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来了

很好很好的一部片子 1、八年抗战，谁赢了谁输了？ 八年，我们赢了，日本投降了 但谁获得真正的胜利呢？一种物质上精神上心态上的全面胜利呢？答案很明了 一句话，残忍的奴隶主走了，奴隶还是奴隶 2、中国农民对日本的态度 为什么他们可以天真浪漫到相信日本人会真的给他们两辆车的粮食 这可是说是善良忠厚，也可以说是愚昧无知 总觉得也许他们心底里面，并不晓得这是侵占他们土地侵占他们主权的掠夺者，而好像仅仅只是改朝换代一般，来个个新的主人而已，我们能吃好饭睡好觉就感恩戴德了 他们的眼神里只有恐惧，找不到仇恨 3、我是谁？ 电影里面多次提到我是谁 我是谁呢？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高少校对马大三的最后审判里说:“中华民族的美德在你身上已经荡然无存，你不配做一个中国人，甚至不配做一个人。” 怎样才配做一个中国人呢？四个字：逆来顺受 换句话说，就是丢掉“我”，丢掉自己，丢掉对于真正人性的追求 马大三最后找到了“我”，以“我”的要求来活着，实现活着的意义 那他在当时的环境自然离死亡不远了 4、黑白 黑白色彩和唐山话很加分 当然了，对于我这种语言听觉障碍者肯定要看有字幕的了 5、警惕 很多东西留在中国人的血液里，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骨子里还没变 在日本人那里，有些可怕的东西也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我们需要警惕 6、也许我们也常常会遇到这种鬼子 中国人几辈子都喜欢一个错误，为了自己想要的一个结果，明知道它存在的理由不充分不合理，就先找个借口说服自己，然后以为别人也能接受这个理由。马大三就是这样。他以为他养了日本人半年，人家肯定会给他粮食，会感谢他。可别人不是这么想的，别以为别人都会顺着你的思路走。——姜文 我以及身边的一些朋友，特别是从农村考进大学的一些朋友，这种思维很明显 我们常常会觉得委屈或者受到欺骗，会觉得我们对某个人非常真诚非常好为什么最后TA却那样对待我呢？ 大抵我们都存在着这样一种思路，却没有想到，对别人的好最后反而成为了别人颐指气使的理由，而且在这种心态上为恶而不自知，最后，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为别人买一顿早餐的时间和精力，更是一种自尊的丧失，一种人生姿态的遗弃。 7、我们需要对别人的胜利，更需要对自己的胜利

今天我们接着聊一聊姜文电影《鬼子来了》，之前已经介绍过这部电影，但是一部优秀的电影是值得反复观看的，看多了也就会发现一些难以发现的东西，然后可能就会明白经典为什么会是经典。

因荷而得藕

我们从一副对联开始聊起。马大三进门的时候我发现了一副对联，有点残破，但从字面上应该可以猜出来，是“因荷而得藕，有杏不需梅”。

这副对联有个典故：明代礼部侍郎程敏政自幼聪慧过人，名声在外，宰相李贤想招他做女婿，就请他吃饭，指着桌上的菜出了一个上联 “因荷而得藕(因何而得偶)？”程敏政对出下联“有杏不需梅(有幸不需媒)”。

这副对联印证了马大三和鱼儿的关系，他们是“自由恋爱”，没有媒人，鱼儿是个年轻寡妇，有一个几岁大的孩子小碌碌，马大三和鱼儿厮混应该是不合理法的，但是乡亲们几乎默认了，疯七爷骂鱼儿：“我不是你爹，不要脸的养汉婆娘”。五舅姥爷说：“你儿媳妇和大三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说不定这副对联就是五舅姥爷写的。

我估计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副对联，那么我挖这个坑是想说，剧组在这种细节上做得是如此的认真细致，把优雅藏在身后令人佩服，这就是电影能成为经典的原因之一。不管观众看不看得出来，有些细节导演是做给自己看的，这是一种态度。

说起对联，姜文作为演员成名的电影《芙蓉镇》，里面也有一副非常有名的对联。

“一对黑夫妻，两个狗男女”，横批：“鬼窝”。《芙蓉镇》是谢晋导演的大作，23岁的姜文和比他大12岁的刘晓庆扮演一对夫妻。两人想要结婚，因为成分不好，姜文饰演的秦书田请求领导批示，领导就让人写一副白对联，秦书田还亲手贴上了。这部电影有一句很有名的台词：“活下去，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想必这个细节，姜文会终生难忘。

大胆的畜生

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鬼子来了》里面的牲口。姜文经常会使用一些莫名其妙的“低俗”镜头，而且是穿插在非常重要的情节里面。如果能够迅速理解了，就会明白什么是“惊喜”，如果不理解，可能就倒了胃口。

马大三等人送花屋小三郎回了日本军营，日军队长有点懵了，马大三的驴子骑上了皇军的马。

这个镜头曾经被官方建议修改，理由就是低俗。

在一副可有可无的对联上都认真细致的导演，怎么可能随意拍个低俗的镜头呢？他当然是故意要这么干，不管是对人还是畜生，姜文都很乐意展现一些特别荒诞的情节。

这里映射的其实是日军小队长酒冢猪吉的心理活动。花屋小三郎是猪吉队长的同乡，花屋已经失踪半年，日军确认其死亡，名字已经刻在“靖国神社”里了，哪知道他又回来了，而且是在皇军的炮楼子下面被关押了半年，猪吉队长当时的心情就是“日了狗了”。皇军的马被农民的驴子上了，就是说皇军的尊严被农民侮辱了。

猪吉当时已经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刀砍死马大三也不奇怪，但他忍了，他有一个更大的计划，花屋丢掉的尊严不是他个人的，而是皇军的尊严，得由花屋自己找回来。所以他要奖励更多的粮食，来一场陆军海军大联欢，猪吉这么做，也有责备海军队长野野村洞察不明的意思。

因此在挂甲台村的联欢会上，猪吉才一次次的忍受 喝醉酒的六旺勾肩搭背拍脑袋，他以这样的方式来刺激被村民养活了大半年的花屋，直到花屋重新找回日军的兽性，持刀砍死了六旺，猪吉一下子就亢奋了，大喊着“一个都别放过”。然后还要刺激一下野野村，他因为经常给小孩子们糖吃，小碌碌才会跑到他背后躲着，猪吉嘲讽野野村和农民混在一起太久了，野野村因此拔刀杀死了小碌碌。

因为这样的一些细节描写，让日本人在电影里的形象很立体，思想和行为也能说得通，所以日本人才承认这部电影，是“日本人拍不出来的日本人”。有人或许会说，道理我都明白，为什么一定要用驴子上马的镜头呢？姜文亲自答：“知不道”！

全都是畜生

我们接着往下看，后面还有很多牲口出场。

马大三砍杀了几个日本兵之后被抓住公审，镜头突然切了个小驴子，凑到母驴的肚子下面，可能是想要吃奶，母驴子给了它一蹄子。

这个就是典型的“隐喻蒙太奇”，马大三是中国人，日本人才是侵略者，日军在获知天皇投降诏书的情况下屠杀了挂甲台村，才是真正的罪大恶极，马大三这一帮农民就如同那只要吃奶的小驴子，他们需要保护，而国军“这头母驴”不但没有保护，居然还要踢上一脚。

然后那只小驴子一直出现在马大山的背后，国军士兵拔掉塞口的布让马大三说话，他发出了一连串的驴叫声。一旁的四表姐夫说，啥叫仰天长啸，这就叫仰天长啸。

接下来，国军将领吴大维宣布对马大三的判决，刚喊了猪吉队长的名字，有个看热闹的闲人从高坡上掉来，灰头灰脸的跑了，接着一头猪进了场，这一连串的镜头都像是穿帮镜头一样很不严肃，其实作者想要表达的就是，这场审判是毫无逻辑可言的，名字叫猪吉的未必是“猪”，那些道貌岸然的国军将领才是真正的“猪”啊。

然后猪吉队长听说让他来枪毙马大三，他表示很吃惊，还加问了一句“真的”？猪吉在获准用刀执行的时候，又把刀交给了花屋小三郎，他因为之前被马大三砍了一斧头，手上有伤。就这样，杀人的屠刀戏剧性的到了花屋手里，让这个村民们一直不忍心、不敢杀的侵略者，一个厚颜无耻的强盗，砍死养活了他大半年的恩人。墙外的说书人感叹这个故事真好，回去要写一个“拿人的段子”。

啥叫经典，这就叫经典。

姜文电影或许有很深的内涵，但都是藏在身后的，你不去研究根本发现不了，又或许什么都没有，只是我们自己想多了。一方面是霸气外露的张扬，另一方面是把细腻的东西藏在背后，看起来有点矛盾，我的理解是那个时候姜文，还在努力想要展示自己的才华，没想到的是用力过猛，在国外获得一致好评的情况下，国内给禁了。

这部片子从头到尾，唯一一个永远正确的人是“疯七爷”，那个高喊“我一手一个掐死两”的老头，也曾经大骂马大三：“全村早晚死在你手里”，这句话也应验了，日本人屠村的时候，这个残废的老头放了唯一的一枪，还实现了“一手一个掐死两”的诺言。为什么七爷是个残废疯子？掌握真理的永远是极少数人，他们在人群里肯定是个另类。

从1993年《阳光灿烂的日子》到2000年的《鬼子来了》，姜文蛰伏了七年，他的电影求质不求量，每一部都很扎实。这次，他选择了山东作家尤凤祥的《生存》，后者反映了胶南农民抗日的故事，而姜文则把地点改在了他的老家唐山，所以马大三为首的乡亲们都说着迁西话。当然，这部电影的改编，原作者与编剧还是存在很大争议的，部分争议在广电总局的审查回复里有所体现，那就是这不符合我们惯常意义对于抗日那段历史的描绘，甚至非常具有颠覆性。所以，广电勒令姜文修改，但是后者这次没有听话，还带着影片去戛纳参赛了，拿了评审团大奖，换来的结果就是片子不能上映，5年不得拍片。这代价应该说巨大的。但是姜文没有牺牲。十八年之后，重新审视这部抗日神剧，你会发现它跟其他的抗日神剧完全不是在一个历史观上讨论问题。它考虑的更多的是人性，这也就让这部抗日神剧显得如此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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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那个“我”把日本俘虏和翻译官丢给马大三的时候，这个矛盾就开始在村民的内部激化，从而各色人等都呈现出了中国人的特征，村长在主持大局，但是有所保留。疯爸说要一手一个，掐吧死，刨坑埋喽，无人理会。其他村民只是考虑自己利益，言辞激烈，实际在躲闪，每个人都能找到很好的理由自我保护，然后把锅让马大三来背。这里面，马大三也把自己的事说成是全村的事，用他和鱼二偷情的私事换来了各种同情和帮助。他在一点点地了解从翻译官歪曲的翻译中，获取日本俘虏的想法，然后再慢慢地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曾求教过所谓的刀斧手，结果换来的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骗局。他也曾铤而走险用俘虏换回粮食，却万万没想到为全村带来了灾祸。所以，最终他选择了鱼死网破冲进俘虏营，结果竟然被国民党长官安排被日本人杀害。当他的头颅滚动，鲜血喷溅，他才赫然发现自己看不懂的并不是战争，还有被战争异化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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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影的争议点，在于姜文选择了相对罗生门的手法，给了日本人比较正常的视角。这也是本片为什么在日本屡获好评却在国内骂声一片的原因。但是，姜文后来谈了他拍鬼子来了的动机，谈到他在中戏读书时也有遇到日本留学生，他也会近距离地接触这些人，他感觉这些人都是可以交往的普通民众，但是普通民众怎么会在战争中突然都拿起了枪，做了许多惨绝人寰的屠杀呢？这中间一定有什么出了问题。他说很反感国内某些声音总是说一小撮日本极右翼军国主义分子，根本就不是一小撮，而是很大一部分，所以才会在战争中造成如此大的危害。这就是菊与刀的国民性背后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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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根正苗红大院子弟出来的姜文，在他37岁的时候，想做的这部影片其实还是希望能警示国人。我们首先要敢于正视自身的劣根，同时识破对方的虚伪，才能有所进步。姜文不是鲁迅，但是后者那些在日本真正待过的人才更理解这个民族的可怕性，从而对于我们的国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所以，鬼子来了虽然被禁，但它所牵涉的话题却是至今都令同胞义愤填膺的。姜文说，国内拍的很多抗日神剧都会被别有用心的日本人拿回日本播放，从而教育他们的子孙后代，在中国我们的士兵遭受了怎样的打击，配合了日本被扭曲窜改的教科书，让这些人从小就接受了虚假历史观教育。而我们的抗日神剧动不动就全民皆兵，所以日本极右翼势力又可以借题发挥说，你看当时我们杀的不是平民而是士兵，从而给自己找借口开脱罪责。屡屡看到这种愚蠢而遭人利用的现实，也逼迫了姜文尽快拍出一部令全世界审视日本侵略者暴行，同时激发国民警醒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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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来了，devils on the doorstep用了48万卷的胶片超了30%的投资，姜文强迫顾长卫选择了黑白摄影，表面上这是一部抗日题材的作品，而实际上它的现实意义的确发人深省。它用被禁的方式解禁了很多关于抗日神剧的质疑。因为那些质疑，直怼不符合客观规律的歪曲历史与洗脑宣传。只有戳破了这层纸，民众才会认识到这种危害性，不要总觉得厉害了，那不过是虚张声势。一旦面对各条战线的真实对抗时，才会发现姜文那可贵的前瞻性。作为导演，姜文在这部影片所倾注的心血不亚于阳光灿烂的日子。如果说后者拍出了他的成长他的梦，那么前者则拍出了他的反思他的担心。到底中国还有多少个马大三，要逼到最后一刻，才懂得拿起刀呢?而那时候，晚不？

PS:姜文的隐喻，的确很深刻，比如马和驴，公鸡，糖等，信息量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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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03年9月8日

出处：网易影视频道

网址：http://ent.163.com/edit/000908/000908_61720.html

1.我为什么要拍“鬼子戏”？　　 姜文说：这部电影不仅是再现日本军队当年的暴行，更是出于一种警世的责任。在这部影片里，日本军屠杀的是真正的中国老百姓、中国平民。而事实上，当年日本军也确实杀过很多中国老百姓。我的老家唐山就发生过这样的惨案。我想通过这部影片告诉日本观众：你们要真正面对这段历史，别想再否认。我也想以此告诫中国观众：面对恶人，我们不能无端地报以善良。面对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实，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能避免这种事再发生。 2.我为什么对中日文化比较感兴趣？　　 姜文说：1982年我在中戏上学时，班上来了一拨儿日本留学生，和我们同龄，关系也特好，走的时候依依惜别，甚至有和我们班同学谈恋爱的。当时我就很奇怪，他们和我小时看的抗日电影中的松井之类的日本鬼子说的都是一样的话，怎么态度和人的精神面貌却和松井他们那么不一样？他们和松井他们也就是差一代人，二者形象却怎么也重叠不到一起。从那时起，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听了很多亲历过抗日战争者的讲述，后来有机会去日本时也看了很多听了很多，看了许多如《菊花与刀》之类的人类学、社会学著作……到现在，我渐渐地能把这两类日本人的形象重叠到一起了，他们其实就是一回事，只不过在不同环境下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这就令我毛骨悚然：一个温文尔雅的日本人很容易变成一个我们印象中的日本兵。　　 3.我为什么重视日本这个对手？　　 姜文说：日本善于学习和研究中国，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优点的敌人。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些优点而是将其模糊掉，不承认它，就会面临失败的危险与灾难。 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场侵略战争就是明证。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该认真思考的问题，我觉得鲁迅思想的形成和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与他年轻时在日本呆过，产生过比较有很大关系。我觉得一场灾难的发生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灾难过后我们不能深入地研究和总结这场灾难的根源。正是这种想法促使我一直想拍一个中日间的故事。 4.我为什么给《鬼子来了》选择刘星的音乐？　　 姜文说：《鬼子来了》的故事原本“隐藏”在我为拍电影而看过的众多小说之中，并没有清晰地凸现出来。而最终诱发灵感的是两张风格迥异的 CD，一盘是日本军歌，另一盘是当代音乐隐士刘星的专辑《一意孤行》。前者激昂有力中带有霸道倾向，后者则尽得中国文化超脱与空灵的真谛。我从日本军歌中听出了民谣式的儿童歌曲的痕迹，其中有一种青春期的无法控制的疯狂和理想，这种疯狂如果被邪恶的力量所引导很容易做出意想不到的暴行。对于《一意孤行》的境界，我非常欣赏。但要想达到这种高境界，必须有“日本军歌”那样的实力做基础，否则只能是“商女不知亡国恨”了。　 5.我为什么特别看重“翻译官”在影片中的作用？　　 姜文说：我曾经选了好几个关于中日战争的题材，其中有《生存》。我看中的就是《生存》中的这一点——一个本来没有介入战争的村庄，突然来了一个日本兵和一个翻译，他们怎样互相面对？而由于这个翻译的作用，本来善良的老百姓不能正确地认识对面的敌人，以至于自大、膨胀，使用了错误的手段。这其中有残暴敌人的问题，更有翻译官因为私欲而误导的问题，于是事情开始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故事的这个核是我非常看好的。　　 6.我为什么对日本朋友抱有戒心？　　 姜文说：当年在中戏谈笑甚欢的日本留学生朋友，遇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一瞬间就会变成大屠杀的刽子手。这种两面性是很好地重叠在日本人身上的。就像我们这一代人很熟悉的李玉和与鸠山，在满铁医院的时候就是“老朋友”嘛！但是这种朋友关系挡不住鸠山当了宪兵队队长，以后把李玉和弄来坐老虎凳。虽然不耽误请李玉和喝杯酒、谈谈佛教，但是密电码得拿出来。这种事太多了，朋友归朋友、原则归原则，日本人的原则性和国家利益的概念非常强。　　 7.我为什么不总把“爱国主义”挂在嘴边？　　 姜文说：爱国主义不需要唤起，只要一个人还知道自己是谁，对自己的人格有一定的尊重，他就会爱自己的祖国。鲁迅对自己民族与文化中某些问题进行讽刺与挖苦，这也是充满了爱的。他为什么不挖苦日本去呀？因为他是想让中国这“脖没了，比日本强了，这是最大的爱国。反过来个别人为了自己的私欲违心地故作赞扬歌颂状，而不让人们看到问题的实质，那就像我们片子中的翻译官董汉臣一样了。我觉得比“卖国贼”更可怕的是“爱国贼”，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危害却比“卖国”还大。我虽然达不到鲁迅那么高的境界，但我很崇拜和欣赏他。他有时候表现得比较尖刻，但他看问题很准确。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人看不到问题、不愿意看到问题或者看到了也不愿意说。鲁迅这种高境界我理解就是“民族魂”。要是有那么几百个鲁迅，这个国家就会很了不起。　　 8.我为什么不经常站出来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否认战争罪行之类的言行加以驳斥？ 姜文说：因为拍了这部《鬼子来了》，近期有不少报纸请我就日本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发表看法。但是我认为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每次日本反华势力出招的时候我们就接招，而是需要从深层次上研究这个对手，光靠拉几个名人出来义愤填膺地过一把嘴瘾无济于事。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始终没有变过，只是我们没有深入地认识到这一层，所以才一会儿看着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一会儿看着又是军国主义的复活，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日本不断利用我们在群情激昂时说过的一些过嘴瘾的话来达到他们的某种目的，包括我们的一些电影都成了他们开脱罪责的例证。比如我们老拍游击队，他们就援引有关的国际战争法称游击队员被俘后不享受正规军的战俘待遇，为他们杀人找借口。再比如我们有一句著名的电影台词叫“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他们又非常险恶地把很多杀戮的罪行推卸到中国的伪军身上。问题不在于最近日本又发出了什么不和谐的声音，我们该怎样回击，而是在于我们应该冷静地认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邻居。我们总说要走向世界，首先就得迈过日本这道门坎。迈过日本，自然就走向世界了。　　 9.我为什么不在影片中让中国观众痛痛快快地“打”鬼子？　　 姜文说：拍这部电影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一些抗战题材的“老片”可能会给人，尤其是给日本观众造成的一些误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些片子都是很好的，确实起到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但这些电影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些老电影被日本人拿到日本去放，并以此教育日本的年轻人说：你们看，中国的老百姓哪一个不是间谍，他们哪个不是不穿军装的军人？既然他们“全民皆兵”，我们就可以对他们“全民歼灭”。于是，我们的这些老电影成了他们掩盖当年屠杀中国平民的把柄。但事实上，那时候我们并没有“全民皆兵”，那只是我们的一个理想。而我们现在拍电影，就再不能给日本人这种口实了。我觉得通过拍一部电影过嘴瘾是容易的，而且往往能很急功近利地讨点好，但是事情过去之后既不起作用又不能使观众真正进行思考。我拍《鬼子来了》就是试图让观众明白，如果想避免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段不愉快的历史，除了过嘴瘾还有什么办法。我不敢说《鬼子来了》给出了这个结论，事实上我一个导演和一部影片也做不到，最高的理想也就是有个方向吧！　　 10.我为什么不相信日本人的“友好”？　　 姜文说：在与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年轻人的交往过程中我发现，日本右翼分子、反华势力、否认战争罪行的大有人在，并不像我们常说的那样是一小撮，只不过在那里上蹿下跳的是一小撮。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等于没有正视日本这个强大的对手。另一个不好的倾向是：我们有些文艺作品经常替日本人向中国人谢罪。 而事实上不肯谢罪的日本人是一大撮，我们为什么总要用那一小撮谢罪的日本人来麻醉和满足自己呢？《鬼子来了》这部影片中有几位日本演员，他们以前看过我拍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很想和我合作，报酬都好商量。但是看了剧本以后，他们有抵触情绪，拍摄过程中我们也不断发生辩论。这批30岁左右的日本演员代表着日本的中坚力量，通过这部电影，我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他们一些比较极端的想法。我相信将来这部影片在日本上演时，观众也会像这批演员一样有所改变，至少对自己以往接受的看法有某种怀疑。