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

照理说，我应该会喜欢《立春》的。但是我越看越难受，为什么呢？

    我看着那么丑的蒋雯丽很难受，看到她不但丑，还处处自以为是，自欺欺人，自以为黄四宝对她有什么感情，重复着我就要进北京了我就要进剧院了我就要去巴黎了这样的梦话，对身边的俗人一副拽样，对美型的黄四宝一副贱相。她对着黄四宝施施然一句：我还是处女，我不愿意在这个城市发生爱情。老实讲，有点想吐。

    她当人体模特，她“强奸”黄四宝，她穿着戏服跳楼未遂，她在剧团办公室门外唱歌，所有这些我感觉到的只有猥琐。

    只有那句“宁尝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让我肃然起敬。

    我听着周瑜用那种混嗓子念普希金的诗，很难受。

    我看着胡金泉把一女的拽厕所里胡弄，很难受。

    我看着光头女她妈那么矮，面无表情地说话四肢僵硬地走路，很难受。

    我听着以王彩铃为中心的艺术爱好者们在灰蒙蒙的城市里讲着古怪方言的文艺腔，很难受。

    确实很拧巴，确实很矫情，确实文艺腔得过了分。

   

    豆瓣上几乎一半的评论标题都有“理想”二字。几乎八成的评论，都写明这是群“理想主义者”，并对他们致敬。

    曾经我也确实对着“理想主义者”这个词肃然起敬，并自以为，或者说希望自己就是理想主义者。

    但是我眼中的理想主义者，从来不是片子里这样的。

    他们只不过是自以为有才，自以为与众不同了，然后心开始不安分，想往上爬，想混出个人样来。不就是披着层艺术的外衣么，不见得就一定比想当官想出国想当老板的人高贵。

    他们嘴里口口声声都是“北京”“巴黎”梦幻繁华物质世界，他们想进歌剧院，想进美术学院。这些所谓理想，和考大学考好大学考大城市的名牌大学有什么区别？

    一切明明是那么现实。

    不过是想飞黄腾达，众人仰望。艺术只是敲门砖登天梯。

    装什么高尚？

    从头到尾，都看不到他们对艺术有什么深层次理解。艺术，只是用来傍的。恰好，嗓子比较好而已；恰好，身体比较骚而已。想当梵高的画家，和想当比尔盖茨的商人，没有任何本质区别。

    为什么要成功？为什么一定要得到社会的承认？
    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沉迷于自己的世界，不关心现实的获取的。
    很明显这群人不是。

 

    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比别人过得好。

    可是，我资质平庸，我命运不济，我遇人不淑。

    于是，我哀怨，我压抑，我扭曲，我变态。

    这就是让人崇敬让人唏嘘的理想主义者。

 

    可是我仍然喜欢这部电影，因为我有拧巴情结。

    但是，它实在是拧巴得过了份。

    于是刺激到了我，让我似乎忽然清醒过来，于是有了上面这番“反拧巴”的话。

    所以要感谢这部电影。它告诉我：不要太自恋，不要把自己想得很特别，不要耽于幻象，不要自以为高尚。

    林奕华说，王彩铃也是包法利夫人啊。

    包法利夫人之于《包法利夫人》，难道不是一种包含着同情的嘲讽么？
 
    林奕华还说：不要把责任都推到命运头上。

    这片好，好在很满，很有料，台词都很有爆点，更因为，它对我有一种反向的超出作者本意的警醒作用。

 据说，《立春》最初在国内受到的待遇是“不准宣传”，之后才改成了“低调宣传”，想来是因为一贯以屁股代替脑袋思考的电影审查委员会发现他们上了电影《孔雀》的当——把一部对中国社会充满绝望的电影当成了主旋律，所以对于顾长卫的新片当然要施以颜色。其实，这种手段不过是更吊起人的胃口而已，想要看到的终究还是会看到的。

    在有幸参加了《立春》在国内的点映之后，个人觉得被高高吊起的胃口非但没有被满足，反而有些被败坏了。虽然据演员说，这个版本和国外参赛的版本相比，有几段戏被删掉，尤其是一段按摩棒的据说十分搞笑，不过我感觉，这依然不会改变影片所力图表现的主题——有追求的人陷于绝望的社会中最终绝望。

    影片以艺校声乐教师王彩玲（蒋雯丽饰演）为主线，串出了小县城（影片在二级城市包头取景，剧中人物讲呼和浩特话）中几个青年对艺术的执着追求，直至最后放弃的过程。王彩玲虽然痴迷歌剧，但是本身天分有限，根本无法进入中央歌剧院，不过她对于在小城市教书这份工作显然十分不屑，始终梦想着要成为北京人，要进入中央歌剧院。

    与她有着同样不满的是她的单相思对象——黄四宝。这个钢铁厂的青年人立志要考上中央美院，不过每次初试过后即遭到淘汰。在黄四宝离开这个城市后，王彩玲找到了的第二个男友，群众艺术馆的舞蹈老师胡金泉。胡金泉喜欢的是芭蕾，他所苦恼的不仅是自己喜欢的舞蹈在这个小城市中无人欣赏，更为麻烦的人们担心他的性别取向——“二胰子”直到现在依然是一句骂人的话。

    歌剧、油画、芭蕾，即使到了今天依然不能为普通大众所欣赏，更不要说90年代初的小城市。所以影片中的三个年轻人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注定要受到周围人的冷遇，而他们的天分也决定了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无法更进一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依然选择对艺术坚持不懈的追求，除了对艺术热爱，更深层的原因是：这是他们在精神上高人一等的救命稻草，除了他们喜爱的艺术，他们没有比他们身边的人更了不起的地方。这就是患上了日常生活恐惧症。

    在王彩玲们看来，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平凡。对于平凡的这种恐惧吞噬了他们的灵魂，同时让他们自己的生活痛苦不堪。王彩玲终于选择了独身，开了个肉铺并领养了一个兔唇小女孩。黄四宝自从深圳回来以后，变成了一个骗子，到处受到债主的追打。而胡金泉在三个人中算是幸福的，他因为强奸未遂进了监狱，却也因此证明了自己是男人，平息了人们对他性别的议论，终于解决了他的一个烦恼。王彩玲们最终不得不适应了生活的步伐，不过失去了救命稻草的他们，精神世界只剩下了空虚和麻木。

    对于影片中这些患上了日常生活恐惧症的人们，精神上高人一等最终要转化为在实际生活中高人一等，他们要追求的其实和常人要追求的目标其实没有本质区别。和常人不同的是，如果这个目标最终没有实现，那么他们余下的生活就完全没有意义了。但现实生活是：高人一等的是始终是少数，绝大多数都是普通人，如果作为普通人平凡的生活，他/她的生活就没有意义，那么他们的生活始终就不曾有过意义。因为生活的意义是他们赋予的，不是别人的目光和掌声赏赐的。

   追求成功和卓越是每一个现代人的目标，而资本主义时代的来到，使得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和别人不同的愿望分外迫切。因为在农业社会中，每一个人在小集体中都是具体可感的，而不仅仅是一个代号或者活动的工具。但是在追求成功和卓越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发现自我的一个过程，不知道我究竟是谁，不过是追逐社会公众的潜意识的另一个随波逐流的人。

    从影片当时的社会层面来说，对于平凡的恐惧，背后隐含的其实是人群之间的差距迅速加大，人群之间歧视加深。90年代初正是中国社会拉大社会经济地位差别的开始，原来固有的歧视（城乡、贫富等等）此时更加变本加厉。这种社会倾向反映在个人身上，就是人们都追求实现去大城市发达地区，并尽快富裕起来。

    在这种社会现实下，绝大多数人都在歧视观念的推动下，追求自己的目标，而忘记了自己是谁，到底想要的是什么。这中间产生的最可怕的例子是马家爵在杀死四个同学的逃亡路上不忘背英语单词；而一个农村的女大学生在遭遇车祸，刚刚苏醒过来，不问自己的伤势，不问亲人的死活，第一句说竟然是考研的日期过了没有。

    因此，对于这种充满了恐怖的黑色幽默的社会倾向，需要的不仅仅是满怀同情的歌颂，而是更深刻的考察其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尤其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心理原因。同比韩国导演李沧东的《密阳》，在演员上，蒋雯丽的表演并不输给全度妍，然后一个深入探究个人的心理世界，一个却把责任简单推卸给社会，二者之间的高下并不难判断。《立春》是顾长卫导演在反映这个主题的第二部作品，依然没有做出比《孔雀》更深刻的反省和探究，反而在原地踏步。对于该片编剧李樯来说，《孔雀》、《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立春》三部作品都是一顺拐的产物，日常生活恐惧症一而再再而三的同语反复，却始终没有摸到关键所在。

    对于这种人物亲切同情的立场，充分说明了制作者的自恋以及拒绝反省，而这种情况下拍出来的电影，两个字就可以概括——矫情。

        

业余油画爱好者黄四宝 终于可以有机会画一下女人体，这时隔壁的小夫妻旁若无人的鱼水欢好之声，搞 得他心烦意乱，不得不打开录音机放着音乐才能继续画下去，杰克画露丝时候也没这么慌乱过，这说明，他，的确很业余。即便是第一次画女人 体的专业画家，会很快专注于画作，而忘记一切外物。

王彩铃到歌剧院面试时，求人听她开腔唱上一嗓子，求之而不得，就自顾自唱起来，她的歌声惊动了看 这部电影的观众，但是并没惊动歌剧院的一名人事文员，她并没有阻止她，只是淡淡的说：行了，知道你水平 了，去年就知道了，这说明，她，的确很业余。

在小城三大艺术青年之中，只有跳芭蕾的胡老师最为纯粹，他从没想过跳到北京去跳到苏联去，『一心就是爱跳芭蕾，十几年过去了，现在想 想真后怕』，也只有他当得起『天分』和『艺术家』这个名号

机缘巧合之下，三人都好点儿艺术，有着相似的命运----不为人所理解，郁郁不得志，但是这三人之间却有极大的不同。

王彩铃是最悲惨的一个，也是逐渐觉醒的一个，到最后她去征婚，条件是：科研人员，没征到，领养了 小孩儿，改行卖羊肉，开始治脸上的暗疮，认真踏实的过自己的生活，并从生活中获得了乐趣---她领着养女在天安门广场的那一幕算是温馨而感人。

在此之前，她因为会唱几首意大利歌而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不该和小镇上的其它『庸庸碌碌之辈』混为一体，她直言：『我不想过庸俗的生活，不打算在这儿发生爱情』。她的终极目的---恕我说的难听点儿---她的欲望是：唱到巴黎去，感受千万人热烈的掌声，她对艺术的追求已经和艺术本身无关，而变成一种极其功利行为：证明自己不是个『庸俗之辈』。

在她能够证明给众人看之前，按耐不住虚荣她甚至一次次的对人说：『人民歌剧院已经在办理调动手续 ，我很快就去北京了。』
用谎言编织的美梦，来强调自己的不同与众，其实她完全不必如此，她能唱意大利歌剧本身在这个小镇已经取得一定的地位（在广播里演唱），已经令人很羡慕了--比 如周瑜就很羡慕她 。


如果她仅仅是热爱艺术--意大利歌剧，那她会有美好的生活，当老师，结婚，生子，没事儿继续到广场唱歌剧，这生活会比普通人更美好。
而她不是爱艺术，她希望歌剧给她带来一切，她爱的是艺术带来的身外之物，当艺术不能给她带来她梦想中的功名利禄时，她悲叹自己生不 逢时，命运凄惨。但最后她终于渐渐明白应该背负自己选择的命运，换句话说，咽下自己亲手种下的苦果『既然你是这个命，你就得担待』

这时的王彩铃已经觉醒，她甚至已经清醒的感到，隔壁的小美女和她交朋友是因为她比别人惨，而青春已经逝，她勇敢承担起自己选择的命运。

黄四宝是比王彩铃更龌龊的一种人，他的朋友周瑜对他的评价很确切：『志大才疏』，但就艺术成就来说 ，王彩铃还说得过去，他则连边都不靠，不然也不可能连续几年初试都过不了。

正是因此，他打碎梦幻也最早，事实上在火车上的一番对话已经充分揭示了他的内心：『我境界没那么高』，言外之意，我要成功了，肯定得娶个美女做老婆，后来他去了深圳，深刻的体验了一下『市场经济』，回来就干起坑蒙拐 骗的勾当，再次遇到苦苦坚持的王彩铃甚至都不能唤醒旧梦，他已经和往事干杯，那个梦就如年轻时的其它虚妄的梦一 样烟消云散了。他不但沦落为平凡的人，甚至堕落成比平凡更为不堪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光头MM，那才叫有心计，选择艺术，并且能为艺术找到出路，在如今的商业社会里， 这样的人才是具备明星潜质的人，瞅她那演技和发掘群众演员的眼光，以后绝对有希望做个影视歌多栖明星，唱到巴黎去问题不大，但我认为她是很直接的选择了艺术作为生存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她的目的是出名，然后过富足的生活，和歌剧无关。

我个人觉得，唯一一个献身艺术的是胡老师，最令人慨叹、值得敬佩的也是他，为了爱好，他可以一眨眼就度过了跳舞跳十几年的光阴，他甚至跪下求王彩铃假结婚以便他可以继续跳舞而不为世人所诟病，最后，他终于找到了方法，可以继续自己的梦想，坐牢的他依然 很快乐---这快乐是艺术带来的纯粹的快乐----因为他在监狱里也可以跳舞，王彩铃去看他时，他兴高采烈的告诉她『监狱发的布鞋，可以立脚尖呢。』一边就真的立起脚尖。

这一形象，像极了《霸王别姬》里张国荣演的程蝶衣：看到学生运动喊口号，他说，领头那个声音不 错，可以唱小声的，被打成汉奸受审时他也只说有个日本人是懂戏的，要是青木不死，京戏早传到日本了。
这两个角色才当得起那句对艺术家最高之评价『不疯魔，不成活』啊，他们的一生为艺术而生殉艺术而死，享受艺术，献身艺术....

王彩铃的烦恼在于不能凭借自己异于小镇人民的『艺术细胞』，而被人敬仰，反而被人鄙视，于是她就 发自肺腑的认为这里的人们是低等生物，甚至不愿与人交往，但她不能避免自己胃疼的死去活来时去隔壁借胃 药。

黄四宝的烦恼和王彩铃相似，但是作为一个穿皮夹克牛仔裤的疑似艺术男青年，他的野心更炽，也更加浮躁不安。

胡老师是活得相对淡定的一个人，他因为艺术而内心有着自尊，甚至可以说从自我观照之中他获得了强 大的力量，基本上对于外界对他的艺术的感觉不甚在意，况且他也能得到一部分人的认同（招收学员），他为艺术终于自己内心，但是他也有世俗生活要面对-- --不能总让老妈抬不起头来。最后他想办法解决了这个矛盾，终获解脱。

原谅我用这样冷漠的语言评价他们对艺术炽热的心，事实上如我前面的分析，再强调一次，揭开艺术面纱的掩饰，看似命运相似的四个人，有着云泥之别的精神世界。

说回艺术这回事儿，建议大部分分不清艺术和生活的人，去看一看彼得.威尔的《死亡诗社》和路学长的《长大成人》，否则会很容易把大麻嗑 药和摇滚艺术搞混，把某种很表面化的生活方式和某种艺术错误的联系在一起。

《立春》所揭示的人物命运和孟京辉的《像鸡毛一样飞》非常相似，虽然这两部电影，一部土的掉渣儿，一 部前卫的一塌糊涂。其主题都是一样的：艺术家，艺术家的生活，究竟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

《像鸡毛一样飞》里的诗人欧阳云飞，瞅啥都不爽，瞅啥都庸俗，就自己不是一般的高雅，觉得自己牛逼到开裂，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原来，写诗这回事儿，用盗版软件也能搞定，他才算从高高的云端头朝下的重重跌落于尘世，深刻的反思之后，他醒悟了，剃了光头，按照艺术家的方式继续生活下去。
这个片子为我最喜欢看的电影之一，廖一梅真是一针见血，对艺术圈那点儿破事儿破感觉体悟透彻，里面有个 插曲很好玩儿，一群人在超市门口唱歌：

吃过奶酪吗,这是法国的特产。
喝过可乐吗,这是美国的东西

某些所谓的艺术家，的确有这种沾沾自喜高高在上的可笑念头，需要掏大粪的老农给他们结结实实的上 一课才对。

那么，啥是艺术呢？是不是像某些诗人和艺术家说的那样：艺术家很寂寞啊，往前一看，没人，往后一看，芸 芸众生。

我觉得不是，艺术的活力和其它行业的活力一样凝结在实实在在的每一天的生活之中，就 《立春》而言，王彩铃的老妈早起一个人在院子里放鞭炮更具艺术感，高超的艺术像住在王彩铃隔壁的夜夜交欢的小夫妻一样普通、平实、热情、元气十足、充满生命张力，而且应该像他们一样忠于本能，忠于自我，旁若无人的享受快感。

只有真正的理解了艺术，才能将艺术和生活融为一体，才能更加清楚的看到自己的命运，人间最大的悲剧莫过于王彩铃式的悲剧，才刚踩到艺术的门槛，不幸生在一个资讯闭塞的地方，错误的以为自己有了 天分已经升堂入室，并持此错误观念几十年，直到碰的头破血流才恍然大悟。

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都有过一次或几次『忽然艺术』的经历，比如，忽然发现自己嗓音很好，不当赵忠祥很可惜，忽然发现自己尿尿和泥捏弄的那点儿小玩意儿很抽象很前卫和罗丹米开朗琪罗都差不 多了。。。。这样的情形，人生总会遭遇一两次的，就像人人都曾经托着下巴深沉的思索过：我从哪 儿来？为到哪儿去？我为啥是我？这样的哲学问题，但并不是人人都成了哲学家。

大部分人，经过了艺术的分岔路，哲学的分岔路，仔细的想了一秒钟，然后带着这些非凡经历走向平凡的生 活，一部分人，决定百折不回九死不悔的走下去，成了艺术家，哲学家。
在这个分岔路口判断失误的人，成了悲剧。

享受艺术和成为艺术家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儿，这应该是年轻人必上的一堂课，否则就很容易行差踏错。举例而言，我喜欢看电影，甚至很爱演，但我从没想过去当演员，因为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技术是谋生的手段，艺术乃是人活着的目的』《死亡诗社》中，一开始基廷老师就这么教导同学们。人 掌握某种技术生存下去，然后享受到某种艺术带来的精神慰藉，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将艺术、谋生加在 一起，使谋生为艺术拖累，使艺术和谋生互相折磨。

《立春》和《孔雀》一样以苍凉的北方冬景、生活化的方言打动西方和东方的观众，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第五代导演御用摄影师的顾长卫，无意中将自己的电影视野定格在那个『中国西部片』横行的时代（像 黄土地，红高粱等），在第五代纷纷改行拍奇烂无比的商业大片儿之时，第五代的后备力量---顾长卫同学--异军突起，回归本源，再现第五代曾有的辉煌，所以顾长卫可以称之第为5.5代导演。

但是这部电影有意无意之中给人一种误导：仿佛是当下的社会背景造成了几个人命运的悲剧，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生拉硬拽，照我的理解，这些人的悲剧是性格悲剧而非社会悲剧，坦白说，就这几把刷子，在任何国家也不会有出头的机会。

如果说反应社会现实，我觉得拥挤的火车车厢，对北京户口的迷信倒是多少有点批判现实的意味呢。往深处想，这几个人悲剧性格的形成和资讯不平衡是分不开的，要是他们能多看到一些和艺术有关的节目，多读到些艺术书籍，也许就不会一根筋的觉得自己牛B了，也许就会踏踏实实过日子呢。

另外：谁能帮我问问顾长卫同学，为啥电影里每次送礼，都送菠萝？兄弟我百思不得其解。

《立春》现在成了一只熟烂的猪头，任谁看过都要拣一块来说说，因为口水太多，不免让人有绕道而走的想法，不想再上去多添两口唾沫，成为口水火锅。顾长卫很成功地《立春》搞成文艺青年哀悼晚会，听者伤心，闻者流泪。最突出的意义在于，里面出现了一个标签化的人物，王彩玲。我甚至想象，她将成为文艺青年的新代表，“今天你彩玲了吗？”，“你还王彩玲呢？”都会迅速成为新流行语。

别再说什么梦想陨落，现实残酷，天才夭折，实际上，你彩玲了吗？并不是文艺青年的理想化道路，而是另一个血淋淋的绞架，它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你被文艺界糟蹋了吗？

整部电影王彩铃除了受到过周瑜发自肺腑的感慨外，就是在不停地被糟蹋，被老太太们被邻居们被文艺界的领导们，前两种糟蹋都不足以摧毁文艺青年，虽说艺术来自民间起于生活，但清高的爱好者们绝不跟大众为伍，他们需要的是来自圈子的肯定，来自核心的颔首，这对他们来说，大于一切。

所以王彩玲一定要弄个北京户口，健康的姑娘剃个光头扮癌症去参加歌唱比赛，黄四宝每年都去考次美院。所有的文艺青年都坐着一样的美梦，一朝功成名就万人景仰，谁能想到除了运气好的有后台的，其它全是万骨枯。

电影圈那个腌臜劲儿，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就像焦大跳脚骂荣国府，只有门口那对石狮子干净。据说正经人家绝不会送姑娘进去，凡是里头混的也尽是潜规则，有人恶毒地爆某个明星，从灯光剧务一路睡上去。知道江湖险恶，然而不知道有这么险恶。

再说文学圈，是不是干净点？其实我也没深入进去呆过，就在外围走了一圈，已经被臭水脏了脚。最恶心的就是各路编辑，找你的时候通常说得千好万好，稿酬优厚，回报且丰，一送了稿子马上像肉骨头打狗，一去不回。好不容易过了半年碰上一回，讨好着说是不是能发稿费。你千万别想有什么韩寒郭敬明这样的奇迹，这些编辑通通已经变了嘴脸，商量好的稿费起码扣了一半，才拖拖拉拉打钱过来，很多从此销声匿迹的也不少。要想想文字写手是个多么庞大的团体，几年前王朔参加了一次网络作家颁奖会后说：再过一些年，再也没有人会因为鞋子而被人格外另眼相看就可以混口饭吃，因为这已经成了生理现象，就像大家都会说话一样。想当大师的人，苦了。

我告诉王叔叔，您说的这时代现在已经来了，您真是先知啊，现在别说大师，想拿文字挣钱，都已经很苦很苦了。

另外的画画圈，音乐圈，我枝叶不够蔓，没打听过，但是泛出来的黄水想必谁都闻过臭。

同学们，你能经受住糟蹋吗？你有无穷精力无尽金银，供你投身文艺界么?

没有就该跟王彩玲们一样，该卖羊肉卖羊肉，该早点洗洗睡就洗洗睡。想拿文艺当饭吃，谁知道文艺是架更快更利，更让你心碎心死的铡刀呢。

下午看Seawaver关于《立春》的评论，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彼岸之美，在于彼岸之无渡。妈的，这句话一下把我的心说潮了，于是马上把打算过一段时间再看的《立春》找出来看了。
鉴于豆瓣上已经有将近500条《立春》评论，估计把该说的都说差不多了，我这儿就胡诌几点我的感想吧：

1.理想主义者如何与世俗生活和解？
什么是理想主义者？有人给出这样的答案：理想主义者就是认定用玫瑰煮出来的汤比用卷心菜煮出来的汤更好喝的人。
理想主义者如何与世俗生活和解？答案就是学会用卷心菜而不是玫瑰煮汤。
只有融入世俗生活，才有可能超越世俗生活，除此之外我们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2.艺术家是没有道德的人
艺术家是这个世界上最悲天悯人的人，但与此同时，艺术家又是这个世界上最没有道德的人——这两者一点都不矛盾。
如果你想成为艺术家，你要学的第一课就是不择手段，就像《立春》里的那个光头女孩一样不择手段。
生命最本质的真相是什么？尼采给出的答案是：“人们一直靠牺牲别人来达到促进自我发展的目的”；“生命总是靠消耗别的生命过活的”——不了解这一点的人，也就还没有向诚实迈向第一步。

3.王彩玲说：宁尝鲜桃一口，不要烂杏一筐
毛姆大概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你坚持要最好的，而拒绝所有次好的，最后你就能得到最好的。
这句话我是信的，但它并不适用于搞艺术这件事儿。对于某些人来说，搞艺术可能还不如买彩票更稳定、更有前途。
艺术这东西的确需要天赋，如果没有天赋，还将“有何胜利可言，坚持就是一切”诸如此类的话当成行动指南，那他就不是搞艺术，而是被艺术搞。

4.梦想是一个绝色的妓女
做人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这句话太励志了，可问题就是，梦想其实只是一个绝色的妓女，她总会在榨干你的一切之后，就抛弃你，然后爬到另一个人的床上。
这是所有不甘平庸者的宿命——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她还在我们的床上的时候，好好享受她。

5.文艺青年是失败者的同义词？
有人说：文艺青年是失败者的同义词——如果这句话成立，那豆瓣就是中国失败者的门户了，呵呵。
事实上，文艺青年同样有其独特的、不可复制的优势。而他们需要的其实只是他们可能一直不屑一学的市场营销方面的知识，学一点自我营销的手段。
古代的艺术家都是被贵族养着，现在没有贵族了，现在能养艺术家的，只有市场。
我们心目中的那些艺术大师，多半都是营销天才。
另外就是让自己铁石心肠起来，就像是李敖说的那样：“铁石心肠”是意志的最成功的表现，它比任何做人的方法都来得紧要、来得有效、来得干脆，理智是不够的、感情是坏事的、冲动是胡闹的，只有“铁石心肠”才是最有劲最磅礴的人生。当然了，做到“铁石心肠”的起步非通常之男人所能，这也就是成事的硬汉与通常之男人不同的地方，正因为难能，所以做到才可贵；正因为难能，所以必须要做到。

王彩铃说，每次春天来的时候，实际上也不意味着什么，但她总觉得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一样，心里总是蠢蠢欲动，可等春天整个都过去了，根本什么也没发生。这句深可挖掘的话（无论是其政治意义，还是生命意义），出现在故事的中后段，到这里的时候，一年已经过去，在这过去的一年里，王彩铃经历了一段失败的爱情与一段失败的友谊，当那两位爱情与友谊的对象纷纷在现实的压力之下放弃某种追寻时，她还在坚持着她的歌唱事业。但是新的一年不仅给她带来新的希望（大年初一开门望雪的那个镜头，几乎使我误以为她的命运将要好转），也给她带来了更大的幻灭。如果放弃理想在90年代初的新一轮经济大潮中变得普遍而使人不得不接受的话，那么王彩铃这一次所遭遇到的事情，已经突破了她心中践踏理想的底线（理想成了可以划底线的东西）——利用理想，那位小女孩磕头哭泣，但重点是她的那句“为了出名不得不用点特殊的手段”。虽然王彩铃也想出名，但她显然怀揣着古典时代的一朝成名天下知的“纯洁理想”，而不是理想与现实法则的勾结。

前面的故事主要发生在91到92年，可以从春节联欢晚会的画面上考证出是92年的晚会（那年的主持人就是赵忠祥、杨澜、倪萍），虽然理想破灭在生活中具有普遍性，我也认为顾长卫就是在追求一种普遍性，但是这个时代的特殊性，似乎也不能不引起观者的注意。四宝一开始连续地往北京跑，突然有一天，他朋友说，他去深圳了。北京与深圳，文化潮头与经济潮头，追寻与妥协，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在这里其实只构成了另外一个更隐蔽的问题的一翼。另一翼，就是那位芭蕾舞演员，在一段孤芳自赏的优美舞蹈后，他走进了牢笼，牢笼不仅指那个监狱，而更指的是他的假强奸行为，后者才是他的自我阉割。这两翼，构成了90年代初知识份子的普遍处境——失落了理想之后，他们或者去追求本来在理想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的物质，或者自我阉割，自动纳入体制。

这是顾长卫比娄烨聪明的地方，他不涉及它，但他通过一个关于理想的看似具有普遍性的叙事，巧妙地揭露了它。在文章开头所引用的那句王彩铃的喟叹，照应了导演的政治隐喻。那个春天，似乎发生了什么，但再回首，已百年身。

但就王彩铃这个人物来说，在中国社会中其实是不具备现实性与普遍性的。但是这个人物的特征，她的虚荣骄傲与拼搏上进并存，她的渴望把持理想与内心对现实不满同在，这些特征，是具有现实性与普遍性的。导演捡起了那个时代中人们内心除了失落之外的那些彷徨与渴望，把它们揉捏在一起，变成了王彩铃。所以说，王彩铃是不现实的，但又是高度具有现实性的。在经历了那次巨大的欺骗之后，她走进了婚介所。然后电影时间加快了它的步伐，她还是没有结婚，但领养了一个孩子，孩子慢慢长大，她开始以卖羊肉为生。有一个镜头，优美而残酷，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一条路弯弯曲曲伸向远方，路上开着一辆后斗里装满了羊的货车，王彩铃就在车的后斗里，和羊在一起。她的表情复杂而难以辨认——完全没有了当初的鲜明与生动，重要的是，她和羊在一起——一种温顺待宰的动物，在车的后斗里，被载向无法辨认的远方。

电影的对于生命的感喟在这里超越了某种政治上的纠葛，露了出来，或者说，沿着前面的铺垫，渐显了出来。先不论顾长卫的这种企图成功与否，单就他的这一意识而言，已经是难得。在一种对生命的某种宿命式的叙事中，包含着某些时代气息与政治意蕴（政治当然也是生命的一部分），这种结构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似乎影片在这一段所用的力道并不足，甚至稍显刻意，比如王彩铃给她女儿念飞蛾的一生的故事，这一段把意图亮得太明显，反而失去了回味的余地。而在医院里遇到早年相识的物是人非的桥段，虽然在剧情上可以圆满收场，但是稍显呆板。最后带着女儿回到当初梦想之地——北京，一起在天安门唱起儿歌，倒是非常令人动情，席地而坐的妈妈显得和蔼而温润，但她心中是怎样想法，是悲哀叹息，还是安乐而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