的世界，一个无限丰富且美的大境界。在那世界里我第一次认识萧红，于是一厢情愿将她视作我的女神与女英雄。这份神性与英雄性，是身为作者的萧红的创造物。而同样身为作者的许鞍华，则执着于探讨卑微的世俗生活中那一点点让人死不瞑目的东西。是气场不合，是水土不相宜的年代，或者文学与电影作为不同的媒介？许鞍华与李樯，加上汤唯，都可算作优秀的作者。他们能够懂得萧红，只是少了萧红先生的英武。

对《黄金时代》，我的看法是：很难写，写得及格。很难拍，拍得足够好。

为什么本子难写，编剧在采访中说：“萧红这个人物在剧本创作上存在相当大的难度。萧红研究的素材主要包括：萧红作品如《呼兰河传》、《商市街》中对个人经历的回忆；萧红周围重要人物如萧军、端木蕻良等人回忆萧红的文字；萧红与周围人物的通信。“人的真相是很难复原的。”李樯解释说。这些来自萧红或旁人的描述中，有太多主观的猜测、修正、粉饰、篡改，也有自我遮蔽，别人的遮蔽。这直接导致萧红的“悬案”相当多，对同一事件有不同版本的“真相”。在创作剧本时，选择某一个“真相”，也随之会产生一种对萧红及相关人物的判读。”

随便找一段故事来应证吧：

“端木蕻良夫人钟耀群在其《端木与萧红》（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1月版）一书第45―46页写道：
　　没有几天，曹靖华坐周恩来的汽车从武汉来重庆了，端木以为萧红也会来的，谁知曹靖华说，在武汉的时候曾问胡风，和鲁迅关系近的人，还有谁没走，可以坐这车一起走。胡风明知萧红没走，却说都走了，没人了。”

但这件事被萧红研究者秋石反驳道：

“在诠释这一事件前，笔者先说明一个事实。一个当时武汉左翼文人所留存的资料都能印证的事实：1938年8月，置新婚不足三个月又有孕在身的萧红于武汉，端木蕻良先行去了重庆。而此时的武汉天天遭受日寇飞机的轰炸。端木此举受到了几乎所有在汉左翼作家的责难。而且，令人不解的是，端木没有给萧红留下生活费。对此，胡风先生率先表示了异议。有关端木自己先赴重庆及不留生活费的事，当事人蒋锡金（他不仅与冯乃超等人承揽了萧红的食宿，而且为萧红担肩筹足了去重庆的路费和生活费用。1998年5月、7月，锡金先生在电话中向笔者证实了此事）、高原（萧红哈尔滨早期好友，1997年10月9日，在其南京虎踞路寓所，老人接受了笔者的采访，并印证了一个事实：时高原自延安抵达武汉，见萧红身无分文，就把自己身边仅有的5元钱留给了萧红）等人都曾撰文予以说明。那么，胡风到底有没有“明知萧红没走，却说都走了”，从而让挺着大肚子的萧红冒险乘坐拥挤不堪的轮船呢？也就是说，是不是由于胡风的蓄意隐匿，使萧红失去了与曹靖华一起“坐周恩来汽车”撤离武汉的“福分”？
　　事实胜于雄辩，有关胡风隐瞒“萧红没走”的说法，是一个彻头彻尾子虚乌有式的杜撰：因为武汉“八办”和《新华日报》大撤退时的1938年9月下旬―10月中下旬，曹靖华根本不在武汉！而且，曹靖华由他任教的“西北联大”所在地的汉中举家搬迁至重庆的日期已是在一年多后。（引文略）”

这样一个小小的事件都需要辛苦的考据才能接近真相，可以想见，编剧在面对萧红的各种谜团时抉择的艰难。所以编剧采用了这样的办法：“既然有那么多因素组成了一个人，那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我想写这种不确定性。”对于一些历史“悬案”的处理，李樯会安排多个版本的“真相”。比如丁玲和聂绀弩为了让萧军和萧红复合，把萧军从延安拖回西安，却“撞”到了萧红和端木蕻良一块从房中走出来。对于这个事件，三个当事人讲法都不一样，李樯就很客观地把三种讲法依次写在剧本上，以突出历史真相的还原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这是我对历史、人物的一种态度。”在李樯看来，人们时至今日所获得的萧红形象，是经过旁人的演说、各种修正更改等等，逐步过滤而来的。萧红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并不是李樯兴趣所在。“我知道没有真相，一万个人心目中有一万个萧红的形象。”李樯说，“我感兴趣的是这种过滤，也想将过滤的过程表现出来。”

这种做法，我认为是合适的，对萧红也最为尊重，但是，也有很大的遗憾。这种客观谨慎、不敢多加演绎的态度，让影片过于克制收束，只能在细节上稍微做些补充，人物不够立体，情节里也没有一个集中的段落能更深入地感染和打动观众，观众不是文学研究者，并不会满足于“考据和过滤的过程”，其实可以在大体客观的基础上，重点发挥一两场的戏把整部片子“拎”起来——“艺术的真实”也是真实。

总的感觉，编剧还是有点被故纸堆打败了，说“越接近萧红越觉得虚无，原来那个饱满激烈的女权主义者消失了，代之以一个平凡的、碎片化的人。”
问题也在这里：《黄金时代》里的萧红，的确不够饱满激烈，而过于秀气、文雅、平凡和碎片化了，更多的是一个凄凉的女人，而不是又天真又复杂、又直接又敏感、富有才华的作家。所以说，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保持对人物的第一感觉是很重要的。萧红在一个无爱的家庭长大，是一个无根的、不会回头的人，年纪轻轻就果敢地跟有妇之夫私奔——除了爱情，还因为无家可恋可归，让她可以全然地豁出去，随波逐流也好，只要离开家就好。她有时是“低”的，但绝非忍气吞声的弱女子，除了在政治和写作上自有主意，即使是在二萧爱情中，她也并不那样“温顺”，是有着自己的骄傲，敢于当众驳斥萧军的，这在蒋锡金的回忆文章中有所体现： “饭后闲聊着有时也抬杠，有一次竟把萧红气哭了。那是萧军故意发的谬论，他提了个问题：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最伟大？大家就闲聊起来。可是他忽然发了个怪论，他认为：文学作品中以长篇小说为最伟大，中篇小说次之，短篇小说又次之；剧本要演出来看，不算它；至于诗呢，那最不足道了！他又联系了在座的人，举例道：“我写长篇小说（他那时正在续写他的《第三代》），最伟大；Domo（指端木）的长篇小说给日本飞机炸掉了（这大约是指他的《大地的海》，已交给开明书店出版，听说在江上被炸掉了，他正唉声叹气，下决心要重写），那要写出来再看；萧红也要写长篇（那时她已经开始写她的《呼兰河传》，写了一章多了），我看你没有那个气魄；锡金写诗，一行一行的，像个什么？”他翘起了个小指头：“你是这个！”我懂得他在逗我，没理他。可是萧红和却与他争论起来，萧红最激烈，用许多理由对他进行驳斥，也说了些挖苦的话；Domo不搭他的茬，却绕着弯儿说萧红是有气魄的，不过那气魄还没有充分地显现出来。我也搭上几句，说他简直胡言乱语。抬杠抬得很热闹，大声吵吵得有些像吵架了。这时胡风来了，问我们吵什么，问明白以后，他笑笑说：“有意思，有意思，你们说的都有合理的地方，下一期《七月》可以出一个特辑，让读者参与。可以写出来，加讨论。快发稿了，你们都写出来，三天后我来取。”“争论”结束了，他也告辞离开了。三天以后的上午，胡风来取稿，谁也没有写，可是萧军却交卷了。胡风坐在我的床上翻阅着萧军的稿，边看边点头，说：“对呀，对呀！”我们惊讶了，问怎么能说对呢？胡风说：“读几段罢：衡量一个文学作品可以从三个方面，一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二是认识生活的深度，三是表现生活的精度，……这对嘛！”萧红一听气坏了，大叫道：“你好啊，真不要脸，把我们驳你的话都写成你的意见了！”说着就涕泗滂沱地哭了。萧军大模大样地说：“你怎么骂人，再骂我揍你！”萧红还是哭着，握拳狠狠捶他的背，萧军弯腰笑着让她捶，说：“你们要打就打几下，我不还手，我还手你们受不了。””
这一段如此生动，也能突出萧军萧红在精神上的交流感，比单纯让萧军说一句“我一直是欣赏她的创作才能的”有力得多。片中那段搞笑的话剧也完全不能体现作家群的才气，其实编剧可以精心设计一场热热闹闹的、有深度又有生活感的谈话群戏，这在蒋锡金的同篇文章中有现成的素材：“我们的生活仍是很和睦的。有时还唱唱歌（中国的、外国的，萧军还会唱京戏、评戏和大鼓书），跳跳舞（二萧都会跳却尔斯顿，还会学大神跳萨满舞），引得同宅院的邻居孩子都扒着窗户看；也时常开玩笑和抬杠。我们议论中外古典名著和文艺问题，讨论时事和分析战局，谈到如果武汉守不住，大家怎么办？有人说，可以组成个流亡宣传队，虽然只有四个人，倒还多才多艺，能唱歌、朗诵、演戏、画画，能写标语和传单，还能写文章写诗，大概流浪到哪里都能拿出一手；有人说，如果不行也能开个饭馆，干重活萧军能包了，上灶有萧红，Domo和我可以跑堂，保证能把顾客侍候好，我们还能创出几样名菜来，比如说“萧红汤”。其实那就是一种俄国菜汤：白菜、土豆、番茄（或胡萝卜）、青椒、厚片牛肉大锅煮，也可以加些奶油和胡椒面。这在上海叫“罗宋汤”，哈尔滨叫“索波汤”。易做而好吃，营养也丰富，内地人不懂得做，可是他们还喜欢吃。”
生活贫瘠困窘，但在精神上，他们是富足的，年轻人，又是有才华的年轻人，应该留下更兴高采烈、火花四溅的场面才对。这也才更符合许导心目中的那个时代精神。【补记：看了纪录片《她认出了风暴》，发现这一场戏其实是拍了的，但从片段看来冯绍峰和汤唯都演得不是很好，很可惜。最终也被剪掉了。】

尽管本子整体有点平淡，但好在细节细腻、丰富、生动，画面优美有诗意，拍得足够好，演员也很努力，制作相当精心，所以《黄金时代》仍然是一部值得去影院观看的片子。
有一场戏印象特别深刻，萧军从当铺赎回棉袄，萧红喜滋滋地穿上，抬手穿袖子的时候不慎碰到头顶的吊灯——接下来是一个仰拍：俩人拥在一起，明晃晃的吊灯在背景来回晃动，整个画面一下就活了，如果把吊灯的动感引申为俩人生活的动荡，也很贴合。
还有一个细节，香港即将沦陷，骆宾基和端木抬着萧红上船，黑暗中船夫做了个要钱的手势，点好了才让他们上。形势如此危急，细节却仍然一丝不苟。真实感，时代的真实感，就是靠这些一丝不苟的细节烘托出来的。
还有影片常常出现男人随手给萧红捎来几个水果，那么平常的苹果、梨，在影片中却格外鲜亮，是困窘暗淡的乱世里一抹亮色和温情，很自然地就把当时的时代氛围传达给了观众。
更不必提最后骆宾基买糖、吃糖、流泪、回顾的那几个镜头，是又自然又巧妙的设计。

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第一次读到《生死场》的情景。还是高中生的我，在书城晃荡，随手拿下一本萧红，坐下来，一气读完，惊为天人。那样触目惊心，却又那样美，被扎扎实实地击中，前所未有。《呼兰河传》更让我确定，这是我最喜爱的女作家。她的短篇虽说没有长篇那样惊艳，但她在我心中的地位依然无改。至于那些风花雪月，当时就搜看过她的传记，所以这次也并不新鲜，对她的理解也没有新的视角，我想，大概这部《黄金时代》于我，只是完成一个久远的心愿吧。即使如此，这部有缺点的电影，已经非常努力。《黄金时代》绝不是什么烂片，而是有诚意、有门槛、不媚俗、坚持并完成了自己的创作理念的电影，它的艺术价值，并不能因为不符合部分观众的预期，或者与某些创作者的理念不同，而被否认。但愿票房好一点，毕竟文艺片能找到7000万投资不容易，希望用心和努力的电影人能得到回报，让他们有机会可以继续做、更自由地做、做得更好。

ps.写完后看到一篇专访：萧红侄子独家点评《黄金时代》，里面也提到此片不容易，有遗憾——尊重史实，但创作不足，对于萧红作为创作者的刻画不够，具体可见：http://www.dzwww.com/yule/yulezhuanti/mtcbg/201410/t20141002_9803334.htm

10月8日补记：没想到这篇文字引来这么多有质量的评论，再加上这几天看的其他的一些道德批评或者史学文学批评，更加体会到了编剧的难处，也更加理解了他的创作意图。史料客观谨慎地呈现，一方面是尊重历史人物，另一方面是引导接受者来填入自己的理解和判断，是看起来更具召唤力的结构。但是，编剧称想摆脱“以往传记片的漩涡”，认为“像和不像”是“特别表面和肤浅”的问题，而观众参与建构的多面化的萧红才是历史人物真正的面貌——这一点我不能同意，即使编剧再怎么自以为客观谨慎，都是经过了自己的主观选择的，目前这样“平凡、碎片化”的萧红同样接近编剧心中最像的萧红，注定会以一种强加的先期的方式引导观众，这样依然会落入传统传记片的窠臼。要做真正的实验，要从形式到内容一并进行，而非以看似先锋的形式，仍然服务于内容传统依赖史实的传记。而即使是李樯所谓的“传统的传记片”，主观性故事性更强一些的传记片，就不会引发观众的建构了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至于平铺直叙没有高潮，编剧说“不是非要给你一个肉身的情感和激荡才叫高潮，高潮是你看完这个电影，可能几天以后仍然萦绕在心头，这才是最高级的高潮。”他的“高潮”大概指的是看完后有情感上的余感，思想上有追索吧。可事实上是，很多观众刚走出影院就已经没多少印象，也没有多少回味了。观影中没有一个情感的激荡，“余感”从何而来？本来就不是以思想性为主的题材，又想让人进行多少追索呢？还能“萦绕心头”的，大概是像我一样，因为评论而出来评论，要评论而必须要回想的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编剧接受的采访：http://www.entgroup.cn/news/Markets/0822106.shtml）

  
  1890年7月27日下午，梵高对着金色的太阳，举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不知道在那个被逼疯的年代被后人称作黄金时代，他死也不知道那个割耳朵的年代被后人津津乐道为黄金艺术。死前给弟弟的信里写到：“亲爱的弟弟，谢谢你寄来的贴心的信和五十法郎。你生活顺利，比什么都好……你过去在许多幅画上一直是与我交流的伙伴……说到我的事业，我为它豁出了我的生命，因为它，我的理智已近乎崩溃……我想你依然站在人性的一边，既然如此，你还指望什么呢？”他把50法郎写进这么重要的信里，可见当时的落魄，他不知道他的一副《自画像》后来拍出7150万美元的价格！多么讽刺的黄金时代，后人命名那个时代是黄金时代，那个时代就是黄金。那个时代都是文豪，现代人都是土豪。

  当时的艺术家没有闪烁的黄金只有悲凉的时代！

  同样是画家，同一个时代，还有一个与梵高经历相似的人名叫高更，他最终疾病缠身死在孤岛上。关于高更，先请大家幻想一个身边的普通人，一个每天吃饭、睡觉、上班、结婚生子的平常人，这种人平常不出风头，不冒险，没有什么大起大落，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然后突然有一天他说，我要为了理想，放弃家庭，放弃婚姻，放弃安稳的工作，去远方流浪，去追求理想，去画画。然后他就真的这么做了，他不是说说而已，也不是在论坛里发帖子搏关注圈粉丝。他是真的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画画去了，他的名字叫高更，并且还找到了当时更加苦逼的梵高，由于两人对艺术的分歧，大吵特吵，梵高这个二逼拿着刀子威胁高更：他妈的画画不仅仅只有印象派和象征主义，还有我独有的梵高体！高更说：你太自大了，你一个人就想单独立一个派系，怎么可能。为了证明自己多么坚持，梵高说：你信不信我割了自己的耳朵，你信不信梵高体！高更说：我不信。梵高一刀割了自己的耳朵，血，射了高更一脸。两人就闹翻了，后来梵高还把自己的耳朵拿到纹身店纹了“梵高体”三个字证明自己艺术正确。高更伤心的离开了梵高，他心想老子放弃家庭放弃事业跑来跟你约会，本以为同病相怜，没想到艺术相轻。你跟我玩自残，别以为我会为你自宫。带着满腔的怨恨，最终疾病缠身，死于孤岛。

  后来作家毛姆把高更的故事写成小说《月亮与六便士》，一句“满世界的金钱，我却抬头看月亮”道尽了高更曲折的一身。

  黄金时代没有浪漫的爱情故事，艺术家小说家们通常都承载着全世界的孤独。

  说说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手淫日记：

  “昨天手淫，3周以来第一次这样。几乎全没有欲望上得要求。以前我总是想象着在与一个朋友交谈，但是现在几乎没有这样的事了。
1914年9月3日”

  “我已经走在通向伟大发现的路上。但是，我是否会达到目标？！欲望上的要求比以前强烈了。今天又手淫了。
1914年9月6日”

  “今天我与某种沮丧的情绪进行了长时间的战斗，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后又手淫了，最后写下了上面那句话。
1914年10月13日”

  “平静的一夜。现在大约一周半手淫一次。干了很少一点体力活，但是正因如此做了许多精神上的工作。
1914年10月16日”

  “那个打破僵局的思想是否会来到我的身边。——昨天和今天手淫了。1914年10月8日”

”我不得不经常生气，生病，消耗我的内在的精力。又过得非常欲望了，几乎每天都手淫：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1915年2月18日

  “有欲望上的需求，现在几乎没有进行我的工作的机会。”
1915年2月9日

  “非常兴奋。每天都手淫。”
1915年4月17日

  “最近几周睡觉不安稳。我总是梦到执勤。这些梦总是使我处于惊醒的边缘。在最近两个月只手淫3次。我周围的人事与愿违地令我厌恶。”
1916年5月29日

  你们这些看AV的都弱爆了，看看哲学家在那个资源荒凉的年代是靠什么撸的，是靠意识！根本就不用手！用意识就可以让自己高潮！好吧，玩笑归玩笑，我只是想告诉大家，艺术是一件孤独的单人旅程，他的浪漫是属于自己一个人的浪漫！

  最后要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这个作家是得前列腺癌去世的，我要谢谢他，他狠狠的坚固了我戒撸的决心。

  狄更斯，我读过他的《双城记》和《雾都孤儿》，我很喜欢他，我说喜欢的时候就是真的很喜欢，不是男孩泡女孩说的那种喜欢，只要我说我喜欢某个作家的时候，在吐出“喜欢”两个字之前，我是考虑了五秒钟的，我的良心会为这“喜欢”两个字负责。如果某天我对哪个女孩说我喜欢你的时候，如果语速过快，请不要相信我，我在约炮。

 《 双城记》的开头有这么一段话“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个睿智的年月，那是个蒙昧的年月；那是信心百倍的时期，那是疑虑重重的时期……我们大家都在直升天堂，我们大家都在直下地狱。”这段话在小说中并不是解释黄金时代的，只是单独提炼出来完全就是对黄金时代的最佳诠释。

  是什么样的经历使这个作家发出如此悲伤的感叹，不得不提一下这位大作家的风流韵事：狄更斯有两个初恋，看清楚，是两个，两个初恋！后来还有三姐妹妻子，看清楚，是三姐妹妻子！这还不算什么，他当年曾为一众沦落风尘的女子筹办收容所，让当地的妓女、女小偷和女流浪者入住，希望藉此改造这些“堕落天使”，令她们获得新生。让她们有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不过一叠过去从未被披露过的信件却指出，这位被公认为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原来对收容所的女子有“特别的兴趣”，被政府调查。他出资办的是“女子收容所”，你看这家伙多偏心，孤儿都不收，只收女子，大小老少女子。爆陈冠希李宗瑞于万里之外，人家玩的是女子收容所！

  狄更斯是个前卫的家伙，他早就料到了后人这帮傻逼会把他们糟糕的时代叫做黄金时代，知道人们对文学抱有浪漫的幻想，他很清醒，这是最好的时代，所以他能上一个算一个。

  作家们的孤独是变态的孤独，他可以撸一万次撸出个前列腺癌。因为他知道，就算不撸，你办个女子收容所也无法填充孤独。

  大家都读过《福楼拜的星期天》吧，莫泊桑先生是这样折磨自己的：一生与多种女人有染，与农庄姑娘、饭馆侍女、半推半就的寡妇、欲壑难填的太太、阿拉伯女人、黑人妇女、成熟的女市民都发生过关系，他占有过这么一大堆尤物，最后因梅毒加上精神病去世，年仅43岁。我梦见过他去世时的情景，当时他已经三个月没有做.爱了，他躺在床上捂着裤裆，发挥毕生的想象力都没能让自己硬起来，于是，他就这样悲伤的气死了。


  那位写出《老人与海》的作家，如果你未曾体验过，你永远不会明白海明威为何同意子弹穿过自己的脑袋。

  三毛用丝袜上吊（这是其中一个版本）……生得潇洒，死得性感。

  阳朔、老舍被文.革迫害自杀。

  每个年代的文艺在当时是个不值钱的东西，艺术家们所在的年份里永远都是数不尽的制度纠缠，孤独、疯魔、死亡。可敬的是他们留给后人一个传奇人生，我们称他为黄金时代。

  这部电影称那个年代叫做黄金时代，我想说：看标题。

  电影讲的是民国时期的文人爱情故事。看剧照就知道很浪漫吧。 黄金时代并不是一副欣欣向荣天天向上的景象，它不像油画那样色灿斑斓，不像黑白照片那样经典唯美。那个时代充满文人相轻，艺术相搏的头脑战争。

 《建国大业》里面有一幕，胡适在台上演讲文学是否应该进化为白话文的讨论，整场充满火药味，当然，那只是冰山一角。鲁迅与梁实秋与郭沫若的笔战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里已经在地球表面点燃了战火，鲁迅笔战的文字都可以出成一本书，谁对谁错我不评价，只想点评鲁迅一句：他是在那个年代里站着把钱挣了的人。还有苦逼的王小波，他是在那个制度里夹缝生存的智者。

  那些时代也没有想象中的浪漫爱情，只有数不尽的青楼和妓女。文艺是孤独的，他们唯一安慰自己的只有“嫖”。

  唐宋元明清，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不爱嫖，苏轼、白居易、杜牧、柳永、欧阳修个个深藏绝技，人家在床上的姿势都是讲究韵律的。更别说民国那个纸醉金迷的时代了，胡适、徐志摩哪个不嫖。现在的大V门不嫖吗，他们换了个名字叫“潜”。

  胡适老先生最大方最伟大的，是不仅自己嫖，还带朋友一起嫖；不仅在外面嫖，还叫到家里嫖；不仅嫖，还搞研究，简直可谓以考察窑子为己任。

  胡适这样解释自己“我沒有嗜好則已，若有嗜好，必沉溺很深。我自知可以大好色，可以大賭。我對于那種比較嚴重的生活，如讀書作詩，也容易成嗜好，大概也是因為我有這個容易沉溺的弱點。“

“情人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我们无产阶级也要有革命伴侣,就是多一点也不怕。 无非是哄哄她们、说些好听话。”
——《毛选》第四卷第134页

  就在我们生存的网络时代，王朔刘震云当编剧闷声赚大钱，一部电影比一部骂得惨，给读者们留下一种晚节不保的危险状态。莫言更是拿奖之后反而被骂的口沫横飞，论坛里各种调戏他的段子反而把他拉下神坛。新一代郭敬明、安妮宝贝、张悦然、韩寒等完全被娱乐化，关于郭敬明身高的段子都可以出版一本笑话书了，韩寒代笔的讨论可以写出十篇论文了……。

  也许五十年后，韩寒又带领了一个黄金时代，郭敬明至少也是那个时代的琼瑶。我们当下这个时代听起来也许令人发笑，在我看来至少当下的时代是算不上黄金时代吧，不过事实就是这样的，默哀吧。

  我们永远没有黄金时代，就像我们白发苍苍的时候，才发现可怜兮兮的青春有多么珍贵。虽然青春很糟糕，肮脏、自慰、背叛、苦痛、忧郁，但也止不住我们流泪的怀念。不管你的周遭有多糟糕，当下才是最好的时代，毕竟一分一秒都与你擦肩而过。每一次痛苦的画面都刻进了短命的回忆里，多年以后，回眸一望，平凡的一生竟也有金黄的色彩。

   我昨天看了电影，一句话评论：像王菲一样活着，不能决定怎么生，怎么死，但能选择怎么爱，怎么活。不管生活在什么年代，环境有多么不幸，周遭的言论多么恶，这些都无关人生，淡然冷对千夫指，执着拳紧万自由，有一万种自由的方式，挑选自己最乐意的一种，开什么花，结什么果，都无关世界，你挑选了生活，就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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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毛选》第四卷第134页——————这句话是后人编出来黑当局的，我只是调侃一下，你们就去翻经书来反驳我，你们真的看不出来这只是低级黑而已么....

  另外，其实我们当下这个文学圈并不是那么不堪，如果中国读书的人有变形金刚的票房那么多的话，我们还是会出几个“著名作家”的，给大家推荐几个，刘慈欣的《三体》，联合小说奇迹《九州幻想》，廖一梅的《像我这样笨拙地活着》《悲观主义的花朵》今何在、张家玮什么的大家在豆瓣混其实应该早就听说了，许多人在论坛里混的太久，习惯了看见一部作品首先找漏洞，然后批判，吐槽，这样是不对滴！不要总琢磨着弄个大新闻把作者批判一番，没什么意义，一本好书自有他存在的价值，取自所需就好了。

  昆丁版影评——来自奇妙的王小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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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在小说里，人物往往是抓对出现的，比如《红楼梦》里黛玉和宝钗、尤二姐和尤三姐、芳官和龄官，比如张爱玲笔下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李碧华《青蛇》里的青蛇与白蛇，法海和许仙。抓对出现的方式更易突出鲜明的人物个性，这种模式在影视剧中也有很多体现，比如都教授和富二代，花泽类和道明寺，弑君者和小恶魔什么的。

巧的是，萧红的生命里两个最著名的男人也是抓对出现的，那就是萧军和端木蕻良。

按照武志红老师的理论，成年后的感情经历是对童年的重建。按照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所写，也如影片所反映的，在萧红的童年真正带给她幸福感的似乎只有祖父一人，而她的父亲暴戾冷漠（在电影里唯一的出场就是踢了萧红一脚），实在称不上什么父女情深。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在萧红的情感线索中，与萧军这个粗线条的、家庭（可引申为家族）强有力的保护者、有暴力倾向的、不善于情感沟通的男性形象相爱，其实是她对童年的重建——重建与同样具备以上特点的父亲的关系。

这种重建最终以失败告终。于是，萧红转而与端木在一起。在我读到的诸多萧红传记、书信集以及其他文字中，萧红为什么会突然与端木相爱，实在交代得不怎么清楚，以至于我不太认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爱情。我相信一种更合理的解释——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他们正好捡到了彼此。

端木代表的男性形象完全站在萧军的对立面，他懦弱却温柔，退避却细腻，是重建童年宣告失败的萧红抓到的一棵救命稻草。而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端木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贴合了萧红的祖父——她虽然疼爱萧红，但因为在萧红记事时便年逾古稀，很快就去世了，而且在家族中并没有话语权，所以仍旧无法依靠。所以，萧红与端木的结合，是另一个维度上对童年的重建，即借爱情名义重建与祖父的关系。

我们知道，这次重建又失败了。

观影时传来几次笑声，其中一次是萧红与萧军彻底分开后，告诉端木她怀有萧军的孩子。端木一脸纠结的怂样惹得影院里的江湖儿女们大笑不止。那些笑声非常年轻，无所顾忌，说不定脑中已经闪过“接盘侠”、“喜当爹”等字样，欢乐得不得了。在一片笑声中，端木不解地问萧红：“你怎么能跟这种人在一起？”萧红没有回答。

萧红弥留之际，端木不见踪影的几天，骆宾基照顾她左右，问她：“你怎么能跟端木在一起三四年的？”

这两个问题，如同萧军与端木这对冤家一样，也是抓对出现的。联系到之前种种——既然包办婚姻是错的，那么与爱慕的表哥私奔该是对的吧；既然私奔是错的，那么回归包办婚姻该是对的吧；既然与抽大烟的纨绔子弟在一起是错的，那么与有理想的热血青年在一起是对的吧；与莽夫无法厮守终身，那么翩翩少年总是可以相濡以沫的吧……结果，却总有人在终点处不解地问为什么，点醒萧红，原来摆在她面前的选项统统是错的。

但这一次，萧红没有沉默，她回答了骆宾基的问题，大意是说：当一个人骨肉很疼的时候，皮肤的疼也就不算什么了。

显而易见，萧红对于端木自始至终的不信任，不抱希望：：冷清的新婚宴席上她便说对端木希求不多，只求过普通老百姓的日子，端木给怀着萧军孩子的她一个名分已经非常满足；千辛万苦搞来一张船票，端木走了，留下怀孕的萧红一人在兵临城下的武汉，没钱没米没住处，人问为什么端木自己走，她打个哈哈过去，不解释；产下第二个孩子，端木没有陪在萧红左右，承蒙白朗照顾，临别时，萧红说自己将孤独终生；弥留之际，萧红对骆宾基说，她与端木“终究是不能共患难了”……萧红从未真正像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一样需索端木的保护，因为她从一开始就知道端木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和品质。

然而，关于萧军，病重时的萧红却说了这样一段话：……在那个时候，如果我拍一封电报给萧军，让他来接我，他一定会来的。

不过，无论是出于自尊还是爱情的覆灭，又或者根本是不自信，萧红并不曾发出这样一封求助的电报，所以我们将永远不能知道萧军会否真的如萧红所愿，穿过战火去救她。

当然，现实残酷，不知是福。

拣遍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红玫瑰与白玫瑰纷纷凋谢在了年仅三十一岁的萧红眼前。天下之大，她却无处可去。如果不在乱世，如果不是贫病缠身，萧红或许有足够的时间走出命运的迷局，可惜她没有这个机会了。

大轰炸到来前最后的宁静里，端木终于回来了，面无血色的萧红拿起他放在床头桌上的苹果，努力地啃上一口——见汪恩甲时，萧红在吃；偶遇弟弟时，萧红在觊觎别人的蛋糕；在关于萧红的文字中，我们知道，被丢弃在东兴顺旅馆时，萧红被别人门上挂的列巴和牛奶香馋得心猿意马，甚至想去把吃食偷来；萧军刚刚有了点小钱带萧红去开荤，她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刚捞出的肉丸子；电影中，生命的最后，回光返照的萧红说：“好像完全好了一样，吃了这么多。”

吃，是一个人对生存怀有渴望的表现。如萧红自己所说，这世界上终有令她不能瞑目的东西在，所以她并不想死。她奄奄一息地对端木说“我也舍不得你们啊”，这个“你们”，未必实指病榻前的端木和骆宾基，而是指这纷纷的人世，和她三十一年的虽不漫长却格外艰难的人生吧。

就此，又要说到一次全员笑场，是聂绀弩旁白说萧军离开萧红后与王德芬相遇，二人厮守终老，养育八个子女。“八个！”我听到观众席上的小姑娘惊讶的低吼。是的，即使在那样兵荒马乱朝不保夕的年月，也永远不要低估人们对生的渴求和热忱，无论萧红，萧军，影片中的任何人，或者我们自己。

为什么几乎所有跟萧红有过一点点瓜葛的人后来都那么热衷于用文字悼念萧红？当然，首先是因为萧红的文字穿越了时代和战火，最终留了下来。另一个原因，是在这一批人中，只有萧红曾清清楚楚地知道，那个贫病交加生如转蓬的当下，已经是他们共同的黄金时代——她认出了风暴，这场风暴无关意识形态，只关于一个个鲜活的人，和他们的命运。

生，固然可爱，却极其艰难。所以，劝萧红放下爱恨，专心创作，“越飞越高”的聂绀弩，临终前对妻子说：我想吃一个蜜橘，我很苦。

10月1日去二刷《黄金时代》，开场前后面坐着的男生给他身边的女生科普背景知识：萧红这个人文章是不错，但为人我确实欣赏不来。据说她有一个孩子生下来就被她掐死了。女生：是吗？是不是萧军的孩子？男生：对的。而且她和一个男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怀着上一个人的孩子，和萧军在一起的时候就怀着孩子，和端木在一起的时候怀着萧军的孩子。女生：唉，那你还来看，还不如看《亲爱的》呐。男生：但是是许鞍华嘛，我想看看她拍成啥样。

话到这里就结束了，影院黑下来，观众们最熟悉的广电小龙摇摆着闪着金光，宣布这部长达三小时的电影开始了。

1、
许鞍华为什么要拍萧红？
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抛开文学来看萧红的一生：流亡过不少于七座城市；跟随过四个男人；抛弃过一个孩子；另一个孩子死因成谜；不能排除生活最艰苦的时候曾卖身维持生计的可能性……有了解她经历的人评价这是个“脑子不好的女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一名成功的女性导演、一名知名编剧，在明知很有可能吃力不讨好的情况下，非得执着地选择这样一个女人来拍。

许鞍华自己说的原因是：萧红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把萧红的问题弄清楚了，我自己的问题也就清楚了。
许鞍华会面对什么问题？
47年出生的导演，年轻时留洋学电影，回香港投入电视大战的海洋，1979年开始拍长片，所谓“香港电影新浪潮”中的唯一女性，有一群野心勃勃想要改变香港电影的小伙伴。将近四十年过去，小伙伴们从商的从商，退休的退休，就她和少数几人还在拍着。她是最穷的，徐克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她还一直为着找钱的事情发愁。
一直和母亲住在一起，一生没有绯闻，被问快七十岁的现在是不是她的黄金时代时呵呵笑着说：我觉得是吧，以前拍戏总有人问我是不是要追组里的男同事，现在终于不会有人这么说了。

这样的导演，和萧红会有什么样的共同问题？

2、
萧红面对什么问题？
之前说萧红“脑子不好”的人，指出她总是会和不能照顾她的、会在关键时刻丢下她的男性在一起。
是的，选择一个好男人，就是所谓的女人的一等智慧，连我爸都在教训我时跟我说：找什么样的工作有什么要紧的，你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个，明白吗？
封建社会里“有幸”成为“妻子”的女人，由父母或长兄来决定婚姻，萧红生于民国伊始的1911年，20岁上下的时候反抗家里安排的婚姻，和表哥私奔到北京，被抛弃后回呼兰河老家，为了面子父亲连夜举家迁往阿城乡下。
电影里，冰雪覆盖的夜色中，摇摆的骡车上，萧红的表情没有一丝悔意，绝非柔顺地服从了命运。
而后她投奔了被自己背叛过的未婚夫，这个男人的家族有一定的地位，也有一定的财力，故而可以负担两人的生活。后来，应该是家族切断了对俩人的经济供给，某个夏夜，未婚夫毫无征兆地离开了她。
接下来就是萧军，萧军于困厄中拯救了她，发掘了她的才华，将她带进文坛。但作为一个大男人，萧军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女人在文学上的成就比自己更高一筹。于离乱中，相信自己的价值在于战斗的好武的萧军，与甚至不愿为了乱世中国家救亡而写作的、专注于个人创作的萧红，分道扬镳。
再接下来是端木，与萧红在文学上最合拍，性格却懦弱怕事，屡次抛下分分钟会有生命危险的萧红离去。
萧红生命中的男人们，才能心性不过如此。她应该是看不起大部分的他们的：不为被初恋的表哥抛弃而哀伤后悔；跟随未婚夫来到大烟馆，被门口的年轻男人当妓女来调戏，她的眼神里也只有讥讽；大着肚子在战乱的武汉被端木抛下，人家问她“端木怎么不带上你？”她嗤笑一声：“我干嘛要他带啊？”在重庆时，萧红在桌前回忆着一两年前和萧军一起与鲁迅的相识，此时时移世易，身边的已经是端木，她回头看端木的那一眼，绝不是充满新婚的柔情蜜意的。作为一个以经历写作的作家，她甚至不将自己与他们的感情写进文章里。
然而她的生命又必须依附于他们，只因为社会的规则是他们写下的，时代没有贫穷的女性作家自给自足的空间。同样生为女作家，白朗和梅志都依附于丈夫而活；丁玲则必须像个男人一样，抹去自己的女性特质而活得风生水起。
所以，还能说萧红脑子有问题吗？她只是太饿了，只能躺在徒有四壁的小床上，闻着四邻飘来的饭菜香，等着郎华带着面包回来。
而即便是这样的困顿，在她的笔下也幻化得充满生气和天真活力，她仿佛就是荒诞和反讽本身。

3、
所以说许鞍华和萧红和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也许是在这种别人制定好的框架里如何坚持自己的理想、发挥自己的才华吧？
也许是如何在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绯闻会比文字更让人感兴趣、别人会更愿意相信自己是为了追组里的男同事而拍电影而不是真的只是爱拍电影，的同时，笑一笑，坚持自己的创作吧？
也许是如何克制住自己在知道自己失去一个好职位只因同龄的未婚男青年不会有为生孩子请产假的风险时不要当着HR的面呵呵一笑吧？

女人们仍被教育着：男人出轨嫖娼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为了家庭和谐和孩子教育是要隐忍的；穿着妖娆上街是不对的，被强奸猥亵是活该的；失去贞操是可怕的，被强奸了是肯定会带着全家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的……
男人在妻子怀孕时出轨司空见惯，女人怀着前男友的孩子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就会连带这个新男友一起，被当奇葩取笑了。
号称国富力强的如今和萧红那牢笼里的黄金时代有什么不同？
人们总是惯于不加思考就施以评判。缺乏善意、尖酸，都不是最大的问题，愚蠢才是最大的问题，最终导致了害人害己而不自知。

4、
十多年前我读高一的时候，每天都和前座的男生吵架，吵架的主题永远是封建社会的妻妾制度。男生的观点是古代时婚姻有很多种功能，古代女性可以从事的职业非常少，婚后必须依附丈夫而活；而且古代的男性是有传宗接代、开枝散叶的社会责任的，娶妻再纳妾是为了自己的社会角色，爱情多半不在其中；古代男性最容易发生灵魂共鸣的地方是青楼，与多才多艺，彼此不负有生育义务的妓女间，建立平等的爱情关系。
作为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当时我自然是不能忍受这种说法的，我的观点也不用赘述，无非是抨击男人自私，只为自己考虑，不顾女性感受之类。
后来跟这个男生决裂了，人生唯一一次因为三观问题跟人决裂。
年纪太小了，不理性，不懂得客观地表达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和自己是否要选择那样去做，是不一样的。
妻妾制度表面上已经被文明的法制社会废止了，而实际上仍是：有权或有钱的男人（达官贵人）堂堂地有妻有妾；自认为有知识有才华的男人（秀才）有妻子也有红颜知己；一般工薪阶层的男人（百姓）有一个妻子，并对上述两种人羡慕嫉妒恨；大批文化程度低的农民、社会闲散人士打着光棍。
愤怒也改变不到事实。
占有大部分资源的少部分人，总会制定规则与潜规则，将自己现有的资源来保护，并方便攫取更多资源（法律也是这样诞生的）。到这个层面，讨论的只是压榨，和性别已经无关了。

5、
除了萧军和鲁迅以外，其他男人对于萧红的意义类似。
先说说萧军。
二萧第一次见面，萧红形容憔悴，头发干枯而凌乱，面色泛青，嘴唇开裂，背着和落跑的未婚夫共同欠下的600元巨债被关在东兴顺旅馆，还怀着孕。连冯绍峰都说：我演萧军，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为什么会爱上她啊？
一开始萧军在萧红狭窄的房间里手足无措，后来无意间翻到萧红的画和诗，感受就不一样了。此时电影插入了二人情深意笃时居在商市街，萧军在萧红身边写文章回忆二人相遇这一幕，银幕上放大的萧红特写眼睛下有浓重的青影，鬼气森森，一双眼睛要看到人心里去，比起美丽，更恰当的描述是渗人，而年轻的萧军感情充沛地写道：我面前的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子。
萧红用自己一双巧手为萧军缝衣做饭，打扫房屋。在挨打之后仍陪他出席社交场合，轻声细语地为他解释、掩饰。
萧军当然是萧红一生中最重要的男人，毕竟她的一生这么短。关于萧军对萧红的感情，冯绍峰说“萧军这个人的爱情哲学是边走边看，见一个爱一个。”李樯说：“我们愿意善意地、一厢情愿地替萧军去认为萧红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女子。”这样的一厢情愿，在萧军与真正的妻子王德芬结合并养育了八名子女、白头到老的事实面前，也显得颇无力了。年老的萧军回忆着年轻时这段情事不可不说温柔，既因为一个大男人的怜惜，也因为萧红的传奇——八十年代萧军到香港，还找到为萧红采访了骆宾基和端木蕻良的人，问他为何不来找自己。
不得不为萧红感到不值，同理还有最近常被拿来和她对比的张爱玲，所谓爱一个人就为他低到尘埃里，莫非真是女人的软肋？
但这选择只要是自己做出的，就是值得的、自由的，旁人又何敢置喙？
在相偎取暖的东北，二萧穷困潦倒时，萧红对自己的才华没有认知，有一次她问萧军：“你看上我哪儿呢？”萧军说：“你的才华啊！”萧红追问：“那如果我没有你认为的那种才华呢？”
此刻一个伟大又脆弱的作家被还原成了一个普通女人的样子，她取来蜡烛，摆在床头，噙着泪写下《弃儿》，写被她送人的第一个孩子。而在她和萧军的爱情死去后，她选择抛弃了（也许是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也许还因为她早已预知了自己的命运。

再说说鲁迅。
萧红的父亲对子女和家人冷漠疏离，教会她人间的“爱”的，是她的祖父。萧红人生中最斑斓的一段时光，就是和祖父一起在老屋的大院子里玩耍的时候，电影里祖父去世那天，玩耍归来的小萧红跑进停着祖父遗体的房间，被父亲一脚踢到地上，看着父亲冷峻的眼神，她知道，天堂已远，自己从此被孤单地抛进冷漠的人世中了。
同样的悲痛，在鲁迅先生逝世时发生，我想萧红对鲁迅是有那种对祖父的依恋的。中学语文课本上节选的《回忆鲁迅先生》开头一段，萧红写鲁迅品评她的红衣服，被电影放在了鲁迅逝世、二萧分手，萧红与端木暂居重庆，准备南下香港前的一刻。萧红已经知道自己“必将孤苦以终老”了，回忆中的这个场景，却斑斓明媚的不像话，这样的明媚，在电影中之前有鲁迅的段落里，从未出现。

这一刻已是萧红生命最后的华彩，从此以后，她不可避免地走向凋零。用李樯的话说“香港是萧红离死亡越来越近的地方，也是她离文学越来越近的地方”“她生命中的一切道路都走到了尽头，仿佛只剩文学创作的权利了”。

6、
历史中的萧红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在电影中，导演和编剧悲悯地让萧红始终知晓自己的命运。
影片一开始，黑白色的萧红便对着镜头讲述着自己的生卒年月；萧红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和萧军争吵时，就对他说：“我知道自己活不久了，我只想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好好写点东西”，此时萧红27岁，年轻壮健，如何知道自己命不久矣？重庆码头告别好友白朗，萧红说：“朗，我祝你永远幸福”，白朗说“我也祝福你”，萧红脸上又挂起那丝讥讽的微笑：“我吗？我的命运不是明摆着吗，我将孤苦以终老。”
这也是许鞍华和李樯给予萧红的善意吧。

全片我最爱的镜头，是大肚子的萧红没有赶上去重庆的夜班船，摔倒在武汉码头爬不起来，就势晕了过去。再醒来时，月亮从乌云遮盖中穿出来，身在困窘中，本应忧虑烦躁的萧红，嘴角竟然有了一丝微笑。这个镜头和深深留在我记忆中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姨妈住院时，窗口升起一轮巨大到诡异的金黄色明月的镜头，重叠了。
一个女人来到了这个时候，终于获得心灵上的自由，从此无论生往何处，死往何处，不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