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破产之日

巨大财富的背后，都隐藏着罪恶。 ——巴尔扎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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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正学成立JH公司，成了到处讲学的老师，就连和他吃饭都得自付费用，他正在准备对下一场经济危机的狙击；岬秀的小工厂雇佣了东南亚的廉价劳动力，他拼命压榨他们的劳动价值，来养活家里的老婆孩子；次官朴大荣成了CEO，总长在富二代的帮助下转投资银行……

电影结尾，所有过上好日子的角色，无一不犯下了原罪。

现实中，从牟其中到周正毅，再从摩根集团到三星、SK，几乎没有哪个资本家不是通过“原罪”手段发展起来的——全世界都惊人的一致。

当富人的“原罪”没有被及时追究时，社会对成功的标准使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发生负面的变化，“原罪”不再是可耻的行为，相反“原罪”者就像电影里的尹正学一样，成了大众眼中的老师，学习的对象。

“原罪”者成为世俗“成功”的标准，而诚实者即便没有像电影中的郑社长一样，上当受骗之后上吊自杀，也会在“原罪”者携资本碾压式地竞争甚至恶意并购下，成了落魄的失败者、流落街头的穷人。

这是现代社会的缩影，也是贫富差距拉大的本质原因。

2

“通过通货信用政策的设立和执行，来发展这个国家的经济。”如电影里韩组长所说，这是韩国银行成立的目的。

我是经济学的门外汉，用愚笨的头脑思索我们发展这个国家经济的目的，大概是为了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让每个人老有所，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在我简单的理解里，一个人付出劳动（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上的），以此获得相对应的报酬，也许会因为供需关系，在某个时间段里他付出的劳动格外值钱，得到比正常该有报酬多一些的利益，这点我可以认同，也可以接受。

可在现实生活中，世界上百分之二十的人掌握了百分之八十的财富，我们认同这样的现象，等于在认同这百分之二十的人，足以支撑起整个世界的运转！

我不懂资本的运作，也不懂经济杠杆之类的名词；我身在这个国家，过着小康家庭的生活，我满足、快乐；我只是不能理解，一个人怎样的付出，才能配得上获得上百亿财富报酬。

现代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识字却不懂思考的人。

当你看完这部电影只是感觉紧张刺激爽，当你看到一篇篇成功学的文章被洗脑成为向往成为那百分之二十的人，当你看着这篇文章认为这是仇富的时候，你已经成为文盲。

“巨大财富的背后，都隐藏着罪恶。”这是巴尔扎克在1841年写在《人间喜剧》里面的话。一百多年后，我们依旧眼看着“原罪”者而不知其根本，并心向往之，这是人众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

一、三处印象深刻的细节

1.钟表。因为韩国可能会在一周之内破产，所以这个反复出现的钟表助推了观众的紧迫感。

2.离职书。片头投资顾问尹正学信誓旦旦地去递交离职书，这是主动的，是利用这场危机发财的序幕。韩国和IMF签订协议后，大批工人失业，或者变成临时工，甲秀厂长老婆被动地领了一份，这是经济危机恶化的结果。临近结尾韩时贤在电脑上敲打IMF协商记录，桌上放着离职书，是她作为一个决策参与者的最后抗争。

3.汇票。从甲厂长为扩大经营而签约开始，汇票不停出现，从资金、喜悦、希望的寄托到最后成为废纸，令人唏嘘。

二、三位表现给力的演员

1.刘亚仁最抢眼，他把尹正学辞职和预测时的信心爆棚、面对怀疑时的抓狂、预测成真时的得意嚣张以及欣喜若狂时的一点冷静与克制演绎得入木三分。

2.金惠秀亦表现不俗，她把韩国银行政策组组长的尽职尽责、不畏强权、思路缜密、无可奈何通通展露到位，令人尊敬，又惹人心疼。20年后，她同意重出江湖进入政府，可见其胸怀与担当

3.最近几次看赵宇镇的作品，他都是正面人物且有喜感，这次他的出演道貌岸然，有些招人讨厌，这正是塑造形象成功的体现。

三、略片面的观点

1.影片对韩国经济危机的起因分析略简单，当时韩国整体经济结构都出现问题了，官商勾结、监管不严都只是起因的一部分。

2.韩国政府采取的拯救措施肯定是有正面效果的，虽然很多人在危机中失业，很多企业在危机中破产(有些是危机本身带来的，有些是政府的自救举措的副作用使然)，但是韩国经济的整体改革、调整势在必行。

3.IMF明摆着乘人之危，借款要求也是过于严苛，美国确实想暗中趁火打劫，可是韩国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么？韩时贤提出的找日本等国借钱，日本就不会趁机捞一笔？解决问题的方式本质是一样的，她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不能把锅全甩给力促和IMF协商的几个人，长期积攒的结构性问题，该问责人就太多了。

《国家破产之日》以1997年亚洲金融海啸中韩国几乎国家破产而导致其不得不接受IMF的援助为背景下，演绎了一个“阻止危机的人和追逐利益的人身上发生的故事”。

保护平民权益与出卖国民获利的争斗是一个非常扣人心弦的主题，不过我们也许能从另一个角度来观看这部片，即事大主义与独立主义于过去这几十年中在韩国的消长态势，以及现在韩国人是如何看待这两种外交甚至于国政方针的。

首先需要解释一下“事大主义”这个由日本人发明的，一开始是专门用于指称历史上朝鲜或者韩国外交方针，其后经过演变甚至用于概括朝鲜半岛民族性的名词以及它在韩国历史中的地位。

“事大”一词出自《孟子·梁惠王下》：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这是儒家礼义制度要求的大国与小国相处之道。

中华内部是讲正统的，儒家对中华的要求是讲正统，求道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事大除了在小部分乱世时有人会稍微利用一下以外，其他时间里这不是一个常规选项。

但作为中华的藩属，事大就是他们的生存之道了。朝鲜明确事大为国策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李氏朝鲜的创始人李成桂时期。

李成桂原本是王氏高丽的一个将领，当时王氏高丽依附元朝，奉其为宗主，元朝时有制度，高丽王后必须是蒙古贵女。有一部电影叫《霜花店》，讲的就是这个时期的故事，里面宋智孝饰演的就是一个蒙古籍高丽王后。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要求将当时的铁岭卫东、西、北三面划入明朝，南面留给高丽。高丽国王据此准备攻击明朝，所以派遣李成桂为将，带领军队攻辽，李成桂吓的够呛，觉得这是去送死，所以上书国王提出“事大”。国王不同意，李成桂就只能带兵出发了，走到半路想了想：攻击明朝没胜算，回去造反有把握，那还犹豫什么？于是朝鲜版陈桥兵变就上演了。

李成桂自立之后，完全确定了对明朝的“事大”，这时期朝鲜的事大到了什么程度。“朝鲜”这个国名是明太祖选的，明太祖不赐给朝鲜国王印信，搞得李成桂只能用一颗自己刻的小木印来颁布命令。因此李成桂更是天天向明朝上书要求给自己刻一颗王印，搞得他们自己人都特感动于这种锲而不舍的事大精神（谓之“我太祖有百折不挠之毅”），但是明太祖就是不给。

朝鲜有专门负责事大的工作部门叫事大司，位列礼曹所有司之首。朝鲜世宗大王是他们民族独立的象征，他颁布了《训民正音》创制谚文，这是后来被朝鲜万民敬仰的伟大创举。可是在当时被骂的够呛，有大臣上书说：

“我朝自祖宗以来， 至诚事大，一遵华制，今当同文同轨之时，创作谚文，有骇观听。……若流中国，或有非议之者，岂不有愧于事大慕华？”

可见在朝鲜士大夫心目中，“事大”与“慕华”是紧密相关的，朝鲜的所作所为不能丝毫违背于中国，否则就是违背事大这项根本原则。

李氏朝鲜的事大政策一直贯彻其始终，不过到了清朝末年时另一种倾向出现了，那就是独立主义。当时日本迫切想要将朝鲜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他们暗中扶持朝鲜国内独立意愿比较强烈的激进改革人士，使其组成所谓“开化派”。而希望缓和改革的人士则组成了另外一派，即“事大党”。

（跑题说几句：当时朝鲜事大党的灵魂人物有两人，其一是闵妃，好多年前中央八套曾经引进过一部韩国电视剧叫《明成皇后》，说的就是这位闵妃。当时年纪还小，只感觉这部剧的主题就是生儿子，记忆特别深刻的是闵妃生了一个貔貅转世的儿子。还有一位灵魂人物叫袁世凯，这位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纵横睥睨的人物，何况只是个朝鲜，袁世凯在朝鲜的时候把开化党打的哭爹喊娘，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就是在开化派和事大党争斗的时候，日本人提出了事大主义这个名词，并且将朝鲜的这一外交手段，不断拓展其内涵，终至上升到民族特性的高度。日本将事大主义解释为半岛民族性有他特殊目的，他希望借此渲染半岛居民有服从他人的本性，有为其殖民统治寻求根基之意。

最终清朝输给了日本，朝鲜终于被日本殖民统治。而大部分具有独立倾向的独立派也摇身一变成了奉行对日本事大的“事大党”。

二次大战结束后，分治的朝鲜半岛又一次走到了独立与事大的抉择时刻，可惜深知朝鲜半岛只有统一才有希望实现独立的金九在1949年被暗杀。之后朝鲜战争爆发以及持续多年的冷战，使得韩国不可避免的走向了事大，这次事大的对象是美国。

在二战后民族独立的风潮席卷全球，使得独立的意愿一直根植于韩国普通民众的心中。可惜历史进程却一次又一次地把韩国推向了事大。

在这部《国家破产之日》也能看出事大主义与独立主义之争，女主代表的是平民阶层以及独立主义，而那位财政局次官代表的就是精英阶层与事大主义了。纵观全片，必须得说在韩国的精英阶层其实并不存在真正秉持独立主义的群体，他们只是一群持有事大主义并汲汲以求从事大中获得更高地位的人，剩下的精英阶层则是一群已经获得了极大利益并随时准备转向事大政策的人而已。

看得出在韩国民众心中，事大基本等同于卖国求荣，独立才是民心所向。

当本片开始进入与IMF主席谈判的情节时，其实就能说明韩国普通民众对精英阶层安于现状，面对挑战一味寻求他人援助，不惜出卖民众利益以换取自己飞黄腾达的不满了。

可是纵观朝鲜半岛近百年的历史，其实独立主义在精英阶层只是寻找下一个事大对象的借口罢了，从来就不曾真正成为一个实际的目标。这也导致了韩国民众对于精英阶层过于注重事大而忽略独立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因为这实际上代表了整个韩国精英阶层只重视个人利益而忽视甚至出卖他人权益所造成的其与普通民众之间巨大鸿沟。

由此说明，事大主义在韩国也从一种外交方针变成了精英阶层利益的代名词，相反独立主义则成为了普通民众心中表达自身利益的具体方式，由此事大与独立也就成了精英与平民博弈的具体战场，不再仅仅只是两种外交方针那么简单了。

此外，对于影片中首鼠两端、摇摆不定的其他韩国高层人员之种种行为，个人觉得与其说这是事大主义在具体个人身上的表现，不如说这是一种运用特权来保障自己地位的情形。用哈耶克的话来说就是：

我们越试图用干涉市场制度的方法来提供更充分的保障，有些人就越缺乏保障；并且，更糟的是，在作为一种特权而得到保障的那些人的保障和没有这种特权的人日益增加和无保障之间的对立也变得越大。并且，保障越具有特权的性质，而没有特权的人所面临的危险越大，保障就越为人们所珍视。随着有特权的人数的增加，在这些人的保障和其他人的无保障之间差别的增加，就逐渐形成了一套全新的社会价值标准。给人以地位和身份的不再是自立，而是有保障，一个青年人拥有领得年薪的确定权利比对他怀有飞黄腾达的信心更是其结婚的资格，而无保障则成为贱民的可怕处境，那些在青年时就被拒绝于受庇护的领薪阶层之外的人，要在这种处境下终其一生。

而女主在影片结尾中所说的：

要时刻怀疑，时刻思考，并以醒悟的眼光看待一切。

算是导演给出的关于如何摆脱集体无意识和逃离体制束缚或者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方法吧。

97东南亚金融危机绝对是具有大片基底的故事元素。不疯魔不成活的香港电影里出现了一大批以此为历史背景的影片，从宏观到围观，从人性的制度，其中，彭浩翔的《维多利亚一号》从买房的女主角切入，融入香港电影惯有的猎奇，以及磨坊电影的血腥和艳情，把人在遭遇困境时所迸发出的恶意和狠意表现的淋漓尽致。

深受香港电影影响的韩国，最近也拿出了一部，同样以97东南亚金融危机为背景的剧情片——《国家破产之日》。

由刘亚仁和金惠秀主演的《国家破产之日》上映首周就以 106 万观影人次登顶票房冠军，把一众好莱坞电影拉下了马。有的韩国观众看完全片后非常激动，" 这是一部比刀枪还要恐怖的经济惊悚片 "，" 想到经济危机时的父亲就哭了 "，“这部电影在讲述我们今天的贫富分化、雇佣不安和青年失业问题的根源"，带有强烈民族情绪的韩国人对这场经济浩劫记忆犹新，很容易唤起共情，引发情绪共振。

《国家破产之日》用了一个“韩国式”的角度进入主题，提领全片。香港的《维多利亚一号》是底层的反抗，由小及大；那么韩国的《国家破产之日》则展现了精英阶层和政府高层之间的博弈。影片为此选取了3组人物作为社会横切面，以他们的反应，凸显韩国政府面对危机时的“不作为”和阴谋论。全国银行的中层韩诗贤作为特别小组组长，发现了潜藏的危机，提出了质疑，

政府高层警醒，面对韩国即将在几周内“破产”的威胁，他们最终选择了放弃中小企业和普通市民。韩诗贤虽然据理力争，当因为拿不出有效的“止血”方法，加上高层默许，导致最后韩国的经济彻底被国际货币组织把控。

韩诗贤是韩国精英阶层的代表，她的反抗，她对人民的守护，对政府不作为的愤怒，代表了众多韩国影片中，韩国有识人士对政府天然的不信任感，以及警惕。影片中，整个上层架构，几乎没有人考虑普通人，或者中小企业，他们列出了一张大表，上面全是韩国本土巨头企业名单，他们只想保住他们，甚至提前透露信息，让寡头能够趁火打劫，收购其他企业。有的高层人士，就希望借此让韩国经济和社会走入资本寡头的时代，即政府和最有势力的企业政企联合，从各个层面接管和控制韩国。

在韩诗贤的斗争之下，另一组人物则凭借经济敏感性，改变了自身的命运，完成了阶层跨越。刘亚仁饰演的尹正学原本是金融机构的职员，他通过数据分析和多年的行业经验推测出韩国的经济必然出现问题。

他拉拢到两位以前的客户，让他们买入大量美元，坐等韩币贬值，然后凭借汇率差价，用美元大量买入价格暴跌的房产。尹正学看透了韩国高层的把戏，同时深谙人性之道，在疯狂赚钱的同时，他也流露出了对于金钱和欲望的反感，

他知道，一个人完成阶层跨越的同时，很多人会被迫阶层下滑，有人笑，就有人哭。比如，另一组人物小企业老板岬秀。他无法预料什么经济危机，更不懂银行贷款的危险。

金融危机山呼海啸般袭来，他的生活和家庭一点一点被卷入了深渊。原料价格因为货币贬值飞速攀升，商店关门，他们的货品断了销路，同时，他们的债务即将到期，下游链条催他们还款，而这时，他们只能贱卖自己的不动产作为抵押，资金链迅速断裂，他们难以维继。在看到原料供应商老板被迫自杀后，他也差点迈出了自毁的脚步，是家人让他鼓足了最后的勇气。

片尾，3组人物巧妙的完成了叙事拼图的重新聚合。影片也渐渐透露出它所期望表达的主题，20年过后，97金融风暴的惨状已渐渐被人遗忘，年轻人大多对金融危机不会有感知，但经历过的人依然记忆犹新。韩诗贤依然在研究韩国的经济走势，国家银行感知到了新的危机即将爆发，她被邀请进入研究小组，为新的经济战争做好准备；

尹正学摇身一变为经济预言家，学巴菲特，约一次午饭500万韩元，他凭借第一桶金建立了属于自己的资本公司，20年后，他坚信危机到来时，政府会估计重施，他暗中观察着经济走势，准备再次书写传奇；而小企业老板岬秀靠着与韩诗贤的亲戚关系，成功贷款，让工厂度过了危机。20年后，当年决定韩国经济命脉的政客踏入商界，成为了资本巨头的话事人，操控者，在信息差面前，在即将到来的新危机前，他们开始各自投入全新的战场中。《国家破产之日》希望以此警醒韩国民众和政府经济危机的周期性，以及遭遇危机时政府的职责所在。

《国家破产之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好莱坞大热的同题材影片《大空头》，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在《大空头》中被生动形象的表现出来，什么是次贷危机，如何激活经济等问题都在影片中得到了解答，而且戏剧性冲突更加强烈。

《大空头》直指人性的贪恋，以及金融寡头“吸血”的本性；《国家破产之日》更具社会属性，是本土化元素强烈的韩国电影，它继续凸显韩国精英阶层对高层的警惕，以及对下层的同情。现实中，韩国高层政府官员总是陷入丑闻，遭到弹劾，甚至沦为阶下囚，其实都与那次经济危机有关。

韩国经济一方面被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控，另一面为了安全和自保，政府几乎把所有资源向本土寡头倾泻，整个政权体系从上之下都被资本巨头控制，成为巨头既得利益的维护者。政府官员不得不对这些资本寡头唯首是瞻，也许他们还有维护人民利益的理想，但最终只能成为资本的奴隶。《国家破产之日》想表达的是，依然有群人在反抗这个体系，如韩诗贤一样代表这人民的利益，为国家的利用誓不妥协、挺身而出。

当你的国家将要崩溃之时，你会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

中国经济的镜子，韩影《国家破产之日》以1997年韩国经济危机国家破产这一题材自揭伤疤。1997年已经持续几十年高速经济增长的韩国迈入发达国家标准，但是繁荣的韩国经济表象下，却隐藏着几十年来错误的经济政策积累的诸多致命弊端。最终一切在1997年集中爆发，一场让国家破产，无数韩国人自杀的危机席卷而来。电影分别以处于不同阶层的四个层面重现危机。

第一层面：底层出身的金融从业者尹学正，在多数民众都盲目相信政府，认为韩国经济拥有厚实基础，会永远高速增长下去，经济危机是谣言的时候。尹学正保持了清醒的头脑，通过对国内外经济信息的判断，尹学正认定韩国经济快完蛋了，他因此被众人嘲笑为疯子。于是尹学正选择自己活下去，他敏锐的发现这是改变命运的机会。他决定变危机为机会，改变自己的人生、阶层，地位。通过民间集资融来的钱，尹学正大量兑换即将升值的美元，经济危机到来，韩元大幅贬值后，大发国难财。经济危机爆发后，楼市泡沫破裂，众多韩国人为偿还债务，低价抛售房价，他趁机低价收购大量房产，韩国经济复苏，资产价格回升后，又高价抛售。曾嘲笑尹学正的人或破产，或自杀。而尹学正改变自己命运成为了富豪。

第二层面：韩国银行通货政策小组组长韩诗贤，韩诗贤是韩国政府精英中认识到危机存在的少数，她对政府高层提出了多次预警，但都被沉迷于政企合一，货币宽松，金融和房产泡沫堆砌的GDP中不可自拔的高层忽略。通过对数据的严密分析，她推算出七天后韩国就会破产，直到此时高层才意识到严重性。但是危机已经无法阻止，韩诗贤竭尽全力都无法找到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法，面对大厦将倾却无能为力。

为了减少民众损失，她提出对民众公布真相，提前预警，也被政府高层以可能引起社会震荡为由回绝。可在私下里政府高层却对大企业财阀们（ps：在韩国叫财阀，在中国叫国企）提前告知危机即将到来，早做准备，保大弃小，最终财阀们顺利度过经济危机。危机出现后，韩国政府选择保护大企业牺牲中小企业，任由平民滑向危机的深渊。经济危机结束后韩国进入财阀社会。心灰意冷的韩诗贤选择辞去公职，归隐民间。韩国政府随后宣布韩国已经无力独自解决危机，请求IMF救助，韩国经济进入IMF监管时期。

第三个层面：韩国政府中代表财阀利益的官员，他们对这次危机的态度是冷漠而现实。“冷漠”是指他们将危机爆发的原因归咎于广大国民过度消费之上；“现实”则指他们看到了危机中的机遇，想借由这次经济危机重组社会经济结构。

电影用大篇幅生动地描绘了金融官僚内部这两种力量的对抗。从艺术作品的角度来说，韩诗贤体现了一种关心弱小民众的精神，但这个人物及其主张应该出自虚构，因为韩诗贤的主张根本不是合适的危机应对之策。

第四个层面：中小企业主韩岬秀，他代表着韩国底层民众的利益，代表着那些葬送在经济危机中的普通家庭。他们无条件相信政府，相信经济体制，最终在危机中底层受到的伤害最大。还不上债，走投无路的韩岬秀想自杀，但想到妻儿，又不能死，他不忍留下妻儿去面对险恶。除了韩岬秀，电影还展现了跳海自杀的破产民众，跳楼自杀的中小企业主郑社长和为偿还债务，贱卖房产后选择在屋子内上吊的原屋主。

据统计，1997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当年的韩国自杀率相比前年上升了45%。

电影折射的历史：中韩两国虽然政治体制不同，但经济体制却有许多相同之处。

20世纪60年代，韩国政府对商业银行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有化，所有银行行长都由政府任命，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幕后协商决定银行贷款的规模和去向。

1997年之前韩国政府长期通过控制国内银行对国内大型企业提供大量低息贷款和财政补贴（如同后来的中国），鼓励企业扩张，并为保护国内大企业制定了诸多贸易保护政策和垄断政策，最终政企合一，天下无敌。同时跟我国民众一样，韩国人也喜欢赚快钱，大量资金流入国内房地产业和金融股市。通过这些方式在1997年之前，韩国得以长期维持高速增长的经济。

但是花无百日红，韩国企业在政府360度无死角的保护下，躺着赚钱，如同温室花朵，过度依赖政策贷款输血，竞争力越发低下。海外投资竞争不断失利，利润不断降低，还不起钱。为了维持经营，企业只能在银行不断的借旧还新，银行坏账不断累积，一些大企业开始大规模裁员或者破产倒闭，受牵连的银行也岌岌可危。韩国的房地产与金融股市的泡沫也膨胀到了爆发的临界点。

直到此时多数韩国民众依然相信政府的话，认为韩国有着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历史，缔造了经济界的汉江经济，韩国有着厚实的经济基础，韩国爆发经济危机的说法是外部反韩势力散布的谣言。而这时候距离韩国经济危机的爆发只剩下了7天。

繁荣的天空上乌云聚集，从泰国开始的金融危机蔓延到韩国，首先是外资撤走，韩国银行发现外汇储备迅速减少，美元兑韩元很快将突破1：800的汇率。政府与外资谈判请他们展期兑换失败，汇率失守；金融恐慌蔓延，银行资金链断裂，首先是中小企业先破产，然后就轮到稍大的企业，中小供货商血本无归，群体聚集商家门前讨说法。中小企业主为了维持资金链不断裂，让工厂免于倒闭之虞，纷纷将自家房子在中介交易那里挂牌，降价出售，却找不到接盘者，房产泡沫破裂。国外机构也因韩国的状况，拒绝继续借钱给韩国，还要求韩国现有外债到期后立刻偿还，不得延期。失去资金来源后，超过三分之二的韩国企业陷入破产状态，剩下的少数大企业也大规模裁员缩减开支，韩国失业率暴增数倍。沉浸于美梦的韩国人终于意识到梦碎了，破产失信的韩国人前赴后继的跳江跳楼自杀。迫于无奈的韩国政府宣布承认经济危机存在，请求国际货币基金IMF救助，接受了IMF的苛刻要求，对韩国经济体制进行了全盘改革。

但韩国是幸运的，民主的纠错功能，使得韩国政府至少懂得亡羊补牢 犹未迟也 破而后立。并且韩国体量小，外部力量尚能救助。因未能阻止危机爆发，当时的韩国执政党在1997年末的大选中败选下台，1997年12月末新总统金大中胜选上台后，坚持不懈地推行金融、企业、公共机构和劳资关系四大部门的改革，对经济的全面复苏起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摆脱了以往依赖政企合一，垄断政策保护，金融和房产泡沫推动经济的弊端。次年韩国经济走出危机，呈现复苏。2001年韩国偿还了IMF最后一笔贷款，韩国经济才算告别了“IMF时代”。IMF从此再也无权直接干涉韩国经济政策。韩国恢复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暂时逃出了囚笼。

最近在看韩国经济学家 张夏成的著作《韩国式资本主义》，当中很多韩国特有的经济现象与《国家破产之日》情节是相互呼应的，比如非正式雇佣。我觉得可以把《国家破产之日》当成是《韩国式资本主义》的前传来看。下面，就来分享一下后传吧。即国家破产之后，韩国的经济发展如何？到今天形成了什么样的现状。所有内容均节选于《韩国式资本主义》。

*韩国在经历了1997年外汇危机后，同样面临社会不平等加剧的问题。然而，韩国在克服了外汇危机之后，1999年至2012年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为4.8%，刷新了OECD国家的最高纪录，为其两倍之多。当时OECD国家平均增长率仅为2.0%。

*OECD国家中，韩国是全职正式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不平等水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11年韩国的工资收入水平最顶端10%的收入为最底端后10%的收入的4.8倍，收入差距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三。另外，低于中间工资收入水平2/3的低收入人群占全部劳动者得25.2%，这一比例与美国相当，在OECD国家中比例最高，且该比例在2000年以后没有得到任何改善。

*1997外汇危机爆发之后，中产阶层急剧缩小。2000-2010年，韩国的中间收入层减少5.8%，这意味着中产阶层比例减少11%。在减少的中间收入阶层中，62%下降为低收入阶层，38%上升为高收入阶层。在韩国如此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中，工资收入的两极分化是最主要的原因。

*1997年外汇危机之后，韩国经济虽然取得了持续发展，但进入21世纪以来就业率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在韩国“无就业增长”已成为既定事实。

*2002-2012年的十年间。韩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3.8%，但居民实际工资收入的增长率仅为2.1%；韩国经济整体增长了45.6%，但居民实际工资收入却只有整体增长率的一半，为23.2%。者意味着国家经济增长的成果没有在劳动者之间实现分配。（进一步分析的结果是政府和财阀拿走了大部分经济增长果实）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进入停滞状态，26个OECD国家中16个国家的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和英国的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率也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尽管全球金融危机对韩国的影响小于其他国家，但是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增长速度不成比例的现象反而尤为严重。

*韩国劳动力市场最大的问题是非正式就业的问题。非正式就业劳动者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非正式就业劳动者与正式就业人员的工资收入差异也非常巨大。

*OECD统计下的“临时性就业劳动者”在概念上与“非正式就业劳动者”有所不同，以临时性就业劳动者的概念来看，韩国的临时性就业劳动者占整个劳动力市场的比例为24%，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四。而韩国政府的统计显示，2013年非正式就业劳动者占工资性劳动者总数的32.6%，工资性劳动者总数中不包括个体经营者。

*如果按照企业界的统计方法，非正式就业中还包括临时工和小时工，则非正式就业劳动者占工资性劳动者总数的比例应该为45.9%这个数字接近全体劳动者人数的一半之多。

*2007年随着《非全日制劳动者保护法》的实施，这一比例有所下降。然而，不就之后这一比例便恢复到十多年前的水平，而且非正式就业劳动者的规模居高不下。

*2013年，非正式就业月平均工资约为正式就业平均工资的一半水平，为56%。

*以国民年金为例（国民年金制度相当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正式就业劳动者加入国民年金保障体系的缴费比例为81%，而非正式就业劳动者的参保率仅为40%，加入国民年金保障福利体系的非正式就业劳动者人数连非正式就业劳动者总数的一半都不到。

*2007年韩国制定了《非全日制劳动者保障法》规定，对于在同一单位就职的非全日制员工，工作时间满两年以上就必须强制性地转为正式员工。然而，一直到2013年，非正式就业劳动者占全体员工的比例并没有下降。原因在于很多用工单位在保护法规定的两年期满之前便解除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的雇佣合同，改为雇佣新的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